奚兆永：評高尚全教授《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中國改革》一文

深入研討劉國光講話

切實解決傾向性問題

——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第6次研討會

2005年12月30日，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舉行了第6次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為《深入研討劉國光講話、切實解決傾向性問題》。出席研討會的30余名海派經濟學者分別來自各高校、黨校、社會科學院、企業等單位。研討會由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所長、“中國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李炳炎教授主持。在會議上作重點發言的有：沈立人、奚兆永、何干強、李炳炎、劉東和、陳東林等專家教授。現將主要發言稿發布如下：

       評高尚全教授《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中國改革》一文      

奚兆永

（南京大學商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93）

最近在《新華文摘》2005年第24期上讀到高尚全教授寫的《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中國改革》一文，感到文章題目很好，但是文章內容卻與題目相距甚遠，給人的印象，直白點說，是“文不對題”，形象點說，是“掛羊頭賣狗肉”。高文的題目是“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中國改革”，而整個文章所欠缺的，恰恰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辯證的方法；相反，文章所充斥的，恰恰是與之相反的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和形而上學的方法。這不是“文不對題”或“掛羊頭賣狗肉”是什么？由于該文所涉及的是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問題，顯然有加以評論和剖析的必要。

一、不顧歷史事實，大搞唯心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不是人們的社會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我們評價中國改革的是非得失，評價一種思想的產生，不能脫離一定的歷史條件。但是，高教授卻不是這樣。比如他說，“中國改革從一開始就有爭論。1979年11月，小平同志剛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就受到‘左’的干擾，主管理論工作的一位領導同志甚至批發了五位同志給他的信。這封信批評一些經濟學家關于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把企業辦成獨立的經濟實體、企業的經營活動主要由市場調節的觀點，認為這些主張必然會削弱計劃經濟，削弱社會主義公有制，……。”這樣說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事實是，鄧小平說“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并不是不要計劃經濟，正是在同一個講話里，他曾明確地說，“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994年版，第236頁）問題還在于，當時鄧的這一講話并未公開發表，甚至1983年出版《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時鄧的這一講話也沒有收錄進去，直到1994年出版《鄧小平文選》第二版時才將這一講話收進第二卷公開發表，當年寫信的同志也好，批發這些信的主管理論工作的領導同志也好，當時并沒有讀到鄧小平講話，所針對的是經濟學界的一些過頭的觀點，又何錯之有？怎么可以把它說成是針對鄧小平的講話的“‘左’的干擾”呢？退一步說，即使人們知道了鄧的講話后提出自己的看法，也是出于對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關心，也無可厚非，怎么可以用大帽子加以壓制呢？這樣做豈不是搞“一言堂”嗎？

又如，高文說，“我經歷的最早的觀念之爭可以追溯到1956年”，“當時我寫了一篇文章，叫《企業要有一定的自主權》，發表在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報》第二版。……發表后，有人就貼大字報，說怎么行呢？那不是南斯拉夫嗎？那不是修正主義嗎？我差一點被打成右派了。”事實又如何呢？事實是，早在1956年2月到4月，毛澤東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做了初步總結，并于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一個《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正是在這個講話里，毛澤東說，“這里還要談一下工廠在統一領導下的獨立性問題。把什么東西統統集中在中央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力，一點機動的余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9頁）當時毛的這個講話曾向下做了傳達，高在一機部工作，當然不會不知道毛的這一講話，因此，他在半年后（10月）做的調查和發表的文章，充其量不過是對毛的思想進行論述和宣傳，根本說不上是提出了一個新的觀念。事實上，由于毛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這個問題在當時也根本不可能成為什么“觀念之爭”。至于說什么文章發表后有人貼大字報，被批為修正主義，差點被打成右派云云，如果不是子虛烏有，也是夸大其詞：大字報是1957年夏整風反右以后才出現的，在1956年12月，單位里根本就沒有貼大字報的事；修正主義一詞雖然老早就有，但是在我國政治生活中廣泛使用該詞是1960年4月中央兩報一刊發表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文章以后的事；至于被打成右派的風險，對高文來說實際上也是不存在的，因為高扛的是順風旗，宣傳的是毛澤東的觀點，而且文章一再強調“在國家統一計劃下”這個前提，毫無出格之處，這樣的觀點怎么會被打成右派呢？高文今天提出這個所謂的“觀念之爭”，鼓吹他的文章的風險，完全背離了歷史事實，顯然是別有用心的。

再如，高文說，“當前對改革的干擾不少。有人給中央領導寫信，……認為中國走了一條資本主義道路。還有人寫文章說，中國改革是美國情報機構派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來指導改革，搞和平演變。不能荒唐到這個程度。”這里且不說把給中央寫信和寫文章揭露國外敵對勢力搞和平演變說成是“對改革的干擾”這種扣大帽子的做法本身就是極其錯誤的，問題在于，國外敵對勢力從來就是把社會主義國家看成是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明確指出：“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斗爭熄滅的觀點。對敵視社會主義的分子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文化上、社會生活上進行的各種破壞活動，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和進行有效的斗爭。”（《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第840頁）這一論述至今仍然是正確的。我們看到，美國派一些經濟學家在全世界（特別是拉丁美洲和前蘇聯及東歐國家）大肆兜售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當然，他們也絕不會放過社會主義的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和張五常更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曾不止一次地前來我國，向我國領導人“獻計獻策”。特別是張五常，不僅在大陸出版他的推行“產權改革”的著作，還不辭勞苦到全國各地高校發表演說，攻擊馬克思主義，推銷其私有化的改革方案。請問：這不是搞和平演變又是什么？指出這些事實又何荒唐之有？

高教授閉眼不看歷史和事實，卻大談什么“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我國改革”，這究竟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

二、吹噓個人作用，大搞英雄史觀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而不是個別英雄豪杰創造的；不是英雄造時勢，而是時勢造英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知道，我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實行聯產計酬承包責任制就是農民群眾在實踐中的創造。城市改革中一切真正成功的經驗也都離不開群眾的積極參與。但是高文卻不是這樣看問題的。在高文里，最突出的一個字是“我”：“我的經歷”；“我寫的一篇文章”；“我主張把商品經濟的概念提出來”；“我當時提出來，在‘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之后，還要加上‘只有商品經濟才能富中國’”；“我曾經在多種場合講到，哪里有交換，哪里就出現了市場”；“1987年3月20日我在中央黨校做了題為《探索和創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注意經濟體制》的報告”；“1987年8月20日我對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提出三點意見”，“李鐵映同志把我的材料轉送中央領導”，“十三大正體現了這三個意見”；“1993年我參加《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的起草工作，我提出將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寫進決定”；如此等等。按照高文的這些說法，不僅人民群眾無足輕重，就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也沒有起多大的作用；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不是鄧小平，而是他高尚全；中國經濟學杰出成就獎，也不應該授予薛暮橋、馬洪、劉國光等人，而應該授予他高尚全！

高還說，“從1985年到1993年，我在國家體改委的副主任，此前是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此后是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對于歷史上的爭論與反復、改革與與發展，我一直在場，是一個有發言權的見證人。”在高教授看來，別人既不是“見證人”，更不是“有發言權的見證人”，只有他這個當過體改所所長、體改委副主任，現在還在當體改研究會會長的人是“一直在場”的、“有發言權的見證人”！殊不知，歷史的發展是群眾的事業，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真正參與者和見證人，他們才是有真正發言權的！事實上，沒有人民群眾的參與，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都無法進行和取得成功。道理很簡單，改革的成敗與群眾的切身利益是息息相關的，如果違背了他們的意志，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他們會積極參與這樣的改革嗎？

需要指出的是，高文所說的“我”如何如何，其實當中大部分都是經不起檢驗的。本文第一部分已經指出，高在1956年寫的《企業要有一定的自主權》一文不過是宣傳毛澤東在半年多以前在《論十大關系》中的觀點，其中并沒有什么創見。同樣，所謂“把商品經濟的概念提出來”云云，毛澤東早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就已經使用了這個概念；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使用這一概念則應該追溯到斯大林，他很早就主張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商品生產并且對此進行了理論上的論證。當然，斯大林說的是“商品生產”而不是“商品經濟”，但是二者的含義其實是一致的，馬克思曾說，“經濟，即生產過程本身”。（《資本論》第二卷，第133頁）至于說“只有商品經濟才能富中國”，這大概是高教授的發明，但這樣說是不正確的。舊中國也是商品經濟，但是舊中國長期貧窮落后，并沒有因為實行商品經濟而富起來；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是實行商品經濟的，它們也沒有因此而富起來。相反，過去蘇聯和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但是卻在很短時間里走上了繁榮富強的道路。顯然，“只有商品經濟才能富中國”的說法是經不起實踐檢驗的。事實上，高的這個“補充”毛澤東說法的話也并沒有為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所接受，不知他在文中提出這個問題究竟意欲何為？

還有，他在1987年8月20日對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所提出的“三點意見”，也說不上是什么創見，而且還包括著明顯的錯誤。像第一條說的“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是一種手段和手法，并不是社會制度的屬性”，這個話鄧小平早在半年以前即1987年2月6日就講過（鄧的原話是：“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03頁），根本不是高教授的創見。其第二條關于“用國家經濟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計劃”的意見，在表達上也有明顯的問題。合同總是雙方的，“國家經濟合同”的說法不僅說不通，也是無法操作的。后來的文件在提法上做了很大的變動，將其改為“應當通過國家與企業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按照等價交換原則簽訂定貨合同等多種辦法，漢族部縮小指令性計劃的范圍。其第三條意見和后來文件的表述也有很大區別。但是，高文卻說“十三大正體現了這三個意見”。如此吹噓個人的作用，實在令人感到肉麻！實際上，任何一個好的改革思路改革方案，都是幾上幾下，走群眾路線的結果，是群眾集體智慧的產物。毛澤東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高教授顯然沒有樹立起這樣的群眾史觀，他只看到自己的作用，看不到上面還有領導，更看不到下面還有廣大群眾，這種把自己看作是諸葛亮，把別人看作是阿斗的歷史觀，乃是典型的英雄史觀，是地地道道的反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唯心主義。

當然，我們也并不否認為高教授在體改所、體改委和體改研究會這些崗位上曾經或正在發揮的作用，但是，應該對這種作用進行分析：究竟是好的作用，還是壞的作用？以高教授自己所說的“我提出將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寫進《決定》”來看，顯然他是把這個看作是自己的功勞的，但是，實際上，他的觀點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抹煞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帶來了極其不良的社會后果。其嚴重后果之一，是工人階級中許多人已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國家和企業的主人翁，而把自己看作是雇傭勞動者。這個后果的嚴重性是不可估量的。其嚴重后果之二，是造成了理論上的混亂。高文說“后來還是有一位教授批判勞動力市場”，似乎只有個別人反對。其實，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界，很大一部分同志對所謂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勞動力市場（其實質是把公有制企業的勞動力也當作商品）和存在資本范疇的觀點都是不贊成的。直到今天，這兩個問題在理論界還在繼續進行爭論，而未能形成統一的認識。事實上，由高教授提出并寫進決定的這些內容已經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事業造成了巨大的危害。這難道不值得人們深思嗎？

                    三、沒有辯證思維，大搞形而上學

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的一個偉大發現，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又是和辯證法結合在一起的。馬克思說，“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比如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資本論》第一卷，第24頁）

辯證法是最徹底的關于發展的學說，是關于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學。它不僅適用于自然界，也適用社會的發展，當然也適用于我國的改革。我國的改革，按照《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的說法，“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既然改革是一個自我完善和發展的過程，當然也就少不了對過去實踐的反思和對已經確立的改革理論改革方案的修正與調整。這是完全符合“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原理的，也是完全符合辯證法的規律的。事實上，人的認識總是隨著實踐而不斷深化的，而決不會停留在某一點上。黨的一些文件也是這樣。像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還說“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即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而不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但是到十四屆三中全會起草的決議里，提法就變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了。應該說，后面的文件改變以前文件的某些提法和做法，是正常的，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原理和辯證法的精神的。但是，高文卻不這樣看問題。他把一切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反思和再認識的同志一概說成是反對改革和否定改革。這種違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思想方法，實際上是一種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是“凡是論”在改革新時期的表現。

目前，在我國改革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私有化的傾向。這一傾向在高教授身上表現得也是很突出的。最近在網上看到，高教授在浙江舉行的“中國民營企業峰會”上說，“中國下一步改革的突破點在于民本經濟。”他進一步解釋說，“民本經濟就是民有、民營、民享的經濟。今后我國經濟的基本走向應該是，投資以民間資本為主，政府管理以改善環境為主，經濟形式以民營為主。”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民營化其實就是私有化”，現在高教授提出“以民營為主”也是一個意思，這是與憲法關于“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莊嚴規定和十六大提出的“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直接對立和背道而馳的。

我國改革中又一個突出問題，是兩極分化嚴重。這個問題與上面一個問題即私有化傾向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早在改革之初，鄧小平就提出了防止兩極分化的問題，后來又多次提出了這個問題。特別是1993年9月的一次談話，說得更加懇切：“分配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頁）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鄧小平晚年所表現出的這個嚴重關切卻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在鄧講了此話兩個月以后舉行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的決定，該決定非但沒有提出解決兩極分化的舉措，相反卻提出了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高教授口口聲聲說“中國的改革是按照鄧小平理論來實踐的”，斷然否定新自由主義對中國改革的影響，人們要問：為什么在分配問題上竟是如此直接違背鄧小平的講話而緊緊追隨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呢？還有，高教授聲稱自己是十四屆三中全會決議的起草人之一，是一個中國改革與發展的“一直在場”的“有發言清的見證人”，人們有理由要求他對這一問題作出說明。問題還在于，鄧小平1993年9月的講話已經過去12年多，發表這一講話的〈年譜〉雖然直到2004年7月才出版，但是距今也已有一年半的時間，為什么直到現在高教授還繼續抱住“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不放，反對有人提出將二者顛倒過來的主張？高批評別人“是把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和兩個不同的概念混淆起來了”，其實，如果說“混淆”，首先混淆的恰恰是當年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人，為什么高當時不提出這一意見呢？現在的情況是，兩極分化較之于鄧小平講話的1993年又不知嚴重了多少，過高的基尼系數已經向我們敲起了警鐘，而高教授竟然如此麻木不仁，還在那里坐而論道，他對鄧小平理論的真實態度究竟如何，由此可想而知。實際上，把效率和公平對立起來是一種資本家階級的觀點。資本家追求的是剝削更多的剩余價值，他們的效率就是剩余價值率或利潤率，剩余價值率或利潤率高了，就必然要損害工人階級的利益，就必然會導致不公平，所以二者是對立的。但是從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社會越公平，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就越高，而生產積極性越高，他們的生產效率即勞動生產率也就越高，所以二者是一致的。從理論上來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理應把公平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而從現實情況來說，優先解決公平問題更是一個刻不容緩的任務。

說到底，理論上的不同觀點，反映了人們的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立場：你究竟站在什么人一邊？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為什么人講話？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變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如果明確這一點，分歧就總好解決；否則，就不是討論所能解決問題的。事情是如此清楚，難道還有什么疑義嗎？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