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災難是民族和國家進步的加速器

災難是民族和國家進步的加速器

——寫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

張文木

【內容提要】民族崛起的過程往往也是經受磨礪的過程；大災難能蕩滌人性的虛榮，使人迅速找到真理；災難是民族和國家進步的加速器。從2008年的抗災實踐中，我們可總結如下經驗：第一，中華民族從近代以來百川匯海，最終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完全正確的。第二，中國國防建設在新軍事變革中不能失去傳統。第三，在經濟開發的同時不能忽視中國長江的國防價值。第四，國家在重視政治民主建設的同時，更要強調黨的領導和全國人民的組織紀律性。第五，中國外交要在更大的范圍內體現人民性。第六，《反分裂國家法》適用于中國任何地區。

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經歷了太多的災難，有天災也有人禍，但沒有哪次象2008年這樣高密度地向中國襲來。歷史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施予中華民族如此密集的考驗，其抗災實踐也必然要向我們理論工作者提出特別的研究任務。

一、民族崛起的過程往往也是經受磨礪的過程

歷史上最終萎縮并消亡的民族，大抵都是少經災難并在糖水中泡大的民族。孟子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1]誰都希望幸福，希望安逸，但安逸的民族到最后基本都衰亡了，而那些生于憂患、不屈不撓的民族，最終多崛起于大國之林。

這里說的“災難”，不是一般的“困難”，而是一些只有國家的力量才能抵抗的天災或人禍。如雪災、地震、洪水、瘟疫是天災，戰爭或分裂國家的事件則是人禍。2008年中國遇到的災難，只是中國人民抗災史中的一個插曲。面對不可抗的災難，一般的互助已不能奏效，人民唯有團結并依靠國家才能取得勝利；失去祖國，僅靠猶太人式的族群互助，或像在二戰期間被納粹德國驅逐并漂泊在海外的猶太人那樣企求國外慈善救援，則如杯水車薪，難以達到自救的目的。因此，多難之時，人民別無退路，唯有背靠自己的祖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最明顯的例子是古羅馬，古羅馬開始就是幾個土丘上的村落，先是北方高盧人欺負他們，羅馬人雖然反復上貢求饒，但還是不行，于是，羅馬人只有奮起反抗，最終打敗高盧人。接著南方迦太基人漢尼拔[2]看到羅馬即將崛起的“威脅”，要先發制人，發動“布匿戰爭”[3]攻入羅馬，橫掃意大利半島。這反使羅馬人心凝聚起來了，眾志成城，打敗了漢尼拔，兼并了迦太基。此后，羅馬人便一發不可收拾，征服了整個地中海。

羅馬人之所以能夠征服地中海國家，其中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國家太富裕以至因長期“無敵國外患”而失去了戰斗精神。他們的民眾幾乎就是在糖水中泡大的。地中海的人民有學問、會唱歌、會跳舞，有點像中國宋朝人，結果他們都做了羅馬人的奴隸。當時有人說羅馬沒文明，羅馬人反說，我把你征服了，我就有了文明。羅馬征服地中海后，希臘之美就為羅馬之美所替代：希臘神話中的美神阿佛洛狄忒搖身一變就成了羅馬神話中的美神維納斯。自羅馬之后，地中海至今也沒有重現昔日榮光。

美，是人類實踐本質的對象化，是人改造世界的力量在對象中的顯現。比如，高山峻嶺，對原始人來說，它是令人恐懼的，因為原始人尚未認識并征服這些自然對象。但對今人說，它則是美的，那是由于人類已征服了這些自然對象，旅游者在其中欣賞的并不僅僅是風景，而是通過這些風景（也是人類的另類“戰利品”）體會著人類改造世界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美，是人類改造世界的主體力量在客體中的顯現，換言之，災難是美學的溫床。這正應驗了老子“反者道之動”的道理。

美，是一種文明，但美歷來都是以強者為標準的，而強者都是在苦水中熬出來的族群。世界流行的審美標準多是強勢民族的標準。現在，第三世界的美女標準多以西方人為參照，有色人種將自己的臉抹得很白凈，其下意識就是想與白人靠齊。試想如果當年是非洲人征服了世界，那今天的美女標準也一定是以黑為美，我們市面上的化妝品一定是以黑為流行色。語言之美也是這樣。現在我們學英語也是因為英語母語國家的富有和強大。與化妝的人文意義一樣，語言是身份的暗示，在下意識中也是立場的顯示。英語里頭有法語，法語中有拉丁語，為什么？法國人征服過英國人，羅馬人征服過法國人。

猶太民族在歷史上是一個悲喜交加的民族。猶太人遠祖是古代閃族的支脈希伯萊人。公元前13世紀末開始從埃及遷居到巴勒斯坦，曾先后建立希伯萊王國及以色列王國。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這兩個王國先后被亞述人征服和被巴比倫人滅亡。 公元前63年，羅馬人入侵，此后猶太人反復遭受了羅馬人施予的屠城之難，大部分猶太人被趕出巴勒斯坦，流亡歐美各國。猶太人從此過上了沒有了祖國的生活。但是，這份痛苦賦予猶太人以智慧，但這時的智慧只是些小聰明：他們錢賺得快，學問做得好。馬克思是猶太人，愛因斯坦是猶太人，弗洛伊德是猶太人……所有這些成就給人的印象是，即便沒有祖國，照樣會過得很好。那時的猶太民族在今天的自由主義話語體系中幾乎就是沒有缺點的一個民族。但歐洲人對猶太人是蔑視的，因為盡管猶太人有錢有文化，但他們沒有祖國。他們每個個人的能量被發揮到了極致，但在不可抗拒的天災或人禍面前，他們沒有祖國為后盾，就顯得毫無自衛能力，最后被希特勒一車一車地運送到奧斯維辛的焚尸爐里去了。你說猶太人沒有“先進文化”，馬克思就創造了先進文化；你說猶太人沒有先進生產力，愛因斯坦就創造了先進生產力；你說猶太人不知“以人為本”，弗洛伊德的學說幾乎成了所有人本學說的基礎。他們都是猶太人。但猶太民族在20世紀40年代并沒有因其個體的優點免遭德國納粹的屠殺，這與1937年因失去祖國依靠，中國南京個體人或群體人的才干并沒有使其免遭日本人施予的屠城之災的道理一樣。

來到奧斯維辛后，猶太人才知道什么是祖國，從那里跑出來的猶太人由此有了世界上最強的愛國心。猶太人建立以色列國家后，與阿拉伯人打了六場戰爭，整個阿拉伯世界至今也打不垮以色列。為什么？這是因為以色列人知道納粹焚尸爐的滋味。以色列這么小，卻如此有戰斗力，靠的就是愛國心。大家知道，美國外交政策是親以色列的，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為了一項親以政策在美國國會通過，在美國的許多猶太人是在傾其家產為此而努力。[4]世界上恐怕只有猶太人對祖國的認識最深刻，他們從其千年流浪經歷體會中、從德國納粹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迫害中覺悟到國家與財富的關系，他們知道國家是其最后的、因而也是永遠不能失去的靠山。現在的猶太人已把錢財放到第二位，把國家放到第一位。他們知道，如沒有國家，在不可抗拒的災難面前，財富的作用微乎其微。

二、大災難能蕩滌人性的虛榮，使人迅速找到真理

我們常說的“好事多磨”、“吃虧是福”、“至絕地而后生”等等，都是生活的經驗之談，推而廣之，也是國家成長的經驗之談。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大災難能使民族在生死之地迅速找到并接受民族生存和發展的真理。民族在其發展戰略起步階段，一般都是詩情畫意的，但當大難來臨時，人們意識中的所有七彩泡沫就會在生死面前被滌蕩一空，從而使人能迅速接受真理。

真理往往是冷酷的。

你看英國人，他們在近代崛起時，與古羅馬人一樣也是經常遭到大國的欺負。先是西班牙人欺負它，接著荷蘭人欺負它，英國人把這兩個海上強國打敗后，拿破侖還要渡海打英國，英國聯合歐洲各國打敗拿破侖后又跟俄國人打。這一波一波的戰爭，主要是英國人抵抗歐洲壓迫而不是什么稱霸世界的戰爭。歷史上的許多霸權都是在其他霸權的過于壓迫下催生的。正是有了這種反抗壓迫的經驗，英國人后來在治理世界的過程中表現得很冷酷，形成了一整套冷酷的地緣政治經驗：它沒有那么多詩情畫意的東西，也沒有那么多空話，敗了認輸，贏了獲利。這份經驗哪來的呢？它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反抗歐洲大陸壓迫的實踐中，從敵人那里學來的。英國崛起后，轉入與俄國的爭霸斗爭，俄國人走到哪里，它就逼進到哪里，就這樣才出現了“日不落帝國”。

美國人走到今天，則是以英國為主的歐洲人壓迫的結果。歐洲人并不喜歡美國獨立，為什么？美國獨立不同于印度獨立，美國要走自主創新的發展道路。對此，歐洲（首先是英國）不愿意，它們打著罵著要逼美國走拉美式或印度式的依附道路——這與2008年西方人在“3·14事件”和“巴黎圣火受阻事件”中對當代中國所持的病態心理完全一樣。

美國獨立之初，歐洲不停在文化上妖魔化，在軍事上打壓美國人。很多歐洲生物學家和種族學家說，動物到了北美那兒三代就變小了，人到那兒三代后也得變小。[5]1812-1814年，英國入侵美國，還打到華盛頓，燒了白宮；英國人在談判中還提出建立“印第安自治州”，要分裂美國——這與今天的美國人在中國西藏問題上的態度完全一樣。美國人奮起反抗，進行第二次獨立戰爭，將英國趕了出去。林肯進行南北戰爭的時候，全歐洲都在支持美國南方分裂主義勢力，希望美國分裂為兩塊[6]——這與今天歐美人在中國臺灣問題上的態度完全一樣。在美國南北戰爭中，俄國人支持美國北方，歐洲又出現了邪惡軸心論，說北方林肯的美國和沙皇俄國是邪惡軸心，兩個“邪惡”軸心要聯合起來。[7]但是，美國人頂住了幾乎是整個歐洲的壓力，北方打敗南方分裂主義勢力使美國獲得統一。

到了19世紀90年代，美國的海軍有了發展，歐洲又出現了“美國威脅論”。[8]但結果是，美國在歐洲的罵聲中越來越堅強，歐洲越打壓，美國越強大。歐洲人為美國設計了三災九難，可是美國人硬是強力崛起了。美國真正走向霸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事。與古羅馬、英國等霸權國家一樣，新崛起的美國一旦稱霸，它就開始欺負別人了，此后，它的歷史就不輝煌了，就開始頹勢：二戰剛結束，美國就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碰得灰頭土臉；21世紀初，美國人又開局不利，陷入了伊拉克戰爭的沼澤。

蘇聯興亡的例子說明，歷史上沒有壓垮的而只有吹垮的民族。俄國十月革命后，其蘇維埃政權在建立之初就經歷了《布列斯特和約》的屈辱，以及隨之而來的多國聯軍支持的白匪全國性的叛亂。俄羅斯人在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旗幟下眾志成城、英勇抵抗，擊退叛亂并在1924年建立了蘇聯。接著又面臨西方的經濟封鎖，但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反而提前完成了兩個五年計劃，實現了以裝備制造業為基礎的國家工業化改造，并于1936年建成社會主義。1941年希特勒大規模入侵蘇聯，蘇聯人民再次團結一致，奮起反抗，不僅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而且還在戰后建立了對蘇聯國家安全極為有利的社會主義陣營。在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中，蘇聯受到美國的侮辱，這反倒刺激蘇聯軍事工業在其后的高速發展以及蘇聯與美國在全球范圍內展開的強勢角逐。在打壓無效后，西方轉入對蘇聯的捧殺策略：1988年，戈爾巴喬夫擔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宣布蘇聯將放棄勃列日涅夫“教條”。1990年10月15日，西方人丟給虛榮心十足的戈爾巴喬夫一個諾貝爾和平獎。1991年12月25日，蘇聯就正式解體。戈爾巴喬夫獲獎與蘇聯國家解體時間相隔僅一年。現在總結，蘇聯失敗的原因就在于它在西方的吹捧中遠離了真理、遠離了列寧、遠離了槍桿子，衛星上了天，紅旗倒了地。列寧并不是神，他也不代表個人，他代表的是俄國人民在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工業化強國經驗和教訓中總結出的有利于俄羅斯健康發展的真理。蘇聯解體后，現在的俄羅斯人又開始重新認識列寧，因為在挫折的冷漠中，他們又找到了被他們曾丟棄的真理。

最后我們再來看看中國。

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并試圖由此推進國家現代化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我們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深化并為此經受磨礪的過程。起初，我們中國人將這個過程想象得詩情畫意，認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行了，但在鴉片戰爭中，中國“學生”挨了西洋“先生”的打；。1840年，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中國戰敗，1842年，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南京條約》，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開始遭到破壞。1856-1860年，英、法對中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再次戰敗，被迫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中國由此喪失了更多的領土和主權，外國侵略勢力擴大到沿海各省和長江中下游地區。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程度，進一步加深。此后，中國人轉學東洋日本。1894年，日本又挑起甲午戰爭，次年中國戰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中國因此失去臺灣。東洋和西洋“老師”這么打中國“學生”， 1899-1900年，中國人民只是稍稍還了一下手，發起“義和團運動”，東洋和西洋人就一起打著罵著來中國，逼著中國簽訂《辛丑和約》。帝國主義從《辛丑和約》中勒索到巨額賠款，加劇了中國的貧困和凋敝；條約的簽訂，加深了中國的全面危機，標志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完全確立。這事對中國人刺激大，但還沒找到出路。20世紀始，我們又將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向“德先生”、“賽先生”學得不徹底，還有人提出要“全盤西化”——這勁頭與我們今天一些要與國際“全面接軌”的人差不多。毛澤東曾回憶過他這段親身的經歷：

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像雨后春筍，努力學習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時期，學的也是這些東西。這些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所謂新學，包括那時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和中國封建主義的文化即所謂舊學是對立的。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了一種信心，認為這些很可以救中國，除了舊學派，新學派自己表示懷疑的很少。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那時的外國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它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在那時的中國人看來，俄國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學俄國。這就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學習外國的情形。[9]

但中國人學西方越是心誠，越是不打折扣，就越受欺負。1911年，中國發生辛亥革命，要走西方道路，西方反而要趁此分裂中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是戰勝國，西方反而在華盛頓會議上同意日本占領中國膠州灣；洋先生最后終于將中國學生打醒了。毛澤東說：

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蘊藏在地下為外國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之下，像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出來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10]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這是在俄國革命影響下的中國知識分子中最有希望的致力于民族救亡的政黨，他們一開始也想走一條代價小（即借國民黨力量）的發展壯大之路，1927年，蔣介石翻臉不認人，來了個“4·12”大屠殺，這反而逼著共產黨放棄了幻想，轉從本土尋找改造國家的力量，走了一條與中國最基本的力量即工農大眾相結合的“井岡山”道路。1931年9月18日晚，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發動“9·18”事變，嫁禍于中國軍隊，并以此為借口，突然向駐守在沈陽北大營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在這次日本入侵中國的事件中，中國開始相信“洋大人”們派來的“李頓調查團”會有公正的結論，為此中國人還不惜生命為他們搜集大量的證據，結果洋大人所得出的結論根本不關中國人的痛癢。這激起了中國人的義憤。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與海外“洋先生”們徹底決裂了，中華民族怒吼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族團結達到空前一致。雖然過去那些帶著“全盤西化”花崗巖腦子的人在中國還有，但已極孤立。他們在“9·18”事變后搞了一個“低調俱樂部”[11]，在日占區時而顧影自憐，時而顧盼自雄，最終隨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而終成民族的敗類。八年抗戰后，中華民族拋棄了代表買辦階級利益的國民黨，認識并選擇真正為中國人民利益奮斗的共產黨，全民族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打過長江，實現了中國基本統一，走上了一條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強國道路。從此，中國人民站了起來。

與美國人、蘇聯人建國后受歐洲打壓的情況相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我們又受到美國，繼而蘇聯的打壓。20世紀50年代，西方對中國經濟封鎖；60年代初，中國又遇饑荒以及來自東南、西南和西北三方面的軍事威脅；70年代，蘇聯在中國北方大兵壓境，這些使中國人凝聚力再次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當時我們沒有多少高新技術，我們生活水平也沒有現在高，但是我們知道什么叫“團結就是力量”，什么叫“眾志成城”，全民族的團結使我們再次勝利了。1964年10月16日，中國人民節食縮衣，硬是獨立自主地造出了原子彈，以至美國駐蘇聯大使湯普森立即（10月28日）致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邦迪，驚呼：“中共核爆炸，蘇聯新領導人，戴高樂、威爾遜，等等，從這一切可以看到，不管我們做什么，中國的國際地位在迅速地變化。在何種程度上我們能影響這些變化來降低對我們安全的損害？在何種程度上我們能保住面子——并在這些變化中免于丟掉一切？”[12]

但是，中國人民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并不是在書齋中作出的，也不是一次性作出的，而是在其他浪漫主義選擇失敗后作出的。起初，蔣介石走買辦道路，依附于西方，想通過依附性參與“國際資本大循環”使中國在“比較優勢”中發展起來。但實際結果是，外資大量被引進中國后，大量農民破產，兩極分化嚴重，使本來只是革命的星星之火演變成燎原之勢。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世界處于詩情畫意的語境之中，整個世界要和平，誰的“和平”調子喊得高誰就得人心。[13]把這種和平主義調子推向高潮的是1928年8月27日幾乎所有國家都參加簽字的《關于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條約》（即“白里安-凱洛格非戰條約”）條約第一條稱：“締約各方以它們各國人民名義鄭重聲明它們斥責用戰爭來解決國際糾紛，并且在它們的相互關系上，廢棄戰爭作為實行國家政策的工具。”[14]法國外交史學家讓-巴蒂斯特•迪羅塞爾說：“這個公約的簽訂標志著和平主義浪潮和當時外交界稱之為‘公約狂’的思潮的頂峰期的到來。當時有很多人認為，簽訂的公約越多——即使是一些止痛藥式的公約也好，簽字國就越忠于它們的誓言。”[15]《大國的興衰》一書的作者保羅·肯尼迪補充道：“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事實證明國際聯盟的實際貢獻不是遏制侵略者，而是使民主國家陷入混亂狀態。在西方，厭戰輿論極為盛行，但是這一輿論的發源地卻允許許多這樣的論調存在：即國防力量的存在已無必要，因為國際聯盟將會以某種方式防止未來的戰爭。”[16]作為這種和平主義思潮的制度表現，最典型的就是德國戰后建立的魏瑪共和國，它的憲法“民主”得幾乎沒了邊沿，但很短命。在中國，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對共產黨員大開殺戒前，誰也不聽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革命不是繪畫繡花”的告誡，認為那不符合現代政治的“普世原則”，不與“國際接軌”，等到千百萬黨員的人頭落地后，許多共產黨人如夢初醒，其“民主”——確切地說就是西方社會民主黨和伯恩斯坦宣揚的“民主”——幻覺才徹底被打破，毛澤東提出的“槍桿子里邊出政權”的思想才在黨內形成共識。

即使如此，在怎么使用槍桿子、走一條什么樣的軍事路線的問題上，黨內意見也遠未一致。開始我們用集德國、蘇聯和日本軍事理論為一體的“最高學府”黃埔軍校的洋理論，覺得那“正規化”，反映“現代軍事意識”，但那洋玩意在20世紀30年代對共產黨不適用——這與現在那些高技術軍事裝備以及建立其上的“大縱深”軍事理論在四川山區救災中不適用一樣，紅軍長征上路不久，30萬紅軍在洋顧問李德指揮下被打得只剩3萬。這樣的代價（90%的死亡率）才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沒有黃埔“正規文憑”，沒有“伏龍芝軍事理論”培訓，但對中國國情有深入了解的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更適合中國革命的實際。自從中國共產黨選擇了毛澤東思想，我黨才真正告別了洋教條，找到了革命的真理，才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強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后來毛澤東回憶說：“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17]與列寧一樣，毛澤東也不是神，他也不代表個人，他代表的是中國人民在其漫長的救亡實踐中總結出的適合中國發展的真理。

三、災難是民族和國家進步的加速器

災難在許多民族的發展史中，都轉變成民族和國家進步的加速器。之所以如此，這是因為國家進步的速度是由其前進的阻力大小所決定的。民族覺悟，從而民族發展道路正確的選擇，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在學堂里教出來的，而是在實踐，尤其是在戰勝嚴重災難的實踐中產生的。東方的歷史是這樣，西方的歷史也是這樣。

西方地緣政治學先驅麥金德在其《歷史的地理樞紐》的講演中告訴那些持“歐洲中心論”觀點的同行說：“正是在外來野蠻人的壓力下，歐洲才實現它的文明。因此，我請求你們暫時地把歐洲和歐洲的歷史看作隸屬于亞洲和亞洲的歷史。因為在非常真實的意義上說，歐洲文明是反對亞洲人入侵的長期斗爭的成果”。[18]正如自從1840年以來中國的近現代文明是在抵御歐洲人和日本人侵略和壓迫的長期斗爭中形成的道理一樣，中世紀東方人對西方世界的沖擊也是西方中世紀文明產生的原因。

直至19世紀中葉，西方人對中國人一直是敬畏有加，以至認為中國是有“國運”的國家。黑格爾對中國的“國運”十分樂觀，他說：“假如我們從上述各國的國運來比較它們，那末，只有黃河、長江流過的那個中華帝國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國家。”[19]英國人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打敗中國后不久，恩格斯于1857年更是警告英國政府說：“在一切實際事務中——而戰爭是極其實際的——中國人遠勝過一切東方人，因此毫無疑問，英國人定會發現中國人在軍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20]

黑格爾和恩格斯都沒有說錯，中國人不辱使命。20世紀前半葉，中國經歷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西方打壓和入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中國幾乎被西方列強肢解。但戰后中國人民團結一起，成功北伐，中國于20年代末接近統一。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1940年，日本還將中國分裂為數個政治實體。可中國人民硬是不屈服，于1945年打敗日本，1949年，中國基本統一。1953年，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打敗美國。1964年，中國人又成功試爆原子彈，成為世界上少數有核國家之一。大災難加速了中國的進步：從《辛丑和約》到中國擁有原子彈，其間只有64年。

20世紀后半葉，因稱霸世界而忘乎所以的美國人逐漸失去了辯證法，并由此失去了黑格爾式的智慧，對遠東事務的判斷也越來越走神。1949年8月，在中國解放前夕，美國國務院以艾奇遜的名義發表了一篇白皮書，稱：“中國人口在18、19兩個世紀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不堪重負。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21]1949年3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關于美國對華貿易的政策報告草案》中斷言：“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如此之低，附屬于蘇聯的中共政權不可能在一代或幾代內創造出能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的工業基礎”。[22]對此，1949年3月3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了NSC41號文件，決定對中國實行出口管制，企圖迫使中國向美國屈服。

對此，毛澤東立即作出回應說：“多少一點困難怕什么。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23]結果半個世紀又過去了，與1949年時比，中國人口在原來基礎上增長了一倍多，可人民生活反而越過越好。目前中國經濟總量躍至世界第四、進出口總額位居世界第三。20世紀60年代，中國擁有了原子彈，70年代有了“兩彈一星”。這樣快的發展速度是英美這樣一些工業文明的“樣板”國家無法比擬的。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蘇聯解體以來，中國又面臨新一輪的資本全球化浪潮。這時，有些同志似乎又忘記了歷史，又開始不自覺地重復近代中國開放的認識邏輯，再次出現全盤西化的傾向，出現了唯經濟論。但在1989年西方對中國的經濟封鎖、1993年的銀河號事件、1999年我駐南聯盟使館被炸事件、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特別是在2008年發生的一系列“人禍”之后，我們才發現，不管中國如何開放、融入全球化的意向多么真誠，中國崛起本身在西方人眼中就不可能不是一個政治過程。明明是“藏獨分子”在打砸搶，西方在“3·14事件”中還是幫著“藏獨分子”制造反華輿論，這讓中國人再次體會到近代以來“老師打學生”的感受。所有這些認識，在巴黎圣火受阻和汶川大地震中一下子轉化為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這種感情如此強烈、以至全球華人瞬間都聚集在五星紅旗下。

真正的老師是對手，真正的課堂是沙場。人的正確認識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斗爭尤其是從殘酷的斗爭實踐中產生的。

與姑娘長大了，漂亮了，就會有人說閑話的現象一樣；現在中國長大了，漂亮了，西方就有人迫不及待地開始罵街。19世紀末期，西方對華政策是胡蘿卜加大棒。現在西方既無胡蘿卜也無大棒，對中國只有無奈，無奈就只有罵街，但辱罵決不是戰斗，辱罵說明無能。與當年美國崛起造成了歐洲人心理失衡并對美國開罵的情形一樣，中國崛起也造成了目前歐美人的心理失衡。事實上，這種陣痛在國家崛起過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與英美比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所經歷的這種陣痛還不算是最重的。西方人今天利用中國的災難罵人，明天還可能會要打人，這其實是好事，說明中國長大了，而且是健康地長大了。但我們必須在戰術上重視這次挑戰。為此我們需要人民的團結。兵民是勝利之本。

毛澤東同志說：“天災是一件壞事，但是它里頭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沒有碰到那個壞事，你就學不到對付那個壞事的本領，所以艱難困苦能使我們的事業成功。”[24]2008年的災難使我們全黨更加認識到，要戰勝困難，必須依靠人民。依靠人民是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

以前我們常說落后要挨打，這沒有錯，但當經濟不那么落后的今天，我們又會發現，如果失去人民，不僅要挨打，而且必被打敗。蘇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蘇聯被肢解的時候，人民是漠然的。2008年一系列災禍是在我們無法預料的情況下出現的，溫家寶總理和胡錦濤總書記在余震不斷的情況下第一時間趕到震區，指揮官兵救災。這本身就是一種無形的語言，一種無言的感召。這使2008年的形勢向著一切反華勢力希望的反面轉化：它不僅沒有動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根基，反而更加密切了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中國政府以人為本的理念、和諧的理念在這次大地震中得到了以工農群眾為主體的人民的認同。人民認同是國家崛起、民族復興的前提。

“反者道之動。”[25]比較一下西方進步的歷史，看看中國近百年魔幻般的發展奇跡，有誰還會懷疑2008年的災難不是中國崛起的加速器呢？如果我們再看看在這次災難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與人民的血肉聯系，我們就會對中國在新世紀的崛起充滿信心。

四、總結經驗，迎接挑戰

反思能力是國家戰略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上逢大災因不善于總結經驗而亡國的教訓并不少。遠如中國大宋，近如蘇聯。馬漢說：“一根鏈條的強度實際是由其最薄弱環節的強度決定的。”[26]那么，在2008年已出現的災難中，我們國家管理的這根“鏈條”中有哪些“薄弱環節”呢？我們又有哪些經驗值得總結呢？我以為至少有如下幾點：

第一，中華民族從近代以來百川匯海，最終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完全正確的。社會主義的本質不僅在于富裕，更在于依靠人民。政府要強有力，就不能脫離人民。人民的概念是表述一個國家中的主體人群即毛澤東同志所說的“百分之八九十”的概念，在中國具體的語境中首先是工農兵，因為他們是中國公民的主體部分。無論我們市場經濟發展得如何好，其檢驗標準是我們的人民是否由此得到“反哺”。在19世紀后半葉，俄國工業化經濟發展速度不低，但其經濟成就不是反哺人民，而是刺激了兩極分化，結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國便發生了革命。20世紀30年代，中國經濟速度也不低，但經濟成就也不是反哺人民而是刺激兩極分化，結果造成絕大的工農革命。今天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在于它的人民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被理解為人民市場經濟。人民是市場的主體，是市場活動的起點和終點。市場利潤最終要反哺社會主體即人民，至少不能刺激兩極分化，所有政策都要以為人民服務為起點。2008年中國人民戰勝了一次次困難，并不是依靠什么“與國際接軌”，也不主要靠“國際援助”，而是依靠中國最普通的人民及海內外同胞的對黨、對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信任和支持；依靠“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社會主義原則。國家有了人民支持，才能自力更生；有了自力更生，就能共度時艱。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已經證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及其改革開放的歷史還將繼續證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27]

第二，中國國防建設在新軍事變革中不能失去傳統。胡錦濤同志說：“用戰斗力標準統一改革思想、衡量改革措施、檢驗改革成效。”[28]汶川地震后，我們看到部隊的軍事裝備已非常現代化了，可救災部隊進入災區（也是另類“戰區”）的速度卻遲遲跟不上。這使人懷念起我們已被撒銷了的騎兵、鐵道兵、基建工程兵等兵種[29]。20世紀30年代，我們紅軍在這一地區可以縱橫馳騁，就是靠雙腳和馬匹運輸，非常靈活；而蔣介石的部隊則為物所累、步步為營，非常笨拙。1931年，在第二次反“圍剿”中，紅軍從江西的富田追逐逃敵至福建的建寧，其間的距離大概為700華里，才用了15天時間。以至于毛澤東諷刺蔣介石“步步為營嗟何及”。[30]60、70年代，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鐵道兵、基建兵已在川貴一帶的“三線”建設中積累了相當豐富和有效的鑿洞、開道和建筑的經驗。但是，在在同樣的地理環境中，今天我們部隊裝備技術含量大幅提升了，可部隊投入戰斗的速度卻并不理想，最早到達汶川地震中心的不是現代化機械與信息部隊，而是徒步行軍的部隊。救災途中，部隊為裝備所拖延，裝備卻不能隨人而動，這大大限制了被軍家視為部隊生命的機動性。這說明我們的軍事變革又有些回到20世紀30年代初的尊“黃埔”、輕本土，重理論、輕實踐的傾向：過于看重與國際“接軌”的形式，輕視了與中國具體實踐條件的結合，這讓我們在這次救災中付出了代價。看到這次大部隊不能隨首長在第一時間同步推進，人們不禁要問：如果今天再出現20世紀50年代那種西藏平叛行動，我們目前的現代裝備所表現的戰斗力是否可以比那個時代更有效？將產生于并適合于歐洲平原的軍事技術及建立其上的大縱深集團軍推進的戰術[31]應用于中國，若在中國西北地區，這沒有問題，但這次部隊救災遇到的問題提醒我們，這種理論及建立其上的兵力投入方式并不適用于中國西部山地，這與當年李德及黃埔畢業的紅軍指揮員運用西方戰術，作戰非常勇猛卻敗得很慘的原因十分相似。中國西部多山，可以肯定，將來若在這一地帶再出現自衛反擊戰或反分裂軍事行動，我們還將更多地依賴中國傳統作戰方式。因此，今天我們在學習西方軍事思想的同時，也不能將中國傳統中的“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潑出。中國陸軍和海軍的軍事變革也要更多地在傳統上推陳出新，因地制宜，而不可照搬西方。比如，在未來中國西南山地，我們可以訓練山地特種作戰力量；在西北地區，可更多地借鑒西方大縱深戰術；但在東部海區，則要更多地要向西方海洋國家學習。

第三，在經濟開發的同時不能忽視中國長江的國防價值。毛澤東曾說：“中國統一，為河與外族進攻二事。”[32]如果說“外族進攻”凝聚起中華民族的人心的話，那么，“修河”則強化了中國內地的聯系。河流是先于陸地和天空的航線，因而也是最古老和受天災人禍影響最小的航線，正因此，它也就成了中國人民聯系及由此產生的中國統一的最基礎之紐帶。也就是說，在所有的天災人禍過后，一般留下的直接可用的總是水運航道。從2008年初的雪災、5月的地震救災經驗看，在中國南方山地，水運仍是人力和物資投送最便捷、最穩定的通道。

“交通狀況決定戰爭的成敗”，[33]在天災人禍來臨之際，水航不僅是物資調運，同時也是保證軍事調運最基礎、最穩定的通道。正是由于有了京杭大運河，才有了古代中國北方與南方的聯系及由此產生的一次次國家統一戰爭；正是由于曾國蕃控制了長江，才保證了近代中國的南北統一；正是有了長江，抗戰初期中國東南戰略物資才有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向大西南的大規模遷移；最后，正是由于毛澤東打過了長江，才有了當代中國的統一。

保證中國統一的最核心因而最具全局戰略意義的紐帶是中國長江。對此，西方海權理論創始人艾爾弗雷德• 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從帝國主義的視角把話說得很露骨：

對中國以及其他擁有海岸線的國家來說，海洋是發展商業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資交換國家通過對外接觸獲得更新，從而保持、促進它們的勃勃生機。長江對于上述情形頗具意義，因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將大海與其流域的心臟地帶連接起來。中國由于擁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國家能夠由海洋抵達中國。[34]

海上強國需要在中國海岸擁有地盤，并開辟它與世界的自由交通，它們可以直言不諱地聲明長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們進入中國內陸的必經之路和在當地發揮影響的中心。[35]

長江流域在政治和商業上都極為重要，為此需要多強調幾句。長江深入中國內地，而且很大的輪船從海上可直接沿長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也依靠和長江與外界便捷來往。地理上，長江介于中國南北之間，從而對商品的分配和戰爭的進行都頗具影響。所以，一旦在長江流域建立起了勢力，就在中國內地擁有了優勢，并且能自由、穩定地通過長江溝通海洋；而在長江地區的商業優勢又會加強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這些合在一起，誰擁有了長江流域這個中華帝國的中心地帶，誰就具有了可觀的政治權威。出于這些原因，外部海上國家應積極、有效地對長江流域施加影響，而中國由此得到的益處也會被更廣泛地、均衡地擴散到全國。在長江流域丟下一顆種子，它會結出一百倍的果實，在其他地區也有三十倍的收獲。[36]

馬漢的分析推進了我們對長江的看法，即中國長江不僅對于中國內部統一，而且對于抵御“外族進攻”都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

2005年，我國針對“臺獨”勢力頒布了《反分裂國家法》，事實上這一法律不僅適用臺海地區，而且應當適用全國任何地區。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重視長江經濟價值的同時卻忽略甚至削弱了長江的國防價值。目前，我們在長江修的許多水庫猶如一道道籬笆，而中國東西兩面只有長江可以天然貫通。在馬匹運輸有限且已經廢棄的情況下，自然水運如再不暢通，一旦路陸通道和天空航線再因天災人禍而中斷，那我們的國家安全就會因軍事力量不能東西（東至臺海，西至川藏）兩面及時調度而不得不面臨重大困難。

第四，國家在重視政治民主建設的同時，更要強調黨的領導和全國人民的組織紀律性。在2008年初的雪災和5月的汶川大地震中，政府的組織力來源于人民的紀律覺悟，來源于黨對軍隊的堅強領導，來源于中國人民解放軍鐵的紀律。毛澤東同志說，“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37]，這次抗災的勝利證明了經濟活動與國家武裝力量及人民組織紀律性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2008年的抗災勝利，說明經濟活動的底線實際上是由國家保障的，在危機時刻，國家是依靠軍隊而不是所謂“市場的力量”或“看不見的手”以及所謂“國際慈善機構”來解決經濟困難的。建國之初，我國的基礎性的經濟活動，也都是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相應軍種如鐵道兵、基本建設工程兵等完成的。軍隊是國家最有組織和紀律性的部分，組織紀律性不僅是中國的，同時也是世界所有國家的經濟安全的終極保障力量，用毛澤東同志的話說，就是“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38]國家政治如果為了“自由開放”以致失去組織紀律性，變成一片散沙，那中國因“富裕”和“自由”而亡的宋朝就是前車之鑒。

第五，中國外交要在更大的范圍內體現人民性。外交能力是國家戰略能力強大與否的重要表現。國家戰略能力包括戰略文化、戰略思維和戰略管理三個層面。戰略文化更多的是民眾層面的事，人民參與和關心政治、參與外交，會提升國家的戰略能力。清朝時全國上下“莫談國事”，蘇聯時期高度官僚化的外交模式，都將人民推到外交之外，這是不利于人民動員和國家發展的。主權是法權的表現。盡管民間并不能形成法權意義上的外交主體，但由于民間的國際交往行為自古存在且有巨大的外交價值，所以，進一步發掘“民間外交”[39] 的價值并將其看做是依托于國家主權并且是配合國家外交政策的準外交行為，是非常必要的。列寧曾將“法權意識”分為“一般民主派的法權意識”和“勞動階級的法權意識”，[40]而后者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法權”的另類表述。鑒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中國外交就應當比資本主義國家更能體現其中的人民性（即“勞動階級的法權意識”），而2008年中國的外交實踐為此提供了成功范例。

2008年，海內外愛國同胞自發地團結起來，利用網絡輿論和民間力量在外交領域打了一場漂亮的人民戰爭，挫敗了國際反華勢力利用拉薩“3·14事件”和“藏獨”分子撓亂圣火傳遞事件破壞中國和平發展的企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人民群眾自發的愛國運動和實踐在外交領域開辟了民間外交的“第二戰場”，同時也為我們外交理論研究提出了“民間外交”（實質是“人民外交”）的新課題。我們通常說的外交，是國家主權間的外交。而主權之下的各國人民之間其實也有極大的準外交空間，目前，我國配合政府外交的各種“學會”、“聯合會”等準官方組織，已不能涵蓋因中國利益向世界迅速拓展而產生的更為復雜的外交形勢及由此產生的并在黨的十七大提出的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41]的外交任務。隨著中國在世界上的國家利益日益擴展，其外交任務在相當的層面上已離不開目前開發極不夠而又潛力巨大的民間外交的配合。從新世紀以來，尤其從2008年的外交實踐中可以看出，民間力量對國家外交利益起到了有力且不可替代的維護作用，它使中國國家外交有了更強的抗險機制和更好的外交回旋余地。這個在人民群眾實踐中產生的有效經驗，需要進一步向理論和政策層面轉化。

第六，《反分裂國家法》適用于中國任何地區。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薩發生以分裂祖國為目的的打砸搶事件。4月9日和11日，美國和歐洲議會分別通過了所謂“決議”，干涉中國內政，將“拉薩3·14事件”引向所謂“宗教自由”、“人權”等誤區，以混淆視聽。4月12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表示，西藏事務完全是中國內政。我們和達賴集團的矛盾，不是民族問題，不是宗教問題，也不是人權問題，而是維護祖國統一和分裂祖國的問題。[42]這里，胡錦濤用“分裂祖國”而沒有沿用以往的“民族分裂”的概念，準確地指出了“拉薩3·14事件”的實質。這是將原本針對臺海統一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的原則在“西藏問題”上的推廣和應用。

事實上，在現代法制和政治文明的語境中，法權意義上的“民族”問題的基礎是“民族自治權”，但各民族在建立主權國家后，“民族自治權”就概念自覺升華并歸入“國家主權”范疇，“民族”概念就轉化成一個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概念。也就是說，具有法權即“民族自決權”的民族問題的合理性，只存在于該民族建立國家之前而不是之后。

事實上，從法權的角度分析，在國家主權確定的條件下，“民族分裂”并不能準確地表述“分裂國家”的含義。因為民族分合問題，在國家主權誕生后已不能再是一個主權再造，而只能是一個文化再造的問題。國家主權誕生后的“民族自治”已失去了“民族自決權”的內容，而轉化為一個用于突出特定國家區域行政，而非突出特定民族權力的概念。作為原本隸屬于不同民族自治權的自然人，在主權國家建立后便轉化為隸屬于國家主權的公民，這時的國家就從以往隸屬于血緣的宗法權的國家——比較典型的是歐洲家族聯姻型國家——轉化為隸屬于地域主權的“公民國家”。這時的“民族分裂”與“民族復興”的概念一樣，都不再是一個法權的概念，而是一個文化的概念。

在所有現代“公民國家”語系中，公民權是人權的最高形式：公民權的核心是對國家的權利與義務的統一：公民對國家要求公民權利的前提是對國家應盡效忠義務，而后者即盡忠義務是前者即公民權利的絕對前提。當個人的人權與公民權沖突時，公民權高于人權，因為這時的人權的主體即個體自然人的自決權為了獲得國家保護已在建國時自覺地讓渡給了公民權；民族權和宗教權是人權的重要內容，但是，當民族與宗教權利和公民權利發生沖突時，公民權應高于民族權和宗教權。國家只保護依法履行納稅、效忠國家義務的公民的權利；當民族權和宗教權與國家主權沖突時，國家主權高于民族權和宗教權。國家主權屬于現代法權范疇，如果我們對分裂國家的行為不是基于現代法權的邏輯即主權認同，而還是基于“民族分裂”這樣一個文化認同的概念來定性，那就會將少數人的叛國行為混淆為民族宗教行為，將少數人的政治行為與整個民族的宗教文化活動混為一談，將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混為一談，并最終在民族宗教問題上不慎犯了毛澤東同志所批評的“‘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彩”[43] 的錯誤。2008年，中國政府從“反分裂國家法”的視角定性并挫敗“3·14事件”的新的實踐，有助于深化我們關于祖國統一理論的研究。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新推進。

最后，這里需要澄清的是，我們不能將“公民國家”與“公民社會”在理論上混為一談。事實上，二者在學理上不是對等的范疇。比較而言，“公民國家”的法權基礎是國家主權，“公民社會”的法權基礎是“個人自決權”，如上所述，后者顯然附屬于前者。事實上，使用“公民國家”的概念要比使用“公民社會”，更有益于國家凝聚力的形成，它不僅消除了將“社會”與“國家” 對立起來的——實際上是將不可分割的“公民權利”與“公民義務”割裂開來的——潛意識，同時它還消除了絕對“人權”和絕對“民族自決權”的潛意識，從而使絕對自由主義和絕對民族主義的意識在理論上發生動搖。因為在現代公民國家制度中，公民權成了人權的絕對實現形式，國家主權成了民族自決權的絕對實現形式。宗教自決權是人權的內容之一，但由于信徒的公民身份也使其無限的宗教自決權轉化為必須絕對服從其公民權的有限宗教自決權；也就是說，民族和宗教自由權利必須以絕對效忠國家為前提，并由此換得國家對其宗教自決權的依法保護。如果從這個視角觀察，我們就能對胡錦濤關于“我們和達賴集團的矛盾，不是民族問題，不是宗教問題，也不是人權問題，而是維護祖國統一和分裂祖國的問題”的判斷及其理論意義有更深刻的認識。

五、2008：中國將不辱使命

2008年，高密度襲來的災難以及中國人民戰勝這些特大災難的經驗，對未來中國政治文明建設的進程而言，將起著不可估量的推進作用。抵御災難的實踐催生了三十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空前的思想大解放，它讓中國人民在突降生存底線時認識到集體的力量，認識到強力政府及其集中調度人力和物資的能力在中國經濟活動中的關鍵作用，認識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對于中國人民安危的關鍵意義，認識到國家的統一與人民的團結對于中國和平發展中的重大保障意義，認識到“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思想的永恒價值，認識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是永遠鮮活的歷史唯物主義真理。最后，2008年產生的這些認識將引導中國形成不僅與人類一般文明而且還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相適應即在政治上依靠和優先保護公民的主體部分即工人、農民、解放軍的利益，而不是損害他們的利益的政治管理體制，并在此基礎上推進中國的和平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文章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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