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法國作家雨果的作品《九三年》于今春在中國改編成話劇上演，正如《切·格瓦拉》與《圣人孔子》一樣，這幕話劇在學術界和文化界又一次引起了一場不小的爭論，圍繞著爭論的焦點——革命問題，烏有之鄉書吧于6月19日下午邀請參與話劇創作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及黃紀蘇、祝東力兩位學者共同在新地址（清華西門向北天橋右側）和感興趣的朋友們一起進行了溝通與交流。
如果按照今天一般的思路去演《九三年》，它所表達的效果應該是：革命是骯臟的，在革命之上有一個道貌岸然的人道主義，然后用人道主義去否定革命，革命的人都是沒有人性的，反革命則都成了高尚的人物，而且這樣去演很能夠煽情。孔慶東先生認為應該從整體上去把握和理解革命問題，我們不要簡單的贊揚或否定革命，要結合當下現實來思考，渲染出革命的艱難性和復雜性。按這樣的思路演出使話劇得到了學界的認可，當然他也認為一場戲不可能發揮很大的作用，但關鍵在于它的存在，為將來的發展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八十年代初，孔慶東先生對國家和社會充滿了信心，可是當我們的社會主義蛋糕做大時，他發現問題也隨之而來。今天的中國講不出自己的故事，文化領域到處充斥著低級媚俗的東西，這樣的民族能有前途嗎？
祝東力先生覺得這幕話劇如果在30年前上演更合適，可以讓當時的人們更好的思考革命的意義、終極目標和它可能犯的錯誤等等。時隔多年，在革命和革命者被妖魔化后再談則猶如刻舟求劍，而且難免讓人猜測上演這出話劇意欲何為。革命固然會有殺頭流血，這是非常容易為一些所謂人道主義者所詬病的地方，但是，人們不應忘記，劇情不應忽略，激起革命的殘酷是最不人道的，歷來是反動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逼得底層人民起而造反，不是人民非要無中生有地革命，不認清這個問題，只是批評革命的血污，是反革命者慣用的手法。
黃紀蘇先生談到文藝界在經歷了對傳統文化和現實生活的關注后，開始關注革命問題，包括思想界和學術界的注意力也在發生轉變，說明中國的現狀迫使人們不得不去重新思考許多問題。七十年代后期，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完全走到了革命的對立面，伴隨著他們對西方式民主的向往與追求，自由主義開始抬頭，九十年代初自由主義正式浮出水面，而俄法革命被“捉拿歸案”，毛澤東不但走下了神壇，更被拉上“鬼壇”，在自由主義者筆下成了西門慶式的人物。在對民間“黃段子”歸本朔源后，黃紀蘇先生發現這都是一些導演和演員在茶余飯后和打情罵俏時“創作”的產物。
現在的文藝、學術研究只講革命如何不好，卻不研究革命為什么會發生。六十年代的革命新貴們生活方式已經高高在上，并且變得保守和反革命。多年后的今天，厲以寧教授同樣迎合“時代脈搏”，宣揚購置第二套住房，認為我們的問題是搞什么平均主義，讓大多數人患了紅眼病，他強調我們要不斷的競爭和賽跑。
當報紙把劉文采講成大慈善家的時候，孔慶東先生不無痛惜的預見到：離把革命者說成是大壞蛋的日子不遠了。這個悲觀的預見不幸言重，但好像還遠遠沒有走到盡頭，現在我們不是在用《走向共和》和小學生語文課本的修改為歷史翻案嗎？
上演于2004年的一幕話劇——《九三年》——給了我們更多的思考空間，去重新思考剛剛過去的一個世紀，思考眼前正在發生的事情，思考“革命”這個在某些人看來有些敏感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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