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光11·23研討會重要發言

劉國光同志在11·23研討會上的重要發言

我講兩點吧。一點是今天討論“經濟學新論”的問題，其實也不是什么“新論”。這些問題是好些時候好、幾年積累起來的，大概從90年代后期一直到現在。不過，現在越來越嚴重，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邊緣化，西方經濟思想在我們的教學以及經濟生活、甚至政治生活當中的影響。所以，引起大家注意，大家討論討論，我覺得還是很有必要的。我感覺輿論確實是很重要，如果大家都對現在形成的問題講一點話，聲音大了，有助于這個問題的解決。我是這么想。

但是，光有輿論是不夠的，提出的意見，我們在會議上，在文章上提出的意見，需要有關部門落實。我提出來經濟學教學方針的問題、教材的問題、教學隊伍的問題，還有領導權的問題等一系列問題，希望有關部門落實。

對于我7.15同教育部社科中心的青年同志的談話，沒想到引起了這樣的波浪，大概8月份他們整理出簡報，上報上去，李長春同志很快就批下來了。8月17號，長春同志批給我們意識形態部門的幾位領導同志，云山同志、至立同志、奎元同志、周濟同志等等，說“很多觀點，值得高度重視。”我們中央同志還是很支持的，意識形態部門的各位領導我想也是重視的。但是我不知道有關部門的態度，上面高度重視，有關部門怎么樣“高度重視”？怎么樣研究落實？我就不大清楚。已經3、4個月過去了，怎樣“高度重視”？我聽說，教育部派了調查組到一些大學調查，有一個大學，北京市很重要很出名的大學，我不講名字，據說院長說，國光講的跟我們這里情況不符合，我們這里沒有這個情況。說劉國光同志講的話是給教育部“抹黑”。我是聽到一些，在座同志有兩位也聽到一些，我聽的話可能不大準確，大概是這個意思。

如果所有的大學經濟院系、經濟所、研究室的領導都這樣匯報的話，那么我的講話就算白講了。很可能這個問題就不不了了之，解決不了什么問題。當然不見得如此。我想也不是白說，因為我把問題提出來了。我在談話當中，講了“領導權”的問題。這就是一個“領導權”的問題。院長、主任如果是這樣匯報的話，那么就說明，我們馬克思主義不占據這個陣地，西方的經濟學者占據了這個陣地，就變了。但是我想事情恐怕不至于都像北京某大學經濟學院的院長那樣。我希望有關部門做一些切實的、真正的調查研究，認真應對。最關鍵的是調查、研究、落實。輿論上大家鼓鼓勁，把這個問題搞清楚、弄明白，讓更多的人知道，這是很有意義的。但是如果調查、研究、落實得不好，就解決不了問題。

還有，陳奎元同志提出來，反右防“左”，我很贊成他這個意見。（主持人問：國光老，您的意思是說“反右防‘左’”不是您首先提出的？）奎元也提過，我也贊成。我很贊成這個意見。到了這個時候了，當然現在有些人很緊張，他們寫文章說現在不能提“反右防‘左’”，現在主要矛盾還是供給與需求的矛盾。就用這樣不倫不類的理由來抵制。我想要針對現在思想界和意識形態領域主要的傾向是什么？我們怎么樣應對？中央應該怎樣研究？我想中央是在研究，中央很英明，研究對策，迅速地對付這些事情。我說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恐怕我們現在，我們講和平演變，我們講逐漸變顏色，恐怕要加快地進行下去。我擔心是這樣。所以，這個意見我希望也要落實。當然我們相信中央會解決。這是一點意見。

第二點意見，我最近看到于祖堯同志的講話，他說，現在我們積極參加關于經濟學教學問題的討論，但是也不要寄過高的期望值。我也抱有同感。因為現在我們感覺到阻力還是很大的，如同一些同志所講的，經濟學界的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已經形成一種社會勢力。當然他不一定是正面舉旗，現在哪個敢正面地講反對社會主義？正面講也有，但是，躲在角落里。真正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的人，已經形成一種社會勢力，他們在政界、經濟界、學界、理論界都有支持者，有同盟軍。他們有話語權的制高點。（有林同志插話：我昨天收到一個材料，市場經濟研究會開會，講什么呢？講我們的漸進改革遇到挑戰，漸進改革的思路就是先易后難，先打外圍再攻堅，目前改革在攻堅，目前出現了矛盾、看法，甚至還有不小的阻力。他們把人民的聲音、馬克思主義的聲音看成是“阻力”。）

我們現在這個問題的討論還是限于網絡和一些民間的社團組織的集會，主要是網絡上，一些媒體也開始進行很好的報道了。但是差不多4個月來，媒體上講的“主流經濟學者”，一些重要媒體，一直沉默不語。有人說，是“郎旋風”后的再次集體失語。多數人不了解情況，也不能怪他們。但是，有些人是了解情況的，在觀望。我聽到社會科學院辦公廳的人講，有人要看看劉國光有沒有后臺，有就緊跟，沒有就緊批。有些人并不觀望，心里很清楚，他們是想用沉默的辦法來封殺這篇文章的影響，想躲過這一關。因為他不敢正面交鋒。于是就用游擊戰的那種小動作，用筆名謾罵、諷刺，這些網上也不少。大家可能也看到。

我過去不大關心話語權一類問題，我自己搞我自己的研究，也不大關心媒體、思想界的一些動向。我過去主要是搞一些宏觀經濟的研究，這些東西比較中立，所以沒有遇到困難，我過去發表文章沒有什么困難。我總以為，現在與過去相比，我們自由討論的氣氛還是濃厚了一些。這次被意識形態的爭論卷進來了，就感覺到有“話語權”問題了，因為情況變化了，感覺有變化。我拿最近一些事情來說，我的文章在經濟研究所的刊物上發表，遇到了一些困難。我做這些東西，不是僅僅一個教學問題，更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在經濟學雜志上應該也登。但是，《經濟研究》雜志編輯部，以種種理由，說你已經在別的地方發表過了，我們這里不方便發表，還有一些其他的理由，不想發表。后來我還是堅持要發表，他們給我這個老領導面子，我以前曾在那里任職，最后，10月份發表了。但是，發表還有一個問題，一般重點文章封面要點，對于其他經濟學同行的重要文章，講的同樣是經濟學問題，同樣是西方經濟思想問題，封面上點了，發表就點。而我的這篇就沒有出現在封面上。顯然態度是不一樣的。所以，我感覺到在我以前工作的單位里面，也會遇到困難。這是我遇到的一件事情，他們以此表示與我劃清界限：我雖然發表你的文章，但是我不點。

還有一個國務院某機關學術報紙，這個報紙有一位記者，在9月初跟我說，劉老師，我想摘發您的文章，用系列文章訪談的形式摘發好不好？我說，當然好。他主動提出的，后來沒有下文。兩個多月過去了，快三個月了，沒有下文。我也沒有在意。最近，他電話告訴我，他說這個事情，劉老師，我是報了上級，上級到現在還沒有批準。國務院某機關的報紙，很重要的報紙，到現在幾個月都沒有批，這又是一件事情。看來，他們不感興趣，或者是感覺到一個燙手的山芋，發表也不好，不發表也不好。

另外還有一個廣州的報紙，經濟方面的，也是登經濟學的，我就不講名字了，這個報紙的記者，應我的要求，在9月份，根據我的文章，寫了一篇訪談。有這么一個插曲，那個時候，因為北京大學的經濟研究中心負責人在這個報紙上也發表了一篇關于經濟學教學問題的文章，跟我有不同意見，我要求發我的訪談文章，那個記者也答應了。但是據告后來這個研究中心的負責人打電話通知這個報紙記者，說是他來找劉老溝通過了，跟劉老的意見差不多，所以，不要發表劉老的文章了。他是找我談過一些問題，溝通過一些思想，我們在一些問題上有交叉，但是沒有什么關系，我不是對你個人，但是我沒有答應不發表我的文章，只讓你的文章發，沒有這個事。我只能說是他的秘書誤解了他的意思，我想他不至于水平低到這種程度，他可以發表文章，我不能發表文章。而且，我那篇文章也不是針對他一個人，是整個經濟學界的問題，又不是跟他個人的爭論。所以我說還是要把這個訪談發出來，這個記者還是按照我的意思整理了并送我改，但是后來定稿之后一直壓著不發，一直到最近，我問他的時候，他就回答，說對不起，我無能為力，現在我們內部有人事調整，無能為力，你的文章登不了。也不是我的文章，是他寫的訪談不登了，什么原因？他支支吾吾說不出來，我說是不是因為文章水平不夠，或者你的觀點跟他們有矛盾，因此，他們不登了。他不講。他說，劉老師你這個文章里，講了諾貝爾獎的問題，你好像很消極，他們是很積極的，他們不同意你的觀點。他只講這么一個理由。我沒有再多說，但是我心里明白，關于諾貝爾獎金的事情，我在這篇文章里面并沒有多說，我只是說中國的經濟學不要追捧這個東西。我只講這個，沒有什么錯誤的地方。為什么要追捧？我說，即使你們不同意也可以，刪掉就是了，因為這篇文章諾貝爾獎只是順帶提一筆，去掉后別的還可以發，本身也不錯。他就說，這個事情我沒有辦法。

我就不講這個事情了。他們因為諾貝爾獎的事情就槍斃了我的訪談，實際上他槍斃的不是我，槍斃的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有生命力的，槍斃不了。

我講這些羅嗦事情，無非是講現在阻力很大。我過去發表文章沒有阻力，現在，我接觸到意識形態就知道有阻力，包括我在自己工作的單位都有阻力，寫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不容易發。我感覺到問題不簡單。即使那個報紙很尊重我，“劉老”、“著名的經濟學家”，恭維得很，也一樣槍斃。說明我們這一場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經濟學教學、研究工作，在我們經濟決策工作的指導地位，是很艱巨的，是持久的斗爭，我們要堅韌不拔地進行下去！

（全會場長時間熱烈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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