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為原國家計劃委員會、現改名為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待了四十年的人， 原來在國民經濟綜合局搞國民經濟計劃，當過“算帳派”，后參與過起草遠景規劃(有的只是內部文件，迄今未公布過)、中長期計劃、五年計劃、年度計劃及重要專項規劃等文件；在綜合局計劃管理處時，在計委的一項重要任務：參與經濟體制改革、主管計劃體制改革方面，做過一些具體工作，替領導參一謀，以便文件報國務院批準公布實行；擔任過國家計委同國家體改委的聯絡員，經常參加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一些大小會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改革由農村轉向城市，各部委都把目光轉向計委，認為計劃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龍頭，我非常有幸參與了這項改革工作，是1984年計劃體制改革的主筆起草人。最后到計劃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院的前身）專門搞研究。幾十年來，結合國民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寫過不少有關宏觀經濟方面的文章。還參與寫過幾本書，如國家體改委的《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書的計劃體制改革一章，是請我寫的。離休以后，繼續從事宏觀經濟研究，發表過一系列文章和給中央的建議，受到國家發改委和中央老領導的肯定和表揚。因此，對計劃改名，以及計委改名的問題，自認為是過來人，結合劉國光經濟理論新作，對西方新自由主義對我國宏觀經濟決策的影響，談一點看法，供大家參考。
一、關于計劃改名——“計劃”改“規劃”的問題
我國搞計劃已經有五十多年的歷史了，過去計劃經濟時期編制計劃，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仍然編制計劃，計劃的名稱，歷史上曾經改過多次。
在建國以后，從1950年起就搞過比較簡易的計劃。恢復時期的計劃，因非常簡單，很不全面，只有少數幾個主要指標，稱之為“年度控制數字”。在政務院的領導下，中財委組織制訂了1950—1952年三年國民經濟的奮斗目標，制訂過1950、1951、1952年三個“年度控制數字”。這是我國最早的計劃名稱。
1953年起，我國開始用計劃指導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當時學蘇聯，計劃的名稱像他們的一樣，無論年度計劃，或五年計劃，均叫“國民經濟計劃”。如“一五”計劃的全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計劃名稱的這種叫法，一直沿用了三十年。
到1982年，計劃改名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當時黨內文件和憲法都這樣叫，是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梅行——原國家計委的大秀才起的名）。這是順應世界潮流，計劃在繼續注重生產建設方面的任務的同時，開始重視并增加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方面的內容。在世界范圍說，例如在二戰后四十年代開始搞計劃的資本主義國家法國，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強調計劃的社會方面，把他們的第四個國民經濟計劃（1962—1965年）改叫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學社會主義國家搞計劃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在六十年代也把他們的國民經濟計劃，改名為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蘇聯，這個計劃經濟國家的老大，在1979年也將原來的國民經濟計劃，改稱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
我國無論是叫國民經濟計劃時期，或叫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時期，按計劃所跨時間，國家的計劃體系，可分為長期計劃（一般在10年或10年以上），中期計劃（一般為五年），和年度計劃（以一年為期）。中長期計劃有時也叫中長期規劃。特別是長期計劃，習慣上叫遠景規劃或發展綱要。如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曾經編制過《科學技術發展十二年（1956—1967年）遠景規劃》，“兩彈一星”研制，就是這個規劃安排的。由此可見，計劃和規劃，無論從學術專業上，或日常習慣上，中文或外文（俄文和英文都一樣），基本上是通用的，并無嚴格的區別。
國家計委總結歷史經驗，指出：“長期計劃，具有戰略性質，主要是研究提出遠景設想。在長期計劃中，主要確定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戰略步驟、戰略重點、經濟發展速度和重大比例關系，科學技術發展方向，重大建設和技術改造項目，生產力布局，重大的經濟技術政策等。長期計劃有的是全面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有的是為解決經濟科技和社會發展中關鍵性問題的專項規劃?！保?984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國家計委編寫的《計劃工作手冊》，第425頁，陳先主編，內部發行20萬冊。）因此，那種認為計劃沒有、只有規劃才具有宏觀性、戰略性、前瞻性，是不了解計劃工作實際情況的秀才，想當然地編造出來的語言。眾所周知，國家計委編制的的計劃，都是宏觀計劃，計劃覆蓋全國各個行業和各個地區。國家的長期計劃或遠景規劃，規定戰略目標和發展方向，其戰略性質如上述引文。還應當指出，國家從來不越俎代庖替下面制定微觀計劃。計劃體制歷史規定，微觀計劃由基層計劃單位編制。如國營（有）工商業的基層計劃單位是企業，交通郵電業的基層計劃單位是管理局，由各個企業（管理局）編制自己的計劃。農業的基層計劃單位是縣，由縣編制全縣的農業計劃。按照計劃管理體制的規定，國家制訂的宏觀計劃，要逐步落實到基層，但并不包辦代替他們制定計劃。過去某些學者提出所謂“宏觀—計劃，微觀—市場”的改革方案，娓娓動聽，但這是不切實際的。宏觀、微觀兩層皮，計劃、市場互不聯系，那怎么行呢？如果付諸實行的話，很可能是微觀真的由市場調節，宏觀的計劃的計劃則落空。歸根到底，還是不要計劃，只要市場。至于計劃的前瞻性，更是計劃的題中應有之義，計劃本來就是安排未來的事情。一個好的計劃，不但要瞻前，還應當顧后，通盤考慮，這是綜合平衡的內容之一。因此，計劃和規劃，就字面上說沒有多大區別，而現在一些人大肆炒作，有的是不明事理，有的則是別有用心的。
二、關于計委改名——“國家計委”現改為“國家發改委”的問題
國家計委，是中共中央和政務院1952年11月決定成立的，是政務院（1954年以后為國務院）在計劃工作方面的職能機構。幾十年來經過多次機構改革，國家計委的具體職責在不同時期或多或少進行了一些變更，擬訂計劃的方法和實現計劃的手段，也適時起了一些變化，但主要任務始終是：根據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擬訂國民經濟的長期、中期和年度計劃，主管綜合平衡；負責組織全國的基本建設工作，確定投資總規模和重大建設項目；安排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監督檢查計劃的執行情況等。過去的國家計委是這樣，現在的國家發改委總的仍然是這樣。
國家計委存在五十多年了，但其命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由于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不力，計劃工作方法存在一些問題，受到毛主席的多次批評。他在1964年8月一次批示說：“計劃工作方法，必須在今明兩年內實行改變。如果不變，就只好取消現有的計委，另立機構?！逼鋵?，這并不是要撤銷計委，取消計劃，而是恨鐵不成鋼，要求計委改進工作，把國民經濟計劃搞得更好。結果在1965年成立了“小計委”，由周總理直接領導，其主要任務是研究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擬定“三五”計劃的方針任務等。后來在編制“三五”計劃的過程中，小計委實際上主持國家計委的工作。這是順便說的老話。
改革開放后，國家計委幾次面臨生死存亡的大問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西風東漸，這股風慢慢越刮越大。據說兩位致力于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領導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上層內部都說過，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是要解決“計委”的問題。在前臺一些“轉向”的知名學者包括重量級的老學者，在學術界對中國要實行市場經濟的呼聲越來越高。九十年代初期，他們提出，美國搞市場經濟，沒設計委，沒編計劃，經濟不是發展得很好嗎？蘇聯劇變后，馬上撤銷計委，取消計劃，實行市場經濟。中國也應當這樣做。有的更具體的放炮說：改革到了攻堅階段，現在的任務是要“攻克三里河（國家計委所在地）這個頑固堡壘。”面對這種形勢，計委還要不要，計劃取消不取消？國家計委負責研究計劃改革的政研室主任憂心如焚，采訪多人，也問我到底怎么辦？我說，正面爭論，他說不要，你說要，誰也說服不了誰。于是我以韓國為例，寫了一個小資料：《韓國企劃院簡介》。企劃院是日本話，英文是Economic planning Board，應譯為計劃院，西方國家稱韓國這個機構為“超級部”，是資本主義國家權力最大的計劃機關。企劃院擬定并執行了六個五年計劃，韓國就由一個農業地區變為新興的工業化國家。中共中央政研室《簡報》轉載了此資料，中央領導人對此很重視并作了批示。國家計委主任接著布置整了四個發達國家和四個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地區）怎么搞宏觀調控的資料，上報了中央。這些資料為黨的十四大提供了背景資料。于是十四大決策：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雖然寫了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都要用，“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這樣，國家計委總算逃過一劫，在宏觀調控中定了位。
隨著改革向前發展，撤銷計委，取消計劃的風浪并未停息。到了黨的十五大，提出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轉變政府職能，把綜合經濟部門改組為宏觀調控部門。1998年，國家計委曾改名為“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以示現在搞計劃的計委，與過去的計委有所不同。其實，計委自成立后之日，就是搞發展計劃的，沒有搞過倒退計劃。有時重要經濟指標退一步，是為了進兩步。如調整時期有些指標下調，那是為以后時期更好更快的發展。我過去不知道這次為什么這樣改名，認為在計委前面加“發展”二字是畫蛇添足?，F在看到材料，才知道這是學美國的。美國中央沒有計委，但城市有“發展計劃委員會”。我們的國家計委學此改名，這是那些致力于西化的人順理成章的事。他們不說，大家一直被蒙在鼓里，莫名其妙。
到2004年，國家計委又一次改名，向全國人大提交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并作計劃報告的，不再是“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而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及其主任了。名稱中取消了“計劃”兩字，一些人又大肆炒作了一番，歡慶改革又前進了一大步。其實，這些人只看形式，不看實際，機關名稱盡管沒有計劃二字了，事實上還在編計劃。當然，計劃方法也有所改革，計劃的形式也有變化，指標的數量也有所減少。但是，如果取消了“計劃”，你不是還要搞宏觀調控嗎？沒有計劃，你憑什么進行宏觀調控呢？
順便說一下，大體在這段時間，我所在的單位國家計委的研究機構的負責人，緊緊跟風，將成立時起的名稱“計劃經濟研究中心”，也改名為“經濟研究中心”，把計劃二字去掉了，表示也在大力改革，以避保守之嫌。
三、都是西方新自由主義在作祟
本來，社會主義國家搞計劃是天經地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多次指出過，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由市場經濟到計劃經濟，猴子才真正變成人，開始自覺地創造人類的歷史。他們并且表示，這樣的社會制度，才和人類本性相稱。（原話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23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5頁）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說過，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詳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54頁，第1第217頁，《列寧全集》第10卷第407頁）
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下的這個定義，西方經濟學也是承認的。如美國人主編的《現代經濟詞典》指出：“Planned Economy 計劃經濟 一種經濟制度，在這一制度下，有關生產力的布局、生產、投資以及分配的某些或全部決定均由中央政府作出?！保ㄉ虅沼^，第332頁）英國人主編的《現代經濟學詞典》指出：“Market Economy 市場經濟 一種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有關資源配置和生產的決策是以價格為基礎的，……這種經濟的決策是分散的決策，……而不是由中央經濟當局決定的。市場經濟通常也包含著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即資本主義經濟。”（上海譯文出版社，第375頁）
聯合國根據東西方的共識，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對成員國的分類，將原來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這樣的分類，改變名稱，前者改稱為市場經濟國家（Market Economies)，又分為：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Developed Market Economies），和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Developing Market Economies)；另一類社會主義國家，改稱為中央計劃經濟國家（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科學社會主義由馬克思主義發展到列寧主義，計劃經濟國家并不完全排斥市場的作用，只不過不讓它起主導作用。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蘇聯，到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在定期制訂計劃的同時，對市場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都作了適當的安排。如列寧經過三年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在1921年《論糧食稅》一文中，提出要利用市場，搞好工農業產品的流轉（交換），用工業品去換取農業品。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從根據地民主革命時期到建國后社會主義時期，避免了蘇聯走過的彎路，始終在利用市場。在“一五”計劃中，對國內外商業，作為專業計劃，同工業、農業計劃一樣，單列了一章，對如何穩定市場，保持物價平穩，考慮價值法則的作用等，都作了安排。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毛主席對計劃（計劃法則）和市場（價值法則）的關系，明確提出：“計劃第一，價格第二?！保ㄗx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記錄稿〈下〉第494頁）。改革開放后，陳云在《計劃與市場問題》一文中，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第一部分計劃經濟部分（有計劃按比例部分），這是基本的主要的；既掌握了政權，又有了第一部分經濟，就能夠建設社會主義。第二部分市場調節部分，就是在經濟生活的某些方面讓價值規律用“無政府”、“盲目”生產的辦法加以調節。陳云這種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思想，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里，通過黨和國家的文件，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起了指導作用。
經濟經濟國家，從它的誕生到現在，在世界歷史舞臺上起過巨大的作用。世界銀行曾經寫道：1917—1950年間，占世界人口1/3國家退出了市場經濟的舞臺，建立另一種經濟制度的試驗。這項巨大的試驗改變了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版圖，確定了20世紀的大部分進程。（《從計劃到市場》，1996年世界發展報告，第1頁）應當說，這樣的描述是比較客觀的，符合實際的。計劃經濟國家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由于內部領導層犯了修正主義路線錯誤，外部帝國主義國家的顛覆，導致蘇聯東歐國家發生劇變，受到莫大打擊，目前世界上只剩下中國等少數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了。
在顛覆計劃經濟國家的過程中，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哈耶克新自由主義，起了很壞的作用。哈耶克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并不是主流經濟學，是帝國主義利用來對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進行和平演變與顛覆的工具。這種新自由主義特別仇視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認為那是自由主義的最大障礙，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保ü酥鳎骸锻ㄏ蚺鄣牡缆贰罚┕诵伦杂芍髁x攻擊計劃經濟的弊病是：1、妨礙市場機制的作用，使資源不能有效配置；2、不尊重消費者主權；3、使基層經濟單位的領導人沒有積極性；4、經濟效益差；5、最嚴重的后果，是經濟上的集中，必然導致政治的極權，最終使個人被奴役。我國前三十年計劃經濟的實踐，徹底駁倒了這些攻擊完全是騙人的謊言。如從“一五”計劃起的前三十年的建設，使我國生產力發展和生產力布局發生了巨大變化，取得了中國歷史上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的成就，表明我國的資源得到了最有效的配置。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于實行了“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群眾三結合）調動了企業的領導干部和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得到他們的擁護，他們感到不是被奴役，而是當家做了主人。 在計劃經濟時期，人民生活總的是不斷提高的。至于經濟效益，前幾年公布的西方資本主義企業世界500強的利潤率為1.32%，我國國營企業從1957—1978年利潤（稅）率一直在24—34%之間，到底誰的效益好，誰的效益差，不是昭然若揭嗎？
哈耶克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歸納起來，主要有私有化、市場化、外向化、小政府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官方的政策一直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同時發展多種經濟。但是由于新自由主義的迷惑和侵襲，一些人上了他們宣傳的當，加上利欲熏心，以權謀私，影響經濟決策，致使公有經濟大大削弱，私有經濟已占據主導地位。例如，我國經濟的主要部門國有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已由1978年77.6%下降到2004年的17.6%了。他們主張市場化，即價格由市場決定，目前我國的價格90%以上由市場決定，政府定價不到5%。據商務部公平貿易局的研究成果顯示，我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達到73.8%。我國經濟總的已經外向化，變成了出口導向性，外貿進出口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將近70%，而且在出口額中，外資企業又占絕大比重。他們接過轉變政府職能的口號，竭力宣傳小政府化，企圖解除社會主義國家組織經濟的職能。即使這樣，西方幾個主要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仍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我們的溫家寶總理要求歐盟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吳儀副總理要求美國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他們就是拒不承認。這就是他們為什么老是把你當成異類，動不動就對你進行制裁的根本原因。世界銀行這個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組織，把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1978年開始改革的中國，迄今沒有進行脫離共產黨對政府領導的政治轉軌。”（世界銀行的1996年世界發展報告《從計劃到市場》，第3頁。）好家伙，這不是公開要我們取消黨的領導，取消四項基本原則，妄圖扭轉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嗎？如果按照他們的要求這樣走下去，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將要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附屬國。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幾十年流血流汗得來的革命和建設成果，將付諸東流，這是多么可怕啊！
在這樣一種總的態勢面前，上面講的我們國家的計劃改名，計委改名，是不可避免的。當前迫切的任務，是全力支持劉國光的文章，群起反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哈耶克新自由主義的進攻，讓“劉旋風”刮得越大越好，變成颶風，吹走一切污泥濁水、歪理邪說，在思想意識領域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戰勝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戰勝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重新成為我國的主流經濟學。這樣，有關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決策都好辦了?！邦I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边@是至理名言。盡管道路還會有曲折，但我相信前途是光明的。有著光榮革命傳統、六千多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十三億偉大的中國人民，是決不會允許歷史倒退的。
劉日新于2005年11月2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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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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