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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是打不倒的
——在“劉國光談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研討會上的發言
孫瑞林
《中流》雜志常務副主編
（有那么一些共產黨員，在他們的頭腦中已經完全沒有同帝國主義斗爭、同資產階級斗爭這個觀念了，馬克思主義所教導我們的階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在他們的頭腦中，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還有那么一些共產黨人，他們自己不信馬克思主義，也不允許別人信，反對帝國主義不行，反對霸權主義也不行，非要把美國當作我們的黨支部書記才行，說這話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龍永圖先生。美國帝國主義真的“立地成佛”了？真的像龍先生說的演化成我們的黨支部書記了？屁話！）
劉國光同志《談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發表以后，在社會上，特別是在經濟學界、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這篇談話切中時弊，是一篇捍衛馬克思主義主導地位的好文章。
劉國光同志談了九個方面的問題，核心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地位問題。他開宗明義，首先揭示了當前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被嚴重削弱的社會病態。他說：“一段時間以來，在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被削弱和被邊緣化，這種狀況已經很明顯了。在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現在好像成為了主流，很多學生自覺不自覺地把西方經濟學看成我國的主流經濟學。”他舉了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江西某高校，學生聽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覺得好笑。對此他感嘆：“在中國這樣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學生嘲笑馬克思主義的現象很不正常。”他說：“有人認為，西方經濟學是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指導思想，一些經濟學家也公然主張西方經濟學應該作為我國的主流經濟學，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經濟研究工作和經濟決策工作中都有滲透。”“對這個現象我感到憂慮。” 這樣一些聽起來既振聾發聵，也令人心情沉重的話語出自于一位曾經擔任過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在知識界很有影響力的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同志之口，其分量，其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我對劉國光同志這個“談話”中的許多正確觀點是贊同并支持的，理由有三：
首先，我認為劉國光同志指出的這些問題，是符合我國經濟學界、教育界現實狀況的，并且可以說，在某些地方其嚴重程度比劉國光同志指出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對于某些人引進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來取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導地位的錯誤傾向，絕大多數的共產黨員和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是有感覺的，是不贊同的。20多年來，許多同志在不同的崗位上，以不同的方式對這種錯誤傾向，一直沒有停止過揭露、批判和斗爭。正如劉國光同志所說，在這個問題上，“別人也講過”，“是大家共同感覺到的問題”。如今，主張打倒馬克思主義，改變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制度，改變無產階級專政的大有人在。這些人大體上可以分為這樣幾類：第一類是公開的帝國主義走狗，如“民運”分子、法輪功分子；第二類是新老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這類人有的在黨內，有的在黨外，有的在上層，有的在基層；第三類是那些掛著共產黨員招牌的叛徒和修正主義分子。第一、第二類比較好識別，例如劉再復、李慎之、方厲之、曹思源、余杰、高文謙、李志綏、馬立誠、王若水、魏京生、劉曉波、焦國標、鮑彤、李洪志等，這些人的面目已經被廣大群眾所識破，他們在國內已經沒有多少市場了。第三類人是特別值得我們警惕的。
一個時期以來，這些人被帝國主義拉出去，打進來，或打進來，拉出去，企圖改變我們黨和國家的顏色。他們相互勾結，沆瀣一氣，招降納叛，里應外合，似乎天下已是他們的天下。于是乎，“翻案風”、“抹黑風”、“私化風”刮個不停。他們放肆地為帝國主義翻案，為資本主義翻案，為歷史上一切反動派翻案，顛倒是非，誤導輿論，把水攪渾；他們全面抹黑我們黨的光輝歷史，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我國的指導地位；他們惡毒攻擊和丑化歪曲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否定公有制，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主張政治“多元化”、經濟“私有化”、國家“殖民化”，一句話，他們要全面復辟資本主義，把社會主義的光明中國重新拉回到黑暗的舊中國去。許許多多不可思議的怪現象，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滋生出來的。嚴峻的現實告訴我們，不捍衛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不行了，如果允許這種反動思潮繼續下去，必定要出大亂子，其后果不可想象。
現實還告訴我們，階級斗爭并沒有消失。我們正在同新自由主義推行“顏色革命”的斗爭，就是新形勢下的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活生生的社會現實警示我們，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而某些人卻揣著明白裝糊涂，反而對這種現實采取不承認主義，竭力散布什么“無階級論”和“超階級論”，這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欺騙，目的是解除中國人民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精神武裝。對此，我們不能不分析、不能不清醒，不能不警惕，不能不斗爭。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說過：“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 第479—480頁）中國共產黨和其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如果想存在下去，那么，在它存亡的問題上是不能容許有絲毫動搖的，不能容許同那些可能把它埋葬掉的人作任何妥協。大家都要像劉國光同志那樣，行動起來，揭露他們的復辟陰謀，制止他們的復辟行動。
其次，我認為劉國光同志所分析的造成當前西方經濟學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導地位下降的原因基本是正確的。劉國光同志認為，“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資產階級亡我之心不死，中國社會主義是美國繼蘇聯之后又一個要消滅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既定的。所以美國不斷地對我們進行西化、分化。”對于這條原因，是不是所有的共產黨員都認識到了呢？我認為，不是的。有那么一些共產黨員，在他們的頭腦中已經完全沒有同帝國主義斗爭、同資產階級斗爭這個觀念了，馬克思主義所教導我們的階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在他們的頭腦中，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還有那么一些共產黨人，他們自己不信馬克思主義，也不允許別人信，反對帝國主義不行，反對霸權主義也不行，非要把美國當作我們的黨支部書記才行，說這話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龍永圖先生。美國帝國主義真的“立地成佛”了？真的像龍先生說的演化成我們的黨支部書記了？屁話！遠的先不說，最近發生的幾件事，就很值得引我們注意。第一件事，9月21日，美國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在紐約發表的題為“中國往何處去”的演講，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諸多方面敦促中國加速向資本主義轉變。說什么“封閉的共產主義政治不能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永久的特征，它甚至無法支撐下去”，中國“需要一個政治制度轉變”。佐利克是當著我們外交官員和企業家的面講這番話的，明目張膽地向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進行挑釁，而我國某些媒體卻麻木到好賴不分、真偽不分、善惡不分、敵我不分的程度，還大講什么佐利克的講話是個“利好的信號”，似乎美國真的在為中國的“崛起”“保駕護航”呢！第二件事，10月19日，美國國防部長道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在中央黨校的演講中，公然煽動：“中國的繁榮，以及各國對中國的態度，很可能取決于中國國內的政治事件”，“中國的未來取決于貴國下一代領導人的決定。”請看，這不是赤裸裸地煽動“政變”與“顏色革命”么？！第三件事，上個月在北京舉行的20國財長會議（G20）上美國財長斯諾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對中國人民幣升值問題指手畫腳，進一步施壓，他們對我國已經升值2%不滿意，無理要求人民幣進一步升值，要求中國在金融領域進一步向他們開放，并假惺惺地宣稱“美國愿意幫助中國解決現有的問題。”這三件事說明了什么呢？說明美國“亡我”的步伐加快了。日本《朝日新聞》2005年10月20日在一篇題為《美國的亞洲戰略是在包圍中國中促其民主化》的文章，說得直截了當。作者——美國戰略與研究中心日本問題研究員德溫·斯圖爾特在文章指出：“經過今年夏天的激烈辯論，美國對華政策落到‘使其打消念頭’和‘說服’兩點上，即國防部要讓中國打消擴大地區軍事勢力的想法，而國務院要說服中國建設資本主義社會，采取民主制度”；“對中國這樣的國家實行集體壓力。”這些情況完全證實了劉國光同志所說的外部原因。
劉國光同志說的第二條原因，即“社會主義陣營瓦解之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很多人認為社會主義不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不行了。”蘇東為什么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為什么處于低潮？對于這個嚴肅的問題，有那么一些人不僅沒有認真去總結教訓，反而散布許多莫名其妙的說法。一種說法，是什么“因為經濟沒有稿上去”。這不是閉著眼睛說瞎話嗎？就以蘇聯為例吧，有資料介紹，蘇聯從1928年開始實行五年計劃，到1938年，制造業產量增加了7倍半以上，達到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為蘇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提供了重要物質保證。十月革命前的俄國工業總產值只有美國的6.9％，到20世紀80年代，蘇聯的工業總產值相當于美國的80％以上。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和第一次載人飛船上天，都發生在社會主義的蘇聯，而不是美國。所謂“經濟沒有稿上去”，是無稽之談。另一種說法是什么“僵化的經濟體制問題”。這一條也難以成立。蘇聯經濟發展的本身就說明，蘇聯的生產關系盡管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基本上是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不然，他們的經濟怎么會大發展呢？
劉國光同志說的第三條原因，“中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一些人因此誤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行了，只有西方經濟學才行。”這一條就涉及到我們的改革目的和方向問題了。我以為，“改革”的本來意義，應當是改革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制度，以達到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而不是與此相反。現在的確存在著“與此相反”的趨勢，存在著把公有制改為私有制、把共產黨改為社會民主黨、把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改為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為指導、把無產階級專政改為資產階級專政的危險。記得改革之初，有位已經過世的領導人就曾說過（大概意思），如果我們的改革開放出現百萬富翁，出現兩極分化，那我們就真的走到斜路上去了，真的搞了資本主義了。近日，有報道說，有一個富翁，去年一年就賺了20多個億人民幣！它相當于2000個百萬富翁，相當于200萬年收入不足1000元的貧苦農民的收入！最近媒體披露，已經登記的官煤勾結的干部，就達4578名，撤資4.73億元，人均14萬，實際數字可能不止這些。兩極分化的情況也不容樂觀，基尼系數已竄至0.45以上，早已超過警戒線。劉國光同志指出的“地方一些干部在國企改革問題上，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問題上，在維護群眾利益的問題上，都站在我們共產黨的對立面”，“把老百姓的利益完全置之腦后”！這種現象難道不值得我們反思嗎？劉國光同志的“憂慮”難道沒有道理嗎？
再其次，劉國光同志所指出的“政策掌握失誤”的問題，是值得高度重視的。毛主席說過，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黨在20多年前也就這個問題開展過大討論。這個“標準”問題也應適應于現在。改革開放20多年了，哪些做對了哪些做錯了，應當回過頭來認真“檢驗”一下。如果政策上發生了問題，比如醫療改革，就應當做必要的調整。至于劉國光同志提出的某些單位的“領導權問題”，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那么捍衛馬克思主義主導地位，抵制和平演變，就是一張空頭支票。
下面，再談幾點劉國光同志的“談話”對我的啟示。
第一點，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地位和指導地位是絲毫不能動搖的，動搖了就要亡黨亡國。《共產黨宣言》說：“思想的歷史除了證明精神生產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決定了我國的統治階級是工人階級，我國社會的統治思想——主流思想，或者叫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因此，我們黨和國家的性質要求我們，應該堅定不移地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主流思想的旗幟，高高舉起，絕不能淡化它、篡改它，更不能拋棄它。那位號稱“自由主義領軍人物”的李慎之說過，他“早已不信馬克思主義”，他是堅決“否定以馬克思主義為唯一指導”的，他更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支流”、“逆流”，自由主義才是“主流”。李慎之在給他的自由派同伙的一封信中袒露：“我晚年做‘學術工作’的目的有兩個：一是‘破’，破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及其末流；一是‘立’，立民主、法治、人權理性科學的思想。”像他這樣反馬克思主義的人在中國還是大有人在的。毛主席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說過，世界上許多共產黨已經不信馬克思主義了。但盡管如此，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被誰打倒過，更沒有消失。為什么？因為馬克思主義是和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緊緊聯系在一起的。一百多年來，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以及它所帶來的世界進步，都是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或影響分不開的。世界人民正是通過實踐，通過斗爭，才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第50—51頁）今日之世界格局與發展趨勢，盡管有某些新情況和新特點，但并沒有越出馬克思主義所概括的基本規律。馬克思主義關于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關于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唯物史觀，關于揭露資本剝削勞動的秘密的剩余價值學說，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及其發展規律的理論，關于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理論，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關于無產階級政黨的學說等等這些基本理論能打倒得了嗎？不可能。一百多年的革命實踐檢驗雄辯地證明，馬克思主義作為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指導思想，它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和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不可替代的綱領和法寶。馬克思主義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綜觀人類歷史，沒有哪一種理論、學說能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和深遠影響。這樣一種強大的科學理論，李慎之們怎么可能打得倒呢？
第二點，只有理論的徹底性才能占有統治思想的地位。理論的徹底性主要體現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根基的堅持與繼承上。現在有些人，只講創新，不講堅持與繼承，這樣的“創新”怎能不偏離、不“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根基呢？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在他們竊居蘇聯共產黨領導權的35年中就是有計劃、有步驟、有目的的偏離與“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后導致瓦解了黨的組織，瓦解了社會主義制度，完成了向資本主義的轉變。時間過去越久，我們看得越清楚。堅持理論的徹底性，就不要怕當左派。現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左派”兩個字，似乎成了貶義詞。丁玲同志在這個問題上就比較清醒。丁玲的晚年，有人說她左，甚至以她左而刁難她。對此，她不得不公開申明自己的態度。1984年3月6日，丁玲同志在文講所同青年作家談創作時義正詞嚴地說：“有人過去說我是右派，后來說錯了；現在有人說我是左派，還有人說我是正統派。正統派有什么不好?有的人說正統派是諷刺人的。所謂正統是黨的正統嘛。如果黨的正統也成了諷刺對象，這個國家就不要共產黨了。”丁玲同志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是絕不糊涂的。一次她講了這樣一件事情：“我到一個老同志家里，看到他的墻上貼了個橫條，‘難得糊涂’四個大字，我就奇怪了。我想一個共產黨員還應該糊涂?我們黨領導人民干革命難道是糊里糊涂的?而且還‘難得糊涂’，要往糊涂里鉆?我很難理解。”她說：“我看，我們要聰明些，要有智慧，什么都要看得通，看得透，看得徹底。干嗎要糊里糊涂?”
第三點，當前我們在與新自由主義、私有化、反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等進行的斗爭，就是階級斗爭。我舉個例子。2003年4月22日，《中國文化風雨蒼黃五十年》的作者、“新自由主義領軍人物”李慎之死了。李死后，在京城黑市書攤上兜售著一本名為《懷念李慎之》的書，分上下兩冊。作者陣容相當可觀，據統計，全書共收入178位作者和7個社會團體以及某些機構的133篇紀念文章，他們毫不隱晦地攻擊、歪曲社會主義的光輝歷史，徹底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性、科學性和先進性。胡說：“到一九七六年為止，共和國幾近二十年的歷史都可以說是腥風血雨的歷史。”“中國人在被‘解放’幾十年以后不但歷史上傳統的精神奴役的創傷遠未治愈，而且繼續處在被奴役的狀態中”，“全民失去記憶，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五十年間民族的大恥辱、大災難”。五十年“歷史剩下的只是謊言。”“研究中國歷史必須有一個參照，這個參照就是世界歷史，說得直接點，就是美國歷史。”“所謂現代化就是美國化。”該書透露，李慎之死前向他的弟子們交代的十分清楚：如果“和平演變”不成，共產黨不能向“憲政政府和平交班”，“就是暴力革命了。”（以上引自《懷念李慎之》）這不是階級斗爭是什么呢？應當說，我們正在進行的這場斗爭是我們建國以來兩條道路斗爭的繼續，再往前追根溯源，也可以說，是我們同國民黨斗爭的繼續，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斗爭的繼續。這個斗爭，是不會停止的，一直到共產主義的實現。
第四點，要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堅決徹底地粉碎帝國主義對我和平演變的圖謀。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由來已久，這是他們的既定方針。現在，杜勒斯當年提出的“和平演變”所謂“鐵幕國家”的目標，確實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了，現在杜勒斯的繼承者們正在集中力量來對付我們黨和國家了。蘇聯和東歐的黨和國家，不是被拿槍的敵人打倒的，而是被和平演變這個不拿槍的敵人打倒的。同樣，我們黨所面臨的主要危險也不是那些拿槍的敵人，而是拿著和平演變的新式武器——新自由主義的敵人。如果我們現在對于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政策抵制不力，如果帝國主義和平演變陰謀得逞，我們將愧對13億中國人民。到那時，我國人民遭受的苦難可能要比蘇聯和東歐各國要嚴重的多。蘇聯解體后的情況大家都有所了解，我就不談了。最近一個時期，我研究了烏克蘭、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個國家的所謂“顏色革命”的資料，真的觸目驚心啊！格魯吉亞下臺的謝瓦爾德納澤，在蘇聯沒有解體之前任外交部長和蘇聯對外政策協會會長期間， 就是一個投降派，美國的走狗。1991年5月14日，他在訪美巡回講演時，大罵“社會主義是個錯誤”，蘇聯解體后的1995年，他當上了格魯吉亞總統，他和新生資本家一起瘋狂地魚肉人民，搞得該國經濟蕭條、兩極分化、民不聊生。謝瓦爾德納澤的家族以及其他官僚家族勢力操縱、控制著格國的經濟命脈和大部分財富。一項統計調查結果顯示，格魯吉亞1.5%的人控制著60%多的國家財富。與此相反，普通的格魯吉亞人僅靠每月7美元的工資收入來勉強維持生活，甚至連這點可憐的工資和退休金國家也沒錢發。目前格魯吉亞60%的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全國的平均失業率高達15%。由于生存條件不斷惡化，促使100多萬、占人口五分之一的格魯吉亞居民不得不背井離鄉逃往國外謀生。然而，就在普通勞動人民處于水深火熱、痛苦呻吟的時候，格魯吉亞“暴發戶”們卻過著花天酒地、驕奢淫逸的貴族生活。嚴重的兩極分化、尖銳的階級斗爭，已經使統治者無法繼續統治下去，被統治者無法再繼續忍受下去。在這種局面下，發生的所謂“顏色革命”，不過是格國的資產階級為緩和階級矛盾，中途換馬而已。再看烏克蘭的情況。據報道，在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的控制下，烏克蘭的經濟急轉直下，失業者達數百萬之多，占工人總量近一半的人出國打工謀生，勞動者的收入普遍低下，66.7%的職工收入低于100美元/月，農業工人不足70美元/月，并且拖欠勞動者的工資已成為普遍現象。吉爾吉斯斯坦的情況與上述兩國是大同小異。有報道說，在阿卡耶夫長達15年的總統生涯中，他的家族個個雞犬升天，想當官的當官，想發財的發財，長子和長女都是經營大型超市和加油站的大企業家。在這次議會選舉中，阿卡耶夫的兩個子女和其他一些親戚一起擠進議會。吉國人均工資只有每月53美元，而南部貧困地區的人均月工資只有20美元左右，有的小學教師月薪不足15美元，許多人根本無法養活家人，不少人家吃不起肉，許多貧困人口連溫飽都成問題。然而，那些大權在握的貪官污吏、缽滿腸肥的“暴發戶”和形形色色的新貴們，卻貪婪地掠奪財產，剝削人民。在如此不合理、不平等的社會制度下，時時在積累矛盾，處處布滿干柴，到了點火就著的程度，由此，社會動蕩、政權更迭就勢在必然了。誠然，美國帝國主義為稱霸世界，竭力推行它的所謂“民主政治”是造成這三個國家政治震蕩的重要原因，然而，從哲學上講，外因只是條件，內因才是根本。俗話說“蒼蠅不盯無縫雞蛋”，也是這個道理。這些國家的政府如此軟弱，不堪一擊，說明它們已經脫離了人民，失去人心，政權的肌體已經嚴重腐爛了。一個站在人民對立面的政權，怎么能穩定呢？絕對不可能。
2005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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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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