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七屆中國與德國人權對話會”上的發言
2005年10月28－29日，北京
論人權的實現
潘維
一．人權：玫瑰與玫瑰刺
在我們今天生活的這個世界，“人權”是最美麗的政治概念之一，如同“自由”。然而，美麗的概念經常被當作工具、甚至武器。世界的主流媒體和西方的政治家們經常談論“人權”，但他們不談自己國家的人權問題，而是談共產黨國家和第三世界的人權問題。“人權”經常淪落為指責甚至支配他國的兩種廉價工具：（1）在目標國家煽動、甚至操縱政權更替；（2）在本國促成公眾對目標國家的偏見，從而獲取他們對本國對外政策的支持。今天世界上發生的種種強權政治，比如攻取戰略要地，掠奪他國財產，在他國草菅人命，建立傀儡政權，哪一樁不是在“人權”的美麗招牌下進行的呢？
美麗的概念本身是美麗的，否則不會有魅力。玫瑰是美麗的，但玫瑰刺不美，還會傷人。如果您真誠希望把玫瑰花的美麗帶給自己的朋友，您會先除掉花枝上的刺。如果您認為我們必須付出滿手鮮血的代價才能享受玫瑰的美麗，享受同您的友誼，那么，出于禮貌，我們會戴上厚厚的手套，去接受您送來的玫瑰，去與您握手。請不要責備我們不懂禮貌，或者不懂得欣賞玫瑰。以花朵為誘餌故意送來扎手的刺，才是粗暴無禮。
我想在這里說明，人權的理想是美麗的，但人權的實現不是法律問題，也不是個先進或者落后觀念的問題，人權的實現要靠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的逐漸進步。以花朵的美麗為名，誘使、甚至逼迫別國接過玫瑰刺，是很不禮貌的。我們都明白：帶“人權”標簽的炸彈是炸彈，不是“人權”。
二．人權：不完美現實中的完美理想
“公民的基本權利”就是“人權”。這些權利由《憲法》明文規定，就成為公民享有的法權。
談論抽象的“公民基本權利”是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在“人權”這一抽象概念中寄托了每個“人”對“社會”所抱有的幾乎一切美麗的期盼。這些期盼中的絕大多數擁有絕對的正確性，也就是道德性和普世性。“公民基本權利”不是相對正確，而是絕對正確。這些絕對的理念給我們指明了社會進步的方向。
然而，在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包括發達的富裕國家在內，法定的抽象人權，盡管我們稱之為“基本”權利，也依然是理想而非現實。根據美國城市與住房發展部（HUD）的統計，截止到今年六月，美國有72萬人無家可歸，流浪街頭（《今日美國》報，10月12日）。對他們來說，所謂“基本人權”是空話。我們希望平等，從法律上規定人與人的平等。但雇員與雇主是明顯不平等的，打卡上班的人與大股東是明顯不平等的，有工作的人和沒有工作的人是明顯不平等的。于是我們規定，工作是人的基本權利。但教育機會的不平等明顯導致工作機會的不平等。于是我們規定教育機會的平等。但是，窮人和富人在教育機會上是明顯不平等的。最終，我們會發現，人與人天生就有很多不平等。很遺憾，所謂“人生而平等”不是事實，也不可能是事實。嬰兒天生與其父母不“平等”，連這嬰兒獲得生命的權利，也附屬于其母親墮胎的選擇權。因為社會有種種缺陷，我們才產生了美好的理想。正因為現實世界里存在種種的丑，我們才欣賞和追求抽象的，理念中的美。換言之，我們對美好“權利”的理解來自社會，來自社會的缺陷。一塵不染的玫瑰花是絕對的美，但這美來自骯臟的土壤。上帝是人創造的。人們認為現實世界不完美，就要創造完美的上帝。
不僅如此，人權概念本身就充滿矛盾和悖論。人人享有生命權，因此，胎兒享有出生權。但是，胎兒的出生權與其母親選擇墮胎的自由權是矛盾的。再比如，民族應當有自決權。如果印度可以脫離英國獨立，為什么北愛爾蘭不行？如果加拿大可以脫離英國，為什么魁北克不能脫離加拿大？推到極端，我就可以在德國的某個森林中買塊地，建棟房子，然后宣布獨立，不再向聯邦政府納稅。按照自決的邏輯，世界上沒有幾個國家可以免于類似俄羅斯與車臣的悲劇。把民族自決權推到極至，就是所有人的生存權陷入危機。權利概念來自社會現實，但社會的現實卻充滿了矛盾和悖論，因此，人權概念里也時常出現悖論。實現我們的理想，不能不考慮具體的經濟、社會、文化條件。于是，我們就“人權”的定義、內容、乃至輕重緩急的次序進行激烈的爭論。
然而，我們的爭論并不排斥我們之間的共識：基本的人權來自不完美的現實，總體上是完美的理想，是我們共同的渴望，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方向。我們對上帝有些許不同的認識，但我們都承認：上帝代表絕對的善，代表完美。這些絕對的理念給我們指出方向，激勵我們推動社會進步。
三．西方人權的進步：發展的原因還是結果？
在富裕、發達的西方社會，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在程度上大大優于貧窮、欠發達的社會。這是個顯而易見的事實。然而，人權的實現是富裕發達的原因還是富裕發達的結果？
在西方，人們普遍認為，為“公民基本權利”而進行的斗爭是推動西方社會發達的原因。然而，在第三世界，在我們中國，在我們飽嘗過欺負和壓榨的人民眼里，帝國主義掠奪和殖民主義的壓榨才是西方和日本發達的主要原因。
沒有美洲、非洲、亞洲的資源和財富，沒有向那些未開發地區的移民，沒有對當地土著居民的掠奪和殺戮，無論采用什么政治制度，也不會有歐洲的今天。如果今天要求歐洲以外的數億白人都回歐洲定居，無論采用什么政治制度，歐洲也會出現人均資源匱乏，生態環境惡化，看上去大概與中國差不多。沒有歐洲，美洲、非洲、亞洲至今還會很落后。但是，沒有美洲、非洲、亞洲，僅僅靠促進“公民基本權利”，歐洲不可能變得如此富裕和發達。
當然，我們還可以繼續追溯：為什么近代的歐洲有能力征服和殖民美洲、非洲、亞洲？回答可以是如此之滑稽：因為近代的歐洲在促進基本人權方面的進步。這種滑稽的回答，已經從西方的主流媒體傳向了世界，傳向了中國。
然而，歷史原因的鏈條不能被割斷。沒有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奴隸制，就不會有中世紀的封建制。沒有中世紀的封建，就不會有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近代的歐洲，不僅有人權思想的擴散，更有丑惡的原始資本主義的興起，有征服其他民族和部落的帝國主義，當然還有導致尸橫遍野的兩次世界大戰，還有冷戰，還有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確立，還有發生在我們眼前的，包括俄國在內的衰落和貧困。
在西方，促進人權的斗爭還是階級斗爭的一部分，是一些社會集團對另一些社會集團的斗爭，是階級斗爭的外衣。那些階級斗爭在西方逐漸變得平和了，因為西方流過很多血，也因為近代以來直至今日，全球其他地區在為西方的物質和精神文明持續地流血。這里包括伊拉克人民的血，包括前南斯拉夫公民們的血，也包括前蘇聯境內各族人民因內戰而流的血。如果沒有這些血，不會有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優勢。
第三世界國家，包括今天的中國，無法重新走一遍西方走過的道路。奴隸制、封建制，掠奪性的原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乃至新帝國主義。想走也走不了，因為西方至今是最強大的陣營。因此，我們指望在西方制定的現有規則下，緩慢地求自主，求發展，改善中國的社會。
“發展”不一定能得到權利，但不“發展”，權利是句徹頭徹尾的空話。發展不是靠宣揚“公民基本權利”而得到的。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發展的基礎上，公民基本權利的實現才獲得現實性。
如果不用歷史的觀點看問題，而是拿西方現有的公民權利標準來批評和要求我們落后的社會，甚至以“人權”為借口，進一步壓迫和壓縮我們社會的生存和發展空間，那是以送花的名義送刺。
武器和人權一道販賣，出口時宣揚貿易自由而進口時實行貿易保護，拿貼著人權標簽的炸彈去摧毀人的生命，這是送花還是送刺？
四．中國人權的進步：以集體的共同發展為準繩
人權的實現以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發展為基礎。發展不是指個人的發展，而是集體本位的，社區集體的發展，是全社會的發展、是中華民族整體的自主和進步。怎樣判斷人權在中國是否得到實現？最現實的標準在于是否促進了社會里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換言之，人權實現的程度，要在社會的集體功利效果中判定。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與邊沁、盧梭、黑格爾等歐洲先哲們的觀點是一致的。
總有人聲稱：公民的基本權利是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人”天生就擁有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然而，如果你認為飲水是生命權的基礎，擁有飲用水，擁有干凈的飲用和衛生用水，并不是個人天賦的權利，只有集體的共同努力才能辦到。我們學院的學生們去貴州省山區做社會調查，發現那里的村民們每天要走很遠的路去取飲用水。政府把自來水管道鋪到村邊。村民只要負擔入戶管道費就能喝上自來水。然而，只要有一家村民不同意承擔管道費，一個村的男女老少都喝不上自來水。這是中國農村落后地區基本人權狀況的縮影。
公民的人格是一種社會存在，是社會法律和倫理制度給予人們的地位。自由的實質并不是個人的意志和行動自由，而是一種社會道義價值，在為社會提供服務的過程中獲得，并在程度上與為社會提供的服務相關聯、相匹配。
無視個人行動自由的社會和經濟條件，認為空談法理上的自由人權就能促進和保障人權，既違背歷史，違背西方和東方的歷史，也違背現實，違背西方和東方的現實。宣揚這種看法，若非天真，就是陰謀。人權不是一種自然權利，而是一種社會權利。社會的共同進步是每一個公民人權的根本保障。
當我們的人民不能擁有干凈的飲水和充足的衛生用水，當我們60％的人民沒有能力組織起來，組織起來把住宅與豬圈分離，去建設有現代衛生條件的住房，讓孩子們享受9年制的教育，讓生病的獲得醫療救助，讓年老的有安全的收入，那么，解決貧困問題，解決社區共同發展和進步的問題，就是最大的人權問題。
如果因為某種“政治維權”活動導致中國各地社區的分裂、人民對彼此行使暴力，擾亂了社區的生產和生活秩序，那么，這些活動并不促進中國的人權，而是構成中國人權進步的障礙。社區分裂和崩潰了，就談不上和諧的生產和生活，也就無所謂社會進步。在這方面，欠發達地區流的鮮血還少嗎？在這方面，西方社會有良知的人們應當為本國在那里挑動的“人權活動”感到羞愧！所以，我堅持以社區集體的和諧與進步為實現公民基本人權的現實標準，堅持以社會整體的和諧與進步為我國人權事業進步的準繩。
五．對實現人權的主要威脅
在中國，如同在幾乎所有的第三世界國家，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威脅來自社區難以組織起來，來自散漫。沒有社會組織的能力，就難以發展；沒有社會的共同發展，就很難保證法定權利的實現，就不可能促進人權的進步。
正因為組織我國社會的艱難，近代以來，中國被來自西方和日本的帝國主義所侵略、欺辱、掠奪。今天，德國完成了統一，但中國還沒有。掌握著世界上最強大武裝力量的一些人，出于對中國崛起的恐懼，還在企圖更加分裂我們的社會，分裂我們的國家，比如針對西藏的所謂“人權活動”。
為了發展，為了獲得國際關系中的安全，中國的社會不能分裂，必須組織起來求發展，以保障國內各族人民的團結，保證社會各階層關系的和諧。我們深刻地了解，促進公民個人基本人權的口號可以是工具和武器，正如我們不會忘記在赫爾辛基關于人權的協議，正如我們決心避免南斯拉夫和蘇聯的悲劇。
誰來保證這和諧？中央政府、各級地方政府、以及基層社區三方面的協調一致，是至關重要的。在我們的公民中建立社會責任意識，在全社會維護我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念，也是十分重要的。促進我國社會的發展，促進集體的人權，就是我國維護和促進公民基本人權的根本路徑。
小農的自由經濟、家族主義，是我國兩千多年傳統社會的主旋律。集體主義，愛國主義，是我們從近代西方進口來的。對于今天我國的自由小農而言，西式的打卡上班和社會紀律，是一種現代奴隸制，是嚴密的現代社會組織形式。因此，空談個人權利并不能使我國獲得與西方一樣的發展，個人權利的希望存在于我國社會團結之中，在于團結起來求生存，團結起來求發展。在社會的發展中，我國公民的基本人權才能得到切實的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與西方走的路并沒有根本的不同。
因此，對我國社區團結的威脅，對我國社會秩序穩定的威脅，對我國發展的威脅，對我國安全的威脅，就是對我國公民基本權利的威脅。
也正因為有了上述的標準，我們能夠區分玫瑰花和玫瑰刺，能夠判斷友誼和敵意，能夠指出貼著人權標簽的炸彈是炸彈而非人權。也正因為有了上述的標準，我們知道，那些最關心別國“人權”的人到底有多虛偽。他們以人權的名義讓伊拉克的穆斯林進入了地獄，前后長達十四年。然而，這些人非但沒有成為國際人權運動的攻擊對象，反倒成了國際人權運動的領袖。在他們領導下，把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方面獲得巨大成就的中國變成了國際人權運動關注的焦點。這難道不是國際人權運動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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