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與經濟學的創新學術討論會
南開大學政治經濟研究中心
2005年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總體上呈現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但是仍存在一些結構性的深層次問題急需解決，為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推動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與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合舉辦的“中國經濟發展與經濟學的創新”學術討論會，于2005年9月11至12日在南開大學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和南開大學等多所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專家學者參加了本次會議，就制約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和應對策略以及經濟學在中國的創新和發展等重要問題進行了研討。
南開大學副校長、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逄錦聚教授致開幕詞，并介紹了舉辦本次研討會的宗旨與目的。召開本次研討會，擬定會議題目和相關議題，綜合考慮了以下三方面的因素，第一，理論與現實的背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力量不斷增強，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經濟大國，但是，從總體來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還沒有取得與我國的經濟影響相匹配的成就和地位。一般而言，在短期內，理論與實踐相比，稍微超前或者滯后都是正常現象，但是，如果理論發展長期滯后于實踐活動，必然難以起到必要的指導作用。改變經濟學理論發展相對落后的局面，使中國的經濟學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這是我們中國經濟學者共同的莊嚴使命。第二，改革開放過程中一些深層次問題逐漸顯露。從世界各國發展的實踐經驗來看，人均GDP在達到1000美元以后，一些社會深層次問題開始顯露，各方矛盾開始激化，整個社會進入危機頻發的高危階段，而我國目前正處于這一階段，并在相當長一個時期都將處于這一階段。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有正確的理論為指導，我們作為經濟理論工作者，有責任提出更好的理論和政策建議，服務于經濟建設。第三，經濟理論發展的問題。理論發展是一個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在理論發展過程中存在各種爭鳴是正常的現象，這也是不斷推進理論發展的動力之一。目前，理論界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存在爭議，比如，應當以何種理論作為我國經濟工作的指導理論，高校以何種理論作為教學中的基礎理論等等，從學術的角度對這些問題進行探索是很正常的，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的研究與思考。通過本次會議的研討，希望形成比較統一的觀點，促進經濟發展與理論的繁榮。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柳欣教授作了題為“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與經濟增長”的主題報告。他認為，依據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議實際上是有害的。他從貨幣經濟的角度，對當前宏觀經濟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是經濟增長率的問題。很長時間以來，我們都將宏觀調控的目標定在實際GDP增長8%左右，實際上，對經濟運行而言，重要的是名義GDP增長率，而非實際GDP增長率，這涉及到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問題。拋開有關的理論爭論不談，我國目前很多問題的根源都在于農村人口比重過大，加速城市化過程，盡快實現勞動力大規模轉移，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途徑。根據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經驗，只有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在這些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名義GDP增長率保持在15-30%左右，平均每年農業人口比重下降1.5%左右，而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每年農業人口比重僅下降了0.75%，目前每年僅轉移幾百萬的農村人口，與全國七億多農村人口而言，這顯然是遠遠不夠的。通過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勞動力轉移的進程是非常必要的，人為的將調控目標設置在8%左右是沒有任何理論依據的。根據估算，要在2020年將農村人口比重降到40%以下，我國名義GDP要實現每年20%以上的增長速度。
其次是當前的有效需求問題。在一個經濟周期中，有效需求有漲有落是正常的現象，在經濟高漲的時期，投資旺盛，增加了資本存量，使財產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比重增加，而工資性收入比重逐漸下降，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和經濟衰退。企業破產與資產重組可以使過高的資產值得到調整，工資性收入比重上升，使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得到暫時的解決，經濟恢復增長。我國1996年以后，經濟進入衰退期，但是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經濟保持了一定的增長速度，但是，過高的資產值沒有得到調整，收入分配和有效需求問題也沒有得到根本解決。2002年以后帶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是房地產和汽車等高檔消費品行業，這說明我國的消費結構正在向富裕階層傾斜，這能夠在短期帶動經濟的較快增長，但只能使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加大，并在長期危害到經濟的健康發展。
第三是城市化問題。在經濟規模快速增長和生產技術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我國還有一部分農民處于絕對貧困中，為了基本的生存和發展而苦苦掙扎，這是非常荒謬的。在一些高檔消費品行業和奢侈品行業迅速發展的同時，基本消費品工業卻在逐步萎縮，而大部分農村人口還沒有用上這些基本的消費品。農村人口的發展不在于農業本身，而在于農民向城市部門和非農產業轉移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但是，當前的一些政策實際上排擠農民的，不利于農業勞動力的轉移。一些城市非正式部門就業的農村人口，拿著很低的工資，只有很低的社會地位。長期以往，可能會導致社會階層的分化，并引發嚴重的社會矛盾。鑒于政府在經濟轉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妨將城市化和農村人口轉移作為政績評價的指標之一，在某種程度上，這比單純的GDP指標更有意義。
中國社科院王振中教授認為，當前應當著力提高工資比重，以促進國內需求和經濟增長。按照支出法可以將GDP分為投資、消費和凈出口三部分，它們也被稱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由于國際市場競爭激烈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依靠進出口帶動中國這樣一個規模巨大的經濟體的增長，是不現實的。我國投資具有政府主導的特征，投資效益沒有保障，從長期來看，依靠投資帶動經濟增長也是不現實的，而且會增加經濟波動。因此，消費是我國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保障。但是，近年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下降，這是由于我國工資收入在經濟中比重過低。
按照收入法可以將GDP分為勞動者報酬、利潤、租金等項目。我國勞動者報酬所占比重大約在55%左右，與美國大體相當，但是，從勞動者報酬的內部結構來看，有著顯著的差異。我國工資在勞動者報酬中的比重在15-30%之間，而美國在80%以上，我國工資在GDP中的比重只有12左右，而美國這一比重將近50%。與美國相比，我國工資比重明顯較低，而且經常出現劇烈的波動，這不利于我國經濟的穩定。有研究表明，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與收入分配存在很強的相關性，因此，應該盡量使工資收入與非工資收入的比例保持穩定。提高工資比重，并且加大對非工資性收入的調節力度，是在長期促進和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舉措。此外，工資比重過低與社會主義徹底消滅剝削，實現以人為本，個人全面自由發展的宗旨相悖。
中國人民大學吳易風教授認為，我們的經濟研究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并聯系中國的實際情況。將西方經濟理論不加評析的直接搬來，應用于中國的實踐，這種做法是非常錯誤，當前在教學中也存在同樣的問題，這種整體性的傾向令人擔憂。實際上，根據新自由主義和所謂的“華盛頓共識”進行的蘇東改革產生了很多負面的影響。因此，我們對西方經濟理論應該深入科學的分析，既不能盲目的排斥，也不能盲目吸收，仍應該以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為指導，同時吸收西方經濟理論中的優秀成分，創新性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對于國有企業改革引入國外戰略投資者的觀點，吳易風教授認為應該深刻反思東歐、俄羅斯改革失敗的原因。俄羅斯、東歐在引進戰略投資者的過程中，國外股份逐步侵蝕國內股份并實現控股，尤其是跨國銀行和跨國公司的比重占到60—80%，使國民經濟命脈實際掌握在外資手中，經濟安全受到嚴重的威脅。在私有化過程中，引起了新的經濟殖民化，最終甚至可能導致拉美化。
北京師范大學李曉西教授認為中國的經濟學需要解決為什么要創新，如何創新以及創新形式的問題。首先，中國經濟學創新是改革實踐發展的需要，是時代發展的需要，是培養人才的需要。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的發展也帶來了新的難題，而經濟理論尚未對這些問題做出合理的解釋。比如有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首先要了解社會重要的含義。對于社會主義至少有72種不同的定義，因此，我們必須把握社會主義的本質內容和精髓所在。中國經濟學創新是時代發展的需要，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快，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中國經濟學創新是培養人才的需要，中國的發展需要創新型人才的培養，但現實是高校中講授的經濟學教材卻缺乏對中國經濟現狀的分析，缺乏適合中國的教材與案例。
其次，經濟理論的創新應該堅持從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中汲取營養，并注意學科之間的結合，在各種不同的觀點之間和流派之間進行比較，汲取合理成分。馬克思主義注重從事物的本質出發，研究具有深刻性，而西方經濟理論從經濟現象出發，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無論是哪種理論，我們都要以批判的眼光來分析、學習和運用。
再次，就創新的形式而言，可以有以下幾種形式，即以中國經濟或轉軌經濟為主，借鑒西方經濟理論先進的方法和分析工具，實現中體西用；完善分支和分類教材，以中國經濟發展作為案例分析的主要來源；在方法論上要以哲學為基礎，以經濟學、數學為工具和方法，形成中國學者自己的思維方式和邏輯結構。
中國社會科學院鄒東濤教授認為，當前的教學科研中存在著嚴重忽視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現象，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被不斷的邊緣化，原因在于主流經濟學具有很強的工具性，便于解釋經濟現實，而馬克思理論的研究卻不能突破原有的一些過時的結論。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理論鎖定在19世紀，應該加強國內學者的協作，以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為依據，盡快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本土化和現代化。在這一過程中，新主流經濟學要避免所謂的“帝國主義”傾向，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要有廣闊的胸懷，吸收和借鑒西方經濟理論的優秀成果。
中國人民大學張宇教授認為我國當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原則應當進行適當的修改。在很多時候，效率和公平并非非此即彼的替代關系，無論是效率還是公平，其含義都隱含了一定的價值判斷和規范，離開這種規范談效率和公平是沒有意義的。現在我們應當以“有效率的公平”或者“公平前提下的效率”作為我們發展的原則。
清華大學蔡繼明教授認為應當以大城市為依托，加快城市化進程。城市化水平是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準之一，也是文明發展的必然結果，加快城市化進程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至2050年我國城市化程度要提高到75%以上，這意味著城市人口要凈增8億，其中至少有7億由農村轉移而來，平均每年要轉移1550萬人口。與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具有以下優勢：第一，大城市群具有集聚效應，有利于經濟增長。美國和日本三大城市群所占GDP比重都在70%左右，而我國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區三大城市群僅占有35%的比重。第二，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強，通過有效的規劃，大城市可以有效地解決污染和交通問題，但是小城鎮這方面能力較弱。第三，從城鎮建設用地的角度考慮，大城市人均占有土地面積較少。根據測算，4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積僅有小城鎮的三分之一（按人口16000人計算）。對于我國這樣的人均耕地較少的國家，發展大城市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國城市化政策有必要由城鎮化改為城市化，放寬對發展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限制，以“大城市優先發展戰略”代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戰略。
南開大學虛擬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劉駿民教授認為，經濟理論的好與壞要以實踐作為判斷的標準，俄羅斯的教訓證明現存的主流經濟理論存在很大的缺陷。在市場不斷成長的過程中如何避免金融危機是轉型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也是發展中國家面對主要問題。盡管中國的銀行存在高的呆帳壞賬，但正是這些呆帳壞賬在中國沒有實現金融自由化的條件下解決了中國的金融壓抑問題，很好的避免了金融危機的出現，而根據主流經濟學是無法解釋這些問題的。
南開大學羅潤東副教授通過對寧南山區案例調查，論述了市場化條件下的地方政府行為問題。他認為，農業勞動力數量相對過剩是我國二元經濟發展階段的突出矛盾，勞務輸出也就成為我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伴隨的一個顯著特征，同時也是我國西部農村地區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舉措。農村勞務輸出在我國由來已久，它始于上世紀70年代末的農村改革，迄今已有四分之一世紀。長期以來農村勞動力向外地輸出是以“自發、零散”流動為基本特征，即農村勞務工通過親緣和地緣等社會關系外出打工，集聚到經濟增長速度快、勞動力相對稀缺的區域。這本質上屬于一種市場行為。值得思考的是，近幾年來我國一些勞務大省的地方政府以勞務“公共職業介紹機構”形式，積極介入到勞務輸出活動中，使勞務輸出呈現出“成建制”流動特點。無論這種干預以何種方式或身份出現，政府的干預實質是公權介入市場經濟活動，它涉及到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
南開大學劉剛副教授研究了外商在華投資與技術控制的問題。他發現外商在華投資并沒有引起預期的技術擴散。外商對合資企業在不斷的進行股權與技術的雙重控制，使得合資企業出現了嚴重的技術依賴和依附現象。外商技術控制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產業分工，將高利潤的研發部門留在本土企業，而將低利潤的加工部分留給中國企業；研發機構獨資化或控股化運作；設計研發機構在研發鏈上的位置以實現控制目的；申請專利并設置技術標準；技術人才的逆向擴散。
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教授認為經濟學的創新應該理論聯系實際，反映現實問題。改革開放是漸進式的，在這一過程中改革中的矛盾不斷積累并不斷顯現，一旦爆發對經濟發展會造成阻礙。作為經濟學者應該對現實進行全面綜合深入的思考研究。對于國有企業改革問題，盡管改革過程中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改革的方向應該堅持，國有企業應該確立長期機制，進行戰略性重組，而經濟學界應該回答如何使國有企業保值增值的問題。
逄錦聚副校長對本次會議進行了總結，認為本次會議對很多國內重大的現實和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但這僅僅是一個開端，應當繼續深入研究。中國的經濟實踐對于經濟理論研究是一個豐富的寶藏，很多現象是西方經濟理論沒有涉及和不能解釋的，我們應該建設和發展中國經濟學。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必須堅持以下兩點：
第一， 增強社會責任感，為建設中國經濟學作貢獻。
中國的經濟建設是一項偉大的事業，關系到國家富強與民族復興。但是，現階段是中國經濟與社會矛盾較為突出的一個特殊時期，經濟結構、收入分配、三農問題、產業安全等重大問題亟待解決。我國經濟規模迅速擴大，但是至今還沒有建立起一個既適合中國國情，又在科技方面有領先優勢，并在全世界范圍具有競爭力的行業。我國經濟發展提高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但是，不能否認的是，還有相當一部分人群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為了最基本的生存和發展而苦苦掙扎。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這些重大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為經濟學者發揮聰明才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我們應該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創新更好的理論，并為政府決策提供更好的咨詢和政策建議。
第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吸收一切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我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首先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我們需要從整體上把握馬克思主義，其基本原理包含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特征是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政治立場是代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馬克思主義最明顯的理論品質是與時俱進，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最崇高的理想是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是我們的經濟學研究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根本原因。
其次，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是由我國的基本國情所決定的。我國的基本國情不僅包括經濟發展狀況，也包括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內容。馬克思主義指導我們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成立了新中國，指導我們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將指導我們實現強國富民和民族復興的偉大理想，這同樣是我們的基本國情。我國《憲法》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作了明確的規定，因此，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發展和創新經濟理論，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原則。
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必須反對兩種教條主義的傾向。對于馬克思主義必須從整體上進行把握，而不應當以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某些字句或具體論斷為依據，要與時俱進，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同時我們對西方經濟學也應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反對在一切問題中都將西方經濟學奉為圭皋的教條主義。
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作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基地，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作為全國最早成立的經濟學研究機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傳統，以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和創新為己任，愿意為國內外學者提供一個寬松、和諧的氛圍，共同探討中國經濟發展與經濟學創新的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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