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奎元院長在貫徹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精神匯報會上的講話
(2005年8月11日)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我們要認真學習貫徹5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我院工作匯報所作的重要指示，認真學習領會會上印發(fā)的胡錦濤、李長春同志的講話。黨和國家為我院的發(fā)展指明了方向、任務和目標，我們要有緊迫感和使命感，爭取“十一五”期間的各項工作再上一個更大的臺階。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匯報后，我院落實黨中央的指示抓得很緊，要抓得更緊，能提前一個月就提前一個月，能提前一天就提前一天，召開這次會議，就是檢查落實“5·19”會議精神的情況，希望院所兩級共同努力，把哲學社會科學創(chuàng)新體系的各項任務和要求具體落實到院“十一五”事業(yè)發(fā)展規(guī)劃中，為繁榮發(fā)展哲學社會科學做出貢獻。
在談到如何做好黨中央、國務院的“思想庫”、“智囊團”時，陳奎元指出，我們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從各所實際、特點出發(fā)，認真研究如何達到“思想庫”、“智囊團”的要求。“思想庫”、“智囊團”不是抽象的，需要有一批具有堅實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并且勇于與時俱進富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理論工作者，需要一大批基礎理論扎實又善于理論結合實際的學者，立足當代、立足中國國情，努力研究重大的現(xiàn)實問題，不斷地提供優(yōu)秀理論成果。“思想庫”、“智囊團”不是自封的，如果抓不住當前發(fā)展的大好機遇，趁勢而上，“思想庫”、“智囊團”的稱號就不屬于我們。不能老打“短工”，要拿出獨具優(yōu)勢的成果。不要認為以研究重大現(xiàn)實問題為主攻方向影響作學問。如果能為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發(fā)展提供理論的支持，那將是很大的學問。我院學者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求是》雜志等中央媒體上發(fā)表文章，以及為中央領導學習作解說，都要算作科研成果。
要成為黨中央、國務院的“思想庫”、“智囊團”，就要有正確的理論為指導，以深厚的功底為基礎。有些人對基礎理論研究和現(xiàn)實問題研究的關系存在一些模糊認識，如有的從事基礎理論研究的學者認為，自己很難在做“思想庫”、“智囊團”的過程中發(fā)揮作用。其實，我們的對策研究離不開基礎理論研究，如果基礎研究功力不深，對策研究就缺少理論支持，發(fā)揮的作用就會打折扣。
中央要求將中國社科院建設成為馬克思主義堅強陣地，這與“思想庫”、“智囊團”是完全一致的。社科院首先要具有整體的實力，是一支訓練有素的大軍，因此，必須做好院所的管理工作。社科院有三十幾個研究所，有數(shù)千名科研人員和科研輔助人員，管理工作不嚴謹，比較松散，往往是各自為戰(zhàn)。我們應做到散而不亂，活而有序，在指導思想和事業(yè)發(fā)展目標上必須認識一致。思想應該活躍，行為必須規(guī)范。
在談到隊伍建設時，陳奎元指出，我們要重視人才培養(yǎng)。研究所能否辦好，所黨委責任重大，所長起關鍵作用。所長不僅要安心治所，還要專心、熱心治所。現(xiàn)在的所長和學科帶頭人在學術上都有一定造詣，但和老一輩學者相比，沒有那樣如日中天、舉國敬仰的聲望。毛澤東曾經(jīng)說過，中國如果有100個至200個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人，中國革命的面貌就會煥然一新。今天，我們如果能有十幾個系統(tǒng)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本學科聲望卓著，可與建國初期那批“大家”相媲美的學科帶頭人，將會極大地促進各學科的發(fā)展，極大地提高社科院的地位。人才易得，“大師”難求。不能說現(xiàn)在的學者知識含量不如前人，只是當前各個學科盡管成果不少，但水平接近；而“大師”意味著脫穎而出，其水平比同輩學者高很多。“大師”的出現(xiàn)，一要靠我們提供培養(yǎng)大師的肥土沃壤，我們立足點要高一點，看得要遠一點，要鼓勵學科帶頭人成長，防止人才一露頭就被遏制和棒殺；二要靠推介，要積極把我院的優(yōu)秀成果和出色的人才向國內外推介。
我們要重視和支持退下來的老專家的科研工作。一些退下來的老專家，在幾十年積累的基礎上寫成的著作，學術價值很高，有的甚至稱得上是傳世之作，這些學術成果應當?shù)玫綉械淖鹬亍Ｔ豪飸斨贫尚械莫剟畲胧瑢贤咎貏e優(yōu)秀的科研成果要給予重獎。
在談到如何面對競爭時，陳奎元指出，社科院面臨競爭壓力，有許多高校和研究機構成為我們的競爭對手。我院是國家設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但不能說我院每一個研究所或每一個學科都在本領域的最前列。有競爭是好事，中華文化的興盛，光靠一枝獨秀不行，必須要有百花盛開才行。外部有壓力，內部就要有動力。不怕壓力，要將壓力轉化為動力。要看到我院面臨的發(fā)展機遇，發(fā)揮我院在各個學科中的優(yōu)勢，我們的目標應該確定在全國的前列。總不能說我們在下一個五年計劃的目標是建設成第二流或三流的研究單位。
在談到學部和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時，陳奎元指出，要盡快把學部建立起來。建立起學部以后，如何有效整合研究力量，開展跨所、跨學科的戰(zhàn)略性課題研究，還要進行更深入的探討。要建立一所高水平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是經(jīng)過院黨組慎重考慮向中央提出的，黨中央和有關部門對此予以支持也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我們要共同努力，早日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一定要把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建成高水平的、國內一流的研究院。如果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只是改一個所的名字，那就沒有任何意義。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不僅是我院的大事，也將是對黨和國家的理論建設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一件大事，我們務必要高度重視，不能有半點疏忽。
在談到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時，陳奎元說，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的傳承，我院各所尤其是人文學科各所重任在肩。當前，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任務十分艱巨，中國文化能否發(fā)揚光大面臨考驗。最近，看到電視劇《張伯苓》中有一個情節(jié)：張伯苓在美國駁斥幾個日本留學生，說，中國給日本當了一千多年的老師，沒有欺負日本，現(xiàn)在日本比中國先進了幾十年就看不起中國人。中國要有自信，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比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都不遜色。中國學術不能背祖，不能丟棄中華文化的傳統(tǒng)。德國總理施羅德在一次談話中說，近些年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是有目共睹的，但他擔心，中國丟了五千年的文明傳統(tǒng)。他說現(xiàn)在中國，到處可以看到麥當勞、肯德基、可口可樂等廣告，到處是美國文化的影子，他認為如果丟失了五千年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精神，即使經(jīng)濟有所發(fā)展，中國的改革也是失敗的。施羅德的話值得我們深思。如果一切照搬西方人文學科不重視研究傳統(tǒng)文化，那我們就喪失了中華文明的特色。我們要善于繼承前人的優(yōu)秀成果，推陳出新，為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做出應有貢獻。
在談到國際片建設時，陳奎元指出，據(jù)我觀察，在中央電視臺出鏡的我院研究人員中，國際片的專家最多。這是為我院增光添彩的事，值得肯定。我院要成為中央的“思想庫”、“智囊團”，國際片承擔著直接而重大的任務，我們能夠也應當為中央的決策作解說，宣傳黨和國家的對外政策。如果國際片各研究所能夠及時提供更多的研究成果為中央做決策參考，那我們向著成為“思想庫”、“智囊團”的目標就更接近一些。中央提出要不斷擴大國際上的交流與合作。在這樣一種形勢下，國際片要做的工作很多。這也涉及我院今后的發(fā)展方向。希望國際片各研究所認真討論這些問題，使自己的研究工作方向更明確，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更有權威性和參考價值。
在談到哲學研究時，陳奎元說，哲學十分重要，哲學的天地十分廣闊。哲學所在我院構建哲學社會科學創(chuàng)新體系中如何定位值得我們思考。毛澤東等老一輩十分重視學哲學、用哲學。今年，陳云誕辰100周年，我認真地閱讀了陳云年譜和文選。陳云同志是領導經(jīng)濟建設工作的，但他反復強調學哲學。毛澤東同志號召要把哲學從書本、課堂中解放出來，使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都學哲學用哲學。這對新中國的建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與以前相比，現(xiàn)在人民群眾應用哲學的狀況是前進，是停滯，還是退后了呢？今后哲學的方向是什么，怎樣才能大有作為呢？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思考。在抗日戰(zhàn)爭年代，黨把大批在前線奮戰(zhàn)的干部調到后方學習哲學，學習《矛盾論》、《實踐論》，對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起了很大作用。理論和實踐結合，是理論發(fā)展和發(fā)揮作用的途徑。我們要堅持用先進的理論來武裝全黨，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實現(xiàn)理論創(chuàng)新。陳奎元還指出，當前，理論界人士對如何看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特別是對列寧主義存在某些非議。一些人認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不包括列寧主義。這是十分錯誤和糊涂的認識。我們黨作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整的并不斷發(fā)展著的理論體系，列寧主義是其中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
在談到史學研究時，陳奎元指出，治史必須讀經(jīng)。就是說，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必須讀中國古代的經(jīng)典著作。寫歷史不僅是史實的敘述，也要有一定的理論基礎，以正確的觀點為指導，要秉持一定的道德觀念和價值標準，一字褒貶并非從個人的偏見出發(fā)。當年司馬光主持撰寫《資治通鑒》，是用自己的觀點把宋朝以前的歷史串起來的。后來，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對司馬光的許多記載和觀點提出了質疑和不同看法。雖然他們在一些問題上有分歧，但在思想體系上都是以中國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觀念為指導的。現(xiàn)在我們研究中國歷史，包括研究當代中國歷史，必須認真閱讀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典著作。我們寫新中國頭三十年的歷史，不讀毛主席的書能寫好嗎？我們寫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不讀鄧小平同志的書，不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也不可能寫好。
因此，讀史要與讀經(jīng)相結合。治史者，知識面要寬，研究中國古代史的，經(jīng)史子集都要知道，而且要融會貫通。研究當代中國的歷史，必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觀點，堅持唯物史觀。如果不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不承認唯物史觀，他就沒有資格研究新中國的歷史。因為他不可能站穩(wěn)正確的立場，不可能正確地認識國史。現(xiàn)在有一些青年學生和青年科研人員，缺少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根基，不了解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華民族苦難屈辱的歷史以及共產(chǎn)黨領導人民爭取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的艱苦斗爭史。我們培養(yǎng)人，進行理論隊伍建設，要認真考慮和解決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問題。要通過教育和引導，使他們在研究中自覺地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只有這樣，老一代史學家開創(chuàng)的事業(yè)才能得以繼承和發(fā)揚。以中國史學會為代表的史學界，我院史學片的各個研究所，陣地意識比較強，馬克思主義觀點是占上風的。如果出現(xiàn)了錯誤言論，總有人能站出來進行抵制和批判。這說明，馬克思主義的陣地在史學界沒有喪失，這是可喜的。但有的學科，就很難說馬克思主義是不是占上風。當然，就是在史學界，也出“旁門左道”，也有噪音、雜音，有同志談出現(xiàn)了一股“翻案風”，實際上是一股“顛倒風”：有的人蓄意要把封建王朝的統(tǒng)治者和農(nóng)民起義者、民族英雄和漢奸賣國賊的評價顛倒過去。我們不能高枕無憂，一定要有憂患意識，不要讓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等老一輩學者開創(chuàng)的史學事業(yè)和樹立的優(yōu)良學風，在我們手里折損、貶值。因此，史學片各個研究所任重而道遠。
在談到當代所時，陳奎元指出，當代中國研究所和我院各研究所有所不同，是個獨立的單位，掛靠在社科院。中央對當代所的設置有明確規(guī)定，我們要按照中央的決定處理院部和當代所的關系。當代所的領導同志不要有什么顧慮，要從實際出發(fā)，怎么做有利于它的發(fā)展、有利于完成它擔負的使命就怎么辦。社科院的各個部門要積極地支持他們，幫助他們解決研究生培養(yǎng)、科研成果評獎以及其他方面存在的實際問題。有個問題需要弄清楚，就是研究當代史是不是史學，是不是學術？當年的《史記》、《漢書》、《新唐書》、《舊唐書》算不算學術？總不能說當時不是學術，過了一二千年才算學術。這個問題不僅當代所有，從事馬列研究的和現(xiàn)實問題研究的理論工作者和許多研究機構都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因為，這些機構研究的問題也往往是當代的問題或和現(xiàn)實有關的問題。從理論的層面研究當代的現(xiàn)實問題也是學術。當代所主要研究當代史，因此，史學片的各個研究所要支持、配合當代所的工作。各個部門和單位要共襄盛舉，共同努力，把當代所的工作搞好。當代所目前科研骨干力量不多、不齊，正研數(shù)量及其在研究人員中所占的比例和其他研究所相比都是偏低的，但他們的科研任務很重，工作任務又很急，人手少，疲于奔命。希望大家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相互幫助，把當代史研究事業(yè)搞好。
在談到我院學術期刊的辦刊方針和原則時，陳奎元指出，刊物是我院的形象，在選擇稿件時，實行匿名評審制度是必要的，但不能以為這就是唯一的或最重要的準則。關鍵是把真正優(yōu)秀的文章選出來，在繁榮發(fā)展哲學社會科學的事業(yè)中發(fā)揮積極的影響，為廣大學者提供一個展示成果的良好窗口，使自己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品牌，吸引更多的作者和讀者。
在談到研究生教材時，陳奎元指出，編寫研究生教材，必須體現(xiàn)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要求。培養(yǎng)研究生，應當以國內教材為主，如果主要教材都是國外的，都是引進的“原版”，那就很難體現(xiàn)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很難貫徹我們的教育方針。完全照搬西方的教材培養(yǎng)學生，那就是為別人“代培”人才。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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