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龍發言：陶行知鄉村教育活動的特色及其當代價值

       2004年3月28日，烏有之鄉和中國人民大學陶行知研究會、北京師范大學陶行知研究會、北京信息工程學院陶行知研究會合作舉辦首次鄉村教育論壇，探討陶行知關于鄉村教育的理論和實踐及其對當前的啟示。會上北京師范大學的儲朝暉做了主題發言，內容如下：

    今天我們在這里以陶行知與鄉村教育為主題舉辦學術沙龍，是因為陶行知的鄉村教育實踐與理論當今仍有重要價值。這種價值是由其特色決定的，這里就此談點我的看法。

首先，陶行知是以鄉村當事人的身份參與鄉村教育活動。陶行知脫下長袍馬褂，穿上布衣草鞋，始終以一個鄉村教育當事人的身份參與鄉村教育，這是他與當時及現今眾多鄉村教育運動者或鄉村教育研究者的重大區別，也是它所辦的鄉村教育充滿活力、效力極高的重要原因。他對當時七種置身鄉村之外的鄉村建設運動的倡導者進行了批評：一是天使派，“好比是天使到地獄里來救苦救難”；二是夫子派，“以為鄉下人不懂事，要來教訓他們”；三是模范派，“到鄉村來建一個新村，希望農人也照他的樣子改一改”；四是桃花源派，將鄉村與都市、與世界隔離開來，“老死不相往來。他們只顧在鄉村里工作，對于都市的生活，已是懶得與聞”；五是紳士派，“擁護原有的紳士做鄉村的主體，……結果是伸張紳權，摧殘民權”；六是濟富派，“想用金錢救濟農村破產”；七是養豬派，他們也“提倡科學農業，也要改善農民生活。但他們的目的，是在多收點租”[1]。當前農村問題也成為熱點，事實上也存在看待鄉村問題不同的出發點，但唯有以鄉村當事人的角度才能把鄉村的問題看真、看準、看深，從而徹底加以解決。

其次，陶行知將鄉村社會的民主建設與鄉村教育當成一件事來辦。陶行知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經歷過美國民主生活，而又立志改造中國鄉村，并全身心地投入到鄉村為農民“燒心香”，要把中國的農村變成“福國天堂”的一位杰出的具有“農民甘苦化”內心世界的知識先驅。在他改造鄉村的活動中，鄉村民主建設是他一直關注的問題，他認為教育“要教農民自立、自治、自衛”，使村政成為“村民自有、自治、自享的活動”[2]，在辦曉莊時就曾以村民對水井的管理來開展民主試驗，并在設法施行中形成了一套理論。這種理論既借鑒了人類文明中相對先進的民主成果，又扎根于中國的實際，對當前正在進行的鄉村民主建設有著獨特的價值。然而由于多種原因，至今對陶行知在這方面的理論還缺乏正確解讀。他曾用實踐批駁了農民愚昧無知不能進行民主，鄉村太窮不能民主，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論點。

再者，陶行知在城鄉二元的社會背景下堅持鄉村自主而非他主。他主張村民要有改造社會的精神，而不只是被動接受改造；他主張“小的村莊，要與大的世界溝通。”[3]鄉村教育在于“培養農人和農人的小孩子，把鄉村創造成一個合理的人間”[4]。鄉村教育必須是農人和農人的小孩自主的，它的目的在于農人及其小孩的成長與發展，而不在于使鄉村為城市服務，也不在于將鄉下人簡單地轉化為城里人；因此鄉村教育應有自主確定的標準。城鄉之間是自主溝通的關系，而不是主次、中心邊緣、目標與工具之間的關系。

最后，陶行知將創造和提升鄉村生活力當成鄉村教育的中心任務。他反對使鄉村越來越貧困的“分利”而不能“生利”的教育，主張鄉村教育要讓“荒山成林，叫瘠地長出五谷”，“看學校的標準……乃是學生生活力豐富不豐富”[5]。從曉莊學校到山海工學團都貫徹了這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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