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與文藝”研討會紀要
方聞 整理
為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由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學會發起的“抗日戰爭與文藝”研討會于2005年7月9日在北京召開。在京的著名作家、評論家及其他文藝界、理論界人士賀敬之、魏巍、陳明、胡可、鄭伯農、盧之超、李正忠、徐非光、涂武生、吳元邁、馬鎣伯、余飄、石英、程樹榛、董學文、劉潤為、王嘯文、鄭恩波、陳飛龍、韋明、劉貽清、蘇引、熊元義、李心峰、祝東力、陸華、范景剛、魯太光、郭建業、李云雷、李祖德、鄧友女、王靜、丁愛霞等出席了會議。
研討會由鄭伯農同志主持。他說：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的一場生死決戰，是一次民族精神的大動員、大洗禮，經過這次戰爭，民族面貌有很大改變，文藝面貌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文藝中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自救自強的精神空前發揚、空前高漲，達到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度。文藝的形式也空前的生動。文藝的深入人心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文藝與人民相結合，追求通俗化，讓群眾喜聞樂見，糾正了五四時代的一些偏頗。兩次世界大戰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爭奪財富、殖民地和勢力范圍而發動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二戰之后，這一矛盾并未根本消除，戰爭的因素依然存在。20世紀30年代需要國防文學、國防文藝，今天仍然需要21世紀的國防文學、國防文藝。
魏巍同志說：如今，世界仍不太平，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比較嚴峻，在這樣的情況下，紀念抗戰特別有意義。我們是那個時代走過來的，現在回想，那是個偉大的時代，非常吸引人，我非常感謝那個時代，懷念那個時代。個人是吃了一點苦——當時也不覺得苦——但是，我得到的鍛煉、思想收獲、對各方面的了解遠遠大于付出的。我認識了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敵人，這都是那個時代給予我的，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在文藝方面，舉一個例子——當時的歌詠活動：出現了那么多的音樂家，那么多的好歌，對抗戰起了偉大的動員作用。延安那么苦，但從早到晚沒有停止過歌聲；敵人對根據地實行三光，我們也沒有停止過歌唱。老人、婦女、小孩，沒有不會唱歌的，這是多么大的鼓舞力量。革命的深入帶來了文化的深入，革命文化深入到了窮鄉僻壤，這是前所未有的。我們的文藝當年那么有力量，但如今沒那么有力量、有光彩了，很蒼白，原因是什么？革命是文藝的靈魂，革命的火焰在心里熄滅了，文藝作品也不會有什么勁。革命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本質的要求，否則，怎么會有力量呢？
胡可同志的發言題目是《抗日戰爭與戲劇》，他說：現在，日本否認侵略，蒙蔽青少年；中國在那場戰爭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是，由于教育上的忽視，中國的青少年也不很了解那段歷史。部分年輕人居然認為，如果不抗戰，讓日本占領中國，也許中國早就現代化了。他們不知道“三光”、不知道“無人區”、不知道“慰安婦”。現在沒有一部電影描寫中國的“無人區”，沒有一部電影反映八路軍作戰的情況。像“平型關大捷”、“百團大戰”這樣的輝煌戰例都很少有文藝作品涉及。我們要通過戲劇、影視對青少年進行教育。由于環境動蕩和直接為戰爭服務的需要，抗日戰爭中的不少戲劇作品是急就章，已經不能滿足今天觀眾的需要。希望中青年劇作家能夠創造出優秀的作品，反映中國人民經受考驗、為掙脫枷鎖而戰斗，中華民族獲得新生的歷史。
石英同志作了題為《詩歌在抗戰中》發言，他說：抗日戰爭本身，就是一首以炮火與鮮血譜寫成的壯烈史詩。壯烈史詩的歲月產生壯烈而燦爛的詩篇。全面抗戰開始后，不少有民族良心和胸存正氣的詩人先后寫出了有關的詩篇，表現出在平常歲月所難以達到的思想境界與特定的藝術感覺。如田間、艾青、臧克家、賀敬之和魏巍等詩人都為抗戰歲月留下了“詩化的實錄”。應該特別提到年輕的英烈、詩人陳輝的作品，他的詩不只是激情的產物，也在相當程度上展現了詩的藝術的獨特魅力；他的詩的想象力張揚而貼切，詩句不失奇崛卻又流暢自然。由于種種原因，他的詩沒有被置于應有的地位，許多文學史不置一詞。今天的詩歌創作，從總體上說不令人滿意。有良心、有作為的詩人在詩的領域中也必須堅持“抗戰”，以改變生態，使詩成為真正的詩。
蘇引同志說：抗戰的歷史經驗告訴人們，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精神，就難以支持。沒有國格，哪有人格？現在，許多人將社會主義看得很輕，這是中國當前最嚴重、最大的悲哀，有如一種集體無意識，任其發展，可能會有民族大災難再度出現。相應地，如今，謳歌社會主義精神的藝術也受到輕視，“主旋律”成了一種需要“鼓勵”的東西，而“輔旋律”涌動，接受者年輕化。社會主義文藝能否傲然挺立，擔負起教育社會主義接班人的重任，值得關注。
陳明同志在發言中講述了自己的親身經歷，他現在還清楚地記得1928年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小讀三年級時舉行“國恥紀念周”所唱的《國恥紀念歌》，“國破家何在”，“揮戈終退日”，這些歌詞，給他留下了難以忘懷的深刻印象。他還回憶了青少年時代在北平和上海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暴行和中國人民奮起反抗的所見所聞，特別是自己追求進步、奔赴延安的難忘歷程；回憶了在“西北戰地服務團”，李劫夫等文藝工作者響應黨的號召，認真學習民間小調，加以改造為抗戰服務，得到人民群眾熱烈歡迎的事跡。他說：日本亡我之心很早就有，至今不死。但是，文藝界有點潰不成軍的味道，令人擔憂。
徐非光同志作了題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歷史作用和地位》的發言，他說：抗日戰爭不但在中華民族的漫長歷史上，而且在整個人類世界的歷史上，都堪稱絕無僅有的歷史奇跡。中國人民在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中做出的犧牲和付出的代價，產生的巨大歷史作用，決不應當低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敵后抗日根據地在整個抗戰中的地位、影響和作用不容貶低；毛澤東在抗戰中的偉大歷史作用和巨大貢獻，無法抹殺。延安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文化也是中國文化史上極為光輝的一頁，在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過程中產生了極大的動員、團結、鼓舞的作用。
余飄同志說：抗戰文藝是中國文藝史上劃時代的里程碑，發揮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削弱敵人的作用。抗日戰爭創造了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巨大奇跡，顯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所產生的無窮無盡的力量。在抗戰時期，毛澤東發表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經典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推動文藝實現了比五四時代更偉大的變革。抗戰文藝最大的特點就是崇高和壯烈，今天仍然非常需要發揚這些特點。抗戰文藝的藝術性也很強，有許多新的藝術創造。
魯太光同志的發言題目是《吁請一種人民大眾的文藝》，他說：在抗日戰爭中，連綿的戰火、持續的動蕩，把中華民族推入到深重的苦難之中。然而，這苦難又激發起中華民族的斗志，使其從殘酷的遏制、包圍、屠戮中殺出一條血路，創造了中華民族的新生。在這歷史轉折的緊要關頭，政治或文學觀點不同的作家紛紛捐棄前嫌，在民族解放的旗幟下實現了統一，并從亭子間和書齋出走，自覺地擁抱生活，與人民大眾結合，不僅為民族解放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而且賦予中國文學嶄新的想象方式和主體內容，實現了由“人的文學”到“人民的文學”的轉變。在解放區的文藝作品中，才子佳人、地主老爺、太太小姐們通通被趕下舞臺，而勞動人民成了這個舞臺的真正主人。這意味著一種新歷史觀的出現，為中國當代文學的展開奠定了基礎。
賀敬之同志最后發表了講話，他說：抗日戰爭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一場民族戰爭，在中國的歷史上，特別是在中國的近代史上，是非常重要、非常輝煌的一段。抗戰文藝是中國文藝史上，特別是中國新文藝史上非常重要的篇章。抗戰文藝的經驗告訴我們，文藝離不開大的歷史行動，文藝與國家的命運、歷史的步伐，人民群眾的利益是密切相關的。只有與抗戰、革命、歷史前進的巨大步伐相聯系，才能成為人民群眾最歡迎的文藝。抗戰文藝是民族的、人民的文藝，愛國主義、民族意識空前高漲，文學應該是人民的、民族的，這是永恒的東西。高揚的思想境界，高尚的人生觀、價值觀，理想主義，英雄主義，自我犧牲精神……抗戰文藝所表現出來的這些方面應該得到肯定。在抗戰時期，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解決了從“人的文藝”走向“人民的文藝”這個問題。在這里，不能不提到毛澤東同志1942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樣一部無產階級文藝綱領在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近年來，一些被人民、被歷史肯定的東西在某些情況下、在一定范圍內被歪曲和顛倒了。有人為汪精衛、王克敏翻案，提倡“民活主義”，這不是一般的噪音。是非善惡的顛倒不僅使人們認不清歷史，更重要的是讓人們無法認識現在和未來，我們要努力工作，將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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