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毛澤東到底民主否——紀念毛澤東誕辰114周年

毛澤東到底民主否——紀念毛澤東誕辰114周年

老田

 在1980年代前后的“非毛化時期”，精英們眾口一詞咬定毛澤東不民主，自從1959年之后個人專斷大有發展。老田分別訪問過三位曾經在中央辦公廳工作過的同志，這三個人從自身的經歷出發，看法很一致，在鄧小平定位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毛劉周朱陳鄧——六個人中間，毛主席和周總理是最民主的，朱總司令管事少留給中辦工作人員的印象更接近于一種德高望重者對鄰居的關系，陳云同志還能夠聽取不同意見，處于中間狀態，剩下的那兩人是很難說話的。這個難說話，不僅僅是中辦工作人員是這樣，就是大區書記和省委書記都是如此。

老田今年四月份訪問過陶魯笳老同志，他講到一件事：在四清期間，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和兩個省委書記陶魯笳、劉子厚對于運動開展方式有不同的看法，在向毛主席匯報之后，毛澤東鼓勵他們把不同意見向主管領導同志匯報，以期改正此前的錯誤做法；但是，該領導同志在云南聽說李雪峰等人有不同意見之后，不僅不主動征求他們的意見，反而從昆明坐飛機狂奔回北京，趕在12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之前，私下里找到李雪峰并“死尅”了他一頓，這樣，李雪峰只好轉而做檢討，劉子厚和陶魯笳雖然有不同看法并自認為是正確的，但是鑒于李雪峰已經挨批了，也明智地選擇了“悶聲發大財”。毛澤東有感于黨內民主之缺乏，無比憤怒，所以在此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帶了一本黨章和一本憲法到會場上，去捍衛省委書記們的發言權。后來精英們撰寫的黨史，都說是某兩個領導同志對毛主席不夠尊重，所以引得他大發雷霆，這是對那兩位同志無恥的污蔑，毛主席沒有得到尊重的事情從未發生過，精英們這么說的時候也從未提供說得過去的證據。

除了工作人員的感受之外，還有可能從邏輯上來檢驗毛澤東在他那個管理崗位上的民主問題。把執政的共產黨，作為一個系統的管理組織來看待，能夠對毛主席是否民主進行一個邏輯上的檢驗。根據美國管理學專家羅伯特·卡茨的研究，在不同的管理層次上有著非常不同的功能，在最低層次上的管理者，其最重要的是技術技能，要求熟悉和精通某種特定的專業領域知識，因為這個層次的管理者最接近于生產的第一線，他必須有相應的生產領域所需要的知識儲備；對脫離第一線的中層管理者而言，更重要的技能在于人際技能，他要知道如何與員工進行溝通、如何激勵并引導員工的熱情和信心，并協調不同部門和地區的利益和要求；在管理者的最高層次，最重要的概念技能，這是要求管理者對于復雜情況進行抽象和概念化，提出足以指導全局的方向和目標。換句話說，在管理系統的最高層次，概念技能對應的是決策職責，需要管理者從實際中間獲得適當的信息借以提出適當的努力目標；在管理的中間層次上，人際技能意味著要面對個人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矛盾做協調工作；在管理的最低層次，則意味著對直接生產者的監督和技術指導。很顯然，要完成決策職責，需要傾聽來自基層的聲音，阻斷言路的結果是對概念職能的履行構成根本的威脅，所以，處在毛澤東那個最高的決策位置上，不民主將意味著閉目塞聽，從這個意義上看，毛澤東的不民主意味著他在決策上的偷懶以降低信息成本，所以評定毛澤東民主與否的問題只需要考察這個人工作是否勤奮就夠了。在管理的中間層面上，不民主意味著無視不同的利益之間的沖突，壓制不同的利益的表述和協調工作，這個地方的不民主實際上意味著最常見的“長官意志”，在中央和地方關系上常常體現為不同層次的利益矛盾和目標沖突，毛澤東時代地方只要有機會就起來批評“條條專政”，處在高位上的高官動不動就要批判“分散主義”，毛澤東要求區分中央和地方管理的職能方向要求中央只管“路線方針和政策”搞“虛君共和”，但是各個級別的官員都喜愛插手具體的項目和工程至今仍然如此，正是在這個結合部上雙方長期爭奪“預算最大化”（美國公共選擇理論巨擘尼斯坎南認為爭取預算最大化是官員的最常見的行為動機）的分配權限，所以簡單粗暴和專制的發生頻次最高，除了某兩個同志的個人特性之外還有管理崗位決定的因素在內。

概念技能和人際技能的區別，非常鮮明地體現在合作化時期毛澤東與鄧子恢的區別上。毛澤東主持起草了《四十條綱要》，內容主要是就已有的人力物力資源，加上傳統和現代技術的狀況，去對應可能達到的農業增產目標，考慮的中國農業發展的資源和目標的對應關系，這樣的決策只要是資源不變、目標尚未實現，就仍然長期有效。1970年代筆者參加生產隊勞動為新修的梯田做護坡的時候，按照隊長的要求用石頭在斜坡上崁上標語“學大寨、趕昔陽，糧食生產過綱要。”而鄧子恢作為農村工作部部長，顯然就很容易進入具體的管理協調問題的方向，他很少考慮資源和目標的對應關系，而是集中于考慮管理單位內部的上下級關系調節問題，對于起草合作社的章程投入很多精力，甚至還從自己的專業強項出發編寫過一本農村會計教材。由于精英們缺乏起碼的管理學知識，所以認定鄧子恢和毛澤東都是在同一個層面上思考問題的，所以任何不同意見都必定意味著一個反對另一個，其實不然，毛澤東在綱要中間提出的是資源和目標的對應關系，還需要鄧子恢對微觀和應用層面的思考，最后他們在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條的時候走到了一起。

從毛澤東參加中國革命以來的歷史看，毛澤東長期處于“少數地位”，因為無論是革命年代還是建設年代，毛澤東思想的基本要求都是要官僚精英群體走群眾路線，要求官僚精英群體付出盡可能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深入群眾，減少他們的特權，這實際上意味著要求具有優勢地位的官員們按照“反經濟人”理性來行事，所以總是處于少數地位。為此，他不得不盡可能地通過思想教育工作去爭取盡可能多的人，跟自己一道前進，否則他隨時有可能成為孤家寡人，不可能完成任何革命或者建設目標。毛澤東提出接班人“五項條件”中間說要善于團結多數人一道工作，甚至要團結那些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一道工作，這其實是他本人與黨內同志相處的長期經驗。從這個意義上看，毛澤東不民主高個人專斷實際上沒有現實的可能，因為他所主張的東西在高官中間沒有多少市場，為此，他不得不長期以“斗爭求團結”的方式進行工作。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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