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的中國，改革開放的邏輯已經充分展開，人們面對危機四伏，沖突不斷，各種社會問題凸顯的嚴重現實，不得不撥開歌舞升平的假象，深入中國歷史，回溯鄧小平時代，去認清這些問題的來龍去脈，力求這些問題的解決。2004年適逢鄧小平百年誕辰，3月21日星期日下午2：30，烏有之鄉邀請改革開放先驅者之一、著名非主流經濟學家楊帆先生和韓德強先生一起重新反思評說鄧小平時代，正確總結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為中國的未來尋求一個新的出路，以此紀念鄧小平百年誕辰。不曾料想，竟然會有那么多的朋友積極參加，擠滿了烏有之鄉，沒有座位即使站著也要堅持認真聆聽，還不時報以熱烈的掌聲。兩位嘉賓的演說實在精彩，笑聲、掌聲過后還會給人無盡的回味思考。
楊帆先生在1980年代早期曾經在天津開發區積極投入改革開放，被譽為改革開放先驅者之一，可是1990年代居然被自由派人士扣上了“反對改革開放”的帽子，皆因他面對1990年代中國的改革后果開始對誤導改革的新自由主義進行猛烈的批判，反對權力資本化對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工人和農民進行慘無人道的殘酷掠奪。楊帆先生慷慨激昂，認為1980年代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是對過去“極左”的糾正，帶有思想解放的積極意義，當時的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其中，都還承繼著傳統知識分子秉承的社會責任，無論左派還是右派，都是理想主義者，都是出于對中華民族、對中國老百姓好，為國家、民族尋求好的未來。而進入1990年代中后期，一小撮知識分子攀附權力和資本，用新自由主義誤導改革開放，歪曲改革開放的邏輯，出臺誤國誤民的錯誤政策，他們勾結起來瓜分國有資產，掠奪老百姓，走向買辦化的賣國道路。這些知識分子是在利益驅動下推出改革開放政策的，已經不是理想主義者，而是極其反動的歷史罪人，成為人民的公敵，相信人民群眾早晚要起來清算他們的錯誤的。鄧小平主政時期，國內主要還是國家資本，不存在強大的私有資本掠奪老百姓的問題，當時鄧小平還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公有制為主體，私有制為補充”，“和平與發展是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都要用”，“如果改革出現貪污腐敗橫行，出現兩極分化，改革就是失敗了，就要走上邪路上去”，“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等等。1990年代中后期，這些政治詞匯和口號在國家政治生活的主流語境中要么消失了，要么變味了，如“四項基本原則”和“共同富裕”基本不提了，私有制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平與發展”從“兩大問題”變成了“兩大主題”乃至變成了“主流趨勢”，片面強調市場，極力妖魔化計劃等。與此同時，三農問題成為顯問題，失業下崗工人成了社會的棄兒。這一切問題，都是因為1990年代的改革喪失了理想主義的動力，變成了在利益驅動，一小撮人把新自由主義的錯誤理論作為招牌，實施對全民的掠奪，工人和農民作為弱勢群體最早承受這種惡果，現在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也開始體驗新自由主義帶來的惡果。所以，鄧小平時期的改革開放才是真正成功的，雖然也有問題，比如“非毛化”導致藏獨和疆獨勢力猖獗，使得國家統一面臨威脅，但是整體上是基本正確的。
韓德強先生是1990年代思想界的后起新秀，直接質疑自由市場經濟的理論和實踐，其作品《改革與經濟人》最早對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進行了置疑和批判。韓先生認為，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簡單說來，包括毛澤東時代經濟建設奠定的雄厚物質基礎和積累的技術水平，用毛澤東思想教育的一大批廉潔奉公的黨政干部，國家對民族產業的有效保護等等。1990年代改革開放之所以會帶來嚴重的惡果，變成對全國老百姓的殘酷掠奪，其原因在于錯誤地總結了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比如，片面強調利益驅動，用經濟人假設代替共產黨傳統的理想道德；片面強調市場作用，削弱乃至取消計劃的作用；片面強調開放，放棄對民族產業的保護等等。之所以會發生這種錯誤的總結，既有利益驅動的原因，又有社會科學滯后的原因。韓先生講，現在的主流社會科學已經僵化落后，即將為新起的社會科學思潮所取代，其代表就是在國際史學屆十分有影響的“世界體系論”。烏有之鄉推出的“真實世界書目”是基本書目，“新政治經濟學——世界體系論”書目是深入書目，這些圖書將為大家認識真實的歷史、世界，迎接和開創新的社會科學時代提供有益的幫助。今天，我們評說鄧小平時代，認清那個時代的邏輯和后鄧時期的問題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今后的選擇是十分有意義的。這兩套書目將給我們一個新的視野，也給我們一個新的出路。
鄧小平時期已經過去，鄧小平時代還在繼續，面對我們的處境，今天的評說給了我們新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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