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紀蘇就電影《色·戒》答《紐約時報》記者問

一.參加觀摩會的嘉賓持的意見都一致嗎?有沒有不一樣的? 能把這個會叫做“批判會”嗎?

      據我看，參加會的諸“嘉賓”意見大體一致，但也有差異。例如有朋友認為《色戒》雖然價值觀歷史觀成問題，但藝術水平高超；而我認為這篇小說或這部片子由于基本理路不通，連累得藝術也破綻百出，略無可取。又如有人認為它在底線上傷害了一個民族的核心價值，故應禁演；我則以為，現在的問題不是讓不讓這部片子上演，而是讓不讓批評的聲音存在。現實中對《色戒》的反應本有兩種對立的觀點（可以證諸網絡），但反映在紙媒體上卻是一邊倒的叫好，這既不民主，也不自由。

      這個會代表了社會上對《色戒》的一種態度，屬于正常的文化批評。“批判會”則是扣文革帽子。他們要扣，就由他們扣吧，除了“文革”“義和團”，他們這么多年也沒別的帽子了。

　

二.您本人是從哪個角度來理解這部片子的？

      我的角度很清楚：這是一部打著“人性”旗號、試圖以抽象的個體/群體關系來混淆歷史是非的作品。它所鼓吹的歪理（一個城市一個國家毀滅，卻成就了一段愛情）一旦成立并普及為價值觀，中華民族這條船勢必沉沒，而船上億萬個體、億萬人性的前途不言自明。

　

三.您對張愛玲的原著有什么看法？

      可以說，《色戒》是張愛玲作品中寫得最差的一部。張的一些作品能以冷眼峭筆記下晚晴以來一個沒落寄生階級的眾生相，雖然境界不高，“可信不可愛”，畢竟有其藝術上認識上的價值。而《色戒》則是張愛玲為自己漢奸歷史找合法性的工具，既不可愛又不可信。張如果是一個誠實的藝術家，好漢做事好漢當，她本可以從自己真實的經歷入手，客觀解剖分析，認真描形畫骨，留下漢奸文人的心路自白，也不失為一段信史。但張愛玲畢竟是張愛玲，她做不到這點。一個沒落自私、夢想榮華的女子蛻變為漢奸婆娘幾乎順理成章，這樣的文學或歷史形象不可能為她開脫。她必須把一個抗日之士變成一個漢奸情婦才能達到目的。但這項工程的難度不亞于把白說成黑，方說成圓。這是小說《色戒》從娘胎里落下的致命傷，沒出生就斷氣了。這么一塊沒生命的骨肉，李安再做人工呼吸也無濟于事——搞陰陽采戰也沒用。

四.國內很多人對電影叫好似乎是有點起哄的感覺，也許普通觀眾不太會去考慮它的政治含義，您對此怎么看？

      “國內大多數”對此片的肯定，確實只是你的“感覺”。一方面，國內不少中產階級白領在價值和審美上構成成《色戒》這里類作品的社會基礎。這可以理解，現在不是一個大危機時代，這些人又最是花紅柳綠一族，對思想上不好不壞、表達上不明不白的文藝連續叫好了二十多年已形成條件反射，想不叫好都收不住了。這些人控制了絕大部分媒體，所以他們的聲音得以格外地放大。另一方面，也很多人厭惡這部影片，包括我認識的一些學歷并不高的“普通觀眾”，他們的社會存在使他們更容易接近社會的真相，從而對《色戒》表現出愛憎分明的立場。他們屬于習慣于沉默或不得不沉默的那一部分人口。另外，網上流傳的一群大學生聯名上書有關部門，申明他們對《色戒》所代表“黃奸毒”文化的態度，也說明局面遠非清一色，把《色戒》僅當藝術片或三級片看的觀眾比例并不如想當然的那么高。

　

五.有人說，《色·戒》只是一部文藝作品，也許作家和導演都沒有把重點放在政治層面，尤其是李安，他過去的片子都著重描寫人物內心世界，有人說，片子的結局是人物心理發展的自然過程。您對這種觀點有什么想法？

      個人利益跟家國利益之間的矛盾是最大的政治。這個政治，無論在小說還是在電影《色戒》里，都屬于核心靈魂部分。李安在境外對記者說，這樣的作品只有他來拍，才有可能通過（國內意識形態檢查）。是李安不懂政治呢，還是“有人”不懂李安呢？至于張愛玲，前面已經說過，不重復了。

六.在國家大義和個人情感方面，您覺得文藝作品是否需要有其中的價值取向？如果有，有沒有對錯之分？如果有，怎樣的取向可以說是對的，怎樣的算錯？您個人也曾創作過話劇作品，您覺得在文藝作品的創作過程中最應該注意的是什么？

      群體利益和個體利益都是利益，如果可能兼顧，當然最好。如果不能得兼，則需要做出選擇。在中華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胡蘭成、張愛玲、丁默邨選擇了一己的利益，而無數先烈舍生赴難、慷慨殉國，選擇了四萬萬人的利益。是非曲直，誰為泰山誰為鴻毛，這還成問題么？文藝工作者要對中華民族這條船負責，就應弘揚正氣，敢于是是非非，不為曖昧裝蒜的時趨牽著鼻子走。

　
七.電影在刪節后通過了電影局的審查，您對此有沒有想法？您對國內的審查制度有些什么看法？

      這部電影的問題，色誘觀眾是衣，亡國亂史是體。電影局審查的結果，利己害群的價值觀歷史觀沿著院線裸體狂奔，在大小報紙電視的歡呼聲中一路飄紅，令人扼腕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