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的矛盾
劉永佶
初級民主制，是中國得以步入工業文明的大前提，這一步卻邁得如此艱難沉重，不僅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武裝革命，而且又在初級民主制中蹣跚了半個多世紀。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中國有一股強大的反民主勢力，它與民主勢力對立著、對抗著，以各種各樣的理由和手段，干擾、阻礙民主的進程。而民主勢力雖然從原則和法理上說處于主要矛盾方面，但其自身，不論從理論、組織，乃至路線、策略等各方面還都不夠成熟，有著明顯的局限和缺陷。民主勢力和反民主勢力的矛盾，是現代中國政治的主要矛盾。
這個矛盾，是中國歷史政治矛盾的繼續。集權官僚制下的主要政治矛盾，是官僚地主階級的統治勢力與農民為主體的民眾勢力之間的矛盾。雖然會有不斷的農民起義，也只有聯合起來的民眾才能形成與統治勢力相對抗的政治勢力，但這都是短期的，民眾的政治勢力或者被鎮壓、打散，或者有極個別的會奪取政權，其領導者則變成新的統治者。通常情況下，民眾只是被統治的對象，小農經濟的分散性和一灘散沙的特點，加之統治勢力的惑、禁、隔、阻、壓，并不能聯合起統一的政治勢力，它與官僚統治勢力對立著，但不能對抗。而農耕經濟和小農意識，在組織起來的暴力與欺騙的統治下，使農民和手工業者逐步失去其斗爭意志，只能逆來順受，在官府留給自家很小的空隙中，辛勤勞作、節儉度日。農民被 “治”被“牧”得像羊一樣溫順，他們精明的大腦所追求的是溫飽，是富裕，而不是人格和自由。從小農經濟和小農意識中，不可能產生公民意識和民主意識，農民不可能自發地形成民主勢力。
中國的民主勢力是以外來的社會主義為理論基礎的，由先進的知識分子依據其理念組織民眾，才得以形成的。經過一個世紀的斗爭，民主勢力從小到大，甚至取得了政權，建立了初級的民主制度。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大跨越。然而，迄今為止，民主意識在中國還帶有明顯的外來“痕跡”。還都沒有形成中國自己的民主理論，沒有對民主形式和內容做出明確的規定。包括晚年毛澤東，他對馬克思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信從，對“巴黎公社”式民主的向往，是他思想深處的民主觀念，但由于“群眾運動”的形式及群眾民主意識的粗淺，“繼續革命”并沒有取得預想的成就。而反民主勢力充分利用群眾中存在的小農意識，將民眾的注意力轉向自家的溫飽和富裕，由此為反民主勢力的滋生，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的矛盾，持續了一個世紀。由于民主勢力的形成，舊的統治勢力也演變成為反民主的勢力，也就是說將反對民主，鎮壓、破壞、削弱民主勢力作為其存在的主要方式。矛盾的雙方，曾經以反民主勢力為主要方面，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民主勢力上升為主要方面，反民主勢力變成矛盾的次要方面，但它絕對沒有消失，而且隨著條件的變化，努力擴大其勢力，在干擾、阻礙民主進程中，固守自己的陣地，并利用各種時機，與民主勢力進行斗爭。
民主勢力的社會構成，以工人、知識分子和農民為主，與解放前不同，建國以后工業經濟迅速擴展，工人的數量不斷增加，包括“農民工”和鄉鎮企業職工，已達勞動人口的四分之一多，約25至3億人，相當于美國的總人口。知識分子隊伍也不斷擴大，包括教育、科研、技術、傳媒、衛生、文藝等各行業，總人數也在1億人左右。還有一批專門從事公共權利、公共事業和企業經營管理的階層，他們從社會階級的劃分上應歸入知識分子，但由于職業特性，需要明確其階層存在，其人數也在幾千萬。而農民仍是現代中國人口的多數，由于其中一部分人處于流動狀態，或進城打工，或從事個體工商業，或在鄉鎮企業就業，因此很難確定純粹從事農業的人口，約計總共中國人口中有三分之二還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此外，就是遍及城鄉的個體工商戶，以及一部分靠經營、技術等“致富”了的私有企業主。
從人口量上來看，民主勢力的社會基礎占絕對優勢。但并不是人口量大勢力就大，關鍵還在民主意識及聯合的程度。工人和知識分子，是工業文明的主體，也是現代民主的主體，但能否形成民主意識，并結成民主勢力，又取決于民主思想和組織。這在西方國家是經過二百年的努力和斗爭，才爭得了今天這樣民主勢力的地位。中國革命引進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并以軍事化的組織凝合了民主勢力，才在較短的時間爭得政權，建立初級的民主制。但初級的民主制的缺陷，特別是行政集權體制（它具有明顯的半軍事化的特征），卻嚴重地束縛了工人和知識分子的個性和自由，從而壓抑了其民主意識，他們被納入一黨領導的層層行政集權中，服從的義務高于自主的權利。他們能否成為民主勢力的主體，往往取決于黨的路線和政策。至于農民，他們從利益和地位上，是向往工業文明的，每年春節之后的“民工潮”充分表明了這一點。在政治上，農民們所處的社會最底層地位使他們要求變革。如今的農民，大多數是受過初、中等教育的中青年，經濟上的困境和對工業文明的向往，使他們在內心里擁護并希望民主。然而，農民畢竟未能擺脫小農經濟，小農意識依然嚴重存在，他們能否參與民主運動，還需要來自工人和知識分子的引導，取決于黨的路線和政策。也正是這占中國大多數的農民，又可能是反民主勢力的社會基礎。如此多的自私自利、勤儉持家、逆來順受的農民，不僅是反民主勢力專制的對象，也是其反民主的理由。
當讀者看到這里寫的中國的民主勢力一詞的時候，也許有人會聯想到那極少數跑到美國的“民主派”，對他們的情況，我并不清楚，當然不排除其中有些人是從勞動者角度談民主的，但更多的則是拿著外國人的津貼，宣揚資本主義的民主。這是在西方已經過時了的“民主”，也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更重要的是，脫離了中國的實際，脫離了中國的民眾，他們的“民主”是不讓人信服的。我這里說的中國民主勢力，是不包括他們在內的。隨著形勢的變化，他們或自生自滅，或發生分化，而其中一些人甚至會成為反民主勢力的一部分。
至于現時中國的個體工商業者和靠經營、技術致富的私有企業主，我之所以把他們劃歸民主勢力的社會基礎，就在于從其自身發展的邏輯看，民主是其必要的條件，他們在一定時期會要求，甚至參與民主運動。但他們的經濟地位和利益，又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成為民主的主力，在一定情況下，比如民主運動觸動了其利益時，他們還可能加入反民主陣營。而那些靠依附官僚資本或與之結成聯盟侵吞公有資產而“致富”的私有企業主，則是反民主勢力的重要成員。
說中國的民主勢力，不僅要做社會構成的分析，更要看已有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性質。個體人的民主意識，能否上升并集合為總體的民主理論，并由民主理論聚合、指導個人參與民主運動，是民主勢力形成的關鍵。而社會制度則是民主運動的集中體現，民主運動的發展水平、民主勢力的程度，是制約社會制度的主要因素。與此同時，反民主、非民主的勢力，也要制約并體現于社會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制度是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的矛盾制衡態。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民主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它的基本理念來自馬克思，其原則是社會主義，在此前提下，帶領中國的勞動者爭取解放和自由發展。只要中國共產黨還是共產黨，它的理論就必須堅持這一點，否則就不是共產黨。當黨的綱領中還明確馬克思主義為其指導思想的時候，就是在承認民主，并把發展民主作為其目標。這是第一個層面，第二個層面則是在黨的路線中如何貫徹、實踐民主發展，進而是更為具體地實施。中國現行的社會制度，是民主運動的成果，在憲法上明確規定了民主制的原則，以及公民的民主權利，雖然還不完善，但卻是民主勢力的法律規定，也是進一步發展民主，與反民主勢力斗爭的法權依據與保證。在憲法的大前提下，各項具體法律，也都體現著初級民主制的性質。
當我們說中國的民主勢力時，必須把其社會構成與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統一起來規定，這些都是民主勢力的體現與條件。而民主勢力的發揮與發展，則在于將這些條件有機地調動起來，形成一個有明確目的、路線、策略的民主運動。
國內外總有那么一些人，將中國共產黨說成是“專制黨”，將中國現行社會制度說成是“專制制度”。這是一些別有用心者的故意，是把美國的民主看成是絕對真理，以其衡量中國的黨與制度得出的結論。對這些人的階級性，自不必說，這里分析一下其方法上的問題。其一，美國的民主是一個國家的特殊民主，并不是世界人類民主的一般；其二，美國民主制度也是一個矛盾體，它的主要矛盾方面是資本勢力，也是反民主的專制勢力，而民主勢力則處在矛盾的次要方面；其三，美國及其他各西方國家的民主，都是由勞動者為主體的民主勢力長期斗爭才爭取來的，并不是資本專制勢力恩賜的；其四，美國歷史只有200多年，既沒有封建專制傳統，也沒有集權官僚制傳統，而中國則有深遠厚重的集權官僚制與官文化的傳統；其五，美國的憲法及其政治制度，基本上仍是其獨立時確立的，已有許多不適應本國的實際，它在民主發展史上已是落后的、保守的；其六，今天中國所要爭取并發展的民主制，是以勞動者為主體的，是社會主義的，美國及西方各國的民主運動和民主制度，都可以對中國有所借鑒，但不能成為原則或榜樣；其七，以美國為“標準”對中國的批評，直接將美國的制度說成一般，忽略了它與中國各自的特殊性。
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所建立的初級民主制是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斗爭的結果和體現，它確定了民主的目標和原則，是繼續發展民主的前提，但不是民主運動的結束。而其局限和缺陷，又可以為非民主和反民主的勢力所利用，如果不及時改革與克服，反民主勢力就可以利用這些缺陷，而滋生，而蔓延，而擴展。民主勢力以初級民主制的目標和原則為前提，反民主勢力則以初級民主制的缺陷為條件。一些人指責的“專制”現象，實則正是反民主勢力利用初級民主制的缺陷，固守其局限的行為與現象，對此，不僅要承認，而且是民主運動所要克服和改革的對象。
民主勢力要整合，要以共產黨的綱領和民主制原則凝聚其社會基礎，組織工人、知識分子和農民，聯合個體工商業者和靠經營、技術起家的私有企業主，使之真正成為民主的勢力。這樣做了，中國的民主勢力在初級民主制矛盾中的主要方面的地位和主導作用，就可以充分體現，中國的民主運動就能向前發展，從初級民主制推進到更高階段的民主制。如果不能充分運用已有民主原則，不能有效地聚合民眾于民主運動之中，那么，民主勢力不僅會削弱，而且會由反民主勢力占上風。
中國的反民主勢力，在解放以前是相當明顯的，即由北洋軍閥和蔣介石集團所代表的官僚資本主義勢力。解放以后，這股勢力被推翻，逃到臺灣島上去了，似乎就不再有反民主勢力了。其實不然，集權官僚制不是世襲的，反民主也不是遺傳決定的。中國共產黨也是由個體人構成的，其眾多的黨員中不可避免地會有少數人為謀私利而入黨，并鉆營、取巧，乃至成為一定國家權利機構的負責人，這種情況在中共成為惟一的執政黨并行政化以后更為明顯。即使在入黨時并未謀私之動機，但在行政化了的黨組織中，級別、待遇，以及榮譽、特權等等，也會將一些人由革命者演變為官，成為權位的捍衛者與競爭者。時下黨中央反復批評并力求克服的要官、跑官、買賣官的行為，以及日益嚴重的腐敗現象，其主體就是這些利用行政集權體制而謀私，并被官文化主導其思想行為的人。也正是這些人，構成了反民主勢力。反民主勢力之所以反對民主運動和民主發展，就在于為了固守既得利益和地位，他們雖然尚沒有大規模組織，也沒有公開提出自己的政治綱領，但都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和經濟的“圈子”，“圈子”中的人，志同道合，為了共同利益，聯合起來，爭權奪利，上下聯手，左右提攜、互相支撐。他們深切地感受到，如果進行以民主為原則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會使他們這些無德無能無才者失去對公共權利的控制，從而失去地位和利益。為此，他們明里暗里堅決反對政治體制的改革，特別是對民主選舉深惡痛絕，更以各種理由，阻止輿論監督。
大約到20世紀60年代，中國這以“蘇聯模式”為楷模，并體現著傳統官文化的初級民主制，就已顯示出其缺陷，毛澤東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他領導的對“蘇聯模式”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中國自身制度的反思。而從那以來的四十余年，改革政治體制，克服行政集權體制的缺陷，發展民主的內在要求，一直是中國政治矛盾的大趨勢，但卻未能實現，其中的原因，既有民主勢力不夠強大，策略上的失誤等，也有反民主勢力的盡力阻撓。不妨把這四十余年來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言論匯總起來分析，就可以發現反民主勢力所用以反對改革的理由，都能夠歸結于其個人和小集團，以及子孫后代的私利上去。至于私下里的密商，以及未被披露的言論和行為，則更能顯現其利益和勢力之大。
到今天，不會有一個政治人物公開宣布自己是反民主的。那些反民主的人也不可能承認他們已經結成了反民主的勢力。他們也在公開場合宣講由“寫作班子”或秘書們擬好的報告和發言稿，這些稿子中就有“民主”字眼。但他們卻可以指使執筆者對民主做出適合他們利益和需要的解釋，甚至會把聽取群眾意見，甚至與下屬吃飯玩牌等活動，都說成是“民主”。
我們不可能從公開的言論上看到反民主的勢力，但四十余年來初級公有制的局限并未突破，缺陷并未克服而且有日趨嚴重之勢，這正是反民主勢力存在的證明，也是它的巨大“歷史作用”。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愈演愈烈的腐敗。如果說在20世紀60年代公款吃喝是相當嚴重的政治錯誤，那么而今這種行為已成為必要的公事，而且相當多的人已經吃累吃怕了。至于買官賣官、貪污賄賂、侵吞國有資產等等，也都屢見報端，紀委、檢察院所辦官員違紀腐敗案件，逐年增加。由于腐敗而形成的官僚資本，已成為反民主勢力近幾年“發展”的主要成果，又是其進一步擴充的經濟基礎。
反民主勢力的文化基礎，則是傳統的官文化及其變種的官僚資本主義，而普遍存在的小農意識，又是其必要的文化條件。官文化的本質就是集權專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牧民如羊牛，在官僚內部強化以“利祿德”為軸心的聯合，并按級別職位分割民脂民膏。現在的反民主勢力，也是以侵吞并瓜分公有資產，以腐敗為凝聚力的，他們利用職權，謀取私利，由“社會公仆變社會主人”。他們的利益和行為使他們深切地認識到：民主是根本性的、主要的敵人。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克服了初級民主制的缺陷，那么不僅其存在的條件被鏟除，而且勢必會遭到法制的懲處。這可是斷子絕孫的危險啊——他們所侵吞的公有資產大部分已事先作為遺產交給了子女，如果被追繳國庫，這些公子小姐靠什么再做人上人呢？地位、權勢、利益，乃至后代的命運，都要求他們堅決反對民主。至于小農意識，雖然也痛恨貪官污吏，但這是被“牧”了兩千余年的羊牛的意識，并不包括反抗精神，只求自家“小康”，不問國家民族前途，“各掃門前雪，不問他人瓦上霜”，在自家精打細算，對“官家”的事則不聞不問。這種意識，不僅存在于農民，更普及于全社會。也只有從小農意識的普遍存在，才能解釋為什么少數權貴們肆意侵吞國有資產而暢通無阻。這里很典型的，就是以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之名，對國有企業資產的侵占，不僅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的全體公民置若罔聞，那些專業性的“經濟學家”甚至為其鼓噪，幫著數錢。反民主勢力相當清楚小農意識這個重要“國情”，因而膽大妄為。他們也會用“提高生活水平”、“增加收入”等一類言語，哄騙民眾，使他們只顧自家如何“勤勞致富”，不去關注權貴者如何暴富而害國害民。
反民主勢力的人數雖然不多，但他們的能量極大，責任心又極強，他們充分利用初級民主制和公有制的缺陷，并擴大這種缺陷，謀取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而這些既得利益又要求增殖和積累，不僅是財富，更在于權勢。如果不及時制止，那么，反民主勢力就會以幾何級數而擴展，以致上升為政治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屆時，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制就會變成新的官僚資本主義專制。
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的矛盾，是現實存在的，必須充分認識其嚴重性。而解決這個矛盾的惟一出路，就是強化民主勢力的聯合，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抑制、削弱、克服反民主勢力，促使中國民主制上升到更高階段。
--摘自《民主的權威》2005年9月第1版，第152頁，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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