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周日文學沙龍活動
主題：點評曹征路中篇小說《豆選事件》
時間：10月7日下午2：30——4：30
地點：北京大學資源賓館三層1308室烏有之鄉書社
主辦：烏有之鄉網站（http://www.wyzxsx.com） 左岸網站（http://www.eduww.com）
下面是《小說選刊》副主編馮敏先生的發言，根據錄音整理，已經本人審閱。
馮敏在《豆選事件》研討會上的發言
馮敏：因為我是做選刊工作的，我更愿意聽一聽我們的專家學者，我們的讀者對作品的反映，這有利于我們把刊物辦得更好，更受社會的關注和讀者的喜愛。因為長期從事編輯工作，我最早牢記曹征路這個名字是因為他的一篇作品《那兒》。這個篇作品發表在2004年，說老實話，開始時并沒有引起我充分的重視，因為看的東西比較多，同時這個小說剛發表的時候呢，整個文學界對它的重視也是很不夠的。我本人對這個作品也還有一個不斷加深認識的過程。那么《那兒》發表至今已經三年多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變得越來越重要，越來越不容忽視，今天我們談曹征路的創作，就不能回避他的這篇作品。有一種說法叫做“詩人是歷史的預言家”，我想作家也是廣義上的詩人，那么曹征路這篇小說給我的感覺就是，他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對我們當下文學新的可能性，有一種預知，有一種超前的意識。我們當下文壇中有兩種作品：一種作品它可以進入排行榜，因為這個排行榜比較重視的是時尚元素；另一種作品可能進不了排行榜，但是它卻要進入文學史。曹征路的小說《那兒》是可以進入文學史的----進入當代文學史。因為在談到當下“底層文學”時，我們就不能忽視《那兒》這篇作品，它是一個標志性的作品。“底層文學”并不是文學界和作家們主觀臆想和杜撰出來，“底層文學”的出現與九十年代以來的市場化密切相關。與市場化相生相伴的“國企問題”﹑“三農問題”是當下社會關注的熱點，也是黨和政府下大力量要解決的重大民生問題。這些問題反映在文學創作領域里，就被大家稱為所謂的“底層寫作”，它關注的主要對象就是那些國企的下崗職工和那些破產的農民。
“三農問題”的出現，我個人認為也是改革過程當中必然要出現的，這不可避免。因為農村的分田和單干在經歷短暫的能量施放之后，實際上它的生產力并未得到大幅度提升。而此時中國的城市又進入了工業化，那么農村必然會出現農民破產的問題。我們的工業產品由于一家一戶式的自耕農不能增產增收，他就買不起，只好外銷。“三農問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那么作家既然是搞當代文學的，他就不能回避這些。曹征路的《那兒》也好，我們今天討論的《豆選事件》也好，都直面了這些現實中的重大問題。當然，對于文學創作，它對現實的反映不可能像新聞報道那樣直接，而要典型化地反映，藝術化地表現。所以我覺得當中國的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時，出現這樣一些作品足以讓文學界感到欣慰。也就是說，在中國改革進入關鍵性的歷史階段，中國作家沒有放棄自己的思考；面對著重大的社會問題，中國作家的聲音沒有缺席。我想這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欣慰之處。
第二個問題就是談一談關于苦難描寫。因為這個問題近來在文學圈內詬病較多，就是說你們寫工人農民總是寫得苦哈哈的。我還那是句話，工人農民的處境不好，并不是作家主觀想象出來的，它的確存在。再說了，描寫苦難并不是“底層文學”的專利。我們想一想，在“底層文學”出現之前，描寫苦難的作品比比皆是。只不過那些作品﹑那些控訴“文革”控訴極權專制的作品，更多的是描寫知識分子的苦難，對吧？那么我想問的是：知識分子的苦難是苦難，工人農民的苦難就不是苦難嗎？文學如果還要把人分成高低貴賤，還叫文學嗎？為什么大家對那些描寫知識分子苦難的作品很少質疑，反而大加稱贊；而“底層文學”剛剛觸及一些工人農民的苦難，就說寫得太多了太苦了，并有種種的微辭呢？還有一種意見認為：寫窮人要關心他的生存，寫富人要關心他的精神。這種說法至少在邏輯上缺乏周延：富人有他的精神世界，難道窮人就只有欲望沒有心靈？苦難不只是一個“窮”的問題，貧困也不是一個“窮”字可以概括的，貧困更是一種生命狀態。有錢人就一定幸福嗎？未見得。幸福的指數不是用金錢來衡量的，所以我覺得這種劃分沒有多少道理。庸俗唯物主義之所以庸俗，就在于它讓心靈匍匐于物質的欲望上面，總以為物質滿足就是人生幸福。
俄羅斯文學有描寫苦難的偉大傳統，問題不是在于能不能寫苦難，而是用什么樣的態度寫苦難。我覺得在這方面曹征路的小說給我們提供了比較成功的藝術經驗，他們的小說不是一味地客觀地展示苦難本身，而是把重點放在人對苦難的抗爭方面。我覺得這樣寫，作品就有了意義。我不贊成那種描寫苦難的作品要以損害人的尊嚴作為代價。真正好的描寫苦難的作品，都是在苦難描寫中寫出人性的光輝，寫出人的尊嚴，在這方面我覺得曹征路也是做了認真的實踐的。
第三點我覺得曹征路的小說具有思想性的鋒芒，他能夠占領思想制高點。正所謂不能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能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描寫底層生活的作品這幾年多了起來。但是呢，應該說曹征路寫的是比較有個性的，也比較成功。他為什么寫得和別人不一樣呢，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學者性的作家，也是一個思想性的作家，他不僅看到了我們在改革的進程中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包括階級關系的深刻變化，這些他都看到了，但他不是寫到這兒就為止了，而是深入進行分析和尋找造成這種分化的成因，我覺得這就使他的作品有一種思想穿透力，也有了思想者的風采，我先說到這兒。
補充發言
馮敏：剛才聽了何教授的發言，我很受啟發。文學不是社會學，也不是經濟學。文學面臨的任務與上述學科有不同的側重。《豆選事件》僅僅是講鄉村選舉過程中的一個故事，作家沒有責任和義務為社會改革開藥方。《豆選事件》把小農經濟條件下農民的精神狀況盡可能形象地表現出來了，我覺得這個目的作家已經達到了，至于為什么選，選得出選不出，這不是作家考慮的問題。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這個篇小說菊子的死讓我一直思考：本來選誰不選誰，農民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又不能夠完全地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志，這是是因為小農經濟條件下的農民是一盤散沙的狀況，所以他猶豫彷徨膽小。這跟五﹑六十年代的選舉有差別。農民要選誰呢？按理說肯定要把壞人選掉。但他又選不掉，為什么呢？因為在選舉的過程中，多種力量扭曲了農民的意志。怎么才把壞人選掉？最后是菊子用自己的死喚醒了人心中僅有的一點做人的良知，于是才會出現農民的抬棺游行。讀到這里我非常難受，仿佛重返時間的隧道，回到了魯迅寫《藥》的那個年代，就是人血饅頭。這是非常沉重的，這就是小農經濟條件下農民的精神狀態，我覺得文學寫到這個份兒上已經完成了他的使命，他跟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不一樣。
但是，我的閱讀又有不滿足的地方。從專業的角度講，菊子這個人物很有個性，又用她一個弱女子的死來喚醒民眾，這本身就有一種悲劇的力量在里面，這樣寫是很好的。但是我覺得作家在操作上，似乎讓她死的理由不充足，或者說對她死的理由展示的不充分。如果把這一點寫夠寫得更從容的話，就更有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了，就達到新的藝術高度了，我就補充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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