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高梁的家國情懷

高梁的家國情懷

李北方

　　高梁是絕對是一個特別的人。他身材清瘦，衣著簡樸到顯得邋遢，爬滿了皺紋的臉上缺乏表情，話不多，即便在講使他感到的痛心的事情的時候也能保持平和的語調。他為人低調，參加會議的時候從來都是坐在邊上。在交談時，他盡量把話題控制在他感興趣的問題上，不愿意多談自己，“我不想揚名立萬”，他說。

　　作為一個學者、國家干部，按照人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標準來看，他無論如何都不像。經濟學家盧周來說，“多數時候，他的穿著讓許多人聯想到農民工。”第一次采訪高梁的時候，給記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光著腳穿了一雙綠膠鞋，就是農民下田的時候穿的那種。在北京要想買到這種鞋決不是件容易的事，“呵呵，要想買總是能買得到，城鄉結合部的商店里就有，反正一年也穿不了兩雙。主要是種習慣，我當過十年工人農民，從年輕時候一直就這樣。”

　　做沒人相信的事

　　認識高梁之前，從網絡上看過一篇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左大培的一篇演講稿，其中提到了高梁：“我將來有錢要給他建座紀念碑！這個人讓我很感動！一些跟高梁一起做事的人跟我說，到高梁家一看什么都沒有，什么東西都沒有哇！”“大家都知道‘運10’飛機，那就是高梁‘炒’起來的！他一天到晚地到處奔走，講我們怎樣自力更生地造出‘運10’飛機，后來又怎樣銀鷹折翅……高梁這個人和我們現在的人根本不一樣！他到處奔走，吃苦受累根本不是為了錢！就是為了提醒國家要重視戰略產業，我替他感慨：一個人做點事不容易！高梁總算做了點事兒！”說到最后，左大培竟然落淚。到過高梁的家中，就知道這個描述并不算離譜，他的家異常簡樸，家具都是用了幾十年的那種，如果說還有一件現代化的物品，那就是他的筆記本電腦了。

　　高梁顯然也了解左大培的這個說法。他笑了笑，“他這個人講話情感比較充沛，有點溢美之詞。我再怎么樣也比大多數工人農民過得好多了，在國家機關工作，除了工資還有講課費、課題費，至少衣食無愁，沒有后顧無憂，這就挺好了。”

　　59歲的高梁年輕時下鄉到內蒙古，當了十年農民和工人；1978年回到北京，1982年考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畢業后進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成為最早參與改革的經濟學者之一；1990年代初南下海南，到經濟一線干了一些年，當過洋浦經濟開發區國有資產管理中心主任，還炒過一段期貨；再次回到北京后，他有過一段沒有穩定工作的時期，給朋友幫忙辦產業論壇和編輯《參閱文稿》；高梁現在在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工作，擔任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發現“運10”飛機并把這件帶入公眾的視野，就發生在高梁連個穩定的工作都沒有的時間段內。

　　中國自主研制“運10”飛機的歷史是高梁在辦產業論壇期間，通過跟原航空工業部飛機局局長胡溪濤的聯系而得知的，他當時對自己竟然對這段歷史一無所知感到驚訝。通過到上海飛機制造廠調研和查閱歷史資料，高梁寫下了《天高云淡，望斷南飛雁——從“運10”的夭折談起》一文，將這個話題帶入公共視野。

　　這篇文章讓更多的人感到驚訝，其中就包括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楊帆回憶，他看到這篇文章大約是在1999年，一開始，他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在高梁幫忙聯系下，他去了上海飛機制造廠，見了參與設計制造“運10”的人，才確信有此事。不久后，楊帆應邀到北京軍區去講課，問軍人是否知道“運10”飛機，結果還是沒有人知道，所有人都認為中國人根本就沒有制造飛機的能力。“這太驚人了！不能封鎖消息啊，不能為了證明你們的比較利益是正確的，就在文件、媒體上都不提‘運10’，好像根本沒這么回事。他們也不敢提，因為這證明毛澤東時代還是有作為的，證明他們的理論是錯誤的。”

　　楊帆所指，是在改革中與其本人所屬這一系持不同看法的經濟學界同行。從那以后，他也加入了呼吁中國要自主發展航空產業的隊伍。2000年，楊帆主編了“新世紀抉擇叢書”，邀請高梁把他的成果寫出來，于是便有了這套叢書中的《挺起中國的脊梁》，這是高梁出過的惟一一本書。高梁在這本書里闡述了戰略產業的概念，對若干行業的發展進行了細致的回顧，當然航空工業是其中的重點之一。楊帆說，他在當年舉行的國防經濟研究會年會上發言，大力推薦了高梁關于大飛機的觀點，得到了軍方的支持。后來，路風、趙英等學者、科技部相關工作人員、參與過“運10”工作的老科學家們等都加入進來，終于造成一股風潮，使自主制造大飛機成為國家決策。

　　“我從自由主義走向國家主義，就是從看到高梁的這個成果開始的。對改革的反思實際上也是從這個事件開始的。”楊帆對高梁在大飛機上的貢獻評價很高。

　　高梁集中精力于產業領域的實證研究，自認為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創見，不說沒有把握的話。在大飛機之外，他的另外一個為同道推崇的工作是整理了外資對我國企業兼并控制情況的資料。他通過實地調研說明，外資是如何先取得中國支柱性國有企業的部分股權，然后把企業做成嚴重虧損，然后再買入全部股權的過程及其背后的陰謀和危險。高梁調查了大連電機廠、寧夏西北軸承廠、合肥變壓器廠等，這些企業都是先叫外國人控了51%的股，把銷售渠道、財務、總經理等關鍵環節拿走，在實際上控制了企業。控制后就搞虧損，零配件一定要進口，高進低出。連年虧損，中方只好再談，外方趁機購入全部股權。這幾個企業都是在三四年的時間里被外資全部拿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研究員韓德強說，而高梁所做的踏實的資料收集工作是“值得敬重的”。除了理論上的貢獻，朋友們更欽佩高梁的人格。當年他對“運10”飛機的調研和寫作是在既沒有穩定工作也沒有課題經費的情況下做出來，用楊帆的話說，騎著輛破自行車的高梁做了一件沒人相信的事情。彼此認識并了解到高梁的生活狀況之后，楊帆和其他朋友將高梁介紹到《中國產經新聞》，擔任副總編。

　　“這應該是個弘揚正氣的時代”

　　談到個人的生活，高梁看得很淡然：“一個人有一個的愛好，有的人拼命賺錢，把賺錢當作一種事業，我呢干活的時候好好干，到了星期天坐下來，捧本書、拿根筆，就覺得特別自在，好像這才是我。我天生不喜歡講闊氣，并不是說這個人就多么了不得，也不是要裝窮。”

　　這些話聽起來讓人覺得高梁可能是個有點“文人情趣”的人，可事實并非如此。關注經濟全局的問題要比關注個人多得多，滿腦子的家國天下。他說，經濟學搞得很專的話，必然要從全局、長遠，從我們國家和世界的關系進行考慮，這個職業要求你跳出小圈子。

　　一個人的立場選擇到底和個人的際遇存在什么樣的關系？這是個令人迷惑的問題，不少經歷相仿的人卻在后來選擇了截然相反的立場。盧周來說，“我與高梁認識十余年，一開始我僅僅把他作為在中國產業研究領域的一位實證做得非常好的經濟學家；與他接觸越久，越發覺得他的立場與思想更彌足珍貴。這與他復雜的經歷有關。其實有他共同經歷的學者應該不少，包括當下某些非常風光的‘經濟學家’，毫不夸張地說，就思考的深度而言，我很少見到能達到高梁的境界的，可以說，當代中國起伏跌宕的歷史已完全內化于他的思維與神經之中，這使他比別人看得更為透徹，更為超越。”

　　高梁經歷過苦難，失去過機會，但他一直堅持的一條基本原則是，思考問題是從個人的不幸出發還是從為國家好為人民好的立場出發？他選擇的是后者。高梁中學畢業就下鄉，當了10年的農民工人，但他沒有抱怨，“趕上了那個時代了，有什么辦法？這是上千萬人的共同經歷，現在他們大多數人下崗的下崗，退休的退休，沒聽到他們叫什么苦頭。七八億農民生下來就過那種日子，也沒聽到他們叫苦。”他想起了孔慶東的一句話，看著這些人，不應該想我比他們強比他們幸運，而要想我能幫他們做點什么。“對我來說，也是一樣。”

　　1989年，體改所有兩個去牛津大學深造的名額，高梁得到了其中之一。恰逢政治風波之后，當時是處級干部的高梁因為級別在出國問題上受到限制，沒能成行。而比他級別低的張維迎則順利地出去了。這是關系到人生轉折的機會，失去了，高梁感到遺憾，但同樣沒有抱怨。過去快20年了，高梁的行政級別還是處級。

　　在高梁的思想里，道德是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他認為，一個社會到任何時候，人都可以分為兩大類。有些人喜歡關心別人，為大家著想，有些為自己著想多點。要求每個人當雷鋒不可能，左過了頭就是虛偽，但必然有一些人是為全社會考慮的，沒有了這些人，社會也不能維持。對于有些學者宣揚的為私合理論，甚至雷鋒精神是有害的觀點，高梁的看法是，無論是從道德角度，還是從社會功利角度看問題，這都是不可取的。在這個高度專業化組織化的時代，每個環節都可能出現壟斷，這就要求擔任領導者的人是一批有社會情懷的人，具備組織者應有的道德操守。對過去十幾年的改革持批評態度的經濟學者大都不相信制度、產權等理論，楊帆的說法是，“我們都不喜歡制度學派的東西”，“任何企業都是一把手的”。高梁對私有化改革的疑問是，為什么隨著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企業卻越來越差，到了非賤賣不可的地步？他認為，不是產權和管理的問題，而是人事問題，是選人的機制出了毛病，把一群腐敗分子放到了國企的領導崗位上，這樣一來，企業不出問題才怪。

　　對比改革之初與現在，高梁發出了今不如昔的感慨，近十幾年來已經和上世紀80年代根本不一樣了，他記得當年看過一份關于地方腐敗情況的報告，受賄5000元就很不得了，那時的5000元大概相當于三年的工資，現在的腐敗動輒上千萬，完全不能相提并論。他認為，很多問題的出現是因為人們的觀念變了，失去了道德底線，這不是市場化的改革能解決的。現在需要一種新的價值觀念來團結社會，至少要同情受難者，不能恃強凌弱，“這是個應該強調社會利益的時候，是個應該弘揚正氣的時代”。高梁提到了“八榮八恥”，他說，“一個總書記拿小學生守則來要求大家，肯定不是沒有原因的，一定是看到了這個社會上不對頭的東西。”

　　在正式發表的文章里，看不到高梁談論這方面的內容，他說不是想寫，是來不及寫，“單槍匹馬，一只禿筆”，沒有人幫助他，實證研究就占去了他全部的精力。

　　改革還是保守

　　盧周來說，“與1980年代相比，中國學界生態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在于改革與保守之間的互換。高梁當時作為參加過莫干山會議的‘青年改革派’干將之一，這幾年在一直呼吁更為偏向民生的公共政策，更為鼓勵自主創新的產業政策，竟然被某些人認為是反改革，斥為‘保守’，這非常荒唐可笑。”他認為，“某些‘口頭改革派’實際上是維護既得利益的真正的‘保守派’。像高梁這樣能夠真正看清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面臨的真問題的變化，并與時俱進地提出不同于此前的解決方案，這才是真正的改革派。”

　　有人說高梁從一個右派變成了左派，他本人不認同這種描述，他把出發點概括為兩句話，“一是實事求是，二是從大多數人的利益出發”，時代變了，從相同的出發點看問題，得出的判斷會不同。他強調，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讓大多數人的生活變得更好，只有在堅持這個目的的前提下才能有真正的改革，他批評過去十幾年“運動成了一切，目的卻沒有了。這叫改革嗎？這是把國家事務當兒戲”。改革開放前的時代被人批評為迷信，但如今這個時代在高梁看來又陷入了新的迷信，通過市場配置資源成了新的教條，還有些人拿了些洋教條來指揮中國的改革，他說這是要把中國推向災難。

　　中國是不是“仇富”，學者到底應不應該為企業家說話，這是近年來一直爭論不休的話題，近來茅于軾的“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觀點一出，又引起一片嘩然。高梁對企業家有更嚴格的定義，“企業家是能把社會的需求和先進技術結合起來，真正推動生產力發展的人，我們現在的富人都是些炒房地產炒股票的。我們應該支持一心一意把生產力水平提高的企業，那些泡沫經濟的算什么企業家？”他堅持，企業是企業主和員工共同努力的結果，各自應拿到應得的份額，他說，“這個社會不是保護富人太少，而是對富人太縱容了，童工、奴工、拖欠工資，什么事情都出現了，還沒地方講理去，這是在縱容一方的同時漠視了廣大人民的利益”。

　　韓德強對高梁的評價是“始終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思考問題”，在對外開放上，高梁的立場清晰地反映了這一點。他說現在有些人鼓吹膽子再大點，就是要再次當奴隸，這些人不能把中國搞成美國，就要整個中國變成舊上海。高梁一向主張自主發展民族產業，特別是戰略產業，他感到不解，“國家要想在世界上有地位，不能簡單理解為依靠廉價勞動力，必須要發展自己的國防和戰略產業，這么淺顯的道理竟然還有人反對。有人整天惦記著把中國分成七塊，不發展行嗎？”

　　就是這種“淺顯的道理”，卻難以被學界接受，高梁在會議上就遇到過被主流經濟學家指責為是“義和團”的經歷。但與他為人的低調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對原則的堅持。盧周來告訴記者，在社科院法學所組織的討論一次國企改革的研討會上，因為觀點被某些人所不理解并且發言時被打斷，高梁當即拂袖而去。

　　如今，高梁和當年一塊探索改革的戰友們已經分道揚鑣，觀念的分歧讓一起坐下來談談變得不再可能。“這個沒辦法，歷史就是這樣的。”高梁說。在國家確定自主發展大飛機項目之后，高梁的研究生導師、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大飛機項目完全是個技術經濟問題，別動不動就上升到戰略問題上來。”道路的差異由此可見一斑。

　　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人自己說了算，這是高梁一貫的堅持。“越是別人催你快點的時候，越要慢點，要小心。他高興了，我們十幾億人就不高興了。”這里的“他”，指的是美國。在一次講座上，談到保爾森來中國進行戰略對話，高梁的反應是，“你是誰呀？憑什么到我們中國來指手畫腳？”

　　“這才是精英呢”

　　高梁是顧準的兒子。高梁本人很少談他的父親，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盡量回避這個話題。但其他人提起高梁，首先想到的就是這一點。“高梁和他父親一樣，是個對真理有強烈追求的人。”這是韓德強的第一句話。

　　在全國只有一個聲音的時代，顧準堅持獨立思考，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探索商品和貨幣的關系，思考社會主義下的民主建設，為此受到迫害，于1974年去世。在1994年《顧準文集》出版后，顧準在身后獲得了巨大的聲譽，被一些人稱為共產黨內的自由主義先驅。2002年，高梁整理出版了四卷本的《顧準文存》。

　　思想界對顧準的種種評價，高梁都保持沉默，他說，顧準的很多設想現在看來也是很超前的，后人從中得到啟發并進行討論，都是可以的。楊帆說，高梁的存在對自由派是一塊心病，如果高梁跟他們一個立場，那就不一樣了。

　　“你同意把顧準先生定位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嗎？”

　　“別人要這么說，我有什么辦法？”高梁樂了，隨后補充道，“那個年代，還談不上什么主義。”他說，顧準從實際出發、從現實的經濟關系出發研究商品貨幣關系，在方法上有其獨到之處。

　　不少學者認為，把顧準的思想概括為反專制反集權倡導市場是不全面的，顧準的思想很復雜。的確，在顧準與胞弟陳敏之的通信中的一句話表達了其思想的一個重要部分，或者說是一切思考的前提，即，“我反對社會主義嗎？我不。”

　　在這點上，高梁繼承了其父的思想。他認為，改革開放有個前提，就是國家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他回憶1980年代到國有企業去講課，講體制改革，增強活力，提高效率，企業領導人就問，社會主義的原則怎么體現。但到了1990年代，情況就變了。高梁堅持，改革是要讓大多數人過好日子，有起碼的社會公正和公平，要捍衛國家的主權，自立自強。開放必須是堅持自主權的開放，不是殖民地型的開放。

　　楊帆認為，高梁要比他的父親更左一些。他同時高度評價忠于國家的思想和實踐，他說，高梁這種經過歷史考驗的才是真正的精英，是這個國家的優秀分子，精英可不是土包子發財，也不是腐敗官僚和墮落學者。

　　高梁本人并不注重他本人是否比父親更左的問題，他更看重的是父親身上體現出來的知識分子的品質。他認為，知識分子要有敢于說出不同意見的勇氣，做研究為了人民的利益，不為升官發財，不為趨炎附勢，現今的知識界太欠缺獨立思考的能力和不隨波逐流的風骨了。

　　“要做到這點，就得像毛主席說的，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不怕離婚。他自己是從井岡山出來的，是做到了。但一般人做不到。”

　　高梁停頓了一下，輕嘆一聲，“只有我爹做到了，可也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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