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十個重大問題”
1，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前如何重新審視《憲法》？
2，中國為什么要搞政治體制改革？
3，中國由誰來主導政治體制改革？
4，中國誰來負責對全民進行政治文化的輔導？
5，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能出臺什么樣的“政改方案”？
6，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最重要任務到底是什么？
7，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如何保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8，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否是為倒向西方作準備？
9，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到底來自何方？
10，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可能走向？
一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前如何重新審視《憲法》？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合法的執政黨，“依法治國”也是中國共產黨既定的治國方略，所以，不管干什么事，做什么決策，決不能偏離法律的軌道。改革也好，變革也罷，只要有法可依，自然順理成章；只要程序合法，自然行為正義。《憲法》是萬法之源，任何法律法規決不能脫離《憲法》搞空中樓閣式創新。“政治體制改革”是一件關乎國家穩定和民族命運的大事，依法辦事就顯得更為重要了，我從過去到現在，為什么反復強調要牢牢把握《憲法》這根柱子不放，就是擔心中國某些勢力和某些精英頭腦發熱，搞一套沒有根基的“政改方案”，這樣不但不會達到預期目標，相反會威脅到共產黨自身的執政地位，甚至威脅到國家安全和穩定。
既然有很多人一直強調中國的政治體制已經不適應經濟體制了，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那么，我們不妨認認真真地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再重新品讀一下，看看到底是《憲法》規定的政治體制落后了，還是現實中國的經濟體制偏離了憲法的正確軌道，如果真是我們的《憲法》規定有問題，那么就要先啟動修憲的程序，再推動《憲法》護航下的政治體制改革，如果認定《憲法》沒問題，那么，“政改”改什么、怎么改就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違憲行事，即便在某些人看來非常民主的西方國家，尊重《憲法》也是被視為珍重生命一樣，《憲法》決不只是案頭的擺設品，她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國器，是震國之寶！如果說中國一定要學習美國的政治體制的話，我認為首先要學會美國對《憲法》的尊重和保持《憲法》穩定性的態度。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視而不見的人沒有資格談“政改”。
我認為：在有關中國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整個進程中，始終是憲政民主派與西方民主派的斗爭，兩者的較量構成了現實的違憲與護憲兩大主題任務。
下面，我想按《憲法》的章節順序，節選部分與現行中國密切相關又若即若離的憲法條款，對比一下社會現實，做一個簡單比較，此處不作詳實回答：
序言部分：本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并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
這句話明確告訴我們：國家的根本制度是不能變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能變色的，目前的中國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大家可以各表各意，至少有些問題是可以探討的。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這一條再次明確告訴中國執政當局和全國人民，社會主義是根本制度，不要試圖變色， “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這種提法是否在真實存于現實中國？工人階級現在是不是領導階級？好象很難這樣講了。工農聯盟整體上已經淪為實事上的弱勢群體，知識分子和黨政干部早已經從工農聯盟中脫離開來了，資本家就更不在這個聯盟中了，工農階級已經完全與新興資產階級站在了對立面，這樣的基礎還能作為基礎嗎？如果工農地位沒有得到憲法層面上的保障，那么，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提法是不是缺乏階級基礎？是不是缺少群眾基礎？按新時代精英的解釋好象是這樣說的：對工農階級既強調民主，也強調專政，最后歸結為集中。這種說法我認為有違憲之嫌。中國這一次政治體制改革到底是把民主權力交給人民，還是確定把專政工具放到工農階級身上？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
這個條款非常好，如果真能得到執行，精英口中常喊的“民主”不就有了嗎？憲法規定了人民代表大會由選舉產生，現在的代表為什么都集中在權貴、資本家和明星群體中呢？這是誰分配給他們的權力？都是人民選上去的嗎？我聽說某些精英很喜歡西方的選舉制度，我沒有到美國選過議員，不知道好壞，但是，我總是在考慮，現在憲法規定的選舉制度我們都不敢光明正大的搞，那再搞一套比現在更加民主的選舉制度不就更是擺看的嗎？真能放開膽子讓人民選舉的話，不妨趁現在就開始選選看？相對的民主都不敢讓人民充分享受，卻天天高喊更廣泛民主，似乎有些“吹泡沫”的嫌疑。一些人口中的“政改”說來說去，核心不就是民主嗎？現在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力都要搞“回收制”，政改之后的民主就不怕再回收嗎？原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蔡劍忠先生的看法是：中國的選舉制度已經出現大倒退，執行力度還比不上四十年前，要推進民主，第一步是把現有的民主權力落實好。
第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
從這一條可以看出，違憲是要承受法律代價的，不是一件小事，但是，現實生活卻大不一樣，中國近十年來制定的所有與經濟相關的法律都在違背社會主義根本制度，都在有意動搖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國新36條”是否有私分國有企業之嫌？這些行為誰來制止？違憲責任誰來承擔？
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這一條款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公有制，然而，今天中國國民經濟的組成大致是什么樣的呢？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已經占GDP超過70%，隨著國企私有化進程的加快，再過十年左右，公有制會下降到占GDP不到10%的水平。公有制、私有制和外商三大組成成分中，公有制已經退到最后一位了，還算得上是經濟主體嗎？精英再怎么歪辯也不能自圓其說了，這樣的改革方向是按憲法原則指導下進行的嗎？
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現在制定的政策到底是要消滅人剝人還是要鼓勵人剝削人，誰能給個正確答案？按我看，目標好象是深化人剝削人的制度，決不是消滅。要說按勞分配就更謬以千里了，資本家怎么可能按勞分配？他的私產，他想怎么分就怎么分，按不按勞分配難道說“工農聯盟”還能拿他怎么樣？
第九條 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礦藏還是全民所有嗎？我看不然，私營企業所占比重已經越來越大，國企礦山賤賣私有化愈演愈烈，外資控股的礦山資源也越來越多，全民所有已經只限于概念上的說法了，最大多數老百姓早已經被排除在國家礦山的利益之外，唯一能參與的“利益”是當風險頗大的礦工，利潤與他們是無關的。自然資源中只要有經濟價值的成分，基本上都成了資本家的盤中餐，不再是全民的了。
第十五條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這一條款非常模糊，我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人能解釋什么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什么能寫到憲法中，原因很簡單，權力說了算，權力說市場經濟適用于社會主義，那進憲法也就很自然了，然而，市場經濟說到底是一種以“私有制”為背景和主體的經濟體制，假若中國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就不適用市場經濟，既然中國提出搞市場經濟，說明憲法本身存在前后矛盾的地方，公有制為主體就只能是一種口號了，如果按照這種推理來看，消滅公有制也是有源可尋的，當然，如果中國決定就是要走資本主義，我認為可以公開擺明觀點，那樣可以明正言順地搞市場經濟，不需要加什么“前綴”，在理論體系上，從來都是有章可循的，不是中國人捏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社會主義可以有市場沒有錯，但是，社會主義不能什么都用市場機制來調節，當今中國，為什么出現如此混亂的經濟局面和復雜的社會矛盾？理論混亂是導致秩序混序的重要原因。
第十九條 國家發展社會主義的教育事業，提高全國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
推廣普通話是憲法的要求，本不應當成為地方分裂及政治論戰的角逐地，然而，實事并非如此，上海、廣東等地以保護地方話為由，極力排斥普通話的推廣，甚至有部份官員在公開媒體采訪中以地方話應對，有意制造地方分裂的痕跡，某些政客借語言保護操弄政治晉升之路，借語言劃區捍衛地方政治勢力，中央要加大力度旗幟鮮明地推廣普通話，而不是盲目推廣英語，漢語反復被弱化的勢頭并沒有得到有效改觀。弱化漢語、強化英語實際上也是為全盤西化作準備的，有些人把英語上升到科技立國的高度有誤導之嫌，懂英語與科技進步不成比例關系，越是無知的人越會強調這種理念。英語是工具，需要的人就是正面的，不需要的人耗費資源就是負面的，全民強化是誤國行為。
第三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這一條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這都是憲法明文規定的權力，但中國的普通公民誰有言論自由？因言獲罪的案例絕不比新中國成立以后任何時期要少，有人說現在可以亂講話了，可以罵娘了，這些人都是沒有看到本質，你碰碰官老爺的利益看看，你亂講話，你不是下崗，就是坐牢，平時的罵娘只能空罵，沒有權力捍衛到自己的利益，罵了也是白罵。很多人說在文革時期是不能亂講話，誰敢說打倒毛主席，誰一定會被打入牢房。現在呢？表面看，也許你在領導人不在場的情況下是可以罵領導人，但是，你罵罵你的直接領導看看？看你還怎么工作？今天罵人與文革罵人的區別到底在哪里呢？文革是不能罵最高領導人，現在可以間接罵罵，但不管什么時候，罵最高領導人的話語多半是廢話，因為他離你太遠，跟你個人的利益不直接掛鉤，罵了沒用，現在最核心的問題是不能罵與你本人利益直接相關的領導者，過去是可以罵的，如果單位領導有問題，工農聯盟可以把他們打倒，現在即便你知道你的領導渾身是屎，你也不敢公開與他對抗，對抗你就死定了，你的利益也不可能有機會直接通過批評領導得到保證，這就是兩個時期“口水權力”的本質不同。最近幾年，有些政治人物開始說要給人民講話的權力，有很多人就講話了，但是，這一次老百姓又是太單純了，他們沒有理解“說話權”的背后含義，這里的人民實際是指政治人物，而不是普通人民群眾，政治人物的爭論需要講話空間，所以也要爭取講話權，他們要的是自己的政治權力。大家看到沒有，就是這兩年，老百姓因言獲罪的人越來越多了，人民權力大了嗎？言論自由了嗎？
說到出版權，就更荒唐了，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了，政治書籍還在禁區，即便是全社會都清楚不過的實事也不能寫成書，你可以發牢騷，但就是不允許出版，這是掩耳盜鈴呢還是．．．．．．？
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權力，自從某年以后就與人民幾乎絕緣了，即使是為了捍衛國家主權的正義行動也會被有關部門圍堵，他們希望老百姓永遠也不要走上街頭，新中國成立以后，這些權力其實都曾有過，但突然被收上去了，人民群眾的“集會、游行、結社、示威四大權力”已經不如100年以前了，《憲法》也不能幫助人民捍衛自己的權力。
第三十九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對于這一條，我只想問一句：現在只要政府和開發商看中的地方，誰能保護得了自己的住宅？
第四十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
當今和未來社會是信息社會，憲法這一條非常重要，沒有任何人能與通信脫離關系，通信權和通信秘密關系到所有人的生存權和人身安全，但是，現在的情況是什么呢？只要你稍微有點激進，只要你稍微得罪了某官，你的聊天記錄就被監控，你的IP就被監控，你的電話記錄就被監控，現在不是政府接受人民監督，而是政府監控人民。
第四十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
信訪事件的層出不窮也許是對這一條款的最大諷刺，多少人在當今法治社會中用社會黑勢力方式來截訪？有多少人因信訪而身陷牢房？有多少因信訪而家破人亡？有多少信訪者被被舉報者打擊報復？歷史上有哪個時期有如今這樣訴冤無門的嗎？
第六十二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
（一）修改憲法；
（二）監督憲法的實施；
（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四）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
我猜想，有很多人提出政改就是要選國家主席嘛，現在是由全國人大“選”，政改后由誰選？有本質區別不？如果有本質區別，憲法這一條就得先改，不改沒法選。但是，如果要改，中國誰來主持？
第八十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公布法律，任免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授予國家的勛章和榮譽稱號，發布特赦令，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宣布戰爭狀態，發布動員令。
按照憲法之規定，國家主席的權力跟國外總統的權力似乎是同一性質的，但是，中國的國家主席到底處在什么位置至今是個謎？
第七節 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
第一百二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
第一百二十六條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第一百三十一條 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從目前憲法的規定來看，司法不受行政干涉、不受個人干涉好象已經名存實亡，誰能解釋個中原因？政改以后就能不干涉了嗎？還是這幫政府官員，還是這幫權貴，誰能首先放棄司法干預權？大家都羨慕美國的司法獨立，中國憲法不是也規定得很好嗎？不執行，再好的憲法又能怎么樣？
以上所列條款，并非是所有憲法失效條款，憲法不被尊重的地方還有很多很多，我只是列出了一些與所謂“政改”相關的條款，寄希望以此來分析未來“政改”的正義性和可行性，凡屬參與組織和實施政改的政治人物及專家都必須首先對憲法進行再學習，拋棄現行《憲法》搞理想主義的政改，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便完全與西方接軌了，也是與中國脫節的，不適應中國的政改毫無疑問是瞎折騰！
二 中國為什么要搞政治體制改革？
近幾年來，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愈來愈強烈，從官方到民間，從平面媒體到電視網絡媒體，似乎大部分人都把政治體制改革看成了解決中國尖銳矛盾的最銳利的工具，我也多次談到過“政改”，但我對“政改”的預期沒有大家那么樂觀，據我的觀察，90%以上的老百姓其實也許并沒有看懂政治體制改革到底是什么回事，“政改”到底是餡餅還是陷阱更沒幾個人能夠洞悉，本文我先不對“政改”下結論，到最后一章我再下結論，我現在只是談談當前中國為什么熱衷于搞“政改”。
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在社會主義政治總格局和權力結構形式不變的前提下，對政權組織、政治組織的相互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調整和完善。包括領導體制，行政機構，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規等方面的改革，是國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發展，目的在于調整部分社會關系，提高政治與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進社會經濟、文化等事業的發展。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總的目標有三條：第一，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第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第三，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
大家注意：上面談到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定義和目標并非是一個很新鮮的內容，中國共產黨提出“政改”已經將近快三十年了，但是，政治改革卻越改越倒退，越改越僵化，當今中國的政治環境，如果直爽一點講也許不如六十年前的政治環境，這樣停滯和倒退勢必影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新一次“政改”高潮如期而至，我這樣說可能還帶有一點大道理的成分，如果再進一步具體化一點，我想此次政熱潮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政治體制改革嚴重與經濟體制改革脫鉤。
我這種提法與主流中國政治改革專家是不同的，官方人物通常表述為“政治體制已經嚴重制約了經濟體制的改革和發展”，我為什么不這樣表述呢？因為我不認為政治體制是經濟體制滯步不前的根本原因，近三十多年來，人們的思想都完全“經濟化”了，任何與經濟體制改革不符的東西都是錯誤的，只有經濟是永遠正確的，經濟是整個國家評判對錯的唯一標準，我認為這不是唯物主義觀點，更不符合真理標準，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發生碰撞，肯定是雙方面都各自存在相互抵觸的地方，比如說：經濟體制改革違背了社會主義大方向，完全資本主義化了，那么你怎么要求政治體制適應經濟體制？這個時候單純要求政治體制轉向實際上就涉及到要社會主義轉向的問題，這又與當時提出的“社會主義總方向”相抵觸，所以，這個時候再談兩者如何適應的問題，就要涉及到憲法原則問題，憲法不調整，政改自然不能前行，這就是為什么政改快三十年了，還是無法推動的原因之一。
多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中央寄希望以經濟體改革的名義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是，這種非常善良單純的想法是很難實現的，中國的經濟經過長時期變革以后，已經形成了“國有、私營和外資”三足鼎立的格局，如果想以經濟推動政治的話，很明顯就涉及分權的問題，不要認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私有方和外資方作一個置身事外的旁觀者，他們要么成為政治勢力中的重要成分，要么就是中國政治矛盾的嚴重阻力，他們會利用自己的經濟實力間接或直接干預政治，他們甚至可以用足夠的工具打擊國有經濟和中央政治權威，他們手上的隱形政治控制力已經逐步向西方政治模式跨越，他們用金錢來化解中央的政策和政治作用，用經濟體制改革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是錯誤的，是不可行的，上層建筑必須率先作出準確判斷和改革定位，保持雙方的相對同步才能保證雙方的和諧共處。
有人說，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很高的國家，要想推動什么改革非常容易，沒有什么經濟力量能夠阻止中央的執行力，這有點想當然，表面上看中央確實集權度很高，領導人說什么下面念什么，媒體宣傳什么，贊歌也唱什么，但是，大家是否看到另一種背離現象：中央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也就只能停留在政策文本上頭，下面搞陰陽兩套，能夠落實的政策微乎其微。最典型的案例是房地產調控，中央每出一次政策，就削弱一次政府形象，打擊一次政治公信力，表面上看好象沒動搖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實際上，資方已經在一步步地撬動共產黨的地基，他們將一塊塊的磚頭搬走，如果不有限度地約束好經濟利益集團的挖墻腳行動，遲早有一天會出大問題的。
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脫鉤是中國必須進行“政改”的原因之一，改革的視野不要只盯在政治體制上，同時，也要盯在經濟體制上，中國搞經濟體制改革，并不是就要經濟壓倒一切，必須適時取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簡單提法，為經濟為中心了，其它的東西就必然只能服從經濟，一旦經濟改革方向走錯，其它改革也要跟著錯下去，政治體制必須與經濟體制形成“雙約束”，只要人類社會“國家”的概念還存在，政治和經濟就需要雙腿走路，偏廢不得，遷就不得，近幾十年來的政治改革緩慢，并不是政治體制本身錯了，而是它在屈從于經濟體制改革，它在遷就就經濟體制。第三代和第四代領導集體的決策核心層，幾乎沒有幾個政治領導人敢于挑戰“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大原則，否則就是與鄧小平唱對臺戲，就會失去資改派的支持，最后形成一種局面：大家都把政治體制改革掛在口頭上，不做實事，經濟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至于經濟改革方向是否合乎憲法和法律，就留給理論專家去自圓其說吧。中國未來的政改之路，必須首先解決兩者脫鉤的問題，用什么標準來判斷誰向誰靠攏呢？目前只有一個標準——憲法。如果大部分國民認為憲法也不行了，需要先修憲，那么國家就應當優先啟動修憲程序，再啟動政改程序。
第二個原因：推廣西方世界認同的“普世價值觀”。
什么叫政治體制改革？我在前面引述了共產黨中央的官方內容，眾多目標和概念的背后其實核心已經集中到兩個字“民主”上面，過去，也許大家沒有把太多精力放在民主體制的改革上，但是，現在形勢不同了，香港的“政改”最后就是集中在“民主”這一個核心問題上面，中國大陸的政改能夠脫離這一核心嗎？也許是很難的。為什么我會這樣說呢？歸納起來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西方和平演變的結果，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已經成功地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也就是說，中國的主流階層已經盲目地接納了西方民主，即使大多數人根本不了解西方民主到底是個什么東西，但還是在“特別思想”的感召下接受了這個“普世價值”；原因之二是中國政治人物的西方化已經形成趨勢，中共及其它民主黨派的大多數領導人物都逐步帶有西方的生活經歷，思想上已經種下了西方民主的種子，這些種子現在還處在陽光不足的階段，一旦遮在他們頭上的紅蓋頭被撕掉，他們立刻會長出嫩芽，他們會在90%以上國民處于政治文化極為貧瘠的情況下率先立樹成蔭。
如果說只是部分親西方人士作為西方民主斗士角色出現的話，那還不足以推動中國的美國化變質，但是，如果中國共產黨高層有份量的人物也站在這個宣傳平臺上高呼的話，我們就不能輕描淡寫地看待中國的西進，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前蘇聯的政治氛圍與現在的中國非常相似，“戈爾巴喬夫式”親西方政治人物和民主精英如雨后春筍一樣冒了出來，這部分人物既有政治工具，又有經濟實力，還是宣傳機器，“三位一體”的戰斗模式已經接近成形，他們的影響力是史無前例的，他們正在或者將要發動無數個跟隨者和旗鼓手，現在他們唯一要等的就是時機，時機一成熟，中國的“美國化”改革就要啟動，從最近中國的一些言論動態來看，我認為，中國某些人以擁抱西方的心態在談政改，把中國的政改看成是對西方的一種承諾和保證，這不是一種健康的政改思路，也不是抱著對國家和民族負責的態度搞政改。我今天必須要提醒的是，戈爾巴喬夫失敗了，蘇聯失敗了，某些人會不會成功呢？中國會不會成功呢？大家不妨等著看后面的進展？有人也許認為，蘇聯可以分裂，中國又有什么好怕的？我想警告某些人：蘇聯跨了還是巨熊，中國跨了就什么也不是，蘇聯分裂了，美國還怕俄國，中國分裂了，越南都不會怕中國了，要記住這一點！
民主這個東西好不好呢？我也認為是很好的，我會在后面的文章中專門談到中國如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也會闡明我對中國走民主之路的一些看法。
第三個原因：中國的政治改革是未來中國政治走向本身的需要。
什么是政治體制？政治體制的核心之核心其實就是領導體制，行政機構，干部人事制度。一句話就是政治民主的問題。當前中國很多人吵著要政改，理由是政治體制不適應經濟體制。實際上這只是政治層面之外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真正想搞政改的政治人物，背后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我用一句非常簡單的話來概括一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更新中國未來政治人物上、下、更、替的模式，做好未來中國政治版圖的分配方案。而跟在政治人物背后吵著鬧著要政改的普通人民大多數是幻想享受民主權力的一群體理想主義者和無知附從者。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也好，鄧小平也好，都沒有制定好讓人民滿意的政治更替方案，“安排”是前六十年中國政治人物的大原則，國家領導人的更替是“安排”，地方各級政治人物的上下更替都是“安排”，民主選舉只是一個程序而已，多半是形式主義，即便毛澤東曾經在中低層搞過較為廣泛認真的選舉，但是，因為上層的“安排”程序注定了整個民主程序無法健康走下去，鄧小平時代以后，從中央到地方完全趨于“安排制”了。
從已經過去的六十多年來看，“安排制”未必是最壞的東西，但也談不上是很好的東西，“安排”能否服從、能否有效完全取決于領導者的權威和國家機器的保駕護航，但是，毛澤東、鄧小平都注定只是中國歷史中的歷史符號，他們不可能“安排”好中國的世世代代，他們管不了中國未來政治的走向，越往后面發展，現任領導人越是不能“安排”好下一任領導人，因為，不管在哪一級，領導人的個人威信和魅力都必定是逐步消退的，他們無法在得不到群眾擁護的前提下為后任提供足夠的權力支持，甚至有可能產生新舊權力之間的相互損耗，這是與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不相適應的，改革勢在必行，“安排制”向“選舉制”轉變是必經之路。但是，要做到這種轉變，又必須要回到憲法的大框架之下，因為現行《憲法》對黨、政、軍、人大、政協等權力架構的產生都有明確的論述，有些程序明顯與選舉程序是不相符的，那么要想順利通過政改方案，仍然是需要先理順《憲法》與《選舉法》的關系。
我為什么說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做好未來中國政治版圖的分配方案呢？既然民主是大家想象中最好的行使政治權力的手段，怎么中國的政改又會變成“政治分配”呢？我要告訴大家，民主其實也是政治分配，美國也不例外，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罷，都是靠各自的利益集團在支撐，選民選舉的結果實際上利益集團決戰的結果，中國未來的政治分配如果按資改派的設計也會走向這個方向，現行中國已經由原來的無產階級專家的國家演變成了“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中產階級”三分天下的格局，資產階級成了領導階級，無產階級（工農階級）處于被領導地位，介于兩者之間的是中產階級。未來中國的政治力量角逐的戰場就是這三個戰場，政治利益的分配也會在三者中間以相對平衡的方式解決，如果說中國要推出政改方案的話，毫無疑問會圍繞這三個階級的平衡上做文章，沒有人能夠做出純社會主義的政治框架，除非有一種情況出現：中國經濟上重新回歸社會主義原則立場。
上面談到的三個原因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原因，并非全部，認清了主要矛盾，我們就知道如何解決矛盾，認清了主要原因，我們就能看清未來政改的方向是對是錯，老百姓多半沒有機會和權力參與政改，但是，有權力站在自己的角度分析政改的正義性和可行性，回避社會主要矛盾搞單相思的政改注定是要遭遇挫折的。
三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到底由誰主導？
一般來講，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現行政治體制都是在建國時由《憲法》規定好的，很少進行大的改動，“冷戰”結束以后，社會主義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危機，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開始修改憲法，改革政治體制，中國進入第二代領導集體以后，鄧小平先生為了推動經濟轉型，也提出了中國式政治體制改革，目的是讓政治體制適應經濟體制的發展，但是，象鄧小平這樣具體絕對威望的政治人物也并沒有真正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原因歸結起來非常復雜，我想最核心的問題還是無法繞開《憲法》的框架，中國共產黨可以不執行憲法的部分條款，但是，無法從根本上撇開《憲法》不管，所以，推動中國政治改革決不是單個人或者單一政治力量可以做到的事情。
目前，為什么中國政治層面“政改”呼聲如此之強烈，主要原因我看不在于有誰有信心能夠做得好這件事，更多的是在于表達一種政治態度，也許是一種政治主導權之爭，在混亂的“政改”聲音背后，我們并沒有看出來有誰能夠完全可以承擔起政治體制改革大任。
國務院有關人員近兩年對政改的呼聲最高，國內講，國際上講得更多，似乎有獨攬政改主導權之意，從近期國際媒體的反應來看，也能感覺出中國的“政改”有點變味了，部分人可能試圖借助國際（尤其是西方）宣傳工具來推動中國的國內事務，國內群眾在網絡及民間討論中，沒有幾個人能夠看清楚政治人物口中的“政改”與人民群眾期待的“政改”有何區別，這里面的交叉點到底有多少更沒有幾個能洞悉，絕大部分網友的跟風與其說是理想主義，不如說是初級盲動主義，在我看來，目前的中國，在沒有推出明確“政改方案”的條件下談論政改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如果說國務院能夠推出某種供人民討論的“政改討論版本”，那么發表意見是完全有必要的，然而，實事上國務院辦不到這件事，為什么呢？國務院的領導是由國家主席提名的結果，“政改”的核心要點又是領導制度，自己的任命權在國家元首手上，難道說國務院還能反過來主導國家元首和黨最高領導的人事改革嗎？至少從目前中國憲法的規定來看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與國家元首是實質上的國家最高權力領導，不是虛擬領導，也不是象征性元首，從這個意義講，國務院想突破《憲法》框架來另立一套的可能性是不可能實現的，這樣說來，國務院是不可能來主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但政府部門卻是喊得最響的部門，為什么？怎么判斷局勢？大家不妨從政治的角度去思考一下。
從憲法角度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相當于西方國家的議會，理當承擔政治改革的議事中心，或者說擔當政治體制改革的執行者，至少全國人大代表應當成為未來中國政治改革最活躍的人物，然而，代表全國人民的全國人大代表卻表現得異常的冷靜和沉默，這里面至少可以看到幾個問題，首先，代表們很清楚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們都不具備或者說不敢成為政治改革的發起者，他們的政治顧慮和個人顧慮太多，或許還帶有相當多的個人私心；其次，全國人大是權力機構，不是權力核心，他們只能成議事場，不能成為政治體制的倡導者，他們無法成為真正引領中國政治改革的重任；最后，我認為權責不分也是重要原因，全國人大對憲法的執行應當負有檢查和監督作用，有權對任何違憲行為提出意見和要求更正，但是，多年來，全國人大并沒行使自己的權力，當然也就不會承擔整個違憲的代價，連國家根本大法都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那么，寄希望它在政治上做出大動作顯然是不可能的，全國人大看來不可能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導者。
最后，我們只能分析一下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導“政改”的可能性，從中國的社會制度及《憲法》賦予的權力來看，我個人認為只有中國共產黨中央才能夠承擔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領導者角色，中國共產黨是唯一合法的執政黨，是建國以后就確定領導地位的政黨，是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政黨，社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是由共產黨主導的，符合程序的政治改革主導者毫無疑問應當是黨中央，但是，令人有點捉摸不清的是：黨的高層和研究機構在“政改”宣傳上的力度似乎并沒有國務院那么強烈，并且，共產黨所談的政改方向與國務院所談的方向似乎也并非完全合拍，中國共產黨好象并不急于完全走西方化道路，并非想完全照搬西方民主一整套模式，但是，政府有關部門卻采用了完全與西方接軌的做法，黨政運行軌道方向上并不平行，我想這不僅僅是觀念分歧問題，更多的是路線分歧，如果不想在政改之前引起思想混亂的話，黨政部門應當盡快協調統一，以免留下政治斗爭的不和諧痕跡。
中國共產黨主導政治體制改革也并非能事情變得簡單，因為共產黨既是改革的主導者，又是被改革的主體，兩者的同一性就決定了改革的難度，說得直接一點就是要對自己動刀子，共產黨手握刀子往哪里動，力度有多大都非常值得關注，敢不敢對社會主義憲法動刀子？如果不敢動現行《憲法》，敢不敢把經濟違憲部分拉回到憲法軌道？敢不敢對從上到下的“領導產生方式”動刀子？敢不敢對黨政關系和權力分配動刀子？敢不敢對全國人大在政治權力結構中的份量動刀子？敢不敢讓司法獨立出去？敢不敢真正做到“一人一票制”？選舉制度不發生根本性轉變，政治體制改革就沒有任何搞的必要。上面的每一個問題都是政治體制改革過程的難點，也是共產黨政治結構中的核心部分，都是一塊塊肉，怎么割舍？怎么保護？
中國政治改革的緊迫性到底有多急也許不能簡單地以經濟矛盾來評判，最重要的評判指標應當是整個社會的和諧指數和未來中國長久的需要，政治改革的方向性指標是人民的幸福，中國政治改革的主導者應當主動承擔國家大任，不要被某些方面逼著往前走，更不能留下“政治惰性”的壞形象，政治改革怎么改由主導者說了算，不是由“積極分子”說了算，主導者要主動走，不要被推著走。
四 中國誰來負責對全民進行政治文化的輔導？
任何事物的產生發展和質變過程，都需要主觀和客觀的環境支撐，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政治體制改革也是一樣，從執政者的角度出發，他們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屬于一種主觀動力，但是，改革的根本目的決不是僅僅為了政治運作的少部分人，而是為最廣大人民服務的，廣大老百姓是共產黨推廣政治改革的客觀環境，沒有這個環境的支撐，沒有任何政黨和政治人物能夠有效實施改革抱負。
談了幾十年的政治體制改革，到目前為止，我敢肯定地說，中國的老百姓當中，還不到1%的人真正了解什么叫“政治體制”？更別談政治體制改革要改什么了，近三十幾年來，絕大老百姓都遠離了政治，1989年以后，人們甚至對政治產生恐懼和厭惡情緒，政治基本上只是極少數人的專利，搞政治的人可以通過政治操弄獲得經濟改革的厚重的利益成果，而普通民眾往往只能成為政治場中的玩偶，包括選舉權在內的各種憲法賦予的權力都與他們漸行漸遠，偶爾少數人想突破政治壁壘參與游戲，最后多半被強大的排斥力擋在外面，他們很難進入圈子內部。
中國如果真要下定決心搞突破現行憲法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并非絕對不行，只要程序合法，改改未必不好，但是，99%的中國人不懂政治體制，讓少數人來推動改革與玩弄人民的感情又有何區別？在我看來，中國在推動實質性政改之前務必要做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情：重新喚醒人民群眾的政治熱情，重新輔導好中國人民的政治文化。在一個政治文化貧瘠的土壤里播撒西方民主的種子未必能夠成活，當然，有些人也許會說，我們不搞西方那一套民主，不是照搬西方政治體制。好，就算不是照搬，先把中國特色的政治文化給老百姓輔導一下也行嘛。
人類的消費需求有層次論一說，生存的需求處于最低層級，文化消費在人類消費需求中是最高的層級，同樣，文化本身又具有二次分級的問題，認知文化是最低的層級，政治文化則是文化需求中最高的一級，中國人從整體上說還處在比最低層級還落后幾十年的水平，距離最高級有非常漫長的路要走，這條路的漫長也注定了中國政治改革的復雜艱難。我以個人名義，想先于執政黨給人民進行一下最簡單的政治文化輔導，希望能讓部分老百姓的頭腦中有一點痕跡性的東西留存，便于今后政治高潮的到來有點準備。
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形成的一種政治態度、信仰和情感，是政治關系在人們精神領域內的投射形式。如果我們做一個比喻，把政治體系分為“硬件”和“軟件”兩個部分，那么，各種制度化和結構化的政治組織、機構和規則，可以說是政治體系的“硬件”部分，而構成“軟件“的東西則是政治文化。猶如計算機運行需要軟件/硬件相互兼容一樣，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也需要相互匹配。中國現在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兩者均落后，兩者均互不適應。
政治文化屬于政治社會的精神范疇，它是一個社會關于政治體系和政治問題的態度、信念、情緒和價值的總體傾向。由于政治文化與政治體系關系密切，政治文化研究也就成為政治體系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又由于政治文化反映了政治體系的特點，故而研究政治文化的特征可以作為研究政治的一個重要方法和途徑。政治文化是一個非常近期的概念，它的提出不過是20世紀50年代的事情。但是，政治文化研究卻歷史久遠。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曾專門研究政治革命和政治變遷的心理因素。近代思想家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和《羅馬盛衰原因論》，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法國大革命》和《論美國的民主》等著作都可以被看作政治文化研究的典型案例。
當代政治文化研究起始于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1956年，阿爾蒙德在美國《政治學雜志》上發表論文“比較政治體系”，首次提出“政治文化”這一概念。阿爾蒙德認為 ,政治學研究的重點逐漸向研究人們在政治體系中的行為過度 ,而人類的行為一定會受思想意識即引導與驅動人們政治行為動因的指導 ,所以必須深入研究 ,找到隱藏在人們行為背后的動機 ,他將之稱為導向。在以后的研究中，阿爾蒙德和維巴應用行為分析方法，采用民意調查的手段，系統研究和分析美國、英國、德國、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國國民的政治態度，并于1963年出版《公民文化》。該書為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基本概念和理論框架，因此被視為當代政治文化研究的經典之作。此后，許多政治學家轉向政治文化研究，他們通過社會調查，采用隨機抽樣、訪談、數據分析等技術手段，展開更加廣泛的比較研究。在20世紀60-7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與現代化理論相結合，從理論和方法兩個方面為跨國研究和社會轉型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政治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對政治文化作了定義。根據阿爾蒙德觀點，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歷史和當代社會、經濟和政治活動進程所促成。在阿爾蒙德定義的基礎上，派伊認為，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統中存在的政治主觀因素，包括一個社會的政治傳統、政治意識、民族精神和氣質、政治心理、個人價值觀、公眾輿論等等，其作用在于賦政治系統以價值取向，規范個人政治行為，使政治系統保持一致。維巴在分析政治文化的構成和作用時進一步指出，一個社會的政治文化由經驗基礎上形成的一系列信念、符號和價值所構成，它決定了人們行為的條件，為人們提供了參與政治的主觀意向。根據他們的解釋，我們可以為政治文化做出如下定義：政治文化是一國國民長期形成的相對穩定的對于生活其中的政治體系和所承擔政治角色的認知、情感和態度，它與政府、政治組織等制度性結構相對應，成為政治體系的主觀因素。
政治文化作為政治體系觀念形態的東西，包含著廣泛的內容。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識形態可以看作是一個國家政治文化較為系統和理性的表述。在日常生活中，政治文化一般以一定的政治認知或意識、政治價值觀念、政治、政治情感、政治態度等形式表現出來。政治文化不同于公眾輿論或民意，前者具有穩定性，反映的是長期形成的比較穩定的一貫性的政治傾向和心理，后者指的是人們對于某一具體事務或問題所產生的一時性的反應。政治文化具有延續性，它通過政治社會化得以傳播和沿襲。政治文化的延續性使一國文化有可能代代相傳，也使國家、地域、民族之間的政治文化呈現出長期的差異性。
政治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人們參與現實政治生活過程的經驗積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它具有相對獨立性和能動性：一方面，它在現實生活中形成，將現實政治生活通過觀念的方式保留下來，并隨著政治生活的變化和政治制度的改變而有所改變；另一方面，它對于社會政治生活和政治行為又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進一步而言，政治文化對既有政治體系起著維護和延續的作用，同時，政治文化的變化最終又可能帶來現實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變遷。政治文化作為政治體系的“軟件”部分，一般與政治制度性結構安排相匹配。跨國性比較研究和現代化研究顯示，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差異不僅體現在制度安排方面，而且也體現在政治文化方面；民主政治制度的良好運轉，需要以民主的政治文化為條件．
政治文化的內容主要包括三個基本成分：政治文化的認知性成分，政治文化的情感性成分，政治文化的評價性成分．政治文化的認知性成分是指人民對于政治組織，政治過程，政治角色，政治產品等方面的認識．它構成了人們對政治體系進行判斷以及選擇行為目標和行為方式的基礎．政治文化的情感性成分是指對政治體系和政治活動的感情．政治情感是人們在政治生活中對政治體系，政治系統活動或政治實踐所持有的一種直觀的評價．政治文化的評價性成分是指人們依據一套他們認為是正確和合理的準則，信條，或明確或含蓄地對政治體系進行價值判斷．它主要包括政治價值觀念和政治評價的心理過程兩部分．
中國為什么沒有正常的政治文化？因為中國的官方政治過于濃厚，并且排斥民意政治，缺少人民參與，政治成了政客間的內部文化，有很強的排外性，曾經一度的全民政治突然降溫至全民政治冰川紀，中間甚至連個緩沖的階段都沒有，政治文化被死死地按在國門之外，80、90后出生的年輕人，已經沒有接受基礎性的政治課程，他們絕大多數人把政治看成是一種純粹的官場斗爭，而不是正常生活，即使在官場也缺少現代政治文化，多半是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吏治文化，腐朽不堪，并且比封建時代還要糜爛，如果不對全體中國人重新補上政治文化課程，中國就不可能走向政治文明！
其實如果從新中國算起，中國也不是從來都沒有政治文化，從1949到1976，中國有過自己的政治文化，雖然這種文化有很多不足和缺陷，但是，中國人的政治意識和政治熱情點燃了，政治頭腦也被武裝了，有很長時間出現過“泛政治化”傾向，終究比政治赤貧還是好些，未來的世界一定是離開不政治的，每個普通者百姓都將會是政治的參與者，所以，接受政治文化的輔導之后，我們必須思考中國自己的政治歷史和政治未來！
整個中共執政團隊還必須意識到一個問題：目前中國政治參與者的政治文化水平都很低，有很多身居高位的人甚至也是政治赤貧者。在這種情況下，要推進好政治體制改革，政治人物本身的文化輔導也跟普通人民是同樣重要的，西方國家的政治文明不是一兩天獲得了，是一個長期開放政治環境下相互學習相互提高的過程，最后與科技文明一起共同促成了經濟革命。反觀中國，在沒有任何環境支撐的情況，試圖用經濟高速發展來實現“一好百好”的單純想法已經越來越接近碰壁了，羅馬不是一天建起來的，政治文明也不是一天可以實現的，中國所有關心政治走向的人都必須沉下心來關心一下整個國民的政治文化輔導的大問題，只有把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提高了，人民才能用最好的方式參與到政改進程中去，只有人民理解了上層政治改革的合理性才會支持它，“百年大計，教育為本”這句話對于普通人民的政治覺悟的提高也是適用的，請執政黨重視她！
五 中國執政高層和權力機構會推出什么樣的“政改方案”？
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會有一個常規的認識：要想把一件事情做好，必須在做事之前做好計劃或者規劃，至少得先做個準備。政治體制改革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你想改革沒有錯，天天呼喊也沒有錯，但是，事情到了火燃眉毛的時候，老百姓連“政改方案”的底本都沒看見，一大幫人都成天在網上跟著瞎起哄，連哄吵的是什么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事啊？再退一步講，就算現在有關方面無法拿出可供討論的政改方案，因為最高層可能沒有達到一致，但是，至少可以動員廣大人民群眾也能夠象香港市民一樣先自己湊合湊合嘛，說不定老百姓可以先討論出很多的“政改版本”，有了這些版本說不定能減少政改主導層的很多麻煩，經過濃縮以后，說不定可以成為幾種相對具有典型特征的高層討論版本，香港市民能整出中央認可的“政改方案”，大陸十三億多人難道就整不出？
香港的“政改方案”核心內容就是行政首長的選舉問題，其它都是附屬問題，大陸政改是不是也基于這樣的出發點呢？不妨由某些方面劃定出核心區域，以便人民發揮想象力。過去，中共提出的政改目標非常含糊且不具備操作性，把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作為政改三大目標有點讓人感覺做官樣文章的味道，也有說套話之嫌，如果是這樣的話，沒有人能夠寫得出象樣的政改方案，要解決這個大矛盾，就必須要作出艱難的選擇，在我看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其實就是兩個選擇：一是修改憲法中的選舉制度，讓政治體制來靠攏經濟體制，走西方國家的政治模式；另一個方向就是及時校正經濟體制的偏向，盡快回歸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正確軌道，用社會主義政治模式搞中國的人民民主制度。
不管是走資本主義國家的道路還是回歸中國憲法規定的道路，凡屬政治體制的改革問題，歸根到底都是選舉領導干部的問題，都是政治參與的問題，都是領導階級與被領導階級的權力和義務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在討論政改方案時就只需要討論最核心的選舉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并沒有完全把中國的選舉制度推進到一個完全合理的程序軌道，中間產生了很多偏差和問題，甚至出現了違憲情況，黨和政府的中高層領導都沒有納入到正確的選舉制度當中，在鄧小平時代，中國的選舉制曾經短暫地擴大了五年左右的時間，但是，后來卻因為種種原因嘎然而止，選舉制度退回新中國成立以前的狀態，中國經歷了長達幾十年的“政治分配模式”，這種模式既不是中國憲法規定的模式，也不是西方的政治模式，這種“特色選舉模式”已經逐步演變成政治怪胎，有政治分臟的感覺，無論如何都不能再繼續操弄下去了，這樣下去根本就不是政治與經濟是否相適應的問題，而是回歸到封建時代的超級愚昧的落后政治。
如果中國最高領導團隊最終決定采用西方的選舉制，我想在未來的“政改方案”推出之前必須做好幾件大事：首先，全國人大必須啟動修憲程序，這是沒有選擇余地的一步，因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不可能干出公然全面違背憲法的重大事件，任何政治人物都不會愚昧到這個程度；其次，重新制定《選舉法》，如果有新《憲法》支撐的情況下就可以啟動新選舉法的制定程序，只有一部完整的新《選舉法》才能保證每個有選舉權的人能夠站到投票箱前，即便是中國學不會西方那一整套東西，就象阿富汗一樣，形式上還得象模象樣，否則，與大國形象會不相適應；最后，區域規劃調整的問題，有很多人可能都不懂我為什么要提出這一條來，并且我認為這一條是最重大的課題，如果按照現行的行政選舉區劃來搞西方式選舉，不出十年，中國必然要產生大分裂，后果會比前蘇聯嚴重十倍，這決不是危言聳聽，是定將發生的必然事件。
中共執政高層，如果能在政改之前做好這三件事情，我不反對中國探索一下西方的民主模式，如果做不好這三件事就請在政改問題上另辟蹊徑，一條走不通的路閉著眼睛往下走，只能撞得頭破血流，沒有任何其它的好結果。
即便是中共不打算照搬西方選舉制度，仍然按照中國憲法的原則行事，“政改”之路也是要進行的，一方面原因是現在行的政治體制已經完全變形，與憲法要求的體制相差甚遠，雖然不能說是顛覆，但是，走偏的角度很大，必須要校正，另一方面來講，現行憲法規定的政治制度中有關選舉的內容從來都沒有得到完全的執行過，從來都沒有讓最大多數老百姓滿意過，從來都沒有形成一整套具有約束力和可操作性的選舉制，選民基本上都是看客的地位。從上述兩個方面來看，我認為，在憲法的原則指導下，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努力制定一套比較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改方案”是完全有必要的，不是多余的程序，我從不認為毛澤東時代的選舉制度是完美的，以后的時代就更不用講了，究其原因還是沒有真正重視人民群眾的選舉權力，現在，是到了還選舉權于人民的時代了。
在不修改憲法的情況下搞政改的好處在哪里呢？首先它不會動搖中國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會繼續保持社會主義屬性；其次，它可以逐步調整中國經濟體制中偏離社會主義方向較大的成分，用政治的力量糾政治經濟工作中的偏向，從而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得到最大發展；最后，在不改動憲法的情況下，政改方案可以更多地集中在選舉法的重新制定上，無須過多地走全國總動員的程序。
無論是采用西方的民主模式還是啟動新的中國選舉模式，有一種東西都是不可或者的，那就是“選舉文化”，選舉文化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成分，是民主政治推進過程中的重要人文元素，在制度還沒有形成框架之前，我認為，不妨在選舉文化上盡快作些創新，使文化走在制度前面，沒有一個好的選舉文化，民主有時候也會變成沖突和對立，中國臺灣地區的選舉就是一種典型的撕裂社會、撕裂族群的選舉，印度的的選舉也是一種族群利益沖突很嚴重的選舉，古老的中國大陸也是族群林立，不能保證大陸的選舉就不會演變成地區對立、族群對立的選舉，所以，我們應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給國民灌輸一種理性的選舉文化、高尚的選舉文化。在培養選民的同時還要培養政治精英們的演講文化，政治人物要有向公眾公開表達政見的能力和膽識。
據我目前的觀察，中共高層之中親西方人士已經逐步占據上風，國內外媒體的焦點也大都集中在親西方人士身上，只要有機會，就會有人借用西方力量催促中央下定決心搞政改，這種“內擠外壓”式的政治環境已經讓中國的政治力量角逐進入到一個關鍵的選擇期，最后的“政改方案”有可能是政治力量斗爭的產物，誰是勝利者，誰的“政改版本”就是最后的方案，失敗的一方必須面對現實繳檄投降。“政改方案”的難產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中國政治角力難決高下的一個判斷指標，只要能相持下去，就不會就任何版本面世，因為誰也不愿意因此徹底喪失中國政治的角斗場。
六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最重要任務到底是什么？
無論何種改革，都有它的目的性，都會有目標和任務，在眾多的任務中，又會有最核心最重要的任務，判斷一項改革是否是動真格還是喊口號主要指標就是看它是否設有必須完成的最重要使命，如果某種改革提出一大堆同等重要的任務，那這種改革多半是為某種具體政治意愿服務的，不是做真的改革，如果涉及到體制上的改革就更加要有優先項，不管是政治體制還是經濟體制，第一要務是什么必須明確，近三十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提了很多目標任務，但黨和政府確立了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所有制轉變”，怎么轉換？簡單一點講就是逐步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體制改革為以私有制為主體帶有資本主義屬性的經濟體制，雖然在正式政策文件中沒有得到體現，但實際執行是樣這操作的，這種大跨度轉變是在一種“不爭論思想”的指導下做“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中國特色式改革，“不爭論”就是不允許討論“姓資姓社”的問題，只要求扎實地推進私有化過程，不強調表達上和法理上的明正言順。
經濟體制改革在這樣一個只做不說的過程中逐步實現了所有制主體的大轉換，站在某個階級立場上講應當說一種不小的勝利，但是，這種勝利也為中國埋下了許許多多的定時炸彈和不穩定因素，制造了社會的不和諧因素，有相當一部分人群受到了利益上的巨大侵害，尤其是讓中國偏離了憲法軌道，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出現了嚴重的不匹配，也是引起社會廣泛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們不能怪大部分群眾不懂政治，因為畢竟大部分人不可能深入研究政治問題，本來是經濟體制出現了錯誤，現在反過來怪政治體制障礙了經濟體制，為什么不探究經濟體制的方向性錯誤呢？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口號的指導下，只能引導群眾懷疑政治體制，不能引導人民反思經濟體制，更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是，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更進一步偏離中國現行憲法的軌道，最后留給國人討論的話題不得不集中到政治體制改革上面來，所以，不管你愿意與否，你必須用盡心思思考政治體制改革，包括我在內的眾多關心中國政治走向的人士都在思考：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最重要任務到底是什么？歸納起來講，我認為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大部分執政階層希望把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全盤西化，實現政治與經濟雙體制的資本主義化，為中國全面私有化保駕護航。“新國36條”的出臺實際早已經預示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很難按社會主義憲法為基礎了，因為它的出臺完全是以私分中國為目的的，完全是對中國進行資本主義改造的政策工具，一邊喊“政改”，一邊加快私有化進程，大家想想看，政改的任務是什么？
從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文獻來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應當是：發展民主，加強法制，實行政企分開，精簡機構，完善民主監督制度，維護安定團結。也就是說中央搞政改的出發點是發展民主，但是，又不愿意反思經濟體制，這就不可避免要出現政治和經濟的沖突，但又沒有人敢動憲法，最后就不可調和了，回過頭來又折騰要政改，重新提一次全民性口號，難道這一次能結出點什么碩果？如果在政治階層的運作下，中國成功地實現了資本主義的私有化改造，中國是否就能夠踏上順利發展的快速車道呢？我看未必。
在我看來，私有化和全盤西化根本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只會給中國增加更多的亂源，盡管也許已經無法改變中國私有化的大方向，但是，我必須告訴大家，如果中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喪失了，中國永遠都不可能實現和諧穩定。
我本人從來都不是一個100%公有制的捍衛者，我一直主張部分商業領域和部分工業領域應當允許私企介入，這也許會造成一些人的不理解，但是，我是絕對不支持私企對社會公共事業的介入，對國家戰略行業也不支持私企介入，這與對公和私的偏好沒有任何關系，我只關心公共事業對中國老百姓的安全問題，什么叫社會公共事業？誰是社會公共事業的責任主體？政府拿著老百姓的稅收不做公共事業干什么用？公共事業和所有的國企都將可能很快的時期內被私分掉。能分享這杯羹的決非是老百姓，誰是受益者，大家心里都明白！政治體制改革如果不能保護好公有制在國計民生項目上的國有化地位，中國的政改就缺乏正義性，很有可能只得到少數人支持，雖然剛開始領到選票的選民會有一陣子熱情，但從中長期來看注定是要受到抵制的，政治人物的眼光不應當只盯在個人任內的政績和評價，必須以對中華民族負責的態度來審視政治體制的嚴肅性。
有關中國私有化進程的問題，我不想就最近的某些新政策作出點評，因為我早已經知道中國貧富差距繼續拉大的根源在哪里，已經知道國有資產是如何在某些人的精心設計下被私分的，而且徹底“私分中國”也成了部分人最后一個要完成的目標，為了完成這個目標有兩個非常動聽的理由：一是打破壟斷；一是保證民生。這兩個理由非常詭異，因為在現實的國民心中都非常痛恨國有壟斷企業，另一方面都非常渴望改善民生，絕大部分國民還象我幾前就提到的那樣，每次改革之前都會在“美妙的口號”之下無知的為某些人喝彩，這一次還是不例外，當然，要驗證這樣的無知還得五到十年的時間，改革的前幾年，某些人還會成為改革的英雄，當某一天普通群眾知道自己成為受害者之后，人家早已經沒有機會承擔責任了，醫改、教改、房改，股改等等政策，最后都只造成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都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至今為止中國老百姓都沒有從國企改制和私有化當中得到任何好處，4000萬下崗工人至今還沒有得到合理的補償。
我說私有化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并不是對私有制有仇恨，而是對人性的一種理性思考，私企老板不是慈善事業的老板，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利潤最大化，他們的眼光永遠都是盯在百姓身上，舉個例子來講：近幾年來，有一項公共事業，大家心中是非常有數的，那就是城市自來水供應，政府已經不是該項公共事業的主體和為民辦事的掌門人，而是徹底淪為了企業的看門狗，“聽證會”完全變成了“漲價會”，漲多漲少都是一個演戲的過程罷了，終究會持續漲下去的，一部分城市水價的上漲是由于政府將經營權轉手給外資造成的，另一部分原因是政府要從公共事業中謀取超額利潤。中國目前至少有三十個以上的大城市自來水供應由外資大企業控制，水務作為中國公用事業尚未完全開發的“黃金產業”，如今已經成為外資逐鹿的戰場。投資中國的自來水廠具有高達１２％至１８％的回報率。而國家統計局的報告也證實，外商在中國投資的所有產業中，最有利可圖的產業是自來水廠。自２００２年以來，外資水務公司在中國掀起了并購狂潮，其中尤以威立雅最為引人注目。自１９９２年進入中國以來，威立雅先后拿下了天津、上海、北京、成都、昆明、珠海、烏魯木齊、青島、邯鄲、寶雞、遵義、呼和浩特、常州、蘭州、海口、揚州等遍及全國各大地區主要城市的２５個水務項目，經營期限一律在２０年到３０年之間（有的還可以協商延續），所占股權份額均接近或等于絕對控股的５０％。為什么公用事業被政府無情拋棄引入外國管理者，這決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執政為民”的理念問題，近幾年來水價的瘋狂上漲表面上看是為了節約用水，實際并沒有起到絲毫節約用水的作用，真正的目的是為了供水企業撈錢，政府退出公用事業本身就很不負責任，民生問題棄之不管那要政府干什么？政府難道是用來為自來水漲價做靠山的嗎？政府的聽證會已經淪為漲價會，老百姓意見非常大，但也就是意見而已，沒有真正觸動任何利益方，未來的生活用水成本將會上漲得越來越快，隨著國際資本的控制程度越來越深，人民必將成為其壟斷資本的吸血場，再重復一遍：漲水價不是真的為了節約用水，而是為了資本家的口袋。其它城市也正在不斷地遭受這種清洗，外資的每一次清洗過程首先都是從私有化開始的，有些政府為了回避政府責任或者說涉及到某些權勢力人物的個人私利，將政府原來控制的供水企業部分進一步私有化，得到好處的私企并非真心想做好企業（能得到此種好處的決不是普通百姓，沒有相當的官方背景是很難的），他們在得到政府的廉價資產后必須急忙找到新的主子，于是把目交鎖定到外資身上，而成熟的跨國企業絕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公共事業的參與機會，他們甚至愿意開出比出賣者更高的價錢得到參與權，他們的眼光與中國私人老板（有可能背后就是政客）的眼光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看到的是長遠的控制力，而中國私企的眼光是撈一把就走，中國公共事業私有化越徹底，外企控制中國人民生活的步伐就越快，為了配合接收中國公共事業的內部政策，西方國家近幾年來非常強硬地向中國政府“施壓”，迫使中國政府讓步，而中國政府也非常配合地漸行漸近了，也許大家都痛恨清朝政府的無能統治者，我告訴大家，實際上清政府這一點比現在做得都更好，在十八世紀，清朝政府就明確拒絕歐洲諸國介入中國公共事業，現在卻挺不住了，并且還要主動的為他做嫁衣，動機何在？
有人可能會說，私企接手公共事業示必更壞，說不定還會更好，國外不也有私企參與公共事業的嗎？我想這些人都太天真了，回首這三十幾年的與世接軌，中國能把哪一本外國經念正了？有哪一次接軌不是中國老百姓受害？奴性的理念從來都是這幾十年的主旋律，國企做得不好，老百姓可以狠批，政府也可以打壓，但是，外資做得不好的，有誰放過屁？有誰對洋主子吱過聲？中國政府明知現在中國已經不缺錢了，已經完全不需要盲目地招商引資了，但是，為了繼續充當“世界第一引資國”的老大，近乎瘋狂地癡迷外資，外資得到的不僅僅是“超國民待遇”，得到的是控制中國人民生活的生命線，大家仔細清理一下自己的頭腦，你會發現，有那么幾個人近幾年非常活躍，茅于軾、陳志武、謝國忠等人非常明確地提出要將中國徹底私分，越徹底越好，如今回想起來是很值得回味的，他們不是亂叫的，他們是得到了首肯和支持的，如今他們的愿意正在兌現，“新36條”已經在為他們的呼喊作注解，離最終實現只差一步之遙，徹底“私分中國”已經是既定中的事了，如果沒有人阻止的話，老百姓的苦日子十年以后見。私企和外企的進入，他們不是來幫助中國人改善民生的，他們不是慈善家，如果是，他們完全可以選擇把慈善留在自己的國家，用不著到中國來搞國際主義，任何外資進入的初期都是以“賭場莊家”的手法玩弄老百姓的，但最后他會把包袱扔給政府，把壟斷利潤壓榨點選在百姓身上，每一次私有化過程都政府包袱加重的過程，或者是老百姓受害的過程，幾十年政府對公共事業的大量投入賤賣以后還要把社會就業的負擔扔給政府，企業看起來是有效益了，其實效益的背后都是老百姓的納稅錢在支撐，私有化程度越高，政府的承壓越大，失業的人數越多，最后就是惡性循環。
中國是一個最讓人哭笑不得的國度，一方面無數個政治人物天天高喊“社會主義”，另一方面高喊這些口號的人天天在琢磨著如何把自己變成資本主義，想做的事偏偏不喊，不想做的事天天掛在嘴上，所以，這很容易產生兩個負面影響：對外來講，中國政治人物有不敢講真話的形象，沒有政治誠信；對內，老百姓很難相信誰講的是真話，誰講的是假話，因為他們說的跟做的完全相反，群眾最后只能反著理解。
有很多人對國有企業表示憤怒，我也有很多不滿，也批評過他們，但是，我認為相比之下，國有企業比私企還是更加正面，不妨作一個簡單分析：1978年以后，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開始受到懷疑，國有企業開始面臨危機了，新的時代，“私有制”被內定為最時髦的發展模式，國企解體成為被內定的大方向，資本主義正式被納入中國必須要走的回頭路，“國家制度決定人民命運”，要想資本主義能順利推進，第一必然是要搞跨國企，只有“公”的被顛覆，“私”的才有發展空間，要想顛覆“公”的，必然要找出合法的理由，于是，“干和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工資是按年頭漲，福利是按人頭發，每個企業都養著一大批閑人、懶人、庸人和散人，不僅成為企業的巨大包袱，而且直接影響了生產者和管理者的積極性。”就成了國企的畫像，也成了打擊的對象，我記得當年我還是在讀大學，院系組織大學生討論砸掉“鐵飯碗”的國家決策，同學們都熱血沸騰，高呼萬歲，同贊英明決策，都以為砸了鐵飯碗，能體現效率優先的原則，能激發產業活力，殊不知砸來砸去，很多同學的父母最后都成了被砸的對象，等你反應過來之后已經晚了，誰也不會再來給你申訴的權力，給幾個小錢回家去吧，你能怎么辦？所以，我想來想去，政府敢公開砸人民的飯碗實際上是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人民的不明真相，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人民的政治愚昧，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人民的善良。
戴在國企頭上的“低效、懶散、虧損”的帽子是不是完全屬實呢？我不敢完全否定，但是，經過我對很多國企的一些老人進行調查得知，總體情況不是這樣，在改革開放以前，所有的國企都可以說是積極向上的，幾乎所有的干部、工人都是為企業拼命的，那時候的人不敢偷懶，不愿意偷懶，人人都有自己的比拼勁，什么時候開始發生變化的呢？八十年代初，一系列自由散漫的所謂西方思想注入到整個國家以后，人們開始羨慕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了，社會主義一度在所有國企中成為笑話和拋棄的對象，人們熱衷于把精力放在干私活上，人們不再把奉獻精神留在國企，只要有機會，大家想方設法到外面找事發財，那個年代是有錢就無比光榮的有面子的事，金錢決定一切，“萬元戶”是目標，大量的國企人員開始變著法子從國企里掏工具、偷材料、賣技術，有些更加“聰明”一點的領導開始跟私人老板合謀挖空企業，開始在企業內部制造分裂，管理責任心完全拋棄，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來，企業的領導者出了大問題，國有企業不可能不出問題，可以毫不隱諱地講，有很多高層領導是希望國企跨掉的，只有跨掉，他們才能名正言順地改造、改制國企，才能合法的走資本主義道路，所謂的“低效、懶散、虧損”原因不在國企本身，而在于一些引導性的政策使然，這種趨勢到現在還沒有消停，有些人還想把國家最根本的特大型國家企業私分掉，他們正在制造更多的、更大的謊言來為肢解國企作準備，如果當局視而不見，資改派會取得最終的勝利。
有人以為，國企不賺錢還有福利太不合理了，國企老總拿著高薪也讓不少人不滿，跟著資改派起哄，大家都認為私企賺錢、高效，實際上，如果大家動動腦筋就知道很有問題，不妨分析給大家聽聽：舉個例子來看，一個產值10億的國企與一個產值10億的私企，國企利潤為1個億，私企利潤為2個億，國企員工為2000人，私企員工為1000人，國企平均工資（加福利）30000元/年，私企員工平均工資（一般無福利）20000元，國企老總年薪50萬元，私企老板賺多少得多少。各位看看，國企老總拿得再高，不可能把賺下來的錢都算到自己頭上吧？私企呢？賺多少都是自己的，與國家和職工無關，這對于社會和企業的貢獻來說到底哪個有利？再看看利潤，看起來國企沒有私企賺錢，但是，國企有什么好處，社會效益大，安排就業多，員工福利和薪水有保證，并且，國企不能隨意開除、辭退員工，私企則是老板說了算，開除了你連爭取權力的機會都沒有，另外，國企員工的各種保險是按國家政策上交的，退休生病相對比私企有保障，即使相比公務員有差距，也比私企的不聞不問要好得多。為什么很多老百姓會跟著資本家起哄圍攻國企呢？主要還是中國的各種主流媒體現在都被資改派把持，都被“以私有制為理想價值觀”的精英把持，普通老百姓大多數只能被洗腦，只能人云亦云，他們不知道私有制對于一個十三億多人的大國意味著什么？他們不知道資本家的核心價值就是錢，他們不知道把自己交給資本家后的變數在哪里。當然私企也不是萬惡的，不是所有的產業都需要國企來做，一些技術集型企業和知識密集型企業可以交給私企去做，這些企業人才集中，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素質相當，有相當強的互動能力，對社會的貢獻也相對較大，對優化產業結構是有很大好處的，國企與私企必須做到合理分工，不要打擊一片、扶持另一片，用平等的政策對待所有企業是最好的引導方式。
如果中國現在還能按胡錦濤總書記的要求，完全遵循科學發展觀的話，中國的公共事業還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也是能夠很好的為人民服務的，不管在什么情況下，公共事業必須由政府來做，有些部門、有些人一邊高喊科學發展觀，另一邊徹底搞私有化，認為“一私就靈”，認為“市場是萬能鑰匙”，陰奉陽為的執行科學發展觀，一知半解地理解歷史，一知半解地解讀歷史，一知半解地運用市場，到頭來搬起石頭砸老百姓的腳。中央要清醒，私有化不是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只要把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還給人民，各項事業都順利得多。
再回過頭來分析此次政治體制熱潮，我們基本可以對某些人的設想下個結論：改革的最重要任務不是把民主權力交給人民，而是把私有化進行到底，為私有化保駕護航。胡總書記一直比較嚴謹，一直比較講究依法治國，我相信他一定能夠識破政治風云中的詭異之處，一定會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結合起來進行一次綜合性改革，我迫切期待理想局面的出現！。
七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如何保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明確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也就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長期存在，只要憲法沒修改，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不可動搖的，任何試圖動搖共產黨領導地位的行動都是違反憲法的，是不允許的，我作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堅定維護者和一名普通的共產黨員，我完全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黨地位，反對任何企圖顛覆共產黨政權的陰謀行動。
過去，中國的刑法中對反黨反國是有明確定罪條款的，現在已經沒有明確的反黨定罪條款了，國內外一些處心積累想搞垮共產黨的人已經不在少數了，有些人甚至就藏在共產黨內部和級別很高的層級，這些潛伏在共產黨內部的敵對份子掌握了共產黨的執政優勢和劣勢所在，他們還利用自己的黨內工作優勢竊取了不少國家秘密，這些人一旦時機成熟，就會對共產黨政權扔出一串威力極大的原子彈，不搞垮共產黨，也會導致傷筋動骨的殘廢，我們時刻都要記住黨內的陰謀份子是永遠存在的，是不可不防的。
過去，共產黨提防顛覆政權的主要對手是以美國為首西方國家，然而，時至今日，也許國內的反黨分子比美帝更可怕，他們根本就不需要西方的和平演變，他們主動地倒向了西方，他們所做所想都是為最后擁抱西方作準備，從表面上看，也許他們行使的都是合法工具，但是，他們一邊高喊共產黨萬歲，一邊做一些傷天害理的事情，做一些積累民怨的事情，做一些影響黨的形象的事情，做一些挖共產黨墻腳的事情，即便是民生項目，他們都可以做很多隱性文章，表面看，他們的出發點是改善民生，但實際執行起來是損害民生，最后就造成一個結果：共產黨政府威信盡失，共產黨政府的誠信盡失，對共產黨信仰的人也日漸式微。黨內反黨分子比黨外和國外反共產黨分子危害性要大得多，他們手執共產黨的工具反黨是合法反黨，不受法律制裁，而其它形式的公開反黨則會導致政治和經濟上的雙重損失。
中國搞政治體制改革，我敢肯定地說，從執政黨的本意來講，決不會以顛覆自己為目標的，從來都不會有這樣的政黨，但是，如果用人不當，思考不當，選擇了錯誤的政改道路和政改方案，有可能出現被陰謀分子利用的可能性，有可能導致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受到威脅甚至是喪失，為了防止政治體制改革出現方向性錯誤，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威，我認為必須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守憲法底線。這是決定中國共產黨執政黨地位合法性的根本，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必然產物，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打出來的歷史地位，是建立新中國和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中所取得的成就決定的，是有其歷史源頭上的合法性的，如果不堅持這個大方向，那么政治體制就很有可能被某些人借助所謂“純粹民主”的幌子蠱惑人心，制造偏離憲法的偽政改之路，因為在當前社會背景下，最能呼風喚雨的口號就是“民主”，只要有這個概念，不需要有任何實質承諾都可以迷惑無數頂禮膜拜者，一旦讓某些人把共產黨與民主切割開來，那么，共產黨的人民支持度必然下降，后面的危險性自不必說。
第二、中國共產黨必須借助新一次政治體制改革深化憲法框架下的廣泛民主。我在前面已經強調過，新中國成立，民主之路一直充滿曲折，從來都沒有讓人民滿意過，憲法條款中的廣泛民主沒有被全面落實，這也就成了“資改派”和“民主派”攻擊中國共產黨的口實，也成了他們掀起新一輪政改的最好理由，但他們想到的民主并非是中國憲法中規定的民主，他們要的是“多黨制”和“三權分立”，面對這些挑戰，共產黨不能原地踏步，改革是必然選擇，改革的重點在哪里？就在全面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我在第一部分詳細列舉了一些憲法規定中沒有落實的人民民主權力，只要把這些權力全面落實，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力不會比美國小，不會比美國的范圍小，不會比美國的民主效果差，現在關鍵是要抓緊還權于民，不要畏首畏尾。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更不是一勞永逸的。只有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并以改革的精神加強黨的建設，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創造新的執政成績，保持和增強人民群眾對黨的執政地位的認同度和公信力，才能做到長期執政。
第三、正確處理與民主黨派的未來關系。憲法規定中國要堅持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但是，民主黨派不能成為中國政治改革中的看客，如果在日常政治生活和重要的改革進程中，民主學派都被排除在權力的核心之外的話，我想這也是不符合現代國際政治及民主發展要求的，也不利于各民主黨派真心誠意地做共產黨的朋友，得不到民主黨派的支持，我想政治體制改革也會相當艱難。從目前中國的現實觀察，我總感覺非常怪異，本來按常理，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呼聲最高的應當是民主黨派，然而，當今中國的民主黨派們都完全沉默了，沒有任何人在此問題上發聲，這難道不掉軌嗎？是他們不想談嗎？是他們對現行政治體制完全滿意嗎？客觀地講，我不這么認為，在我看來，民主黨派對自己的發言權和參政權心存不滿，他們有意在冷眼旁觀共產黨的困難處境，他們想把目前的社會矛盾完全讓共產黨一黨承受，他們基本上處于看戲者的角色，我們能不能怪他們呢？也許不好判斷，因為這里面深層次的問題可能太多。但是，我們不能任由這種不正常狀態持續下去，中國共產黨必須重新審視多黨合作制度，我建議共產黨要向民主黨派發出倡議，呼吁民主黨派搞重組，減少民主黨派數量，同時在中國政治的權力分配中適當增加民主黨派的權重，以鼓勵各民主黨派為整個中華民族的復興傾盡全力，不要只做做共產黨的花瓶，民主黨派太多，不便于在各黨派之間達成共識，適當收縮陣營，也許更有利于在同中國共產黨的協商當中確定問題的焦點，共產黨也不必過多地平衡太多黨派的黨派利益，中國雖然不搞多黨制，但是，可以形成多黨協商的民主氛圍，不是搞多黨間的爭斗和博弈。
如果做不好上述三點，我很懷疑中國共產黨能長期堅守好自己的執政黨地位？
八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是否是為倒向西方作準備？
有人認為，現在討論中國是否倒向西方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了，因為自八十年代以后，中國實際上已經倒向西方了，從經濟角度來審視這種說法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不認是經濟體制的轉向能完全代表中國已經倒向西方，從西方國家對中國近幾十年的態度和接受程度來看，中國的所謂倒向還是處在一種經濟相互需要的狀態，政治上的排斥性還很強，從中國國內來講，只要政治上不完全違背憲法全盤西化，經濟體制還有回歸憲法軌道的可能，從國際角度來看，只要中國一天不照搬西方民主政治，中國就不被認為是西方的朋友，所以，總的來看，中國仍然不能被認定為是倒向西方的國家。
新一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而且民主政治是掛在某些人口中的日常語言，有一種值得關注的動向是：這種民主政治改造的聲音除了在經濟特區深圳得到過強調之外，其它大部分都是講給外國人聽的，或者說是在國際場合中講的，親西方的政壇人物和社會精英取得了絕對有影響力的政改話語權。當然，從目前來講也就是話語權而已，還沒有達到控制執行權的地步，但是，隨著這兩方面人物權勢的不斷壯大，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發生的，面對這種可能性，有幾個問題必須要提出來供國人思考，讓更多人來探討論中國在是否西方問題上要作出何種選擇？
第一個問題：中國政治體制是否迫切需要倒向西方？從中國的主流精英吳敬璉、厲以寧、茅于軾、陳維迎、陳志武等人的表現來看，他們已經對倒向西方感到迫不急待了，尤其是陳志武這樣的美國式磚家，恨不得讓中國在一天之內就變色，如果允許他招兵買馬的話，他可能會迅速對中國政權采取閃電戰，類似于他這樣的親西方人士還不在少數。政治層面的人物并不比學界精英少，甚至更多，有些人很懷疑這種說法，他們認為，有了西方民主體制，政治人物不是不能腐敗了嗎？怎么會有政客喜歡呢？這些人都是很天真可愛的老百姓，他們以為有了美式民主，中國就不腐敗了，太可愛了，可能嗎？政客思想中的美式民主改造決不是真的，他們要搞的民主改造是為他們及他們的附庸的政治經濟利益保駕護航的，他們對西方民主太熟悉了，他們引入到中國的一套絕對是要經過“改良”的，理由是要“中國特色化”，所以，在迷惑老百姓為其搖旗吶喊以后，他們還給老百姓的卻不是一個真實的民主。
現在，為什么有那么多人如此急切地要倒向西方呢？除了一部分人沒有真正搞清楚民主的本質被推著走以外，絕大多數人都是懷有目的的，資改派盼望倒向西方是出于對自身財產的保護，中國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當中存在相當多資本家是帶有原罪的，并且罪惡還不小，一旦中國重新社會主義法制軌道，有些人會身敗名裂；學界精英盼望倒向西方，一部分是想實現自己對價值觀的推銷成就，一部分人是被西方雇傭回國搞政治同化的；還有一部分精英是仇視現行政府，希望早日顛覆共產黨政權的民運分子；政治人物希望快速倒向西方的原因多半也是站在自身利益考慮的，中國的政客當中有相當多的人因腐敗積累了第一桶黑金，后來又借助政治操弄權，將黑金逐步又漂白了，他們有繼續維護自己既得利益的必要性，還有相當多政客是持有“戈爾巴喬夫思想”的幼稚派，他們以為中國全盤西化了，自己的政治抱負或許可以得到實現，或許也能象奧巴馬一樣當個總統看看，他們認為西方化后的中國會有一個公平的政治環境，會讓有政治抱負的人都能人盡其才，實際上，他們都想錯了，一個帶有幾千年庸俗官場文化的中國，任何設計絕頂的民主制度都不能實現與西方社會相同的民主制度，我不全面否定西方民主，但我有信心預料到中國采用西方民主會失敗。
第二個問題：中國完全倒向了西方又能怎么樣？如果說中國這次政治體制改革民主派取得了勝利，擁有了政改主導權，讓中國實實在在地倒向了美國，中國人民可以享受美式民主了，是否就意味著民主這個東西在中國就真的成功了呢？我看不然，一般專家分析民主能否成功會套用一個因素——法律制度。他們認為，西方國家大多實行三權分立，獨立的司法是保證民主成功的最關鍵一環。我本人也基本支持這種說法的合理性是存在的，但是，我認為它不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中國能否取得民主成功的一個最重要考量因素還不是法律，而是文化與素質。中國自秦朝以來就不缺法律典制，但是，中國從來都是個犯罪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中國人不畏法是有歷史傳統的。我強調文化與素質的重要性決不是有意侮辱中國人，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素質，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政治文化，沒文化的人也有少數者很有素質，在現代社會，一般來說，文化與素質大體是成正比的，但在中國，這個規律是例外的，印度人的整體文化水平并不比中國高，但是，印度人的整體素質卻比中國高出很多，所以，在印度可以實行一種比較憋腳的英式民主制，而在中國連印度那樣憋腳的民主制都做不到，庸俗的現代中國人把“民主”這個東西玩成橡皮泥，想怎么變形就怎么變形，并且最終都能用“中國特色”一而統之的糊弄過去，美國人引以為自豪的美式民主到了中國就會變成金錢與暴力的角斗場，這一點我是敢肯定地下結論的，不會有多少偏差。蘇聯倒向西方解體了，但民主取得了一點進步，然而這種民主仍然是寡頭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不是俄羅斯不想學好，是因為本來就沒有一種理想的適合所有國家的民主，俄羅斯人相對較高的素質還能保證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實現，與俄國人相比，中國人的素質差距之大絕不是用一百年可以接近的，還用二百年時間，中國也許達不到現在俄國人的整體素質，這就是中國無法真正套用西方模式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三個問題：中國的護憲派如何保證不完全倒向西方？一場深刻的政治體制改革說到底就是政治派別間的斗爭，親西方政治陣營是改憲派，他們試圖掀起中國政治的血雨腥風，最終達到顛覆現行憲法的目的，從而更好的私分中國，而護憲派政治陣營則更多的強調中華民族的自主訴求和獨立地位，決不做西方的附庸，因為他們從戈爾巴喬夫親吻西方的失敗經歷中看到了國際政治陣營的殘酷性，簡單地倒向任何陣營都不能保證一個大國輕易地被接受，除非你愿意接受不平等條約，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人口大國，我敢肯定地講，沒有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愿意付出國家尊嚴喪失的代價來換取西方的好感，況且這種好感是不持久的。護憲派的立場本身是正確的，也是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訴求的，但是，他們并沒有做出實質性動作來維護憲法的尊嚴，一方面，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他們任憑中國各方面政治人物違憲事件的頻繁發生，沒有加以任何強制性約束，導致親西方陣營得寸進尺，步步進攻，把護憲派已經逼到退無可退的地步，另一方面，護憲派沒有主動做出反攻動作，對部分攻擊憲法、攻擊共產黨的所謂精英沒有加以限制，讓他們在言論自由的幌子下顛覆國家政權，即使在西方國家，違反憲法的行為也是不允許的，美國也不允許攻擊憲法的事件發生，而這些喝過洋墨水的“海歸”們卻一邊喊美式民主，一邊攻擊中國憲法。對于部分政治人物的言行也沒有嚴加約束，任其信口開河，影響執政黨形象。護憲派不能被動防守，而是要采取行動，在憲法的框架下正確行使人民賦予你們的權力。
如果政治人物能夠對我的三個問題有一場認認真真的討論和反思，應該對中國是否有必要完全倒向西方作出判斷，倒向西方的過程必定是伴隨著某個中國政治陣營的倒下，最終倒下的還有更多無辜的老百姓，就這么簡單！
九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到底來自何方？
力是一種普遍現象，有動力就有阻力，社會現象與自然力一樣，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同時存在的，要做好一件事情，必然要面臨阻力的問題，我們在探討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首先是被誤導進入了一個“非改革不可”的圈套，然后，大家都來爭論動力與阻力的源頭，前面，我專題討論了“中國為什么要搞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多年來被人為設置的改革必然性思維所引導的，而改革推進不了又再次把問題的癥結往各方面攤派，想政改的人永遠都是站在主動的位置上，總是能夠贏得“銳意改革”的美名，而阻力派則時刻背負著“保守封閉”的罵名，其實，在政治變革中，動力不一定是正確的，而阻力也不一定就是負面的。
既然大家都認為是來自某些方面的強大阻力導致政治改革無法推進，那我們就不妨來分析一下強大的阻力到底來自何方？
我想把阻力來源分成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縣級以下政權及普通老百姓；第二個層次是黨的高層理論研究機構、學者和智庫精英；第三個層次是省地級政權和先富起來的資產階級團體；第四個層次是中央最高領導系統。
先分析第一個層次，這一層次基本可以認定為農村層次，在這一層次中，雖然人數眾多，基礎很厚，但是，說得難聽一點都是聽命者，任何時代都不可能主導政治，除非統治階級已經到了朽木不可雕的地步逼得底層人民造反，否則他們都是逆來順受者，即便是縣級政府的公務人員，對中國政權的走向基本也屬于不聞不問的心態，他們只比農民多一點點政治覺悟，我可以下結論的說，這一層絕不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所在。
再看第二個層級，黨的高層理論研究機構、學者和智庫精英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不管是宣傳資料也好，還是政治理論研究也好，都離不開這部分人的所謂看法和成果，即便是各種媒體，其實也是這些人的展示平臺而已，媒體賺的是錢，而占據媒體的還是能代表政府和政治立場說話的一群人，象各級黨校、各級高校、各種智庫、各種民間研究機構，他們的聲音實際上就是中國政治和經濟現象的總結，這部分人有可能本身就是黨的喉舌，有的是借助國外勢力形成的擠壓國內政治的精英集團，我認為，在這個層級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既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動力之一，也是改革的主要阻力之一，兩方面的較量都已經集中體現到了媒體信息之中，從目前的形勢看，盡管動力派聲音很亮，但是，阻力派也不甘示弱，兩個方面都沒有列出自己的清晰目標，都是在試探對方底線，有點等待時機的感覺。
第三個層是省地級官員及資改派。這一層級大部分是觀望派，在資改派中，主張西方民主化的居多，因為，這樣更有利于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權和資本家參與政治的權力，但他們一般不太表態，因為怕因干預政治禍起蕭墻，所以選擇觀望。而省地級官員更喜歡選擇觀望，從他們的地位看，不上不下的，既不須承擔太多政治代價，也不需要擔心太多利益損失，無論怎么改，他們都處于能夠自保的范疇，只有省級黨、政、軍首長會被更高層逼迫表態，其他人估計表不表態都無所謂。在這個層級基本上不存在大范圍動力與阻力的問題。
最后，我們要重點討論中央一級的動阻力問題。在討論這個層級之前，我們不妨看看中國對于國際人權公約的態度，從而為我們側面揣摩一下問題的本質提供依據。1998年我們國家簽署的國際人權公約，其中有A公約和B公約。這個A公約后來人大2001年通過了。那個B公約就石沉大海，到現在十年過去了。人大也沒有討論。這個里面的機關是什么？它的前景怎么樣。因為國際人權公約，其實最主要的是B公約，B公約的條款等于A公約的三到四倍。A公約是個非常簡單的經濟權力公約，而人權和政治權力都在B公約里。現在中國政府到外面還總是說我們國家已經簽署了這兩個公約。實際情況是政府當時領回來，人大根本就沒有討論，在中國，是不生效的。從憲政發展的角度來講，最重要保障的是基本權力公約，也就是第一代人權。美國憲法前十條基本就是第一代人權，美國憲法有關政治體制的規定基本上自訂立之日起就沒有改動過。
從以上實事，我們不難看出，中央為什么要回避人權B公約？是人大不想討論嗎？不可能，國際人權公約是否能夠在中國國內生效是一個國家的外交事件，并且是重大事件，人大是不可能不聽黨中央指示的，或者說黨中央核心外交決策部門才是最大的權力決定者，共產黨中央將B公給擱置，難道是因為害怕中國人的人權太大嗎？難道是害怕國際公約會干涉中國內政嗎？我看不完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政治權力并不比公約小多少，只是民主方式可能有所區別，黨中央最擔心的是有些人借國際人權公約威脅修改中國《憲法》，動搖中國的人民民主制度，搞三權分立。從這個意義上講，政改的最大阻力可能是來自于最高層一級的護憲派。
我在第一部分中列舉了現行憲法中一些沒有被遵照執行的民主權力，只要把憲法權威維護好，只要把憲法權力還給人民，中國人民享受的政治權力并不比美國人民小，也許更廣泛，現在，有些民主派老是拿中國不民主說事，根本目的還是不想執行現行憲法，怕人民利益憲法捍衛自己的權力，從而影響中國私有化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便政治體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來自高層，這種阻力也是合適的，是必須的，中國不能單純地由經濟目的玩弄現行政治制度。
就我個人的看法來講，為什么我明知阻力在高層，卻仍然支持高層呢？主要還是基于對憲法權威的維護，我反復強調，既然認定中國現行憲法是一部好憲法，那就應當原原本本地執行她，不應當把它冷卻，一邊搞違憲行動，另一邊又高喊要政治改革，這樣搞就顯示出非常強的政治虛偽性和兩面性，這部分人還不在少數。如果高層中有人認為憲法已經完全不適合中國國情了，那就公開喊出修憲的口號嘛，用不著在憲法問題上躲躲閃閃，有膽量提出修憲就有資格談政治改革。中國民主進程的改革是完善以《憲法》為根本的《選舉法》修訂，不是拋棄《憲法》的全盤西化。
十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可能走向？
所謂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從二十世紀炒到二十一世紀，從第二代領導炒到第四代領導，一直都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樓”，樓梯到底還要響多久呢？是不是到了該下樓的時候了？
我想，不管有沒有人會下樓，至少也要有個人發發話，給下面的人一個答復，以免大家永遠站在樓下苦等，我這里所說的答復實際上就是有關中國政改的可能走向，或者說是可能的結果。影響最終結果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有兩個：一個是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方向性問題，二是中國想成為世界大國的決心和信心。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就試圖用經濟改革來推動政治改革，口頭上說是推動，其實是想以經濟轉軌逼迫政治轉向，不過，這種企圖并沒有達到原來的設想，政治基礎并沒有從根本上受到動搖，雖然有被閑置的危險，但畢竟沒有人敢于從憲法里實現轉向，但是，這種無奈的堅持還能挺多久就很難說了，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方向與中國政治的方向是緊密相關的，如果中國經濟進一步私有化，國有經濟進一步被孤立和壓縮，那么，沒有人敢說以后護憲派還能挺得住，資改派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柔性政變是完全有可能的，另外，從國際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如果世界性經濟危機讓西方世界平穩地渡過去了，那么毫無疑問，社會主義經濟的冬天還得要保持很長的時間，中西方私有經濟是互需的，是戰略互利的，這就不難理解，在西方經受危機時，為什么我們的許多人物特別地“關心”對方，這可不是單一的援助，這是經濟戰線的共同需要，從而實現政治立場的相互協調，經濟上先由內及外，政治上再由外及內，最終實現對中國政權的性質改變。
當然，設想歸設想，并不是資改派想做什么都能做得到、做得好，自己做好了，西方又未必能兌現承諾，所以，即便是中國經濟私有化真的完全把公有制給淹沒了，也還是有相反轉化的可能性，因為，遭受西方拋棄后的中國經濟有可能經受比西方本次經濟危機更加嚴重的危機，一旦這種危機在中國出現，將會從根本上觸動整個國人對于經濟體制的更清醒思考，折騰幾十年后，中國回到自我選擇的社會主義軌道還是完全有可能的，因為，中國不能一根筋地撞死在一棵樹上。
影響中國政治改革結果的第二個因素是做世界大國的決心和信心。從未來世界五十年的發展來看，我預計，世界將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必須做未來世界五極中的一極，必須要有這種決心和信心，如果沒有，我們從現在起就無須以大國自居了，也不必以大國來激勵自己。只要中國想當一個獨立自主的大國，國家政治體制必須是中國的，必須是世界模式中的一個樣板之一，不能為世界提供可以效仿模式的國家就沒有資格在未來世界中擔當重要一極，中國未來就是要成為未來世界社會主義的旗手和陣地，毛澤東主席曾經提出過“三個世界”的理論，我想提出另一個觀點：未來世界將成為“二元世界”（在我的書中有專門論述，此處不表）。中國將是未來“二元世界”理論中的一元。
從中國自身的利益及世界平衡的角度來看，我認為中國必須再當旗手，社會主義是人類必須跨入的一種社會制度，是比資本主義更加先進的社會制度，無論遭遇多少波折，最終的方向是不變的，中國曾經堅定過，現在又開始懷疑，未來也許還會猶豫，不過，最終還是要扛起社會主義這面大旗。
在“冷戰”時代，世界兩大陣營圍繞著意識形態展開爭論，蘇聯被公認為當時社會主義的一面旗手和領導者，蘇聯自命為“東方集團”的領袖，有社會主義盟主的架勢，然而，毛澤東卻沒有認這一套，并公開質疑蘇聯的路線和性質，還斥之為修正主義，中蘇在領導權的爭奪上有過白熱化的階段，即使中國最后都沒有真正意義成為公認的社會主義領袖，但是，卻贏得了比蘇聯更大的意認形態之爭的成果，世界上真正接受中國的國家比蘇聯更多，接受的時間更長，認同的領域更多，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傳播更容易被世人接受并執行，毫不夸張地講，毛澤東實際上已經成為整個世界的一面旗幟，中國是這面旗幟的主體。
“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世界進入了一個較長的意識形態爭論真空期，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沒有爭論，兩大陣營之間也沒有爭論，不爭論并不意味著沒有對立，也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從此消失，更不意味著社會主義是落后制度要被淘汰，實事上，社會主義的暫時休眠只不過是人類認識問題的暫時休眠的體現，社會主義的未來仍然是最光明的，必然要取代資本主義。
世界怎么辦？資本主義的五大意識形態的滲透已經相當深入了，社會主義陣營還有沒有反擊之力？中國能不能捅突“新意識形態”之爭的本質？能不能以其人之道還擊其人之身？悲觀地看，中國是非常被動的，因為信仰者已經被清洗得差不多了，沒有強大的人力資源，很容易受到金錢的收買。樂觀地看，中國又是非常主動的，因為中國的現實已經教育了眾多的被迷惑者，他們不再迷信資本主義的教義，他們中有很多人已經開始展示出朦朧的覺醒，他們正在努力找尋漸行漸遠的社會主義，也許當他開始碰觸到社會主義的身體時，他們所激發出來的能量會波及到整個社會，這樣的效應也許就是社會主義復興的希望所在。
中國為什么要選擇在二十一世紀充當社會主義旗手？
首先是中國自身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需要。如果用哲學的觀點看，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辯證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要求，用聯系的觀點分析問題，就是說我們在考察一個具體事物的時候，必須與該事物有關的其他一切事物聯系起來分析，才能準確地把握該事物的性質、特點，及其產生、運動和發展變化的規律。之所以要用聯系的觀點看問題，是因為世界本身各事物之間就是一個普遍聯系的存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是絕對孤立地存在的，他們總是存在這樣或那樣的聯系，事物存在的獨立性是相對的，而聯系則是絕對的，所不同的只是聯系的方式和緊密的程度不同而已，他們之間有的是直接聯系、有的是間接聯系；有的是主要聯系、 有的是次要聯系；有的是緊密聯系、有的是松散聯系；有的是縱向聯系、有的是橫向聯系等。 用矛盾的觀點看問題，也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要求。世界是普遍聯系的，各普遍聯系的事物之間既互相依存，互相影響；同時又因其各自性質的不同，而相互矛盾、相互斗爭，由此推動事物的發展。由于事物性質的不同，決定了事物之間聯系的性質和方式的不同，也決定了一事物與他事物之間的矛盾性質的不同，矛盾斗爭的特點和方式的不同。如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對抗性矛盾、非對抗性矛盾；直接斗爭、間接斗爭，暴力斗爭、非暴力斗爭，積極斗爭、消極斗爭，激烈斗爭、溫和斗爭等等。離開事物的矛盾原理，無以考察具體事物應當或將會如何發展和運動。
考察中國到底應當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并非是原于道義的選擇，而只能從當今世界各普遍的社會聯系及其矛盾運動中尋找答案。首先我們看，中國在解放后即新民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后，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周圍世界的環境。中國所面臨的主要任務是什么？那就是盡快發展生產力，使自己強大起來，否則仍然難以從根本上擺脫受帝國主義欺凌、壓迫的命運。周圍的環境是什么？那就是中國已經被走在前面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帝國主義所包圍。然后再看看自己所處的狀況，生產力是如此的落后，而且戰亂之后，百廢待興。要使中國盡快強大起來，擺脫這種局面和命運，就必須選擇一種能夠盡快發展生產力，使中國強大的基本制度。要建立這樣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就必須具有以下的功能和效用：第一，必須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將生產力的發揮運用到極致；第二，必須能以最快的速度發展生產力；第三，必須能持久地最大限度地發揮生產力的作用，并持久地以最快的速度發展生產力。 要做到這些，這種制度就必須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而絕不能是一種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制度。如果仍然是一種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剝削制度，一是不可能調動絕大多數人的積極性，二是即使求得一時的發展，但隨著貧富分化的出現，必然會開始社會動蕩和不安，掌握政權的統治者出于秩序的需要，出于本階級利益的維護，就必然要動用國家機器進行壓制，甚至暴力制服。如果社會矛盾十分激烈，甚至可能最后導致統治者尋求外國勢力的援助，國家重新出現四分五裂的局面，持續地保障生產力的最大速度發展就會成為不可能；要做到這些，就必須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走上工業化道路所需要的原始積累。這就只有實行公有制才是最好的選擇。試想，解放前的中國，工業有多少？連火柴也叫“洋火”，農業更不用說。就是我見到的六、七十年代的農村，許多農民還住的是茅草房，而前一輩的農民還不時對我們說，“你們生在新社會真是享福啊，有房住、有書讀、有飯吃、有衣穿”，可見舊社會的農村是什么樣子了。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如果還從自由資本主義搞起，你搞到什么時候？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完成原始積累就經歷了幾百年的時間，“守財奴”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原始積累的過程。說不定這個過程還沒完，你就又被人家吃掉了！而選擇公有制，就必須是人民民主專政，賦予廣大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權利，充分的、強有力的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普遍監督的權利；另一方面，則對破壞公有財產和這種公有制度的人實行專政，否則，那個公有財產就必然會被少數人占為私有。公有制，加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當家做主，對少數敵對和破壞分子實行專政，就是一種全新的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制度就在中國應運而生，只有選擇這種制度，才符合中國社會的發展規律和要求，因為只有它，才能盡快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的局面，最終戰勝已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圍剿和壓迫。這也是為什么其他一些擺脫了殖民地繼續搞資本主義的國家難以搞好的原因。這個道理也可以分析為什么有些國家或地區社會制度會跳躍發展的原因，一切都是與其具體的歷史條件相聯系的，是整個社會矛盾運動的結果。不信？補課論者們可以試試看。機械唯物主義者往往不懂得用聯系的觀點看問題，用矛盾的觀點看問題，因而也就不懂得聯系是矛盾的聯系，矛盾是聯系的矛盾；也就不懂得從具體的相互聯系的各事物之間的矛盾運動中尋找答案；認為世界的運動就是一種機械運動，同時在運動的規律性上，只注意事物運動規律的普遍性，忽視事物運動規律的特殊性，運動方式和特點的復雜性，也就不懂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并且用這種運動觀看待一切社會運動，似乎每個國家或地區都要按部就班地從一個社會過渡到另一個社會，缺少一個都不行。
二十一世紀，中國還必須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因為實事已經證明，資本主義救不了世界，更救不了中國，資本主義也不代表世界最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資本主義已經無法調和不斷發展的人類新時代的生產關系，這個世紀的第一場世界性危機已經證明資本主義制度的過度性特點，建立在完全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基礎上的社會制度不可能把人類引向光明和統一，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中，雖然已包含了危機的可能性，并不包含危機的現實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隨著機器大工業的發展，生產的社會化達到了很高的程度。在企業內部，生產的社會化表現為大機器代替了手工工具，大批人共同使用社會化的生產資料；產品生產過程變為由許多人協同進行的社會化大生產；產品也由許多人共同生產。在整個社會內部，生產的社會化表現為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的廣泛發展，企業之間和部門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程度大大加強，整個社會生產已經聯結成一個統一的整體。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形成，生產的社會化還從一國范圍擴大到世界范圍。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客觀上要求部門之間和企業之間以及生產和消費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卻使國民經濟各部門和各企業之間以及生產和消費之間，不可能建立起與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比例關系。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必然產生尖銳的矛盾。這一矛盾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它是產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中國是一個擁有十三億多人的大國，也是一個超大規模的獨立運轉的系統經濟體，中國的經濟模型不同于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主要特點是“自由分子的龐大”，人口基數是獨立經濟系統的最活躍分子，在一個系統內部，分子數越多，內能越大，這就會表現出兩種趨勢，如果這個系統的約束因為太多，系統會趨于冷卻，系統能量不足，如果缺少約束因子，這個系統又會發生能量超控制的震蕩，很有可能引起系統爆炸，資本主義經濟體是一個幾乎無約束因子的自由體，不可能規范好中國這樣一個大系統，社會主義是一個有計劃、有控制的良性制度，它既可以保持系統的穩定性，又可以保證系統的活性，新中國剛成立的前幾十年所走的社會主義道路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穩定性較好，缺點是活力不足，新世紀中國所要樹立的新社會主義制度既不是老版社會主義制度，也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質是資本主義），新社會主義制度是可控性、穩定性和活力俱佳的新型制度。中國如果想把自己真正打造成“G2”的角色，就必須要向世界輸出自己的良性社會制度，否則，我們拿什么作為進軍世界的軟實力？
其次是世界社會主義陣營重新發展的需要。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社會主義遭受的重大挫折，世界社會主義從此進入低潮期，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才開始有緩慢恢復，但是，因為世界上已經沒有推動社會主義運動的旗手，已經沒有哪個國家敢于正面宣傳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相反，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采取了一種向資本主義逐步靠攏的反向策略，這極大地挫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信心，查韋斯領導下的委瑞內拉顯然擔當不了新社會主義旗手的角色，在整個世界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中，能夠擔當領導角色的唯有中國，中國是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最為廣泛的國家，也是馬克思著作出版最為活躍的國家，中國如此大規模、廣角度地研究社會主義難道僅僅只是為了裝飾門面嗎？我看不是，如果僅僅只是掛羊頭賣狗肉也未免浪費太大，也更顯中國有虛偽性太強，既然中國仍然還相信世界社會主義的前途還是光明的，就應當有勇氣把全球社會主義復興當作一項世界性事業來做。中國要想開創全球社會主義新時代，必須從政權、政治層面做出創新，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如此興旺，是因為他們取代封建社會以后的確表現出了很多優點，政治、政權,歸根到底是為經濟服務的，在歷史上,資產階級為了發展已占優勢的資本主義經濟,從封建王朝手里取得政權,創造了一個為保障資產階級所有權和發展經濟服務的相當復雜的政治操作系統,構成這個政治操作系統的要素主要有五個方面:一是資本主義議會民主制即代議制;二是分權制與權力制衡制度;三是政黨政治;四是法制權威;五是輿論監督。這五樣東西實際上都操縱在資本主義大財團及其政治代理人手里,正好像他們的企業股權掌握在他們選擇的經理層手里一樣。從國家壟斷資本和國家宏觀管理經濟的功能來看,至少對一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來說,資本主義的政治體制對于資本主義經濟的服務是相當有效的,并且其宏觀管理功能隨著經濟的需要(包括發展的需要,度過危機和困難的需要,調節各階級、階層之間的矛盾的需要)不斷有所改進,并能保證建立起一套比較穩定的政治秩序,防止破壞法制的嚴重事件發生。社會主義制度能否表現得比資本主義現有的政治制度更好是關乎其命運的重要指標，如果中國不能建立一整套規范社會文明生活的先進政治制度，社會主義可能被中國人無情拋棄，更別說當世界領袖了，中國有沒有比西方國家主張的實質內容更好的價值觀？回答是肯的，我認為，中國完全可以在揭穿資本主義“民主與自由”的虛偽性的同時，執定一整套真正的讓人民享有最廣泛民主的社會制度，中國的人大制度能不能做到真正代表人民？中國的一黨政治優越性如何體現？法制文明如何配套以政治文明？這些問題一旦解決好了，中國是完全可以在全世界范圍內找到朋友的。不但在亞非拉有朋友，而且在歐洲也會有很多朋友。
中國要想當好社會主義旗手角色，就必須在“新社會主義”制度上把握好時代發展的脈搏，必須建立一套讓世界人民可以效仿的新型社會制度，任何一種思想、理論,都是根據人們所處的時代的需要,在前人提供的思想資料的基礎上,經由實踐選擇、改造、發展而形成的。形成之后也要根據實踐的需要,吸取各門科學的最新成果,不斷創新。馬克思主義尤其是這樣。馬克思主義不是“終極真理”,它恰恰是終結了“終極真理”的局面,為發展真理開辟了道路。馬克思主義自身不會停留在一個水平上,它的某些論斷和結論,因時間、地點、條件的不同,是可以改變也需要改變的。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是科學而不是教條,它需要人們去研究、討論,因此要有寬松的環境,以造成“自由討論,百家爭鳴”的局面。馬克思主義不能作為共產黨人的“私產”,更不能由領導人個人說了算,形成“一錘定音,萬馬齊喑”的不正常局面。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建設國家的指導思想,不等于說馬克思主義本身應當具有一種統治式的政治權威。馬克思主義本身所應當具有的是科學的、理性的權威,是說服的力量,而不是政治權威。
中國新社會主義的內容應當包含：新社會主義是真正人民的社會主義，人民必須當家作主，人民代表大會必須由無產階級擔當主角；新社會主義在技術上、經濟上、政治上都比資本主義更為發達，如果社會主義只是效仿資本主義的科學技術，就注定得不到公認和權威，中國如何超越前蘇聯的科技創新體系是重要考慮目標；新社會主義是面向國家、集體和個人的混合經濟，允許公有制為主體的各種所有制形式互相競爭，克服勞動的雇傭性質，使人成為生產資料所有者和自己勞動成果的享有者；新社會主義要實行社會的廣泛民主化，西方的民主本質上是金錢民主，新社會主義民主應當是“公民民主”，真正把民主落實到個人頭上；新社會主義是克服了人對勞動和權力的異化的社會；新社會主義必須是一個有信仰的社會，必須建立在高尚精神、高尚道德和人道主義之上，一個墮落的金錢社會算不上真正的文明社會；新社會主義是向世界開放的社會，社會主義的有計劃性并不能排斥世界的共生性，如果社會國家對世界它國人民是排斥的，那么社會主義就是孤立主義，一個能把世界人民和諧統一到一起的制度才能算得上好制度。
20世紀社會主義實踐從一國擴展到多國，既遭到嚴重的挫折，又取得過輝煌的成就。21世紀社會主義必將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實現復興與進一步發展，對世界和平、人類進步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作出越來越大的貢獻。現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數量雖然減少了，但如果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實現繁榮富強，成為“合格的”社會主義，必將大大增強社會主義的吸引力，推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漲，從當前世界社會主義和左翼力量的增長和21世紀社會矛盾的深化來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肯定會有新的進展，并且在同資本主義的競爭中重新煥發出強大的生機與活力，為人類的和平與進步事業發揮更加重大的影響。
我講了這么多有關中國必須走社會道路的內容，實際上就表明了我個人的終極觀點：在中國走美國式民主沒有出路，最終還是要回到中國憲法的軌道，按中國人民的需要實行最廣泛更現實的民主改革，進而保證經濟體制逐步回歸到符合社會主義性質的大方向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還《憲法》權力于民，糾違憲失誤之錯，制定新《選舉法》，
中南大學孫錫良（禁止網絡轉載，禁止更名在公開刊物發表，保留追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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