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忠武：毛澤東晚年的反帝事業和中國之崛起

毛澤東晚年的反帝事業和中國之崛起

    ――紀念毛澤東誕辰90周年（1983）

龔忠武

一、序言： 對毛澤東晚年的評價

                      1、擁毛、貶毛、評毛

    今年是毛澤東誕辰90周年。我們作為他的后人，對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千秋功罪，究竟應該如何評說？

    這個問題當然是仁智互見，但大體上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個是意見的方面，就是不根據歷史事實，任憑自己的主觀好惡或意識形態來作出評價；一個是歷史真相的方面，就是把毛放在當時的客觀歷史框架下作出評價。

    就前者而言，近年來，海內外的擁毛者，對毛晚年的言行絕對肯定，認為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正確無誤的，都是真理，容不得一點懷疑。（1）

    貶毛者，對他晚年的言行絕對否定，認為他的一言一行無一是處，應全盤否定；其中的極端貶毛者，甚至認為「毛澤東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大的罪人」。（2）

    評毛者，則對他晚年的一言一行一分為二，認為有的是正確的，有的是錯誤的。評毛者大致可分為民間和官方兩種。

    民間的評毛者，對他晚年的言行雖然不采全盤否定的態度，但立足于「批」，基調是貶毛揚鄧，著重于揭毛晚年的錯誤，借口批偶像崇拜而盡量貶抑他的功業和權威聲望。

    官方的評毛者，對他晚年言行所采的態度，相對而言比較客觀；大體上他們對毛晚年在內政方面的言行則是全盤否定的。認為他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使黨和國家遭受了一次「浩劫」般的災難。

    但是，對他晚年在對外事務上的言行卻又是肯定的。例如相當于官方蓋棺論定的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11屆中央委員會第6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內明確指出：

他（毛澤東）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并且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

這段話里肯定了毛晚年在對外事務上的三點重大貢獻：（3）

第一、頂住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

第二、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和永不稱霸的戰略指導思想；

第三，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

    這三點都是有根有據的歷史事實，就是要否定也否定不掉，只好肯定。但在第三點上卻沒有具體闡明在毛的領導下，中國堅決進行「抗美援越」、支援越南人民進行「抗美救國」的正義斗爭。這是一場二戰后最激烈、最殘酷、最持久的戰爭。然而，〈決議〉在指出「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時，只字不提也「頂住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壓力」。

    這是〈決議〉中的一大敗筆，因為它沒有本著科學史學、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毛晚年的反帝事業，作出恰如其分的、符合當時歷史客觀條件的評價。以致使人看不清毛晚年在反帝事業上的巨大貢獻對中國、亞洲乃至世界歷史的深遠影響，使人看不清貫穿毛晚年言行的主線。

這是本文為了彌補〈決議〉中這一大敗筆而作的第一點理由。

                      2、還毛晚年的歷史真面貌

    現代中國之崛起有它一定的歷史邏輯次序：先有軍事和政治之崛起，然後始能有經濟和文化之崛起，必須循序而進，不能前後顛倒；否則，必然在付出重大代價之後而終歸於失敗。這也是中國歷代大朝代例如漢唐明清等建國的規律，一個必經的四部曲的歷史歷程。

    簡言之，近現代中國必先求軍事和政治之崛起，然後才能求經濟和文化之崛起。中國要崛起，美、蘇這兩座大山是絕對繞不過去的；一天不推倒這兩座橫梗在中國現代化道路上的大山，中國就一天無法崛起。

    最能證明現代中國這一歷史規律的事例，便是毛晚年嘔心瀝血所指導（就越南方面而言）和指揮的（就中方支援越南而言）最後一次戰略大決戰，一次同美國在印支戰場和同蘇聯在中國北疆所進行的長達十年之久的大決戰；用馬列的術語說，就是毛澤東晚年領導中國人民、印支人民和世界人民進行了一場徹底改變了世界格局的反帝、反修戰爭。

    結果，印支人民勝別了，中國人民勝利了，美國和蘇聯失敗了，中國崛起了，中國從此成為一個在世界上受到應有的尊重的軍事和政治大國。

    這是毛晚年取得的不世功業。由于這個功業至今仍然被有意忽視或扭曲，所以必須恢復其本來的歷史真相。這是撰寫本文的第二點理由。

                            3、客觀評說毛的晚年

    面對上述國人對毛的愛憎兩極化的情況下，要對毛的功過作出所有中國人都能接受的評價肯定是辦不到的。所以至今毛棺已蓋，但論尚未定；甚至官方的〈決議〉所作的評價也只是一家之言，是否經得起時間考驗，尚待證明。

    姑不論我們這些毛的後人對他的功過有多大爭議，有多大分歧，但大家必然會達成這樣一點共識：就是象充滿爭議的歷史大人物秦始皇一樣，毛也是個充滿爭議的歷史大人物；你可以恨他，辱罵他，詛咒他，但是當你論述近現代中國命運的時候，他就像一座橫在你面前的大山，你絕對無法繞過；他，就是這樣一個令國人愛恨交集的近現代中國歷史上的核心人物。

    對于這樣一位跨世紀的歷史大人物，未來世代的子孫肯定會因為他們當時的時代條件和要求，而對毛有不同的評價。那麼，當代的中國人，對毛的功過究竟如何評說？能不能超越政治黨派的恩怨，撇開個人的好惡，從國家民族整體利益的大前提出發，而對毛作出比較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持平公正的評價？

    個人認為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是可以做到的，關鍵在于能否找到一個為大家所能接受的參考系；如果找到了，就可以對毛的晚年作出比較公正的評價。本文找到了，這個參考系就是至高無上的國家安全因素；毛晚為了鞏固中國南大門和北疆后院的安全，親自領導了反帝和反修的斗爭。作為一個飽受帝國主義侵略的近現代中國人，不論你對毛懷有多大的成見，你不應該抹煞毛晚年在這方面對國家民族和千秋萬世的后代作出的不朽的貢獻。

    這是撰寫本文的第三點理由。

二、頂住了兩霸的壓力

    ――南方反資帝，北方反社帝

    所謂毛的晚年，確切地說，是指自1976年毛逝世前的10年期間而言。

    一談起這10年，人們馬上就會不自覺地聯想到文化大革命。誠如〈決議〉中所說的，這個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但是，〈決議〉基本上是把文革放在當時中國內政的框架內來考察，沒有把文革放在當時亞洲和世界的政治框架內來考察。由于參考點不同，所以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

    實際上，毛晚年的最大關注是如何突破美蘇從中國南北兩面對中國的圍堵和夾擊，而為中華民族打開廣闊的生存空間；用馬列術語來說，就是如何同時進行反帝、反修斗爭，使中華民族真正獲得獨立、自由和尊嚴。如果不從這個主線來看，硬說毛為什麼不全力發展經濟，那就是文不對題，把文章做錯做歪了；那就會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了。

    確切地說，毛晚年領導抗美援越，同美國在印支打了10多年艱苦的隱蔽戰爭（covert war），同蘇聯在數千里的漫長國界上進行了尖銳的公開斗爭，包括武裝斗爭。這兩場同時進行的一南一北的白熱化戰爭，是一場關系到黨國和民族安危甚至中國文明的興衰存亡的戰略決戰；特別是越戰，是中美在朝鮮戰爭之後的另一次戰略大決戰，也是毛一生中指揮的最後一次大決戰。毛對這兩場戰爭是下了決心的、是不惜一切代價的、是全力以赴的。請先論述越南戰爭。

1、抗美援越

    在美國直接插手后的越南戰爭，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階段：特種戰爭（肯尼迪總統，1960—1963）；（4）局部戰爭（約翰遜總統，1964－1968）；越南化（尼克松總統，1968－1975）。本文強調局部戰爭時期，因為這不但同毛的晚年密切相關，而且是越戰的轉捩點。

    表面上看來，越戰的對手是美國和北越，但實際上，這場戰爭是中、美兩國自朝鮮戰爭以來的第二次戰略較量。在這場戰爭中，中、美兩國都下了戰爭的決心，（5）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都將國家的榮譽、信譽甚至命運，作為賭注。

    就美方而言，他們在戰爭的頂峰時期，投入了54萬多兵力，包括最精銳的部隊，使用了除核彈以外的所有尖端武器，還使用了違反人道主義的凝固汽油彈、磷燃燒彈、化學毒劑和毒氣，對越南人民進行殘酷野蠻的屠殺和蹂躪。

    美方清楚地知道，中國才是他們真正的對手，所以對中國進行心戰，發出戰爭恫嚇。1965年約翰遜總統在一次演說中說，在南越這場戰爭中，「中國的影子越來越膿」。美國媒體也紛紛和著約翰遜的調子大肆宣傳說，在越南戰爭中，將不再有朝鮮戰爭中那樣的「庇護所」，美國將對支持越南人民斗爭的人「窮追到底」；換句話說，就是必要時，將對中國進行核子報復，摧毀中國的核基地。

    這種戰爭恫嚇，在中蘇分裂后中國缺乏蘇聯戰略保護的情況之下，是不容不忽視的。但是，毛沒有被美國的核子敲詐嚇倒，下了不惜一切代價、把抗美援越戰爭進行到底的決心。（6） 在毛的決心下，中國作了針鋒相對的答復。

    1966年4月10日，周恩來總理在接見巴基斯坦《黎明報》記者時表明了中國「抗美援越」的決心。他說：

    中國是作了準備的的，如果美國要把戰爭強加于中國，不論它來多少人，用什麼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內，可以肯定地說，它將進得來，出不去。既然1400萬越南南方人民對付得了20多萬美軍，那么6億5千萬中國人也肯定對付得了100萬美軍（原文似為1000萬？）。美國侵略者不管來多少，必將被消滅在中國。

    接著又說道：

    戰爭打起來，就沒有界限。美國有些軍事家想依靠海空優勢轟炸中國，而不打地面戰爭，這是一廂情愿；戰爭既然以空戰或海戰開始，那么，戰爭如何繼續進行，就由不得美國一方作主了。

    周恩來通過巴基斯坦記者清楚地告訴美國決策當局：「如果美國決定要同中國再度公開交戰，中國準備靠自己的力量同美國再周旋到底。」

    于此可見，中國已經把越南戰爭視為自己的戰爭，只是不便公開出面而已。

    其次，就中方而言，中國主要從下列幾個方面支援越南人民進行「抗美救國」斗爭：

    第一、提供戰略保證和精神支持：

    早在1964年8月，當美國借口北部灣事件出動海軍飛機轟炸越南北方海岸時，中國政府即鄭重聲明：：「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犯，就是對中國人民的侵犯，中國人民是絕對不會坐視不救的。」次年6月18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說：

    美國侵略戰爭打多久，我們就支持越南人民多久；美國要打到底，我們就支持越南人民反擊到底。

    我們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將在得到越南人民呼吁的時候，立即派出志愿人員到越南去，同越南軍民并肩作戰，直到把美國侵略者趕出越南。

    這些聲明的重要意義在于，中國把越戰看成是自己的戰爭，同越南人民的命運休戚與共。

    1967七年12月19日，毛澤東向越方保證：「7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后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1970年5月20日，當美國把印支戰火延燒到柬埔寨時，毛澤東向印支人民發表著名的「五•二十聲明」說：「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反對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爭。」

    同年12月19日，毛澤東再次向印支人民保證：

    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是中國人民應該盡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印度支那各國人民在抗美救國戰爭前進的道路上，不論遇到什么艱難險阻，也不論美國侵略者進行怎樣瘋狂的軍事冒險，7億中國人民堅決與你們站在一起，全力以赴地支援你們，直到取得抗美救國戰爭的徹底勝利。

    1971年3月6日，周恩來本著毛澤東的意志在河內宣布：

    如果美帝國主義硬要沿著擴大侵略印度支那戰爭的道路走下去，中國人民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直至徹底打敗美國侵略者。

    毛、周在越戰期間，所發表的這類聲明，多得不勝枚舉。據范文同事后回憶說，中國的這種戰略保證和精神支持，極大地鼓舞了他們「勇往直前戰斗和戰勝美國侵略者」，成為他們進行持久戰的精神力量。

    第二、提供數量巨大的經濟和軍事援助：

    在武器彈藥方面，整個抗美援越期間，中國向越南南方解放軍無償提供了全部武器彈藥；在軍事人員方面，從1965年6月至1973年3月，中國先后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鐵道、后勤保障等志愿部隊32萬余人；在經援物資方面，由于越南貧窮落后，長年戰爭，經濟殘破，中國向越南提供了越南人急需的種類眾多、數量巨大的生產和生活用品。同時，在中國亟需外匯的情況下，還援助越南數億美元，供其機動使用。據不完全統計，在整個抗美援越戰爭期間，中國向越南提供了總值超過200億美元的軍事和經濟援助。（7）

    由此看來，誠如周恩來于1965年3月29日，在阿爾巴尼亞首都地亞那就援越問題向世界宣告的：

    中國人民堅決響應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最近發表的聲明和呼吁，給越南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質支援，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戰物資。我們還準備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時候，派遣自己的人員，同越南人民共同戰斗。

    中國說：「越南人民和印支人民的抗美援越的斗爭，就是我們自己的斗爭」，上述事實證明中國完全說到做到了。

    第三、提供戰略思想和戰術經驗方面的指導：

    這主要是指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游擊戰術和大兵團作戰的經驗。這種援助，雖然無法以金錢衡量，但對戰爭卻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例如：據說著名的1968年1月30日和31日的「新春攻勢」是許世友將軍策劃和指揮的。這場規模龐大的具有關鍵性作用的戰役，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杰出地運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兵團作戰的經驗。此外，據說韋國清將軍是1975年解放南越和西貢的「胡志明戰役」的總指揮。列舉這兩個例子并非要貶低北越的將領如武元甲等的軍事指揮才能，而是要證明深得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精髓、兼擅游擊戰和大兵團作戰的中國將領們對越戰所起的關鍵作用。

    「新春攻勢」是越戰的轉捩點，越戰從此自局部戰爭的階段進入越南化的階段；換言之，約翰遜總統和尼克松總統先后從「新春攻勢」認識到，美國在越南戰場無法取勝，必須想方設法，使深陷越南大泥沼的數十萬美軍能夠「體面地」撤出。

                            2、抗蘇自衛――珍寶島沖突

    發生于1969年3月上旬的中蘇珍寶島沖突，在性質上是中國抗蘇自衛的邊界事件，在規模上僅動用了團級兵力和常規武器，在時間上僅持續了半個多月，所以同當時中國在南方進行的抗美援越斗爭相較，簡直微不足道。但是，這個小型邊界沖突卻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珍寶沖突只不過是60年代中蘇無數次邊界沖突的一次而已，但由于被雙方戲劇化而引起國際注目。這次事件反映蘇聯沿中蘇數千里邊界駐扎百萬大軍的緊張局勢，反映蘇聯大軍壓境的咄咄逼人的嚴峻軍事現實。

    第二、蘇聯對這次事件的處理非常嚴肅認真，不僅在國際上發動宣稱戰爭取同情支持，還在國內假裝全國動員，準備同中國進行戰爭；并且更進而向中國發出核子恫嚇說：「蘇聯的核子導彈是強大的，可能造成千千萬萬人的悲慘命運。」

    第三、珍寶島沖突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其深刻國際背景的。1968年8月20日，蘇聯揮軍侵襲捷克，干預捷克內政。9月26日，勃涅日涅夫宣布其聲名狼藉的「優先主權論」，主張社會主義大家庭內任一成員第主權發展到威脅蘇聯的利益時，其主權就要受到限制，以便為其侵略捷克的行動辯護。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珍寶島事件，就意味著作為社會主義大家庭一員的中國，應當屈從蘇聯的意志；否則，蘇聯將象對付捷克一樣，用武力限制中國的主權。

    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和中國人民，從各個方面予蘇聯以堅決反擊：

    在戰場上，中國邊防軍英勇還擊，使蘇軍陣亡30余人，其中包括一名團長級軍官。3月15日， 蘇軍撤出珍寶島，中國擊敗了蘇聯的戰爭挑釁。

    在宣傳戰上，中國提出大量事實和證據，并刊出這次事件的有關照片，使中國「占盡了上風」。

    在群眾運動上，中國珍寶島事件發生后一個星期內，發動了4億多人示威抗議。

    在對付蘇聯的戰爭恫嚇上，中國向蘇聯提出警告：「如果你們繼續進行軍事挑釁，就一定要受到嚴厲的懲罰。不管你們來多少人，不管你們聯合什么人一起來，我們都要堅決、徹底、乾干凈地全部消滅。」

    隨著蘇軍撤出珍寶島，北方的烽火熄滅了。

    同時，隨著美國在南越實施越南化，南方越戰的烽火也逐漸減弱。

    中國頂住了蘇霸的壓力。

    中國更頂住了美霸的壓力。

    然而，〈決議〉中卻說：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當《決議》作者作這樣的論斷時，有沒有考慮到上述中國全力面對的尖銳的反兩霸斗爭呢？有沒有把當時國內的階級斗爭形勢同當時的國際斗爭聯系起來看呢？怎么可以把當時的中國孤立于南方的越戰和北方的珍寶島沖突之外呢？

三、中國在戰火中崛起

    外交是政治和軍事的延伸；中國既然在戰場上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那么接著在外交戰場上取得輝煌的勝利，是理所當然的事。           

    1969年初美國新舊政府交接之際，中國南方熊熊熊的越戰烽火雖然減弱了，但是還在繼續燃燒，有時甚至非常熾烈。然而這時，有識之士，都知道這場烽火快要熄滅了；美軍失敗的命運是注定了。

    這場人類有史以來最熾烈的戰火，燒掉了美軍無敵的神話和美國對自己能力的盲目自信，燒掉了舊國際軼序中許多過時的、不合理的甚至有些荒謬的東西，燒掉了丑化中國、丑化毛澤東的謊言和神話。現分別論述如下。

1、無可奈何花落去

    最初，美國是做著冒險家的美夢，滿懷信心地卷入越戰的。1962年初，肯尼迪總統在「不惜任何代價，承擔任何重負，確保自由得以存在和勝利」的理想主義鼓舞下，派遣顧問前往越南，進行特種戰爭。

    1964年8月7日，美國國會幾乎無異議地（眾議院以466票對零票、參議院以88票對2票，通過〈束京灣決議〉，授權約翰遜總統直接介人越戰。

    1966、1967年，約翰遜總統在美國富甲天下的想法下，一方面在國內推行支出浩繁的、克服貧窮問題的大社會計劃，一方面派派遣54萬大軍在越南進行勞民傷財的軍事冒險。

    但是，到了1968年1月的「新春攻勢」之后，越戰卻變成了美國的一場惡夢。

    這場惡夢使美國決策當局認識到美國國力是有其極限的，感到美國在印支戰場上已經力不從心。例如，基辛格博士在1969年初接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時，就深深感到：

    我們的力量雖大，但還是有限度的。我們的能力和我們的問題相比，再也不是無限的了；相反地，無論是在才智上還是在物質上，我們都必須分別輕重緩急。

    名政論家李普曼也忠告基辛格說，作為美國外交決策的制定人，他「必須使美國按照自己的能力來承擔義務，特別是在印度支那和中東。」

    這種對美國國力的新認識，也清楚地反映于「尼克松主義」。1969年7月23日，尼克松總統在關島宣布指導他的外交政策的原則時說：

    我們將繼續承擔我們業已承擔的條約義務，但是除非出于我們切身利益的需要，我們將不再承擔任何新的義務。

    我們以往的政策是向別的國家提供武器，人員和物資，以幫助它們反抗侵略，保衛自己。過去我們在朝鮮就是這麼做的，在越南我們也是這樣做的。但是從現在起，我們只準備向那些愿意承擔責任以自己人力來自衛的國家提供物資和軍事、經濟援助。

    「尼克松主義」清楚地告訴美國的盟國：「它們應當自己承擔自衛的責任，美國已無力替它們進行自衛了。」

    越戰的這場惡夢不僅暴露了美國國力的相對削弱，而且暴露了美國內部的矛盾重重；特別是在1969、1970和1971年的3年期間，國內的矛盾空前激化，校園里的澎湃學潮，一次又一次的反戰大示威，社會上暴力事件層出不窮，輿論界反戰聲浪高漲，在在使美國政府陷于癱瘓狀態，使美國社會面臨分裂解體的危險。

    這就難怪尼克松在他的《回憶錄》里慨嘆地說，反戰運動「造成一種政府已經四面楚歌、搖搖欲墜的印象」；那些發誓要用暴力來摧毀我們民主制度的、很有組織、很有手段的革命者，已在國內造成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怖主義流行病」；「恐懼的心理在全國各地不斷蔓延」。

    基辛格也在他的回憶錄《白宮歲月》里痛苦地回憶說：

    不論當初我們作戰是抱著什麼目的，到了1969年，我們在國外的信譽，我們所承擔的義務的可靠性，和我們的國內團結一樣，都受到了地球上離北美最遠的這個國家所進行的斗爭的危害。……到了1969年，我國已被抗議和苦惱分裂了。

    又回憶說：

    這幾派人人士（作者按：和平主義者、務實主義者、孤立主義者、理想主義者）……運用辱罵和暴力行動這樣一些沖擊手法，來表達60年代開始出現的憤怒情緒，表達他們對美國，對它的「制度」及其 「邪惡」的憎恨。

    所有這些派別聯合起來，形成了1968年民主黨代表大會的令人痛苦的混亂現象，造成了大學校園里的暴亂行動，并使得曾經支持美國在戰后對外政策上采取偉大的主動行動的領導人們的思想陷于混亂和士氣沮喪。  

    當時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在一份給尼克松的備忘錄中向他指出國內局勢的嚴重性：

    根據我的判斷，越南戰爭繼續下去將危害我國的前途。我所關心的不僅是人員生命的損失以及金錢和資源的浪費，最嚴重的是，這場起因和目的不明的沖突正在我們社會內部造成極大的分裂。

    由此看來，到了1969年，美國處于內外交困的嚴重的危機之中；越戰不僅是一場惡夢，而且是一場美國歷史上空前的可怕的惡夢。新上任的尼克松總統面對著這種「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深重危機，認為除了從越南撤軍，消除造成這種危機的原因之外，別無他途。

    由上看來，為了打越戰，富強如美國，競被拖得精疲力竭；反觀富強遠不如美國的中國，為了南面反美霸，北面反蘇霸，要比美國付出更大的民族犧牲，是一點也不奇怪的。為什么貶毛、評毛的人，沒有從這方面來考慮毛晚年的是非功過呢？難道戰爭勝利的果實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2、五個中心和三個世界

    實際上，據基辛格說，早在1969年初尼克松政府上臺時，他和尼克松就已經考慮如何收拾他們從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接過來的越戰殘局了。

    收拾殘局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消極的體面撤軍，一個是積極的建立亞洲新秩序和國際新秩序。這是尼克松總統建立所謂的「和平結構」的兩個主要方面，是他擔任總統期間（1969年1月至1974年底8月）全力以赴的中心工作。

    如何才能體面地撤軍呢？

    如何才能建立公正、穩定、持久的亞洲新秩序和國際新秩序呢？

    據尼克松和基辛格說，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中國」；換言之，他們認為，只有承認中國這個政治現實，結束中國的孤立狀態；只有承認中國在亞洲乃至世界上的大國地位，承認它對亞洲事務和國際事務的影響力，才能建立公正、穩定、持久的亞洲新秩序和國際新秩序。然后，以此換取中國幫助美國從越南體面地撤軍。

    簡言之，中國是幫助美國擺脫內外困境的唯一出路。

    但是，人們不竟要問：如果毛晚年的中國，真的象貶毛的人所說的那樣一團漆黑，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中國有這個能力提供尼克松所要求的幫助嗎？顯然，尼克松對當時中國力量的估計是同貶毛的人截然不同的。

    極具諷刺的是，這個結論竟然是由一個長期以來一直以強硬反共反華立場而知名的尼克松總統作出的。這種歷史的辯證發展，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據尼克松說，早在1967年，他就在《外交季刊》中提到美國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可能性。就任總統后，又公開地或私下地散播改善中美關系的言論。

    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尼克松總統于1971年7月6日在堪薩斯城向中西部新聞機構負責人所作的一次外交政策演說，具有開創新局面的意義。

其中有兩點同中國有關，值得注意：

    第一、世界已經由戰后的兩個中心變為現在的五個中心：

    從經濟觀點來看，現在國際上不是只有一個世界第一、絕頂優越的美國，也不是只有兩個超級大國。當我們從經濟條件及經濟潛力的角度著眼時，現在世界上有五個強大的勢力中心。

    他接著進一步闡述說：

    所以，總的來說，我們看清了什么？當我們向前看，5年，10 年，或15年，我們看到5個強大的超級經濟勢力：美國、西歐、蘇聯、大陸中國，當然還有日本。……這5個中心，將要決定20世紀的後三分之一的世界經濟動向；而且因為經濟力量是所有力量的關鍵，也就決定整個世界的走向。

    第二、結束中國的孤立狀態，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

    大陸中國置身於國際大家庭之外，完全孑然獨處，它的領導人和世界領導人互不溝通，這樣對全世界將是一種危險。而這種情況是不能接受的；是我們不能接受的，也是其他人所不能接受的。

    有鑒于此，尼克松總統覺得「本屆政府必須采取最初的步驟，以結束大陸中國孤立于國際大家庭之外的情況。」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政治家、謀略家，基辛格則從全球勢力均衡的而非單從經濟的角度，得到上述結論。他認為結束中國的孤立狀態，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可以對蘇聯產生有力的制衡作用。

3、解鈴還需系鈴人

    1970代初期，中美兩國領導人既然解決了建立友誼的理論問題，找到了建立兩國友誼的共同基礎，并且雙方都作好了心理準備，那么剩下來的只是采取何種具體步驟或解決技術問題來建立這種友誼了。

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而中美關系已冰封了20多年，又豈「冰凍三尺」可以形容！所以，要想使冰凍了這麼久的中美關系一旦解凍，并

非易事。

    中美關系的長期凍結，咎在美國，自然應由美方主動采取解凍步驟。據尼克松總統說，自他於1969年初就職后，就主動耐心地通過種各外交渠道，試探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可能性。

    經過長達兩年半「復雜、微妙和堅定的外交招呼和談判」，「耐心而周到的準備」，終於在1971年7月至1972年2月半年多的時間內，導致三項「改變了國際政治結構」的重大發展：

    第一、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總統在電視上宣布接受周恩來總理的邀請，并定於次年5月以前訪問北京。

    這個消息，的確如周恩來向基辛格預測的一樣，震撼了全世界。尼克松事后也回憶說，他當時在電視上的三分鐘講話，成為「本世紀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聞之一」。

    第二、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通過了歷史性的〈第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及其一切附屬機構的合法席位和權利，并將「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的一切機構中所占的非法席位中驅逐出去。」

    中國的消息，再度震撼了世界！

    中國得以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固然是由于支持中國的會員國的數目逐年增加，已成了大勢所趨，但能夠在1971年而不是以后幾年進入聯合國，尼克松政府的消極抵制，無疑是不容忽視的促進因素。

    中國在聯合國的勝利，反映尼克松總統在中美關系方面的確言行一致，不僅在言論上還在行動上，解除了20多年來美國強加于中國的所謂的「孤立狀態」，反映了尼克松政府尋求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急迫性和誠意。

    這次勝利，還反映了中國在第三世界的巨大聲望。第三世界國家在聯合國里用行動感謝如〈決議〉里所說的中國「堅決支援他們的正義斗爭」。他們的代表在投票後分享勝利成果的熱情反應，在國際外交場合上是少見的，已成為國際外交史上的佳話，廣為流傳；這幕感人的戲劇性情景，令中國人永遠難以忘懷。這種戰斗友誼，同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同中國長期給予他們的道義支持和無私援助，是分不開的。

    第三．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以美圍總統身份，抵達北京，進行為期一周的正式國事訪問。

    這個行動，象一個特大的政治地震，不但猛烈地震撼了世界，而且徹底改變了國際的政治面貌。其改變的程度，不論多么夸張，都是不會過分的。

    尼周兩人握手一分鐘

    尼克松總統下飛機后，在機場「單獨一個人」同周恩來握手長達1分鐘之久。據他說，這是他刻意安排的。因為他深深知道，周因1954年在日內瓦開會時，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同他握手而「深受侮辱」，一直耿耿于懷。所以，他特別借此機會，代表美國為杜勒斯的傲慢失禮而向周恩來深致遲來的歉意。

    誠如尼克松總統所說的，他同周恩來的握手，標志著「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隨后尼克松總統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里，同「現代歷史上的一位巨人」毛澤東握手，更是標志著中國、亞洲和世界，已正式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具體地說，毛、周、尼的握手，就美方而言，標志著美國的霸權開始沒落了。基辛格對這個冷酷的國際政治現實，看得非常清楚，他語帶傷感地說：

    我們能夠隨心所欲地選擇時機，干預世界事務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始終是參與世界事務的，但是無論在物質上或道義上，我們的優勢地位已經不如以前了。我們必須考慮到其他力量中心，并努力在它們之間保持平衡。

    換句話說，美國此後將根據它的五個中心觀，參與國際事務。

    中國根據它的三個世界觀，參與國際事務。

    蘇聯根據它的兩個世界觀，參與國際事務。

    于是，從實力政治的角度來看，一個微妙的、復雜的、變化多端的中美蘇三角關系，正是登上歷史舞臺；代替戰后的兩極關系，開始對國際政治，起著主導作用了。

    毛、周、尼的握手，就中方而言，標志著中國的強國地位開始確立了。毛晚年向他的同志和國人提出的「永不稱霸」的誓言，可以了解為：「中國現在是或即將是一個強國，但力戒象美蘇兩個強國一樣，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

    就歷史的角度來看，毛、周、尼的握手，標志著中國這個東方巨人，不僅自1949年以來已經醒了，站起來了，而且更從現在起，昂首挺胸地站起來了；標志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超級大國，任意欺凌中國、踐踏中華民族尊嚴的屈辱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標志著中國從此擺脫了百年來弱國的地位，可以體面地完全按照一個主權國自己的意志，參與國際事務了。

    此外，單從狹義的外交史角度來看，如果我們說，毛、周、尼的握手，標志著毛澤東在晚年站在實力地位，為中國贏得了近百年來外交史上一次最大、最值得自豪的勝利，是一點也不夸張的。

    簡言之，中國在戰火中崛起了！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象這樣一次得來不易的偉大外交勝利，在〈決議〉中竟然沒有得到它應有的評價，而被有意輕描淡寫地帶過了。

4、各取所需

    但是，尼克松總統的這次訪華之行，除了具有上述重大的象征性意義之外，同時，據他自己和基辛格說，還取得了美方所要取得的兩項實質性成果。確切地說，就是作好了體面撤軍的必要安排和初步奠定了亞洲新秩序和國際新秩序的基礎，這兩點又相互密切聯系。現分別論述如下。

    第一、作好了體面撤軍的必要安排：尼克松和基辛格所謂的「體面撤軍」，確切地說，是指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撤軍模式。基辛格認為，戴高樂將軍做到了使法軍體面撤出阿爾及利亞，因為：

    他把法國從阿爾及利亞解脫出來，這是作為執行政策的行動，而不是作為一場軍事潰敗的結果，他的舉動反映著一項國家的決策，而不是一次大敗退。

    他使法國擺脫它的艱苦境遇而同時又保證內部團結和國際形象不受損害。

    對美國來說，這種模式意味著美國自越南撤軍，必須表明這是「出于尊嚴和自尊心而作的出的選擇」，不能受到屈辱，不能被搞垮；必須不損害到它在亞洲和世界各地所承擔的防衛責任和條約義務。

    那么，中國對這種模式的撤軍能夠提供什么幫助呢？據尼、基二氏說，毛、周給予了他們所要的幫助。當然，這種幫助，不是有形的，不是明文規定的，而是通過基辛格所謂的「了解、暗示和默契」提供的。

    美國比誰都更清楚，美國在越南遭遇的困境，主要不是北越造成的，而是它的強大盟友中國造成的。所以，根本解決之道，就是通過外交途徑，勸說中國停止或大量減少對北越的支持。

    據基辛格說，毛對尼克松說，「目前，美國發動侵略和中國發動侵略的可能都很小…… 你們想撤回一些在外國的軍隊，我們的軍隊是不去外國的。」他將毛的這段話了解為毛通過暗示，保證中國不會到國外進行軍事干預；更具體地說，也就是保證不會武裝干涉印度支那。他進而推論說，「中國實際上同我們訂了一個無形的互不侵犯條約，從而解除了一個方面的敵情。」

    據基辛格說：

    （周恩來）更多地用悲傷而不是憤怒的口氣反駁尼克松。他表示同情越南，但卻沒有提出兩國利益一致。他把支持河內的義務說成是，因為中國在帝王統治時期欠下越南的舊債，而不是基于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更不是基于民族利益的一致。

    他把周的這段話理解為：「中國不會武裝干涉越南，北越不是中國的延伸」；「中國顯然可能作出一些物質上的犧牲，但中國不愿冒戰爭風險來償還這筆舊債。」

    從而，基辛格樂觀地說：

    確實，我們是互相了解的；越南戰爭不會影響我們關系的改善。北京申明采取克制態度，并說緩和緊張局勢的關鍵不在印度支那，這就使人確信無疑，北京的重點不在於它南部邊界以外的戰爭，而在于同我們的關系。

    這些了解、理解和論斷，很自然地使基辛格得到這樣正面的結論：「我們的外交，克服了一切不利的情況，已接近把河內孤立起來了」；「對華的主動精神，還使我們國家政策恢復了應有的比例感。它把印度支那還原到它應有的尺度――一個大陸上的小半島。」

一個狹小而貧弱的半島，缺乏它背后那個龐然大物的有力支持，如何能打擊美國的「威望、榮譽和信用」呢？如何能給人一種印象說是它打敗美國，迫使美國撤軍呢？當然不能。

    第二、初步奠定了亞洲新秩序和國際新秩序的基礎。美國在亞洲和世界各地的防衛責任和條約義務，據尼克松、基辛格說，也通過了默契和了解，獲得毛、周的保證。

    關于東北亞和東南亞問題，尼克松向毛、周表示，美國同日本的友誼和結盟，既可以抗衡「別人」（蘇聯）的野心，也可以防止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表示美軍如果撤出亞洲，撤出日本，就會留下真空，那個「到處插手」的蘇聯就會鉆進來填補真空；表示美軍可繼續留駐太平洋，留駐南朝朝鮮和菲律賓。

    據基辛格說，毛、周向美方表示，中國大力支持日本和美國之間的密切關系；「默默地鼓勵」美國在泰國、菲律賓駐軍，「從未真正地」促使美國從朝鮮撤軍，以保持亞洲的均勢。

    關于美中關系中最為棘手的臺灣問題，據基辛格說，周恩來表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我們已經讓臺灣問題擱置了22年，我們還可以再等一段時間。」

    有人也許會問，為什么中國在亞洲的新秩序中，要繼續容忍美國勢力留在東北亞、東南亞，甚至臺灣呢？這個問題反映了一個重要的客觀政治現實：中國雖然是一個受人尊重的陸權國家，但現在不是而且在可見的將來，也不會是一個受人尊重的海權國家。毛、周很可能基於這一知己知彼的深刻認識，而被迫在這塊廣闊的海域上，以美制蘇，把臺灣問題暫時擱置起來，留待將來解決。

尼克松和基辛格對于世界新形勢和中美兩國關系的構想，反映了越戰改變了冷戰時期的二元國際大格局；反映了世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已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而美國在印支戰場上的失利，顯示這些變化是不可逆轉的；反映了20多年來指導美國對華外交政策的圍堵政策和骨牌理論，已徹底破產，必須改弦更張。

    中國方面歡迎尼克松政府所采的這種對中國的積極措施。但是，毛澤東對新的國際秩序有他自己一套獨特的看法：他運用階級分析，將世界分為三個部分，也即一般所謂的「三個世界」。1975年4月10日，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將毛澤東的三個世界概念，作了全面的、明確的、深刻的闡釋。其中有下列三點同本文有關，值得引述：

    第一、世界已經由戰後的兩個世界變為現在的三個世界：

    在「天下大亂」的形勢下．世界上各種政治力量經過長期的較量和斗爭，發生了急劇的分化和改組。一系列亞非拉國家紛紛取得獨立，在國際事務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在戰后一個時期內曾經存在的社會主義陣營，因為出現了社會帝國主義，現已不復存在。由于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西方帝國主義集團，也已四分五裂。

    從國際關系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互相聯系又互   相矛盾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于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

    第二、第三世界是推動世界歷史車輪前進的革命動力：

    這些國家（發展中國家）受的壓迫最深，反對壓迫、謀求解放和發展的要求最為強烈。它們在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斗爭中，顯示了無比巨大的威力，不斷地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它們是推動世界歷史車輪前進的革命動力，是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主要力量。

    第三、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屬于第三世界：

    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屬于第三世界。中國政府一和中國人民，一貫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斗爭。這是我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

    在演講快結束時，鄧小平還特別著重地向世界宣告：

    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并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

    這就是著名的、現在經常為人引用的毛澤東的「三個世界」概念，也即〈決議〉中所說的毛在晚年提出的「劃分三個世界和永不稱霸的戰略指導思想」。雖然鄧在1975年對毛的三個世界概念加以闡述，但毛自己已在1974年即公開向全世界明確提出來過；（8）可以推斷，他開始構思這個概念的時間，應該會更早些。

    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同尼克松的五個中心，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甚至基本上是完全對立的世界觀。但是，他們卻有一個共同一致的看法：共同對付蘇聯；這就是把太平洋兩岸具有巨大分歧的兩個大國，聯在一起的共同基礎（common ground）。

    這不是偶然的，而是亞洲和世界客觀形勢的必然發展。戰後世界已經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美國和中國都相應地作了必要的―― 套句基辛格的話說――「甚至有時是痛苦的調整」。

    但是，蘇聯卻仍然以「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家長自居，利用「經濟合作」、「國際分工」、「有限主權論」等過時的概念，來維持它對社會主義大家庭各成員的權威和支配地位。1969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共黨會議上，提出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倡議，企圖將蘇聯的利益擴張至亞洲，填補美軍撤出印支后在亞洲出現的權力真空。

    中國猛烈抨擊這個倡議，諷刺地指出，這是杜勒斯「圍堵政策」的幽靈的再現，是美國「圍堵政策」蘇聯版。美國當然也不能接受這個排除美國利益于亞洲之外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中、美兩國正是基于這個在亞洲和在世界范圍內聯合對付蘇聯的共同需要和利益，而走在一起、化敵為友的；但只是朋友，而不是盟友。

    在世界范圍內，據基辛格說，中國特別關心西歐在經濟上和軍事上對抗蘇聯的能力，并且嫌西方國家反蘇的態度不夠強硬；毛、周密切注視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中東各國，在阻礙蘇聯向印度洋突破、并鉗制中東親蘇的激進主義勢力所起的作用；中國對拉丁美洲不感興趣；中國關切和了解蘇聯培植的激進主義勢力在非洲的蔓延。

    簡言之，在通過毛、周、尼、基四氏所達成的了解和默契而形成的國際新秩序中，中美的「戰略伙伴關系」框架初步形成了；對美方而言，從此中國基本上不再是一個對抗的力量，而是一個制衡的力量。面對一個加緊進行全球擴張主義的蘇聯，正在經歷一場大傷元氣的戰爭的美國，迫切地需要這種戰略制衡力量，來獲得休養生息的時間；而且，在未來的年代里，國力已大不如前的美國，更需要這種力量來確保它在世界各地的既得利益。

    於是，從尼克松總統的北京之行中，體面撤軍的必要安排作好了，亞洲新秩序和國際新秩度的基礎，初步奠定了。

    尼克松扣基辛格，從北京滿載而歸。

    基辛格憶述說：「中國之行越來越被認為是一個巨大的成功。由于美國公眾從中國之行獲得了希望，越南問題變得不那么像是不可解脫的夢魘，而更像是應當迎接而取勝的挑戰了。

    1973年3月29日，美國終於開始從越南「體面」撤軍，終於逐步擺脫了越戰的夢魘的困擾。

    中國方面取得四大成果

    那么，中國方面從尼克松總統的北京之行，取得了什么實質性的具體成果呢？他為中國帶來了什么見面禮呢？主要可以歸結為下列四個：

    第一、隨著尼克松總統親訪北京，美國對中國實施了20多年的圍堵政策，自動走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里，隨之美國第七艦隊離開了臺灣海峽；

    第二、〈上海公報〉象征性地顯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包括日本在內，從此逐漸出規了一種對中國友好的氣氖；在這種氣氛里，中國可以同這些國家在政府與政府之間、人民與人民之間，進行廣泛的貿易、科學技術、文化藝術、教育、體育和新聞等方面的來往；

    第三、美國對中國南疆的軍事威脅解除了，隨后美國從南越撤軍，為北越於1975年4月30日解放南越統一全國鋪平了道路。這證明中國在打開中美關系僵局局之同時，也盡了它當時應盡的對盟國的義務和國際主義的義務（1979年以后，蘇聯和越南代替美國成為中國南疆的新的軍事威脅，是不同性質的問題，不在本文討論范圍）；

    第四、同美國一樣，中國也經歷了一場大傷元氣的文革和反抗兩霸的艱苦斗爭，也亟需美國作為一個在亞洲和在國際上制衡蘇聯的戰略力量，以獲得休養生息的時間。

    所以，毛澤東和周恩來也從美方收到了一份「厚禮」。

    總的來說，中美雙方在這次世界外交史上罕見的重大交易中，各取所需，得到了自己所要的東西。

    這是毛澤東（晚年）留給中國人民的一筆珍貴的外交遺產。這筆珍貴外交遺產，為鄧小平在1978年以后實行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政治前提，創造了有利的和平國際大環境。

    但是，這是不是說，中國人從此可以靠這筆豐厚的遺產而高高枕無憂了呢？可以放松對美霸的警惕甚至放棄反霸了呢？可以不必再為毛澤東尚未最後完成的中國反帝事業作出犧牲而去追求中國國家的一己私利了呢？

    在毛周看來，絕不可以。1972年2月27日的中美《上海公報》就是最好的答案。其中，中方根據毛澤束的三個世界觀，堅持中國繼續反帝反霸，堅決支援各國人民進行正義斗爭的立場；強調臺灣問題是阻礙兩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的關鍵問題，這是在中國領土上殘留的最後一個反帝任務。

    所以，只要美國的勢力繼續留在臺灣一天，中國人民在國內范圍的反帝事業，就一天沒有完成；同樣地，只要美霸繼續「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剝削人家」一天，中國人民在世界范圍內的反帝事業就一天沒有完成。

    當然，毋庸置疑，中、美兩國的戰略默契和在軍事以外各個領域友好合作關系的穩步發展和不斷擴大的進程，顯然將為最終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統一中國，創造越來越有利的客觀條件。

四、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尼克松總統北京之行，使60年代後期原已在第三世界和西方進步人士及學生之間流行的毛澤東熱 ，進而感染全世界。簡言之，在1972年2月尼克松前往北京至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為止的4年半期間，全世界都沉浸在毛澤東的熱潮之中。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也造成過遍及世界熱潮的歷史人物，就是13世紀蒙古的成吉思汗。但是，成吉思汗熱和毛澤東熱卻有本質上的不同；前者是靠發動侵略，欺負弱小民族國家造成的，而后者卻是靠反抗侵略、扶弱濟傾造成的。所以，如果就中國的政治傳統而言，我們不妨將「成吉思汗熱」稱之為霸者之熱，將「毛澤東熱」稱之為王者之熱；霸者之熱，脅人以力，所以灼灼逼人，使人「聞名而色變」；王者之熱，感人以德，所以心悅誠服，使人聞名而油然起崇敬之心。

    即使就毛本人而言，也不以成吉思汗為其欽慕仿效的歷史人物。在他著名的〈沁園春•雪〉這首詞里，他以詩言志說：

    昔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成吉思汗在他心目中，只不過是一位「只識彎弓射大雕」的馬上英雄而已。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雖然都是中國歷史上開創劃時代局面的民族英雄、開國君主，但不是缺乏文治，就是缺乏思想與文采。所謂「數風流人物， 還看今朝」，實在是夫子自道，意謂他志在成為國史上一個德才兼備、文武兼修、政教合一的超邁千古的最大風流人物。

1、王者之風

    從現代西方人的觀點來看．毛澤東是一個「獨裁者」。這是純就政治權力運用的形式而言，因此只是表象；實質上，毛的這種「獨裁統治」或是套句中共中貶毛、評毛者的話說，「家長式」統治，是近代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和中國古代王道理想的矛盾統一。

    是的，這對一個猛烈批判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毛澤東而言，似乎是矛盾的；但是，矛盾的東西卻往往是「和平地」或「不和平地」共處的，歷史就是在這種矛盾中發展的、前進的。作為一個新生的古老中國的統治者，毛澤東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巨人，而是一個貫穿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的政治巨人。所以，在他身上，必然反映了各種各樣的矛盾；實際上，他也是集現代中國矛盾之大成。

    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毛晚年在思想上要解決的一個最大的矛盾就是：

當中國以政治大國的地位登上世界政治舞臺時，如何在現代國際政治的框架里和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上，重現中國的王道政治理想。

    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但毛畢竟是一位東方國家的統治者，是一位中國的統治者；對一個事事強調要把馬列的普遍原理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毛澤東而言，要做一個具有十足中國氣派的統治者，毋寧是很自然的。

    如何才能體現這種中國氣派呢？對志在超邁千古風流人物的毛澤東來說，除了「攀登」中國歷代統治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王道政治，發揚王道理想之外，別無他途；具體地說，他要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賦予中國的王道精神一以現代意義、現代形式。

    毛在他最后的四、五年統治期間，正是在攀登這個中國政治傳統的最高王道境界；他在這段期間的言行正充分體現了這種具有中國氣派的王者之風。現論證如下。

    各國政要爭相前往北京

    1972年以前，到中國訪問的達官政要，幾乎都是清一色地來自第三世界中與近代中國命運相似的一些被壓迫國家。但是，自1972年尼克松總統北京之行後，在爭相搭乘前往北京的列車中，增加了第二世界中曾經直接或間接地壓迫過中國的國家如英、法、日、德（西）、意、比、荷、加、澳等國的元首、達官政要和社會名流。他們懷著「朝拜」的心情，紛紛踏著尼克松總統的腳步，爭相前往北京，以一睹毛、周的豐采為榮。在毛、周生命的最后幾年歲月中，經過他們「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的國賓，來自幾十個國家，真是大有「萬國衣冠拜冕旒」之概！

    這一天，同1895年李鴻章在日本馬關春帆樓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同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之后，清朝被迫派遣王公大臣前往各國謝罪，實成強烈對比！

    這一天，只有在秦皇、漢武、唐宗、圣祖（清康熙帝，毛將宋祖同秦皇、漢武、唐宗并列，固然由于詞韻的需要，但從歷史的功業來看，終究似有未妥）的盛世時，曾經出現過；但是，這些早已是消逝的昔日中華帝國的輝煌！對一個在近百年來，「任人欺凌宰割、飽受屈辱」的中國人來說，此情已待成追憶！

    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這一天竟會在他們有生之年重現；但是，這一天畢竟重現了！

    可是，昔日萬國的來朝同今天萬國的「來朝」有一個根本性的不同之點：昔日的萬國是震于中華的國威，而今日的萬國與其說震于中國的國威，不如說是震于中國伸張正義、抗御強敵、濟弱扶傾的道德精神力量，來得更為恰當。

    這是完全符合中國王道政治理想和精神的。

    總之，隨著毛澤東熱，毛澤東的個人威望在國際上達到他一生中的巔峰；他現在不僅屬於中國人民，也屬于世界人民；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風流人物 ，也是世界歷史上的風流人物；世界出了個毛澤東，人類出了個毛澤東。

    隨著毛澤東熱，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獲得普遍承認了；中國人民在世界上同其他大國的國民終于站在平等地位了；中國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尊嚴也隨之基本上恢復了。

    一個無產階級王者的風范

    在頻繁的送往迎來的外交酬酢活動中，最饒有趣味的莫過于那些有幸獲得毛接見的國賓們，事后對他個人印象的追憶了。美國的尼克松總統、基辛格博士、英國的前首希思、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和外相大平正芳、澳大利亞前總理惠特拉姆等，都講了他們當時的會見感想；雖然各自觀察的角度不盡相同，但幾乎都一致強調下到幾點：

    （1）住房和室內簡單樸實，象一位「儉樸的中產階級家庭」；

    （2）書房內到處堆滿了書籍和文稿，象一個「隱居的學者」；

    （3）平易近人，謙遜有禮，幽默風趣，像一個一見如故的朋友。

    當然，毛接見國賓的地方是事先經過周密考慮的。那么，他選擇書房而不是會客室或賓館，用意何在呢？從上面三點來看，他是要借書房這個純屬個人進行心智活動的小天地，在訪客的心目中塑造這樣一種形象：他不僅是一位政治領袖，是權力的象征；還是一位哲人，是智慧的源泉。確切地說，他要使西方人把他看成是柏拉圖所說的哲王，使東方人把他看成是孔孟所說的王者或圣王；用當時中共官方的話說，就是領袖和導師。

    領袖和導師，從中國的政治傳統來看，就是經過毛把古代王者的政治理想加以批判繼承，改造成為近代的「無產階級王者」。但是，必須強調，一個「無產階級王者」同一個奴隸主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王者，具有兩點本質上的不同：

    一是后者是受命于天，是神權迷信的；前者受命于民，是民主理性的；二是后者由于受命于天，所以高高在上，前者由于受命于民，所以平易近人。這種形象，雖說是刻意塑造的，但也是毛個人生活的真實寫照；可以說是，誠于中而形于外，表里如一的集中體現。

    還是讓美國當代的外交權威基辛格博士親自來印證吧，他這樣地憶述說：

    毛澤東這個畢生致力於徹底改造中國傳統的價值標準、結構和面貌的統治者，實際上住在紫紫禁城，……去見他的話，那是奉召去見君王，而不是應邀去會見政府的首腦。

    這是毛「政」的一面。

    毛評論了尼克松在飛機上對喬冠華說的一句話，即他認為毛澤東是可以同他談哲學的人；

    當尼克松列舉了一系列需要共同關注的問題時，毛澤東客氣但又堅定地回答說：這些問題不是在我這里談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同周恩來總理去談。我談哲學問題。

    基辛格更生動地憶述了這樣一種印象：

他（毛澤東）也不象大多數政治家那樣，要旁人替他準備講稿，然后誦讀而裝作即席講話，或者照本宣科。他輕松自如，似乎是在隨隨便便地引導著蘇格拉底式的對話，從中表達出自己的真意。他在開玩笑之中夾帶出主要的論點，牽著對話者轉來轉去，找機會插幾句時而富有哲理，時而冷嘲熱諷的話。

    這是毛澤東「教」的一面。

    「政教合一」是中國歷代統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的王者境界，甚至孫中山和蔣介石也自稱是「禹、湯、文、武、周公、孔、孟」道統的繼承人，雖然他們要成為中國資產階級的王者。但孫中山是有教而無政，蔣介石有政而無教，加上志大才疏，最后都告失敗。

    然而，毛澤東一生追求的「德才兼備、文武兼修、政教合一」的王者境界，到了晚年，從政治文化傳統來看，不但達到了，而且還通過汲取西方馬列主義的傳統，大大加以發展了。

    可是，他晚年樹立的這種現代中國統治者的王者風范，實在太高大了；曲高必和寡，恐怕以后將成絕響！

    浩然之氣

    但最能體給現毛的王者風范的，還是他自然流露的一種無形的浩然之氣。基辛格對這種浩然之氣有極為生動的描述：

    或許除了戴高樂之外，我從來沒有遇見一個人象他那樣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駕整個房間的中心，而這不是靠大多數國家里那種用排場使領導人顯出幾分威嚴的辦法，而是因為他身上煥發一種幾乎可以感覺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沒有任何外在的裝飾物可以解釋毛澤東所煥發的力量感。我的孩子談到流行唱片藝術家身上有一種「顛流」，我得承認自己對此完全感覺不到。但是，毛澤東的身上卻的確發出力量、權力和意志的「顛流」。

    基辛格所謂的意志力、魄力、顛流，實際上就是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和文天祥所說的「正氣」的不同表現形式。孟子說「我善養我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充塞於天地之間。」文天祥說「天地有正氣，沛乎塞蒼冥」。所以，基辛格所感受到的充塞毛澤東書房的那種無形的精神力量，應該就是孟子和和文天祥所說的一股「浩然之氣」和「正氣」。

    孟子所說的「養」，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就是革命實踐；生活的歷程越艱苦，這種浩然之氣越充沛。在領導過奇跡般的兩萬五千里長征；指揮過世界戰史上出名的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指揮過朝鮮戰爭、中印邊境自衛戰、中蘇邊境自衛戰；主導和指導過抗法援越和抗美援越戰爭等艱苦卓絕的斗爭的毛澤東身上，流露出這種浩然之氣，毋寧是很自然的。

    這種源自東方儒家深厚道德傳統的神秘精神力量――浩然之氣，一般西方人是不大容易感覺到的，或即使感覺得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基辛格博士，除了具有天賦的特別敏銳的感覺力之外，還深受東方猶太文化的熏陶；所以，他不但能感覺得到，還能說得出來。對於日本人來說，由於他們的統治者和武士道也以王道為最高的道德境界，所以對毛身上流露出來的浩然之氣，幾乎有直覺的反應，說毛儼然有「 王者之風」！

    在日本人眼里，毛不僅是一個有中國氣派的統治者，還是一個有東亞氣派的王者。

 2、王者無敵

    毛澤東對當代世界的三分法和永不稱霸的反帝思想，雖然基本上是根據馬列主義理論，分析當代國際經濟與政治權力結構的特征后而產生的，但貫穿其間的道德精神，卻有與儒家王道精神相通之處。這可以由他把美、蘇兩國超級強國稱之為「霸」和中國不稱「霸」這個「霸」字上清楚地看出來。

    如上所述，鄧小平將毛的所謂「霸」界定為「到處欺負人家，剝削人家」。這是孟子所說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和「以力服人」。霸的反面是王，這里的王，是指王道、王政的「王」，不是指稱王稱霸的「王」。（9）。孟子謂「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和「以德服人」。這同鄧小平在聯合國闡述的「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一貫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斗爭」，在精神上是多么一致。

    王霸之辯，在中國政治傳統中是個老問題，從春秋戰國起到清末為止，儒家孟、荀兩派一直爭論不休。毛在晚年又把這個幾乎在近現代中國已被人遺忘的老問題又重新提了出來，并且還加以改造，賦予新的內容，新的生命。在這點上，毛把馬列主義特別是列寧主義關于反帝的理論，同中國的王道政治傳統相結合 ，從而因加入了中國智慧和現代中國獨特的反帝經驗，而加以豐富和發展了。這可以說是，毛又一次地將馬列主義的普遍原則同中國文化傳統在國際政治中相接合的最后一個例子。

    簡言之，王道伸張正義，濟弱扶傾，反抗強權；霸道則違反正義、弱肉強食。近代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大英雄邱吉爾說過這樣一句名言：

    世界的全部歷史象聚焦那樣集中于一點，就是強大的民族不總是正義的，而正義的民族往往并不強大。

    這句名言，把霸道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美國的肯尼迪總統年輕時，對這句話特別喜愛，將之奉為治國圭皋，在他所寫的書里反復引述。

于此可見，英、美兩國的霸道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而毛卻向世界發出與邱吉爾完全相反的宣告：

多行不義的強大民族，不得人心，總是要被人民打倒的；伸張正義的弱小民族，深得民心，總是會戰勝的。

    中國倡導無產階級的王道，美國倡導資產階級的霸道。中國同美國在印支的戰略較量，從道德精神上來說，可以視為王道精神同霸道精神的較量。結果，王道戰勝了霸道。

    蘇聯倡導社會主義的霸道，同美國異曲而同工。中、蘇珍寶島沖突，可以視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王道同修正的社會主義霸道的較量。結果，

王道又戰勝了霸道。

    毛晚年領導的反兩霸斗爭證明了，中國雖然較美、蘇為弱，但可以以弱擊強；證明了，王者無敵。

    同時，更有力地證明了，毛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不折不扣的、超邁千古的風流人物。1983年12月26日，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在〈最好的懷念〉一文中，高度贊頌毛說：

    偉大斗爭的時代，必然會生長出卓越的人物，而卓越的人物反過來又推動著歷史的前進。毛澤東同志就是我們國家這一百多年中國最偉大、最卓越的人物。

    同一天，《人民日報》的社論更進而推崇毛說：

    毛澤東同志對促進人類社會的進步，對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所作的貢獻，也是不容抹煞的。在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上產生過許多為世世代代人民所景仰的民族英雄，毫無疑問，其中最突出的是毛澤東同志。

    這不正是毛在〈沁園春〉里所說的「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最佳詮釋嗎？毛在最后歲月里，以垂暮的古稀之年，內既須應付文革的激烈斗爭，外又須同兩霸進行殊死的「較量」，再加上同病魔的搏斗，這種同時在三條戰線上進行斗爭的智慧、膽識、意志力和理想主義情操，豈是國史上其他風流人物所可比擬的麼？

五、結論 

    似此，最能突顯出毛同以往風流人物不同的晚年反帝事業，為什么未能得到接他班的當權派應有的高度評價呢？

    當然，主要的原因是文革。

    但中共當局沒有因為毛在文革問題上犯了「嚴重失誤」而否定他晚年以前的功業，這種「為賢者諱」的心襟和眼光是令人欽佩的；但這是遠遠不夠的，文革雖然和反兩霸斗爭發生在同一期間，甚至亦步亦趨，密切相關，但這并不是說，這兩個歷史事件就絕對水火不相容，不能客觀地、實事求是地分別給予恰如其分的評價。

    國內紀念毛誕辰90周年的活動中，刻意貶低毛晚年的反帝事業，有意淡化毛晚年在外交上取得的空前的偉大勝利。這種不實事求是的非科學態度和非唯物史觀態度，似乎有待斟酌商榷；因為不符合歷史事實，難以服人，難以向后人交代；尤其是發生在20世紀今天的新中國，實在令人深感遺憾！

    希望今后中共再紀念毛誕辰的周年時，例如100周年、110周年、120周年…時，能夠對他晚年領導的反帝事業，作出應有的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評價。

    此外，上文所引《人民日報》的社論中所謂的「對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所作的貢獻，也是不容抹煞的」，固然是正面的，但流于空泛；似乎是在暗指毛晚年所領導的反美、反蘇的斗爭，但又苦于不能直言。顧慮什么呢？是怕這樣做，會影響毛對文革應負的責任嗎？是怕會影響中美或中蘇關系嗎？是怕授越南以柄嗎？還是怕影響到現在當權者權力的合法性或權威性呢？這些顧慮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面對歷史事實，還歷史真面目，讓我們后人能夠從歷史中汲取前人的教訓，從而能夠正確地評價毛的千秋功罪。

    本文只是對毛晚年的反帝事業作了初步的探討，主觀和缺漏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引起各方對這個問題的注意，以便進一步深入探討。

（本文曾以筆名范寒山，發表于美國紐約《華僑日報》（今美國紐約《僑報》的前身），1983年12月26日、1984年1月9日、1月26日、2月28日）

注釋：

（1）例如現在當權派所說的國內以四人幫為代表的凡是派就是持這樣的立場，即官方指控的極左思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也就是毛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萬句，句句照辦。

  （2）海外持這種觀點的，一個是國民黨，一個是圍繞香港《明報雜志》的自由派，其代表人物為余英時。他對毛的歷史評價是：毛生前的偉大，同大獨裁者斯大林、希特勒一樣，「完全是由現實的權勢所烘托出來的，權勢隨生命以俱去，剩下來的只是一片空虛。」這是一位自命治學謹嚴、客觀的史學家對毛的全盤否定。毛領導中共和中國半個多世紀，在中國引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他死後果真留下來的只足一片空白嗎？這一派批毛，丑化毛的言論，不一而足。其中之尤者如徐東濱更將毛視為「暴君、昏君、瘟君」，在徐某的眼里，毛簡直是個禍國殃民的千古罪人。

      無庸諱言，文革期間的黨內斗爭和反兩帝（資帝和社帝）的激烈斗爭其嚴重的後遺癥是，破壞了中共黨內可貴的和諧和團結，并在黨內和社會上滋生了反戰、厭戰的情緒，人民亟需休養生息；并使一些中國人特別是受到沖擊的黨內老同志和大知識分子對毛的領導能力和智慧產生懷疑，甚至社會上有些人對中共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的信心都發生動搖。

    以致毛去世後直到今天（1983年），中國人一提起「毛澤東」這三個字，立即就會直覺地產生強烈的愛憎分明的兩極化反應。

（3）參見拙文〈毛澤東晚年的反帝事業――紀念毛澤東誕辰90周年〉，《華僑日報》，1983年12月26日、1984年1月9日、1月26日、2月28日；另見《海峽評論》，第36期，1993年12月號）。

（4）  這個階段也可視為越戰的準備階段。

（5）約翰•紐曼在他的《約翰•肯尼迪與越南》（1992年，紐約）一書中認為，肯尼迪總統在被暗殺之前（1963年11月），雖然在公開場合仍然支持增援越南，但私底下已經決定撤出越南。這一次一定是遭到五角大廈、中情局、聯調局和軍工綜合體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而遭到殺身之禍。如果這個說法成立，可見美國統治集團不惜犧牲一切代價包括犧牲一位總統的生命而堅決要與中國在印支再次較量。

    （6）這個決心是很不好下的，為了打不打朝鮮戰爭，毛苦苦思考了三天三夜。為了打不打中印邊境戰爭，毛在1962年10月召集將帥在西山舉行軍事會議，聽取意見。最后，他說：「與其跪著死，不如站著死。想要我們死，也不那么容易，這一仗，我們不打則已，打就要打出威風，起碼要保證30年和平。」如果毛不易作出打韓戰和中印邊境戰爭的決心，那么他就更難作出打越戰的決心了；同時可以想象，黨內反對的聲音也會較前兩次對外戰爭大得多。但是，毛終於不顧反對的聲音，決毅然決定同美軍在印支戰場上再次較量。而且，毛的一貫作法是，既然要打，就一定要打勝仗，打出威風，打出志氣，在印支戰場更是不能不例外。

（7）另一說這200億美元中包擴50年代抗法援越的援助。

（8）1974年2月毛對一位第三世界的國家領導人這樣說的：「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人民日報編輯部，〈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人民日報》，11月1日）

（9）「稱王」一辭出自《明史•朱升傳》。朱升向朱元璋獻策謂「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這里的「王」，是指封建爵秩，同王道、王政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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