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帆：金融業越開放越安全嗎

6月18日    《環球時報》

《金融業越開放越安全嗎》        

楊　帆

　　金融深化是今后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大動力

　　經濟總量的提高總是包含著經濟結構的優化。馬克思曾經指出：第一部類應該優先發展。后來又出現了技術創新與轉移論，外貿優先與出口導向論，交通能源基礎論，國家戰略產業論……都是強調在某些歷史時期，會出現不同的先導和支柱產業。這些支柱產業獲國家支持，有超額利潤，從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等提出金融深化論，揭示了在一定發展階段，貨幣超量發行與金融領先發展的必然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也遵循著這樣的經濟基本規律：計劃經濟時期以國家力量提高積累率，優先發展軍事重工業；改革開放以來轉為出口導向戰略，工業輕型化；近年來重新進入重工業化中期階段。與此同時，金融深化與開放也隨之出現，貨幣、國債、外匯、保險、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全面發展，家務勞動社會化、財政補貼貨幣化、價格市場化已經實現，未來還有資產證券化和各種金融衍生工具逐步推出。我們看到，股票市場設立17年以來，經歷了四次大起大落，目前進入大牛市。人民幣實際匯率已升值40%左右，名義匯率的進一步升值仍不可避免。
　　筆者曾多次撰文強調，未來7至10年是中國生產與財富增長最快的時期。儲蓄大于投資，出口大于進口，中國自1993年以后就擺脫了發展中國家的“雙缺口”。1998年中國成功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國際資本重估中國國力，蜂擁而入。資本嚴重過剩，是金融深化與開放的天賜良機，我們必須抓住這一歷史機遇發展資本市場，其本質是要實現70年高速增長（1949－2019）的最后果實。無論是被計劃經濟思想束縛頭腦，還是被市場經濟均衡論束縛頭腦，都不能充分認識中國的發展潛力，而且有可能在決策上強行壓制金融發展，造成“金融壓抑”。

　　中國的金融安全形勢不容樂觀

　　盡管金融深化與開放對中國經濟今后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但中國的金融安全意識卻嚴重不足。從內部看，數年來關于房地產與股市的爭論，最近股市的暴漲與暴跌，都反映出我們在認識和利益上的差異與不成熟。就管理層而言，一方面對中國金融的深化與開放的形勢估計不足，不能充分利用金融發展的潛力；一方面對維護金融安全準備不足，監管不力，應對不能自如，有時出爾反爾，有時突然襲擊，反而助長了市場的謠言和不穩定。同時，社會各階層對于金融的知識掌握不足，數千萬股民入市，對市場經濟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對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區別，對投資的規則與限度都缺乏基本的理解，心理上從貪婪到恐懼，操作上從冒險追漲到恐慌性殺跌。
　　從外部看，中國的金融發展會受到各種外部因素的干擾與沖擊。要順利實現中國的金融深化，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處理好金融開放與安全之間的關系。應該說，金融深化是與金融開放分不開的，資本比起商品和技術，流動性更強，更容易國際化。從長遠看，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有必然性，但開放與安全永遠是國家戰略的兩個車輪，開放可能對國家利益和民族經濟造成巨大壓力，如果應對失策，即可能造成經濟泡沫和金融危機。
　　在當今世界上，以基金為組織形式的國際投機資本是制造金融危機的主體。如索羅斯的量子基金，隨意沖擊世界各個國家。它的成功是有基礎的。以美國政府為核心，掌握了世界金融貨幣霸權，濫發美元造成世界流動性過剩；推行新自由主義包括金融自由化的規則，為國際投機資本開辟道路。同時，大量金融衍生工具的發明，使世界金融市場的交易額達到天文數字；各種投資基金調動龐大資本，不僅可以輕易操縱任何一支股票，而且在互相連通的某一市場制造壟斷，利用其不均衡而在另一市場獲利。索羅斯深刻地揭露了金融市場的“非均衡性”，正如他指出的，均衡市場雖然到處存在，但對于投資者沒有意義，因為在那里只能得到平均利潤率。而過早實行資本自由化的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失衡，資本市場狹小，缺乏管理經驗，最容易受到沖擊，這就是投機資本可利用并進一步擴大的“市場機會”，也是民族國家經濟崩潰的臨界點。亞洲金融危機，幾乎完全演繹了索羅斯的理念。

關鍵的金融政策不能出錯

　　面對這種內部的脆弱性和外部環境的復雜性，中國必須協調好開放與安全的關系。那種無限度的、單方面的開放，恨不得把中國所有東西都納入全球化，把外國所有東西都拿過來的饑不擇食的態度，是對30年計劃經濟的矯枉過正，并非正常心態。對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安全”，“現在是中國歷史上最安全的時期”的觀點，筆者并不認同。我國對外開放戰略應隨歷史條件變化而調整。中國社會已奠定市場經濟基本格局，經濟社會文化開放程度很高，在國家整體戰略中，開放與安全應該相輔相成，并轉變為以安全為中心。在關系到我們能否勝利摘取70年經濟發展果實的金融領域，中國尤其應該謹慎對待。
　　頗具戲劇性的是，索羅斯最后受挫于中國。也是由于歷史的機遇，中國提前控制通脹，平息地產泡沫，危機發生后人民幣不自由兌換也不貶值。香港政府把100多年的“積極不干預”，變成了“積極干預”，在7000點力托股市，限制國際投機資本流動。事后基金經理們總結教訓說：“沒有想到中國不守規矩”，真是傷心悟道之言。果然，美國以后的戰略重點，就是不斷“教育”并且壓迫中國要“守規矩”，“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了。
　　中國成功抵御亞洲金融危機已經10年，目前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有巨大發展。未來10年是金融深化與發展的大好時機，股市、房地產與金融創新，都有巨大發展潛力；金融進一步開放和人民幣進一步升值，都是不可避免的。在這種形勢下，一味強調“越開放越安全”是極不負責任的。7年以后中國經濟很可能再翻一番，股價房價再漲幾倍，金融衍生工具進一步發展，中國將處于“高處不勝寒”的境地。在開放條件下，經濟更加脆弱，容易受到國際因素的干擾。因此我們在關鍵政策上絕對不能出錯。比如，人民幣可以升值但不能自由兌換。要抵御與化解國際壓力，預防國際資本利用國家宏觀調控，從中漁利。
　　因此，政府要保持自己的政治優勢和威望，管理調控手段要成熟，決策要有公開性透明度，依據法律進行。中國要有一批不搞腐敗、無丑聞、有水平、敢說話，關鍵時刻敢于擔當歷史責任的思想家、企業家和政治家。要有一批有影響力、有正義感的媒體，大家在國家民族利益的基本問題上，經過積極的思想整合，達成共識。在集團利益問題上，要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達與整合協商、互相制約的機制。只有這樣，才能夠在關鍵時刻，控制與化解危機，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只要能夠維護國家經濟的基本安全，中國人民長期奮斗所贏來的最后勝利果實，就能夠最終為大多數人民所分享，國家也將實現最終的崛起。▲

（作者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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