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不容忽視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

[烏有之鄉按語]這是一篇舊文，但是在反思改革，反思社會主義的時候，其內容跟《社會主義必須同“官國”傳統徹底決裂》一文一樣有著深刻的積極的意義，特此發表，以供讀者參閱思考。2007年6月8日

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不容忽視

蕭喜東

近來，改革理論界出現了一小批"平等的改革派"的聲音，這是非常值得注目的現象。這派理論家對十九年來"改革開放"中的"自發的私有化"、"自發的資本原始積累"，"不到位的市場改革"帶來的"權利與資本結合"、"權錢交易"、"起點不平等的競爭"、"尋租行為"、"精英的連續性"等等問題持強烈的批判態度。當然，在"改革開放"的種種后果之中，越來越觸動社會的，還要算工人階級的地位和福利江河日下、潰敗千里的嚴重情況了。而揚帆的《國有企業改革中職工補償問題研究》這篇文章，則是來自"平等改革派"對此問題最集中、最坦率的看法了。

　　這篇文章講出了許多理論家們不屑于講、或不敢講、而其真實性也是顯而易見的許多真話，楊帆最突出地表現出來許多"平等改革派"所具有的良知意識，這種良知意識恰是"主流改革派"（相對于"平等改革派"）所不屑或厭惡的，也許這就是為什么一些"平等改革派"也被列入了"反左"對象的黑名單。當然，也容易看出，"平等改革派"本身也具有一些典型的認識盲區，表現出既真誠、又迂腐，既現實、又教條，既清醒、又糊涂的矛盾的心態。這種矛盾從何而來，也不難看出－－"平等的改革派"一詞本身就意味著自相矛盾－－"平等"與"改革"，從"改革"至今的現實后果來看，不正是表現出了水火不容的強烈對立嗎？

　　且先看其真誠、現實與清醒的一面，這能幫助我們認識"改革開放"前后工人階級權利變化的實質。首先，楊帆文章至少澄清了一點，那就是：在"改革開放"開始時，工人階級不是一群手中沒有任何權利的、待解放的奴隸，可以任由擺布，或者等待恩賜，而是"作為一個階級整體，按照工齡擁有國有企業總體的產權，而且是第一產權。這是由我國國有資產形成的特殊歷史所決定的，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特殊性質所決定的。從經濟角度甚至從財務上，我們可以準確地進行計算、這就構成我國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的不可動搖的，無可否認的經濟基礎。"這就是說，精英改革家所信誓旦旦必欲改之、并對其大動干戈的國有企業產權，并不屬于少數精英改革家，而是屬于工人階級全體；也只有工人階級全體，才有權利決定對國有企業的產權進行變動。一般來說，在沒有發生政變或政權更迭的情況下，階級的集體權利是不可隨便剝奪的，在涉及有關權利的變動時，首先應由權利的主人說話才能算數。誠然，楊帆所講的，"在計劃經濟下，國有企業是由行政干部控制，'工人階級當家作主'在操作上很難實現"一說，有其真實性。"改革開放"前中國革命的最高領導人，非常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因此才不斷嘗試各種變革，如推廣《鞍鋼憲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提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等等。問題在于，在"改革開放"前，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整體擁有的權利，尚未能夠發展出一套鞏固的社會政治體制加以保護和深化，這就是為什么今天工人階級突然發現：自己原有的權利在不知不覺中被漸漸地剝奪了。

　　有關"改革開放"又是如何對待工人階級和他們的基本權利，楊帆也是真誠、清醒的。"國有企業改革所引起的社會后果，特別是工人階級地位降低，甚至大量失業問題，……這是體制改革的代價。""'犧牲一代工人'……可以預見，未來數年內，經營者的膽子會越來越大，對工人會越來越'狠'，即使企業不破產，解雇工人也會越來越多。""……已經是大勢所趨"，"除非停止國有企業改革，否則無法從根本上防止這種現象。"這些，對于所謂"改革開放要堅定不移地依靠工人階級"、"通過深化改革，終究要使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群眾都過上好日子"等等迷魂藥不啻是最好的清醒劑。

　　這里，我們也權且指出，在另一些問題上，我們的"平等派改革家"就不那么真誠和清醒了。

　　首先，他們提出的"改革"概念仍然是一種決策權完全操縱在精英手里的、從上到下地強制和恩賜的過程。回顧十九年來的"改革開放"，其精英主導性質是極為明顯的。"改革開放"不僅是依靠精英、信賴精英，還反過來制造精英、強化精英，一個新資產階級迅速崛起的同時，也形成了一個保守自封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家、決策家集團，出現了一整套精英主義的改革話語："發展生產力"、"體制轉軌"、"結構調整"、"優化組合"、"減員增效"等等。貫穿這個改革話語的最根本思想，就是將勞動者從人的地位降低到不會說話、不會思考的機器和牲口的地位，將他們當作可宰之、可棄之的廢舊材料或用過就扔的工具；而改革精英集團的最大特點，就是由他們以"開明專制"的名義來主宰其它一切社會集團的利益，特別是下層群眾的利益，將下層對改革的發言權徹底剝奪。

　　當然，"平等改革派"是精英改革派中的異議分子，他們看到了"改革開放"中的掠奪與盜竊行為，看到了少數人暴富、大多數人受挫折與被剝奪的極大不公正，因而在他們的話語中，多了"資本原始積累"、"勞動者權利失落"、"老工人晚年生活的保障"等等帶社會批評性、帶人性關懷的字眼。這當然十分難得，然而，"平等改革派"也畢竟仍是改革精英的一部分，他們仍然帶著精英改革家們最致命的習慣：他們堅持認為"市場改革符合人民的意愿"，或是由于某種神秘的客觀規律，"市場化趨向不可逆轉"，特別是這類判斷是根本不需要被勞動群眾的民意來驗證的；他們一定要為民作主。

　　改革理論家口中的理論咒語帶著強烈的"哲學政治家"的救世主意味，高高地凌駕在一般群眾的智慧之上，這里信手拈來幾例："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無論是自發發展，還是規范進行，都已經是大勢所趨"，"國有企業改革：作為市場經濟發展規律，作為我國改革的深化，是不可避免的"，"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可以大大提高效率"，等等。

　　如今，這類"大勢所趨"、"不可避免"的思維定式，早已經司空見慣，似乎我在這里注意它們反而是大驚小怪。然而，這也恰恰說明，精英的思路已經多么完全徹底地統治和束縛了全社會的思想。真正關心"勞動者權利失落"的人們，真心想"防止發生對工人階級的剝奪"的人們，真心想"給３０００萬老工人一個晚年生活的保障"的人們，是否愿意向他們所關心的對象－－國有企業中的工人們請教一下呢？他們畢竟是能思考、能說話的活人。所謂"市場改革是大勢所趨"工人們贊成嗎？以"每月２００元而已"來作為"'國家財富創造者'的歷史承認"，就足夠打發工人嗎？

　　不妨來看看工人們的態度。香港報刊報道，在中國各地，均有退休職工、待業和失業人員聯絡在一起，甚至有干部和在職職工參加，提出"捍衛工人階級利益"、"反失業、反下崗"、"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反新生官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自救"等口號，利用郵寄、電話、傳真等手段，向黨政機關和黨政領導發出宣傳、抗議的呼聲，號召人們進行反失業、反下崗、反官僚、反腐敗、反兩極分化的斗爭。我國工會研究者所作的研究指出："工人階層既得勞動利益的失落……引發了工人突發性事件增加。突發性事件是指一定數量的職工群體（１０人以上）采取的罷工、集體怠工、集體上訪、抗議性游行、集會、靜坐等行為。據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統計，該局１９９１年接待的群眾集體上訪批數和人數分別比１９９０年同期上升了87%、164%；１９９２年又比１９９１年有所增加；１９９３年１月５日又分別比１９９２年同期上升了31%、29.8%。""有一些老勞動模范都說，不要再宣傳我們是主人翁了，我們懷疑這種宣傳是在愚弄我們。據遼寧省提供的情況，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老工人激動地說，不要什么主人翁，把'主'字摳下去，留下個'人'字就行了。……在這種失意情緒支配下，一些工人以種種非組織化的手段（消極怠工、暗中破壞、發牢騷、保持沉默、犯罪、輕生等）發泄對公有制產權制度改革中的不公平的不滿。"（馮同慶《變革中的工人階級內部階層規范及其相關社會問題》，見《中國與世界》九八年四月號）

　　國內傳媒中有關工人自發地、自覺地反對從上至下強迫推行的"國有產權重組"、反對"結構調整"的報道越來越多："山西壽陽木器廠改制出現糾紛：木器廠先后四次召開職工代表大會，同意企業實行股份合作制。想不到的是，縣二輕局已經替他們做了主，在去年12月6日出臺了一個《木器廠產權置換方案》，主張把木器廠一次性整體出售。……二輕局鄭自君'開導'他們說，股份合作制不是徹底的改革，是把'大鍋飯'改成'二鍋飯'，我們要搞的出售，才是一步到位的改革，你們工人上班拿了工資，取了應得的報酬，就不能對廠里的事說三道四。你們說也可以，但是說了沒用。""四川省長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德陽分公司田德珍等30余名干部、職工投訴稱，該公司法人代表高天聰在全體職工毫不知曉的情況下，將該公司幾乎所有土地、建筑物賤賣，造成國有資產流失，使全體職工面臨生活無著的境況。去年年底，幾名陌生人來到位于德陽市岷江西路的該公司門前，要求守門大爺立即搬走。陌生人告訴聞訊趕來的該公司職工，長江分公司已將院內除職工宿舍樓外的所有土地和建筑物賣給了他們。職工們表示，盡管高天聰在群眾和領導面前都一口咬定公司資產'轉讓'只得到55萬元，但他們不能接受這個說法。""武漢市民政工業公司派人對國有福利企業武漢市新漢塑料廠進行了考核，公司一名負責人向廠領導班子成員宣稱：'新漢'只有一條路，讓'太和'兼并。據'太和'去年底送給'新漢'的一份意向書稱，'采取吸收股份方案實施兼并'，此意向被'新漢'拒絕。'新漢'職工眾口一詞的一句話是：公司派人是為賣塑料廠作準備，我們不要'太和'兼并'新漢'。公司研究決定：將被職代會推選為廠長的李愛娣調離，另委派一人出任'新漢'廠廠長，不料，這項任命受到了'新漢'廣大職工的抵制，致使上級委派的廠長至今沒有到任。"（均見國內主要報刊）

　　這些現象，遠遠不是用"工人覺悟不高，不能顧全改革大局"、"工人思想陳舊、需要轉換觀念"之類的陳詞濫調就能敷衍過去的，更不是以"工人破壞了社會穩定"、"阻撓改革"之類的指控就能定罪的。任何誠實的人都能夠看出，工人不僅對他們的最基本權利被剝奪提出抗議，也對頗為流行的"體制轉軌"、"產權重組"、"市場化大趨勢"等等思維定式提出了根本的懷疑。也許正因為如此，一些精英人士將工人的行為視為"愚昧、守舊"，在他們眼里，工人階級不過是一群"打工干活"的"下人"、"奴隸"，"會說話的工具和牲口"，哪配對"體制轉軌"說三到四！？而我們的"平等改革派"精英們，雖然同情工人們的境遇，但無法認同工人們"與改革對立起來"的態度，在他們眼里，工人們似乎不能理解市場"在提高效率方面"的奇效，只好認為他們缺乏這種智力，因此推行"改革"大業、同時拯救工人于"失業"與"要飯"之水火的大任，就降在了"平等改革派"斯人身上了。如此說來，這和視工人為"下人"的精英人士的態度，差距并不很大。

　　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工人階級有沒有講話的權利，有沒有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的民主權利。

　　對工人的命運關心同情，同時又不主張讓工人的意見和主動性參與到改革決策中來，這就是楊帆，以及其它許多"平等改革派"的局限。

　　為什么不能讓工人階級參與改革決策，楊帆文章倒是一語點透，坦率得近乎無情：我們當初"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了贖買政策"，把它類比今天的改革，就是"對工人階級的補償"，一"贖買"，一"補償"，都牽涉到對一個階級的小安撫和大剝奪，道出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漸進改革"的互為逆反過程的奧秘。在五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中，遇到了資產階級的強烈抵抗，因此是先在政治上將其壓倒才完成改造的。如此類推，今天的"改革"和"轉軌"當然也不能太尊重被剝奪者的意見。楊帆說，"我們也許不能夠制止企業家行使解雇工人的權利"，好一個"我們也許不能夠制止"，這就是"改革"的共識，而這個共識當然不能包括來自工人階級的聲音。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所持的立場并不需要從楊帆文中所批判的那種"國有企業至上論"出發，這里，不過是從一個最根本不過的核心問題出發，那就是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到底"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是否真的可以"大大提高效率"，而"大大提高效率"又是為誰服務，這些問題的答案，難道只能從精英們那里照單全收，而不應聽一聽工人們的聲音嗎？假如"改革、轉軌"真的能"終究要使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群眾都過上好日子"，工人階級又為什么要去反對和抵抗呢？只好以"非理性情緒"、"不顧全大局"來搪塞，這又走進了精英思維定式的死結，討論就無法進行下去了，剩下的只有工人階級和"精英改革"的對立了。

　　最后，不妨加上一句本來是多余的話：我們謝絕接受"反對改革"的嚇人帽子。在這個問題上，常常有一個語義上的混淆在作怪：誰要是對當前"改革、轉軌"的根本方向提出疑問，誰就被扣上"反對任何改革"的"保守倒退"的大帽子，當前的"改革、轉軌"被悄悄偷換成代表人類有史以來一切進步運動的概念。但我們的看法是：廣義的改革，或確切地說，人類爭取自由解放、推動社會變革的努力，從很早以前就有了，其中最具有重大意義的，恰恰是那些有千千萬萬勞動群眾參與的、繼續不斷的社會革命，是社會下層不斷爭取自己的權利尊嚴、不斷地破除精英神話和打倒精英權威的持續努力。中國人民近百年來不屈不撓、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爭，不是最根本、最深刻意義上的改革，又是什么呢？那些主張"告別革命"、"反對激進"的自由派人士（也就是今天最起勁地"反左"的人），不是最大的反改革派，又是什么？社會主義的改革，也并不是在十九年前才象外星人的飛碟一樣降臨在中國大地上的異物。新中國建立以后，無時無刻不是處在廣泛深刻、前所未有的改革之中：短期內照搬蘇聯經驗后，很快就轉向自己的艱辛探索開拓，不斷從自己的經驗和失誤中學習、調整，創造新生事物，連共產黨人自己的領導人都坦承自己是"秧歌王朝"；現在動輒就是"舊體制"，這個十分流行的稱謂，充滿意識形態偏見，而根本無法用來概括一個發生巨大變遷、充滿了不斷變革意識的時代。如何評價那個時代的變革，是另外的問題，正如同十九年來的"改革開放"也需要實事求是地加以評價一樣。

　　本文行文之中，凡加引號的"改革"，皆特指十九年來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加引號者，則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變革。因存在上述的語義混淆，這個特指和泛指相區別的用法，歡迎大家借用和推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實際推行的"改革"的現實效果，和人們在一般意義上對改革的美好期許，正在發生巨大的矛盾沖突。當然人們可以用"轉型期"特色、"改革不到位"等來解釋，但不要忘記，對"轉型"完成、"改革"到位的期待也已經很久了，為何直到今天還象海市蜃樓一樣，越走越遠？

　　"平等改革派"正是觀察到"改革"的實際效果與對"改革"的期許之間的矛盾，才漸漸成為"改革"內部的一個異議聲音。然而，"平等改革派"至今還沒有放棄這樣一個希望：在"改革"道路的盡頭有一個"成功轉型"、"改革到位"、蛻掉了一切"轉型期"丑惡、"起點平等"的美好純粹的"市場經濟"。然而，不需要詛咒打賭，我們就知道這個"美好天國"是永遠不會到來的；將要到來的，是更多的"暴富群體"、"尋租行為"、"權錢交易"，更多的"腐敗合法化"，其實這才是"改革"的真正歸宿，在這一點上，"改革"精英中的右翼，反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作為"改革"精英中的左翼的"平等改革派"，即使現在不清醒，也或遲或早要清醒過來的，我們期待"平等改革派"不可避免地發生轉變和分化：其中會有一部分繼續發揮"小罵大幫忙"的功能，另一部分則會越來越對"成功轉型"發生幻滅，最終走向"改革"的反面，真正和工人階級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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