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主流學術：兩種“反社會學”的“無主體”制度邏輯的生成

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主流學術：

兩種“反社會學”的“無主體”制度邏輯的生成

作者：老田

　　在“先歪曲、后批判”的“撥亂反正”浪潮之后，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學術重新確立了自己的獨特樣式，就是把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分析徹底抽掉其相應的社會學內涵，從而決定性地把中國的社會分層狀況和各個階層對于利益和制度的不同需要，屏蔽在觀察視野之外，然后，在紙面上照搬并閹割了西方的主流學術：一種沒有運作主體的市場經濟理論、一種沒有參與主體的民主政治邏輯。

　　一、毛澤東時代過分的“社會學”意義的擴張

　　毛澤東時代的“階級斗爭為綱”，本質上是把不同的社會階層對于利益分配和制度設置的要求，作為分析問題的出發點，在談論社會科學的一切問題時，首先去追問“制度變革和利益分配模式的轉換對誰有利”的問題。從當時的意識形態氣氛和“政治正確”出發，只有“有利于多數人”和“無產階級”（或者“工人農民”）的權力和利益分配模式，才被認為是正確，與此相反的訴求都被認為沒有正當性，被列入“批判”對象。某些簡單化的階級分析給人的強烈印象是――“非此即彼”：似乎人世間不存在不與特定階級利益相關聯的事務。

　　毛澤東本人對于階級斗爭對象的認識，有明顯不同的兩個階段，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前是第一階段，與工農利益不一致的“異己階級”是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群體，這個時期的階級斗爭對象是符合馬克思的階級劃分標準――按照人們與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不同――的一種“關系論”的分層標準。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從1957年初毛澤東提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概念之后，進入第二階段，階級斗爭的對象不再是原來的“剝削階級”，而是指向影響社會主義制度運作效率的精英階層。第二階段的社會分層標準，是韋伯的“分配論”標準――人們按照他自己在社會中擁有的政治權力、教育、技術和聲望等――來形成自己的社會歸屬感和制度訴求，這與馬克思把社會分層標準界定為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的“關系論”認識不同。

　　后毛澤東時代的撥亂反正期間，強調毛澤東背棄了《關于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間關于主要矛盾的表述，偏離了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觀點，脫離八大領導集體，并重新確立了階級斗爭的錯誤觀點。按照這一表述，毛澤東改變了他先前的觀點，有一種反復無常的個人性格。從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澤東看待階級的視野前后不同，實際上并不存在觀點改變的過程，更不存在前后矛盾；他在第一階段認定的異己階級是“關系論”模式的――地主富農資本家，在第二階段不再是人民利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威脅，這一觀點從來并沒有改變過。

　　毛澤東1967年2月3日在與卡博和巴盧庫的談話中間，非常明確地指出：“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子弟，解放后他們進了大學，掌握了一部分權，不都是壞人，有的是站在我們這方面的，但有些是反共的?？傊畨娜嗽谥袊欢?，大概也不過百分之幾，如地、富、反、壞頂多百分之五，約三千五百萬人。他們是分散的，分散到各農村，城市和街道。如果集中到一起，手中拿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敵了。他們是滅亡了的階級，其代表人物在三千五百萬人中頂多不過幾十萬，也是分散的?！闭菑倪@個判斷出發，毛澤東認定過去的異己階級不管他們有多少人對于新制度不滿，由于分散和缺乏力量并不構成威脅，所以沒有“資格”成為階級斗爭的對象。從這里可以看到，無論是在理論認識上，還是在文革的實踐中間，毛澤東對于八大所認定的那個“階級斗爭”的老對象，并沒有重新重視過，也未曾主張恢復對于他們的“斗爭”。

　　占有生產資料的階級在“三大改造”之后不存在了，毛澤東的認識中間明確地反應了這一點，此后從未改變過。毛澤東提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其對象是指向知識精英階層和官僚精英階層的，這一社會分層認識不再與馬克思的“關系論”模式一致，轉而與韋伯首創的“分配論”模式一致。毛澤東在臨終之前說：當了大官比資本家還厲害，上了大學不想與工人農民劃等號，就是這種認識的通俗而貼切的概括。

　　同樣是在與卡博與巴盧庫的談話中間，毛澤東對大學生這個新統治階級的候補梯隊中間的消極面，就很是在意，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中間得到解決：“大學生有很大一部分我是懷疑的，特別是文科。不搞文化革命他們就要變成修正主義分子，搞修正主義了?！逼鋵嵲诜从抑?，毛澤東實際上就已經認定知識精英階層對于社會主義制度沒有興趣，未能履行和承擔起社會職能。這從對武訓傳的批判開始，經過批判俞平伯、胡適的唯心主義、實用主義，特別是在批判胡風的過程中間體現得最為清楚。毛澤東始終認為社會變遷和制度革新之后的“價值普遍化”工作，是沒有參加直接生產的知識精英們必須承擔的社會職責，但是胡風的“五把刀子”看法，明顯是出于拒絕承擔社會職責的意識。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在正式制度之外，還有非正式制度存在，非正式制度對于降低正式制度的運作成本和提高效能至關重要。根據社會學家的觀點，每一次重大制度變遷之后，都需要一個新的“價值普遍化”過程，讓系統內部的個體重新確立不同于從前的認識，這是新系統運作良好的重要條件。按照毛澤東的理解，這個非正式制度的建設或者價值普遍化過程，應該由知識精英階層承擔起來，要完成這一歷史責任，知識精英必須在思想、立場和感情上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否則他們將缺乏足夠的意愿和積極的努力去響應這一社會職能。這個方面的認識，在毛澤東那里被表述為“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文革前夕則被表述為“興無滅資”的意識形態斗爭。

　　毛澤東在1958年1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對費孝通說：“知識分子不受嚴重的挫折是教育不過來的。你們民主黨派，民主，很高明，我過去就說過，共產黨還出高崗、饒漱石，你們就沒有？你們總以為我說這話是怕你們出奸臣，以為看你們不起（一人插話：沒有。），……我把心交給你們了，你們沒有交給我?，F在我抓住你們的小辮子了，擺在人民面前的右派就不少。我們都是舊社會來的人，在座的恐怕都是清朝人吧，我看這里我們清朝人占優勢喲！全國人民已振奮起來，我們這些人要適應這種情況，適應六億人民的要求，相信能適應這種情況?！闭菑倪@個愿望出發，毛澤東才說“知識分子失敗一次沒有壞處”，共產黨本身是受到二萬五千里長征那樣“嚴重的挫折才教育了我們”。毛澤東認定沒有錯誤和壓力，改正錯誤是很難的，他希望把知識精英在外在的壓力下“拉回來”重新服務于新制度的價值普遍化工作。反右運動在政治性質上因此被毛澤東定義為“人民內部矛盾”，這個判斷與反右運動一個內含的判斷――多數知識精英就其思想傾向和服務意愿而言是排斥新制度的――相反，如果說這一判斷在從前還有一個“證據是否屬實”的問題，現在，因為許多右派分子都出版了他們的回憶錄，從而使這個判斷不再有任何疑問。

　　二、毛澤東時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兩個障礙

　　與蘇東國家相比，中國沒有在新政權最初歲月進行奪取舊知識分子地位的工作，而是通過全盤接受“舊人員”并和平贖買了資本家的資產，在政治上這些人一直沒有受到新政權的打擊并邊緣化。按照毛澤東在反右時期的說法，這些人還有政治資本，我們只是剝奪了地主的政治資本。其中一個典型的后果，就是新中國不同于蘇東國家，直到文革前大學生中間仍然是舊社會的精英階層子弟占據多數，這在蘇東國家建立政權之初就被改變了。

　　毛澤東提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問題，是因為他看到了沒有知識精英和官僚精英的主動和積極合作，社會主義制度的運作水平和生產率水平就要受到很大的抑制，從而在生產中間產生巨大的剩余損失，有害于民眾的權力和福利。毛澤東希望通過群眾運動和政治運動的壓力，促進知識精英和官僚精英的主動性和積極性?，F在回顧，毛澤東和胡風的爭論中間，兩人各有一部分道理，沒有一個相對獨立的學術圈子，實際上難以達到提升新制度的價值和普遍化工作，反過來，如果排斥毛澤東所要求的基層視野和關懷，任何圈子內部的交流和積累只能是精英主義的和非社會主義的。韓丁的《翻身》一書被翻譯成中文，一個名叫白夜的人在序言中間說，是因為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才導致中國內部至今沒有一部像樣的呈現土改意義的社會科學著作。這種抱怨未必有事實作為基礎，但是回顧毛澤東時代缺乏學術圈子的事實，確實在事實上導致韓丁那樣的著作不可能在中國產生，這只要反思一下韓丁是面對什么樣的讀者才會采用那樣一種方式來寫作的，就很能說明問題。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沒有韓丁需要面對的那種美國讀者群，所以就不可能產生韓丁那種寫法和著作，因此，相應的社會巨大變革過程中間的利害關系呈現就有不同的要求，在中國被簡單化和概念化的土改－階級斗爭話語，往往降低為地主那樣的壞人如何如何，未能反應一種新的制度產生對于不同的階層所蘊含的不同利益和組織要求，而這恰恰是韓丁費力呈現出來的。降低中國學術呈現要求的，不可能是四人幫，也不可能來自于毛澤東的階級斗爭認識，這個問題的根本障礙實際上也是一種社會分層的結構――新中國的官僚精英多數是參加過土地革命戰爭的軍人和革命家，他們對于制度變革的利益關系變動和組織要求在經驗形態上是了解的，他們迫切需要的是順利完成土改和基層政權建設任務，換言之，韓丁呈現的利益結構內容共產黨干部很了解，韓丁看到的土改運動中間的問題和缺陷才是他們作為指導者要首先面對的，因此，中國的知識精英們也被要求服務于降低“管理成本”的需要。

　　中國的強勢群體――毛澤東時代龐大的“工農干部”（就是“文化少”的委婉說法）群體――作為主要的讀者群而存在，他們要評判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研究價值，最終強加給原本不是“管理者”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一個臨時性的任務――社會科學被降低為服務于管理過程，而非服務于呈現利益關系和組織模式的研究領域，因此，知識分子不是被作為獨立的研究者而是作為“勞心者治人”的一部分來要求的――必須承擔降低管理成本和減少執行錯誤而努力。在這個意義上，工農干部群體的強大，在毛澤東時代決定性地把管理系統內部的一個事務――因為工農干部無法完成――通過“外部分工”要求社會科學工作者來承擔。這樣一來，在毛澤東要求社會科學承擔的“價值普遍化”職責之外，有臨時性地疊加了管理事務，這兩種社會角色之間是有很大沖突的。

　　在這個角度看問題，胡風的“同仁刊物”訴求有其合理性，沒有這樣的圈子，文學也好，社會科學也好，很難完成新制度要求的“價值普遍化”工作。與此同時，由于新中國官僚精英階層的文化局限，在技術上沒有準備好接受超越他們理解力水平的高水平價值普遍化工作，這個影響遠遠高于四人幫的極左壓制，起源更久遠，而且持續的影響更大，假如某個知識精英真寫成了韓丁那樣的著作，不被劉少奇鄧小平諸公斥為“放屁”恐怕不可能。鑒于韓丁書中暴露了很多極左做法，直接來自于劉少奇的決策，被說成是反對共產黨政權和右派，完全有可能。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社會科學研究受到兩種嚴重制約：一是缺乏適當獨立的學術圈子以利于進行專業水平上的相互質疑和交流去促進學術的積累，同時也缺乏特定政治權力結構――掌握政權的強勢群體（主要是軍人革命家）――的善意接納。那么今天的問題恰恰反過來，學術圈子化的程度過高，過分缺乏與中國的基層利益訴求經驗的結合，也不反映政府關注的社會問題意識，則成為學術進步的真正障礙。如果這樣的情況終究無法改變，那么從反面就支持了毛澤東時代的極端做法――知識精英終究是要脫離并反對多數人利益的判斷，從而無論多么極左的壓制措施都變成了有堅實判斷的政策。這是中國學術界需要認真面對的問題，學術界在批判了對此前的極左之后，要時刻檢點自己是不是陷入了極右：網絡上已經普遍認定中國存在一個由貪官、奸商（含買辦）和作為他們喉舌的主流知識精英組成的“鐵三角”。

　　中國今天的政治學和經濟學，在努力呈現市場化和民主化要求的同時，卻拒絕思考這樣的訴求“更”符合什么階層和群體的需要，而自稱是代理全民的訴求。這樣，細致的社會分層與利益分配、權力分配相結合的嚴肅分析，就被假定為不需要了。這樣的學術理路占據優勢，并非偶然，實際上在撥亂反正時期就開始了，現在的學術界只是把政治決議的內涵更加精致化、學術化了。

　　三、“反社會學”分析的政治淵源：從胡喬木“批駁劉少奇”開始

　　胡喬木在主持起草六一七決議的時候，就故意系統地歪曲毛澤東的觀點，這一歪曲可能是考慮到：正面批駁毛澤東那種“分配論”的分層觀點不容易在理論上站住腳，而且，即便是僅僅重新引述分配論的分層看法，也不利于全盤肯定官僚精英階層的利益訴求。最后，決議文本中系統地批駁了劉少奇的觀點。

　　在1964年春節聽王光美的匯報時，劉少奇認定：“犯嚴重‘四不清’的錯誤，根子在哪里?我們說根子是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腐蝕和影響，如一般所說的‘錯在干部，根子在地富”，這是基本的根子?！保ń饹_及、黃崢主編：《劉少奇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954頁）這一年八月中旬，“劉少奇在廣州停留了十天，修改《后十條》，由田家英主要執筆，劉少奇最后定稿。修改過程中，劉少奇加寫了一些十分尖銳的語言，……認為這個運動‘是一次比土地改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復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正在猖狂進攻，‘他們對干部拉攏腐蝕，實行和平演變，建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還利用我們文件中的某些條文同我們進行合法斗爭’, ……更重要的是，文件在工作方法上改變了原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的做法，規定在每個開展運動的點上都必須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隊，‘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這樣，就在運動的領導中把廣大基層干部撇開，擴大了打擊面?！保ǖ?60-961頁）在十二月二十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劉少奇正式提煉出一個半理論化的認識：“當前農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運動的性質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第966頁）劉少奇在四清時期形成的認識和政策主張，反映了斯大林那個的著名看法――黨內斗爭是社會上階級斗爭的反映，從政策主張上，劉少奇認定“問題在干部，根子在敵人”，四清工作隊下農村之后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去梳理建國前農村的階級關系，借以確定什么人可以成為依靠的對象。這個認識社會的方式，確定政策的方法，內含了典型的馬克思的“關系論”社會分層模式，這個模式認為除非與生產資料占有方式聯系起來，就無法產生階級分化也無從認識階級。得益于1964年底劉少奇的爭論，毛澤東不得不更明確地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概念，從而明晰了一種“分配論”的社會分層視野。

　　在起草決議的時候，胡喬木加入他本人三個具有一般性的看法：“‘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有其國內歷史原因，也有國際原因，包括馬列的一些不明確的被誤解的論點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傳統的影響，指出這些原因，才是客觀的，信實的，公允的，全面的。否則即無法解釋，何以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忽然會犯如此嚴重的錯誤。《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的許多著作我們仍要認真學習，但是決不能當作教條句句照搬。決議稿中提到的資產階級權利，小生產每日每時大批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這與馬克思關于小生產者絕大多數都要變為無產階級的論點不相容，實是各執一端），其本身是非姑不置論，毛澤東同志和很多其他同志確是把這兩句話誤解了?！劣谡f黨內斗爭一定都是（不是說都不是）階級斗爭的反映，這本身就顯然不符合我們黨內以及各國黨內歷史的大量事實。但是這些說法無論是否受到誤解，卻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發生了難解難分的因緣?！保ā逗鷨棠疚募返诙?，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9-160頁）這三個說法毛澤東確實不止一次提到，主要是在文革之前，而且也主要是作為一種思想影響來看待的，也并沒有上升到作為社會分層和階級斗爭對象的高度上去看待。把這三點作為毛澤東重提階級斗爭的支撐點來看待，應該說是胡喬木在事后得出的看法，這三點的背后有一致性：都意味著一種“關系論”的分層認識――一種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威脅力量只能是產生于黨外和基層的看法；與文革運動的實際結合起來，我們看到這其實是以劉鄧為符號象征的“反文革派”的觀點，文革初期在劉鄧的統一部署之下，到處揪斗“黑五類”――解放前的階級斗爭對象，工作組和各級黨委都是組織“保守派”在群眾中間“找壞人”，打擊矛頭向下。非常清楚的是，胡喬木主持起草的這個決議，事實上沒有能夠針對“文革派”的觀點和行動，進行“撥亂反正”。

　　1967年5月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說：“真正的壞人并不多，在群眾中最多百分之五，黨團內部是百分之一、二，頑固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是一小撮。但這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必須作為主要對象打，因為他們的影響及流毒是深遠巨大的。所以也是我們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群眾中的壞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們是分散的，沒有力量的，如按百分之五，三千五百萬算，如他們組成一支軍隊，有組織地反對我們，那確實是值得我們考慮的問題，但他們分散在各地沒有力量，所以不能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對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爭的關鍵階段，更要防止壞人鉆空子。”毛澤東和文革派始終是要把斗爭矛頭“向上”對準走資派，“反文革派”（包括以劉鄧為代表的當權派和各級黨委、工作組操縱并組織的保守派）都沒有正面反對這個主張，而是在“革命”和“階級斗爭”的名義下把矛頭“向下”去整“黑五類”，文革初期的“抄家”“破四舊”“剪陰陽頭”等等“革命”行動，其實都是“反文革派”干的。

　　這個決議還特別強調對“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如何不公正，在輿論宣傳上密集地發布各種控訴迫害的文獻。這實際上也是劉少奇的觀點，哈軍工的造反派和保守派辯論的時候，保守派就是拿著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作為依據，認為黨的領導就是具體領導，體現為各級黨組織和負責人特別是黨委書記的領導，所以反對書記、上級派來的工作組，就肯定是反黨。而造反派的觀點，黨的領導只能體現為正確路線的領導，是體現為多數人利益的要求，黨委書記和工作組是否代表正確路線不能事先假定，要經過群眾審查才知道。清華大學的“團派”和“四派”的分歧焦點也是：解放前后中國社會中的階級關系到底改變了沒有？這個分歧不是個別的，而是系統地反映在文革初期全國各地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懷疑一切”大辯論上。

　　文革派和反文革派雙方的分歧有二：解放前的階級斗爭對象是否在新中國仍然作為威脅新制度的力量而存在，在組織和路線的關系上也體現為“路線”和“人”是否可以分開。毛澤東和文革派的觀點是：解放前的舊階級斗爭對象不再是反修防修的對象，路線和人是應該分開對待的。胡喬木過分強調“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問題，實際上摒棄了這個“路線”和“人”的區別看待，把對具體的領導人的“造反”認定為“反黨反革命”――從而把官員群體認定和政治路線和人民利益的化身，江青在文革期間（1966-1970年）點名批評了172個人（據《共和國大審判》王文正，沈國凡著，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132-134頁），有些人在被江青點名批評之后受到批判和審查，被認定為要對這些人失去原來的職位負責（即所謂“被打倒”），視為“迫害”和“犯罪”。這一看法，實際上把路線和人一體化看待，把官員們的個人利益和訴求絕對化，為了保障這種利益的需要而把他們自己與共產黨和社會制度進行“合法性捆綁”，這樣一來，任何反對官員個人的人，都被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在理論上恢復了“朕即國家”“老子代表黨”的邏輯，從而，在根本上取消了共產黨內應該存在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政策空間。

　　從官僚精英階層的利益訴求出發，“全盤肯定”和“過度否定”在邏輯上是同等荒謬的，而且不可能證明“全盤肯定”比“過度否定”在道義上和邏輯上具有更高的正當性，除非是完全站在官僚精英階層的立場上。在這個意義上，過分局限于官僚精英階層自身的利益和訴求，是不能展示出有價值的批判的――肅清“四人幫流毒”變得遙遙無期。

　　對四人幫的正確批判，不可能在“老子代表黨”的簡單邏輯上完成，不可能簡單地以“全盤肯定”去批判江青“過分否定”來實現，需要更為細致地呈現這些人如何超越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政策界限，如何不正當地剝奪了正確路線代表人的權力地位。由于胡喬木在決議中間，從理論上否定了這一區別的可能，因此在現實中間也就無法進行真正的撥亂反正，而是把很嚴肅的政治認識的提煉過程，降低為控訴壞人的道德譴責，本質上把“深揭狠批四人幫”這種具有嚴肅政治內涵的“撥亂反正”要求，降低到土改時期老貧農控訴地主道德敗壞式的訴苦，唯一不同的是這一次訴苦基本上是由精英們出場來完成的。

　　從毛澤東的階級斗爭認識出發，核心內涵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精英階層對于非社會主義制度的強烈訴求，這一訴求可以通過兩個不同的階段性表現來檢驗：在基本制度變革條件具備之前，精英階層對于社會主義制度的消極，將降低制度的運作效率；在適當的條件具備之后，精英階層將直接追求某種資本主義制度的回歸。對于這兩個不同階段的認識，反映文革時期的一個通俗說法中間：“修正主義上臺就是法西斯上臺，資本主義復辟就是工農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报D―這意味著精英階層對于平民階層的剝奪，總是要從剝奪政治權利開始，然后以剝奪經濟利益來結束。

　　精英階層對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影響，毛澤東在1950年代主要視野集中在“制度的運作低水平”方面，他在黨內全力促進工作方法的提煉和總結――例如毛澤東親自主持制訂“農業四十條發展綱要”和“工作方法六十條”等等，在黨外主要是通過系列批評運動來促使知識精英實現與新制度和工農階級更高程度的結合，承擔起新制度的“價值普遍化”工作。此時，毛澤東尚未作出精英階層從根本上威脅社會主義制度的判斷。直到1959年，毛澤東從赫魯曉夫在美國戴維營的表現中間，得出一個結構性的判斷：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高薪階層有著非社會主義制度訴求，并把赫魯曉夫的蛻變過程作了普遍化的推演，認定中國共產黨的官僚精英階層也將如此，由此，毛澤東得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第一威脅力量來自黨內的結論。這個判斷最后是在八屆十中全會上作了明確表述：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得復辟危險性。

　　在文革時期，毛澤東雖然認定知識精英也對社會主義制度沒有興趣，但是仍然與他們結成同盟以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第一威脅力量――黨內走資派。所以，在整個文革期間，知識精英基本上從頭到尾都與中央文革保持了很好的一致，不僅在初期中央文革堅定地反對劉鄧司令部在知識精英中間“抓右派”的圖謀，在文革后期從前參與造反運動的知識精英受到當權派與保守派同盟的打擊時，是四人幫而不是所謂的“老干部”出頭來保護知識精英，這一歷史過程非常清晰。不過在1980年代知識精英重新對官僚精英階層表示了新的忠誠，作為這一忠誠的“投名狀”――知識精英們在文革期間的認識和歷史被他們自己作了重新闡釋。

　　應該說，文革期間，絕大多數的大學生和大學教師都是反對劉鄧把文革變成“第二個反右運動”的，從而在政治上與中央文革保持了高度一致。季羨林原本是北大“井岡山”組織在東語系的司令，這個組織認為聶元梓是“老保”，他們才更造反更革命，“井岡山”成立的時候陳伯達親自到會祝賀。巴金這樣的人，雖然極力希望通過否定文革來取好于官僚精英階層，以積累政治資本，但也不得不很委婉地提到自己曾經搞過“遵命文學”；巴金的說法，在北大的周一良教授那里得到了更清晰的解釋，因為他曾經參加過“梁效”寫作組，而梁效被認定是四人幫的寫作班子，這樣的“污點”無法透過常規方法“洗干凈”，所以他得別出心裁，他給自己的回憶錄命名為《畢竟是書生》，這個很好理解――我只是一介書生，沒有能力也不愿意為他所參與的政治過程承擔責任，考慮到這個前提，對他的批評和指責都明顯缺乏足夠的理由。在這樣的“懺悔”和“改邪歸正”背后，標志的是精英階層――官僚精英階層和知識精英階層――新同盟的結成。

　　同盟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立場和觀點要保持一致，所以，很容易理解胡喬木為什么能夠通過“批駁劉少奇”來矮化毛澤東，因為知識精英階層都心照不宣地接受了那個“統一立場”――絕不會依據那些明確的文獻資料來反駁他的瞎說；謊言長久地大行其道，需要有特定的政治基礎，這得益于精英階層內部“統一戰線”的威力。也正是因為如此，歷史的真相不可能不經過歷史書寫者有意識的“過濾”。

　　四、中國主流學界的高度“革命化”表現

　　在根本上，撥亂反正時期的訴苦運動，確立并規定了中國學術在新時期的問題視野：強勢群體的權力和利益正當性是不容置疑的。中國今天學術分析，完全建立在“反社會學”的基礎上，其深遠的政治淵源就在于此。

　　很多人認為，今天中國學術過分西化，過多地照搬了西方的積累，但是只要一遭遇強勢群體的訴求問題，即便是西方學術中間已有的認識，也都被干凈徹底地清楚出去了。例如，新制度經濟學從經濟人假設出發，認為社會的制度變遷過程中間“企業家”（包括政治的企業家和經濟的企業家）的作用，他們對于不同制度下所包含的利益反應敏感，并承擔變革成本以推動有利于實現有利于自己的制度變革，這實際上要求在分析經濟和制度問題時，結合不同社會階層的利害關系進行分析，但是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卻排斥這一看法，在敘述中國的改革時人為劃分所謂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似乎反對特定政策的人只是認識上很低等，與制度變革帶來的利益重新分配沒有關系；而贊成變革的人也僅僅是認識上先進，不反映社會上不同受益群體的要求。主體在中國的主流知識精英的主流學術中間，被徹底地“消滅”了，凡屬西方學術中間涉及到有利益訴求和價值判斷的主體出場的場合，都被他們選擇性地“遺忘”了――或者，進行革命性的理論創新后加以“閹割”掉。

　　在這個意義上，階級斗爭熄滅論是徹底解除對強勢群體的惕戒，而把一切社會管理問題都變成對于平民階層的控制和規范問題，正是在這個關鍵視野里――對于統治集團是否應該保持足夠的惕戒和付出相當的代價而加以制約，毛澤東不同于斯大林、劉少奇等人，也不同于反斯大林的赫魯曉夫等人。從這一政治淵源――官僚精英階層的需要――出發，中國此后的學術演變是兩分法：對于被統治階層學界尋求一種更強大的制約和管理手段；對于統治階層，學界要求一種完美的制度設計――按照鄧小平的說法是尋求一種讓好人辦好事的、壞人辦不錯壞事的制度。在歷史敘事上，中國精英階層的不足被解釋“制度不好”的結果要“體制”負責，平民階層“偷懶窩工”是管理手段不夠強大――所以要通過弱化工農的地位來強化官僚精英的權力。

　　在完全抽掉了制度變革的社會內涵之后，來討論所謂的“市場化”制度構建，把具有嚴格社會內涵的過程變成一個純粹的“知識論”問題。在談論民主政治的時候，也仍然如此，似乎民主制度的運作是一種不需要主體的政治。這種在邏輯上否定利益訴求和政治經濟制度需要相關聯的態度，很難說真的與西方民主理論有什么關系，民主理論的一個基礎邏輯就是授予不同的利益以及與利益分配相關聯的制度訴求以同等的表述和爭取機會。主流學術在敘述模式上，基本上回歸到前啟蒙時代的“自然法”模式，把政治和經濟制度當作絕對真理和自然法則對待，完全無視這些制度從根本上而言是“社會法則”。既然把問題還原為自然法，把問題的社會學內容抽象掉變成一個純粹的知識論問題，那么在敘述歷史過程和評價歷史人物的時候，就可以公式化了，最后變成一種純粹的“道德價值分配”：什么人是好人什么人不是好人，什么人反映了普世價值要求又是什么人違背了這一要求。

　　在胡耀邦和胡喬木們主持批判四人幫的時候，說他們把階級斗爭庸俗化和擴大化，簡單化和公式化，無端地把許多原本不是階級敵人的人指為敵人，顛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但是，我們今天非常遺憾地看到，中國學界判斷人物和是非的標準也同樣簡單和明晰，同樣公式化和缺乏分析，甚至更為糟糕――抽掉社會內涵被作為一個潮流――從根本上排斥了進行分析的可能。最后也變成了一種最簡單的態度認定：你對市場化改革和一人一票是什么態度。這種被對制度“革命”的強烈愛好遮蔽了分析視野的高明，恐怕不能認為這比四人幫通過庸俗化階級分析去認定敵人更有價值。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在階級斗爭話語下把利益和特定階層的關聯度強調得“過了頭”的話，現在，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則在反面把邏輯推演到了極端：完全割斷了政治和經濟運作背后的主體作用和訴求。今天中國的知識精英們排斥了一切新制度無法接納的利益訴求的正當性，在純粹的“知識論”和“自然法”名義下表現了另外一種狂熱的制度革命訴求，他們忽視制度運作的社會主體和現實支撐，把目光集中到一個純粹的制度本身，從而把個人基于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需要的出發點、處在不同階層和地位的不同制度訴求，統統從分析視野中間驅逐出去，這只能在根本上排斥任何嚴肅的理論分析本身。這給人一個強烈的印象：中國的知識精英們除了在中國實現“革命性”的制度變革感興趣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學術興趣。從而把他們的學術工作界定為追求唯一的科學真理和普世價值的工作，普世價值和真理都是唯一的，所有在真理之外的認識都是謬誤，都不存在絲毫的正當性，從而都應該被排斥在觀察視野之外。

　　尤為可笑的是，毛澤東時代有些人把階級分析簡單化到認定知識精英（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和官僚精英階層（所謂“走資派”）時刻謀劃“資產階級復辟”，把他們視為背棄工農利益的必然代表來看待；今天，中國的精英同盟（所謂“鐵三角”）根本拒絕呈現精英階層不同于普通工農的獨特利益訴求和制度訴求，把損害工農利益的變革過程包裝成為“真理運動”和“普世價值”的實現過程而不容置喙，拒絕考慮任何性質的補償和利益調整。正如人們所常說的――兩極相通，極左極右的兩極在邏輯上原本沒有差別，兩種極端觀點的分歧僅僅在于：對于中國強勢群體的獨立利益訴求如何看待――毛澤東時代最極端的階級斗爭鼓吹者是要人們把眼光一刻也不離地盯在“強勢群體”身上，今天的主流知識精英們則反過來創建一種“無主體”的學術，強行要求人們根本不看強勢群體的一切作為，從而把眼光集中到“好制度”上。毛澤東時代的極端思想是全盤否定他們的利益擴張訴求，今天中國主流知識精英們則延續官僚精英階層的意志，通過否定和掩蓋一切關于強勢群體的權力和利益擴張過程的敘述，把強勢群體的特殊訴求用“真理”和“普世價值”等名目包裝起來以反對一切分析、反思和批評。結果在反面印證了那個最為極端的判斷：中國如果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就一定是資產階級專政，絕沒有第三條道路。

　　與中國今天的主流知識精英相比，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顯得那樣“保守”――他搞“反修防修”終究不過只是關心一個現存制度的運作效率和生存問題；而今天的中國主流知識精英卻是真正革命的：他們毫無妥協地要求一個別樣的明天，已有的巨大變革還遠遠不能符合他們的意愿，他們對于一切著眼于完善和修補的細小措施都不屑一顧。

　　華盛頓大學教授卡齊米耶日·Z·波茲南斯基在《全球化的負面影響》一書中間總結蘇東地區的知識精英表現，這正可以拿來與他們在中國的“同類項”進行對照：“知識階層的精英已經將自己由戰后早期階段時的前一制度的熱情辯護士，改造成為最激烈地抨擊那種制度的反對派。只不過他們這時又變成了正在東歐地區興起的另一種病態制度的最狂熱的支持者，這種病態制度就是那種由外國資本加本地勞動組成的奇異資本主義?！卑凑瞻徒鸬摹白衩膶W”論和周一良的“書生論”邏輯，知識精英原本可以“兩邊倒”的，是可以對任何一種制度、任何一個官僚精英群體保持“真誠歡迎”態度的，而且其態度越是鮮明和徹底――或者狂熱――就越是能夠表現自己“立場堅定”，從而就有資格成為新制度和新統治集團可以信賴的辯護士。

　　二○○七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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