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周來：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方位

盧周來：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方位

盧周來 中國國防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內容提要：以“世界歷史”的觀點看來，中國社會主義是一種“地域性”存在，這種“地域性”存在使得中國社會主義面臨巨大的歷史性挑戰，同時面臨巨大的歷史性悖論，這反過來也進一步說明，中國共產黨人所從事的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
　　
      關鍵詞：世界歷史 東方社會 中國社會主義
　　
      康德曾經提出，歷史不可以只從狹小的民族圈子中來演繹，應當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考察。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以及晚年一系列讀書筆記中，進一步發展了康德的思想，不僅從“世界歷史”的視角對資本主義工業“首次開創世界歷史”以來的歷史進行了考察，提出了完整的關于“世界歷史”的理論，而且還從“世界歷史”的高度對東方社會與中國命運提出了諸多設想。中國共產黨人是在一個未經過資本統治充分展開的東方大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因此，如何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框架的前提下，發展本來被馬克思預言只能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發展的生產力，就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一個重大歷史課題。

　　一、“世界歷史”與“東方社會”
　　
      作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從“世界歷史”的角度對人類社會發展趨勢作出了科學的解釋與判斷。首先，馬克思認為，“世界歷史”并不是世界各國的歷史的簡單加總，世界歷史也并不始于人類社會起源。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各國生產力十分落后，國內分工都很簡單，國際分工尚未形成，此時，各國的歷史只能被分割在狹隘的民族地域中發展，因此，只有“國別史”而沒有“世界歷史”。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是“世界歷史”的起點，這是因為，在資本擴張的過程中，世界各國將通過分工與交易形成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依賴的格局，限制各民族國家交往的各種自然或人為的障礙將因為世界市場的形成而被打破，因此，馬克思說：在資本擴張的過程中，“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愈來愈擴大，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歷史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也說，“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在十六世紀揭開了資本的近代生活史。”
　　
      其次，馬克思認為，各個民族的歷史只有向世界歷史轉變，各民族才能在世界歷史中存在下來，人類也才有可能最終走向共產主義。這是因為，各個民族和國家的相互依存性從而全人類歷史的整體性越是加強，資本主義將越能得到更大的發展從而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與此同時，落后的民族和國家就越有可能突破原來狹隘的地域性限制，充分吸收并利用世界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成果”，實現從原始生產方式向現代生產方式的躍進。而民族史轉化為世界歷史的過程，就是民族國家建立資本統治的過程，因此，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資產階級，......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他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又說，只有“世界歷史”形成之后，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全球化以后，“人們之間的普通交往才能建立起來；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時產生出沒有財產的群眾這一現象，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變革都有依存關系，而最后，狹隘地域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真正普遍的個人所代替。” 此時，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共產主義，實現最普遍最全面的個人自由才有可能。
　　
      馬克思也將其“世界歷史”的視角投向了東方社會。在他看來，東方社會的特有的村社經濟制度將妨礙其走向資本主義。因為這種相互孤立且同質的村社很難形成分工與市場，也因此不可能形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東方社會的“孤立狀態是它過去處于停滯狀態的主要原因。”馬克思進一步支考察后認為，東方社會這種孤立狀態，還將妨礙這些民族的歷史向“世界歷史”轉化。 “因農業和手工制造業的直接結合而造成的巨大的節約和時間的節省，在這里對大工業產品進行了最頑強的抵抗” 。這與馬克思所言的民族歷史必須通過轉化為世界歷史才能最終獲得民族生存與制度提升存在矛盾。因此，馬克思預言，東方社會如果不想滅亡，其選擇有兩種可能性：它或者最終滑向資本主義，而滑向資本主義的代價將是血與火的，也不得不經歷資本積累中“血淋淋與骯臟”的過程，因此，馬克思說，東方社會“為了喝到現代生產力的甜美酒漿，它不得不像可怕的異教神那樣，用人頭做酒杯” 。
　　
      當然，馬克思也指出了東方社會另外一種可能性，即它也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制度“卡夫丁峽谷”，“使農村公社向其高級形式過渡，使人民獲得政治自由和社會狀況的根本改善”。但這種可能性是有其嚴格的前提條件。這種嚴格的前提條件不僅僅是一場偉大的社會革命，這場革命同時應該改造農村公社生產方式，使之向高級形式過渡，并將消除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破壞性影響。更重要的是，革命僅僅是一個開始，要真正實現跨越卡夫丁峽谷，革命后的東方社會能夠支配“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并且使這一切都服從于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 。為此，馬克思提出，東方社會實現跨越卡夫丁峽谷，其實仍然需要以某種形式使得其民族歷史轉化為“世界歷史”，仍然脫離不了“世界歷史”的背景。否則，即使進入了共產主義，也是一種“地域性共產主義”，“它們會依然處于地方的、籠罩著迷信氣氛的狀態”，而且，“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共產主義” 。
　　
      二、中國社會主義定位
　　
      馬克思其實也將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中國。他同意黑格爾《歷史哲學》中的看法，中國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即很早就進入了停滯狀態，更沒有進入“世界歷史”。但馬克思更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擴張最終將把中國卷入世界歷史的進程之中，即使中國也進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以，他指出 ，“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清王朝的聲望一遇到不列顛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了，開始建立起聯系，這種聯系……迅速地發展了起來。”馬克思還預言中國封建的關系將被打破與取代。他說 ，“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八年來在英國資產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響之下已經處于社會革命的前夕。”“即剛巧在全世界似乎都處在沉靜的時候，中國和桌子都開始跳舞起來鼓動大家了。”但馬克思的確預言中國革命的前途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因此，他說 ， “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會逃奔亞洲，最后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末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這樣的字樣：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
　　
      19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社會是典型的“東方社會”。盡管列強的入侵迫使原來閉關鎖國、獨立于“世界歷史”之外的中國開始融入“世界歷史”，但自1840至1949年百多年中，由于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反抗，中國的歷史從來就沒有很好地整合進“世界歷史”過程之中。那么，在一個未經過資本統治充分展開的東方大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就成為擺在中國人民面前一個大課題。正是在這種大的歷史坐標中，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艱辛的探索。這同時也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是在世界資本主義時代的社會主義，是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聯系在一起并做為這個體系中有機一環的社會主義，是初級階段的還不合格的社會主義。
　　
      今天，我們以馬克思關于“世界歷史”的觀點為中國社會主義定位，至少有以下三點值得我們思考。
　　
      其一，中國社會主義面臨巨大的挑戰。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社會主義仍未進入“世界歷史”，因此必須客觀地承認她是一種“地域性”的。這使得她與生俱來就面臨兩大挑戰：一是自身歷史的積淀。即馬克思所言的“籠罩著迷信氣氛”，她可能使中國社會主義不可避免帶有封建的特征；二是外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擴張。即馬克思所言“交往的擴大”。我們回過頭來以“世界歷史”的觀點看待蘇東劇變的原因，其實恰可以追溯到上述挑戰：在內部，由于未經歷過資本主義階段民主的“訓練”而直接由農奴制進入社會主義，前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處理政黨與群眾、政黨與領袖的關系問題上都做得不好，黨內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都未能發展起來；在外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資本關系全球化浪潮方興未艾，于是，這種“地域性共產主義”未能經受住考驗而崩潰。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吸取教訓，迎接好這兩大挑戰。
　　
      其二，中國社會主義面臨巨大的歷史悖論。一方面，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中國共產黨人選擇社會主義是有其歷史根據的。鄧小平曾根據毛澤東當年的“三個不允許”思想明確指出，中國如果搞資本主義，將無法避免國內階級壓迫與國際帝國主義壓力的殘酷現實。因此他說，“中國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 他還說，“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 。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不看到，馬克思“世界歷史”的觀點已經指出，除非以某種方式進入“世界歷史”，否則像中國這樣的地域性共產主義不可能成功，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始終處于世界資本主義時代這個大背景，必須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必須至少部分接受資本統治的邏輯；這使得中國社會主義稍不小心就會重新“滑向資本主義”的“用人頭當酒杯”的過程。
　　
      其三，中國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正因為中國社會主義面臨巨大的歷史挑戰，同時又是在巨大的歷史悖論中尋求前進之道，這也進一步證明了中國共產黨人所從事的事業的偉大，證明了中國社會主義作為前無古人的事業的偉大。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人決心帶領中國人民跨越“卡夫丁峽谷”，避免中國重新步入“以人頭當酒杯”的資本統治邏輯；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人又試圖通過在不突破“社會主義”基本價值取向的框架下，通過改革開放使中國生產力得以發展，使中國歷史進入“世界歷史”之中。因為她已認識到，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的經常性途徑必須以“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化為前提。一句話，中國共產黨人所探索的中國社會主義發展之路是一條既富裕又公平之路。所以，中國的發展遠遠超出了馬克思的認識視野。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如果成功，就不僅僅是“世界歷史”的特例與個案，更將是對“世界歷史”的發展做出的極其偉大的貢獻。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中國前途
　　
      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人試圖把馬克思主義普及原理與中國的特殊國情相結合，在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我同意理論界一種觀點：這一系列成果都可以統稱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在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歷史”、“東方社會”以及“中國前途”的大的框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實質，就是必須關照到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展的不平衡性，以“既能發展生產力，又能避免用人頭當酒杯”，來超越中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從一開始就面臨的巨大歷史悖論。
　　
      因此，這也從一開始就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呈現出這樣一種“底色”：即在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基本框架的前提下，為了發展生產力，允許利用資本主義，但前提是不能突破社會主義框架。
　　
      這里有一個未必恰當的對比。新儒學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曾認為 ，中國哲學是一種早熟的哲學，在“道”或“內圣”的層面上，它比西方哲學更為偉大，也更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大方向。但在眼下世界現代化潮流的背景下，中國哲學必須放下身段，從內圣開出“新外王”，“坎陷”出“科學與民主”。經典馬克思主義框架下的社會主義，一方面對于的確可以實現超越“人頭當酒杯”的階段，但對于中國具體國情，不經過資本主義又不能發展生產力。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坎陷”：在經典馬克思主義與現實資本主義中間走出另外一條道路；或者說，是在兩者之間尋求一種“微妙的平衡”。
　　
      我們可以此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基本內容作一分析。
　　
      第一，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理論。馬克思認為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邏輯是資本主義，但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人在當代對馬克思主義新發展就在于提出一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這個理論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生產關系，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否則就是滑入“用人頭當酒杯”階段；二是社會主義還處于初級階段，生產力很不發達，因而要從初級階段實際出發發展生產力。
　　
      第二，中國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黨人在社會革命運動中應“特別強調所有制問題，把它作為運動的基本問題。”針對中國社會主義特殊歷史條件，中國共產黨人在所有制問題上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體現在，既要堅持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主體地位，同時為了發展生產力又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允許資本主義所有制在公有制主體地位下存在。這兩條同樣是缺一不同。
　　
      第三，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理論。馬克思設想未來社會是消滅了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社會。但中國未經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還必須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生產關系前提下通過商品與市場經濟來促進生產力發展。而中國共產黨人在當代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之一就在于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理論：既用市場經濟的辦法來發展生產力，又堅持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
　　
      第四，中國社會主義分配理論。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集中的批評是分配的不公正性。但同時又認為，這種不公正的分配促進了作為現代生產中最為稀缺的生產要素即資本投資的積極性，從而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大發展。中國社會主義分配方式應該是既能體現社會主義基本生產關系內容，又能促進各種生產要素投入生產的積極性以發展本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生產力。而中國共產黨人在當代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正在于提出了“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把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的分配原則。
　　
      第五，中國社會主義對外開放理論。馬克思當年提出，東方社會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前提條件就是以某種方式進入“世界歷史”，而又不被“資本主義歷史體系”所吞沒。中國社會主義成立于資本主義歷史體系已經形成時期，不對外開放，中國歷史就不能進入世界歷史，社會主義生產力就不能大發展；但如果任由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所裹挾，則很形容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部分，成為資本主義的附庸。中國共產黨人選擇對外開放，并在對外開放中堅持以我為主，就是在二者之間尋找一種平衡，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的新發展。
　　
      但是，必須指出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社會主義提出的一系列根本問題并沒有徹底解決。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可以視為進入“世界歷史”的必然選擇；但改革開放以來社會階層分化、收入懸殊以及勞資矛盾越來越突出，又對中國能否真正擺脫資本統治的邏輯提出了疑問。
　　
      其一，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有效結合問題以及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問題。從目前發展趨勢看，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的比重仍在不斷下降。從2000年到2005年，二級以上國企由23萬家減少到12萬家，省屬國企中90%已完成改制。另外，國有資產損失嚴重，僅2004年一年，中央企業去年共申報核銷資產損失３１７８億元人民幣。這就相當于９.２萬元億資產總額的４％左右，３.２萬元億凈資產的９.９％。加上財政部已核準的近１０００億元損失，央企共計核銷損失達４０００多億元。除一些壟斷性企業外，國有經濟效益仍然沒有根本性改觀。這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公有制能否與市場經濟有效結合。
　　
      其二，收入分配與社會公平問題。我曾帶領一個課題組對“轉型期中國社會公平問題”進行過調研。被調查者在回答 “在您看來，我們目前的社會公平狀況”時,結果表明，認為目前的社會是很不公平者占到參與調查問卷者的半數，而認為不太公平和很不公平者合計達到參與調查問卷者的90%。只有1%的人認為這個社會是非常公平的，認為基本公平的也只有7%；調查結果還表明, 認為我們社會的不公平問題比歐美國家和其他發達地區嚴重得多的被調查者占到被調查者總數的達62%，認為比歐美國家略為嚴重的占18%，兩項相加比例占到80%。而我們知道，社會主義最基本的價值是公平正義。
　　
      鄧小平一直強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但去年新出版的《鄧小平年譜》中收錄了鄧小平在1993年9月16日一個講話 。鄧小平在那次講話中指出，“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么分配，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要困難。”針對當時已經出現的某些苗頭，他說，“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他更是明確告誡：“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最后，他又重申了“兩步走”思路。他說：“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間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其三，勞資關系協調問題。全國總工會去年有一個報告說，中國工人階級雇傭化是中國社會階層變動的最大特征。馬克思認為，古典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失去了生產資料作為生活來源，被迫接受“資本雇傭勞動”的生產關系。那么，中國現在的勞資關系屬于什么性質？
　　
      這三個問題如果不能很好解決，我們還不能說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鞏固。我們甚至也不能說我們就徹底解決了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橫亙在中國共產黨人的課題：可以避免“用人頭作酒杯”，照樣能夠痛飲“生產力的瓊漿”。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已提出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構想。這一構想的核心仍然著力在照顧到中國社會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展的不平衡性，仍然著力于尋找一條既能避開資本主義最骯臟的一面、又能發展生產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其中許多內容，正是關照到了上面提出的三大問題。其中，尤其對于社會主義必須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的核心內容的強調，這使得我們對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前途更加充滿信心。

注釋：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頁。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7頁。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頁。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40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3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2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2頁。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3頁。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頁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1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頁。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9頁。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1頁。
牟宗三，《道德理想主義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學論著輯要》，中國廣播出版社1992年版。
《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363-13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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