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社會結構畸形化，構建和諧社會
www.XINHUANET.com 2005年03月03日 10:15:23 來源：中國改革論壇
我想談一個問題：要想成功地構建和諧社會，就必須消除導致中國社會結構畸形化的障礙。過去在社會學界的會議曾談過這個問題。雖然這些年中國的社會發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現在一個公認的事實是，中國的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目前中國存在著不少社會問題。在如何歸納中國當前突出的社會問題方面可能有著不同的看法。我們注意到，人們在歸納重大的社會問題時往往是特別注意基尼系數過高、城鄉差距過大等問題。這些問題固然十分重要，應當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但是我們是否應當再進一步地看一下，這些現象、這些外在的指標背后是什么問題。其的背后是中國在社會結構方面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那么，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全局將會受到極大的影響構建和諧社會將成為空話。
我們必須注重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謹防自由相對有余而平等相對不足
從制度和政策的層面上來看，從某種意義上講，現在是自由相對有余而平等相對不足。
在改革開放以前，人們初步獲得了平等，但同時卻喪失了自由；在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間，人們初步獲得了自由，但同時卻喪失了平等。而缺少自由的平等不可能是真正的平等；缺少平等的自由不可能是完整的自由。
改革開放以前的30年，中國社會通過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等多種十分有效的方式，實現了大面積的平等：以往階級之間嚴重的不平等現象被消除，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成為整個社會的主導性力量，占人口二分之一的女性獲得了解放，大眾教育迅速普及。這種平等曾經對中國社會產生過巨大的積極影響。但是，由于當時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所以，這就極大地限制了社會成員作為個體人的自由，同時也使平等逐漸地喪失應有之義。具體來說，這造成了一個十分有害的結果，這就是嚴重的人身依附性和隸屬性。當時，國家對社會經濟資源進行全方位的控制，個體人必須依附于某個單位或公社，而不可能擁有自我選擇的空間，甚至不具有自主流動的權利。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瓦解以及市場經濟因素的出現，中國民眾原有的人身依附性開始瓦解，社會成員的自由程度開始大幅度地提高，這就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巨大的動力。中國人民正是通過基于自由的創造，推動了中國社會經濟的巨大進步。比如，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民的處境之所以大為改觀，就是因為其人身同以往相比獲得了很大的自由。
同時還應看到，這一時期人們所得到的自由只是一種初級的自由，遠遠不是制度化了的自由。這是因為，真正的自由是以社會成員的平等權利能夠得到保障為前提條件的。應當承認的是，我們在這方面做得很不夠。這樣，平等規則的闕失就使社會的制度安排出現嚴重的問題，使整個社會陷入某種無序的狀態之中，同時也會使自由出現變形走樣的情形，即：一部分人的自由損害了另一部分人的自由。這時，缺乏資源優勢和基本權利保障的社會群體必然會面臨著機會不平等的局面，處在十分不利的境地，其基本利益往往會受到嚴重的侵害。而在另一方，由于缺乏必要的規則和約束，處在強勢位置的某些群體和社會成員往往可以憑借著資源的優勢和無序的“競爭”，使自己原本“基于自由創造”的行為變成一種“基于自由的為所欲為的擴張”的有害行為，使市場經濟喪失起碼的平等性，甚至會造成少數人的資源得到極大的、超常規擴張的情形。中國社會當中之所以出現了許多不公正的現象，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2、阻止中國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趨勢
從基礎階層層面上看，現在是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弱勢群體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當中一個日益突出的重要問題，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一般都存在著弱勢群體，其成員一般多為老弱病殘等喪失勞動能力者。中國社會弱勢群體問題的不同之處在于，中國不僅僅存在著一般意義上的數量十分巨大的弱勢群體成員，而且更為嚴重的是，中國社會的一些主要群體如工人階層和農民階層呈現出一種明顯的弱勢化趨向。這一現象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中國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大量的工人和農民處在十分窘迫的生活困境之中。
第二，工人和農民的基本權益難以得到切實有效的維護。
第三，許多基層機構的財政能力幾乎枯竭。
第四，工人群體和農民群體勞動技能的總體水準在下降。
第五，工人和農民的相對地位明顯下降。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社會主要群體在弱勢化的同時，也逐步邊緣化了，他們的社會及政治地位在逐步下降。現在，工人農民對于社會事務的參與程度大為降低，表達自己意見的渠道十分有限，難以充分反映和有效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比如，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中，工人和農民代表的比例越來越小，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90年代后期，工人代表的比例從27%降至11%，農民代表的比例從21%迅速降到了8%。工會組織的實際地位在降低，其功能在萎縮，發言權在削弱，在不少地方成為可有可無、有名無實的擺設。中國社會主要群體的聲音越來越弱，對于社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小。
3、要高度警惕精英群體之間利益結盟的苗頭
從社會較高位置的階層層面上看，現在出現了一種令人擔憂的跡象，這就是精英群體之間的利益結盟。這里只強調幾點。一點是現代社會的復雜多樣性，使社會的運行和管理離不開精英群體。第二點是，精英群體之間有著明確的分工和嚴格的界限，相互之間不能串通，否則很容易形成利益結盟的現象，而損害了公眾的利益。比較典型的是“金權政治”現象。再比如，中國現在有些知識分子自己控制著一些上市公司，同時卻又參與證券法等法律法規的制定工作，這樣就容易使證券法失掉起碼的公平性，很容易成為有利于大股東利益而損害公眾利益的東西。第三點是，中國現在的精英群體就總體而言還比較正常，但是也開始出現了某些利益結盟的苗頭，這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第四點是，精英群體的主要危害在于使公共管理群體失去了公共性，同時又使市場失掉了起碼的公平性。這樣很容易造成一種畸形的社會結構。
4、防止公共投入優先順序的嚴重顛倒
公共投入優先順序的嚴重顛倒這一問題也很重要，它反映了在急劇轉型時期也就是中國社會的高風險時期，中國的社會結構在國家層面上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換句話來說，就是政府的主要職能出現了嚴重缺位的現象。
對于公共投入優先順序的安排來說，基本的民生需要問題屬于最終重要和最基礎性的事情，應當放在最為優先的位置。但是，就中國現在公共投入的優先順序而言，呈現出一種顛倒的狀況，很不正常。
第一，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等事情是直接關系到基本民生的頭等大事，但是我們國家在這些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卻是小得可憐。
第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另一方面則是不合理、比重過大的公共投入。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是，我國的行政成本過高，國家財政在一般公務方面的支出比重過大。我國政府在一般公務方面的財政支出比重高達24.7%，是世界各國當中最高的。每年全國只是花在公務用車上的費用就達3000億元之巨。另外還需要引起人們注意的是，國家在一些屬于“豪華”性的基本建設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公共投入。例如，近年來國家花費了12000億元左右的資金建成了30000公里左右的高速公路，準備投入2800億元打造新北京、新奧運，各地擬斥資2000億元建設城市地鐵，上海準備投入4000億元以上的資金迎接世博會，等等。我們并不是說這些項目都不重要，而是說這些項目的重要性遠遠比不上類似于扶貧解困、社會保障、義務教育以及公共衛生等那些直接關系到基本民生的頭等大事。
上面所談論的社會結構層面上的幾個重要問題如果得不到根本性的解決的話，那么，中國的發展前景將是很不樂觀的。至于對策，限于時間，以后有機會再談。謝謝！
（責任編輯: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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