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族主義，還是全球化新背景下的合理國家利益？
楊 帆
每年一度美國國會開會，總要對中國進行一次口誅筆伐，這次除去貿易，匯率，知識產權，人權等老生常談，又有批判者在“中國崛起即威脅”話語下把問題意識形態化，冠之以“經濟民族主義”。 對此中國學者有必要提出獨立的意見。
經濟自由主義還是經濟民族主義：
中國不能盲從美國話語霸權
在經濟理論上，一直有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爭，經濟自由主義的正確含義，是利用現實存在的靜態比較利益，進行國際分工與貿易，使民族經濟逐步全球化； 而經濟民族主義的正確含義，是在全球化過程中維護國家利益，創造動態比較利益加速技術升級。消極的經濟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對強者是同義語，都意味著弱肉強食與霸權；對落后國家來說，消極的經濟自由主義即喪失經濟主權，消極的經濟民族主義即閉關鎖國。積極的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相結合，共同構成全球化的主流話語，同時承認正當的國家民族利益。經濟自由主義之所以成為主流話語，并不因為它在價值上高于民族主義，而在于它在實際上對強者有利， 成為發達大國特別是世界領導者所推行的國際政策。這有積極推動全球化的一面，也有謀求發達國家私利益和霸權的一面。 發展中國家需要以經濟民族主義維護自己基本利益，隨著經濟發達逐步走向自由主義與全球化。
那些不懂歷史，脫離國情，把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抽象化，絕對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的夸夸其談，多年來不絕于耳。 首先要明確歷史：在斯密和李嘉圖論證自由貿易合理性以前很久，中國就一直是世界自由貿易的中心，當時歐美近代國家還沒有形成，有什么資格來教訓我們？
明清以來中國實行鎖國政策，是以國家控制，并未斷絕海外貿易。在西方炮艦下被迫實行自由貿易，關稅水平是 5%，相當于目前發達國家水平。100年來，這樣的自由貿易導致中國近代工業衰敗，主要原因不是產權不清，而是戰爭不勝。恰恰相反，近代以來所謂的西方大國崛起，無論那些自由主義者怎樣鼓吹自由貿易和商人執政的作用，也掩蓋不了他們崛起的前提是炮艦政策和國家保護。英國以25萬軍隊控制世界，根本就是依靠海軍； 德國歷史學派堅決反對自由貿易，主張國家保護；日本依靠戰爭賠款建立現代銀行制度；而美國則長期征收 40 % 以上的關稅， 直到 1946年獨占世界工業生產 40%，黃金儲備70%，才轉為自由貿易。 以后推行科技，貿易與金融的自由化，與美國國家利益完全一致。即使如此，也不妨礙他們隨意使用保護主義。美國國內法高于國際條約，國內利益集團通過國會立法尋求特殊保護從未中斷過。 美國直接以國家力量扶植戰略產業，維持金融霸權和爭奪國際市場的努力從未弱化過。 格林斯潘1987年救市，2001年9。11 以后補貼波音，長期補貼農業，都是明證。 他們的國家力量還直接介入大企業的改組和兼并，波音兼并麥道，歐洲聯合生產空中客車，為維持國際競爭的壟斷局面，早已突破國內反壟斷法。美國以自由貿易為基本理念， 主要是針對別人的，處于弱勢的發展中國家，不可能盲目服從。
中國作為有輝煌歷史與文化的發展中人口大國，其現代化歷程與歐美既一致又不一致。共同的規律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和信息社會過渡，需要工業化原始積累。 所不同的是我們戰敗被掠奪，戰勝者給我們安排的是一條做附庸的假現代化道路，這條路拉美和南亞走了，中國人沒有走，而是另辟溪徑，依靠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實現原始積累，對抗西方侵略，在一定階段實行嚴格的保護主義，這不是反工業化，而是加速發展工業化。 現代化不是全盤西化，西方殖民主義侵略更不代表現代化唯一途徑。 就實現工業化原始積累的共同歷史任務而言，中國在計劃經濟30年內把工農業比重從1：9提高到 5：5，積累率保持30% 以上，總產值提高20 倍，人均產值從50美圓提高到 300美圓， 人均壽命從36歲提高到 70歲，可以自豪地說，我們速度最快，效益最高，依靠本國人民內部積累，沒有對外掠奪，沒有殘殺上億印第安人，沒有販賣幾千萬非洲黑人，也沒有造成瓜分世界市場的戰爭，這在歷史與道德的評判上都遠遠勝于西方。近代史上孫中山提出民族主義，毛澤東堅持社會主義愛國主義，內涵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加速現代化，而不具備拒絕現代化或者侵略威脅他國的含義。
工業化原始積累任務一完成，中國就主動地打開了國門，30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擴大 20倍，進出口擴大了近百倍，這與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利益基本一致，是共贏的。我們首先解決的是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生存，發展和環境問題，中國傳統文化是天下主義的和平中庸文化，中國的政治制度必定進一步改革與完善，中國并不存在“新經濟民族主義”，被美國某些人所擔心的，只不過是中國人重新煥發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是中國獨立發展自己的科學技術體系，是中國正當維護和表達獨立的國家利益。 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矛盾，類似于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摩擦和地緣政治關系。美國霸權主義者不能適應新的格局，不愿承認中國崛起，刻意把這種矛盾意識形態化，把中國崛起描述為對世界的威脅，是對中國形象的歪曲，對中國利益的漠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歧視，中國人民不能接受，他們應該認真調整自己的心理狀態。
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國關系：
調整中美之間的經濟不平衡
作為當今世界霸權國和正在興起的大國，中美的政治合作開始于1971年，而經濟合作則由于其互補性，在30年來取得巨大發展，不僅雙邊獲利， 且為全球和亞洲和帶來繁榮穩定。 最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美國投機資本是罪魁禍首，亞洲貨幣紛紛貶值，香港股市瀕臨崩潰。 人均收入超過 10000 美圓的日本，把日圓從1：110 貶到了 148， 而人均收入不到 1000 美圓的中國，卻堅挺人民幣不貶值，支持香港政府托市，維持港幣聯系匯率，最終克服了金融危機的蔓延，中國早已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經濟實力不足時，就承擔了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都不能承擔的責任，為此付出數年經濟蕭條的代價。 中國從來就不是那種惟利是圖的民族，不會對鄰居趁火打劫，何需美國日本教訓？
目前中美兩國經濟不均衡是正常現象，市場經濟均衡論只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正確的理解應該是雙方努力，使經濟關系從不均衡向均衡靠攏。
關于人民幣升值。這不是日本和美國的發現，我在1994年就提出人民幣進入歷史性升值期，根據是實際匯率已升值，名義匯率長期低估，必定是長期貿易順差，產生人民幣升值預期，國際游資大量進入，進而造成巨額國際收支雙順差，促使中國外匯儲備猛增，存放國外或者購買美國國庫券，收益很低，還要承受美圓貶值的損失。同時國內基礎貨幣發行控制不住，出現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股市房地產泡沫的危險，這對中國不利。因此把人民幣升值，減少國際收支順差，防止國際投機資本興風作浪，保持國內金融穩定，根本不是美國壓力的結果，而是中國自覺主動的政策選擇。
我要提醒美國人：人民幣適當升值可能減少中國的出口數量，但不會減少出口金額，不會減少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需要擴大進口，人民幣升值可以提高出口價格，降低進口價格，改善中國的貿易條件，增加中國經濟福利，這是對中國有利的，我們早已認識到了。 美國某些人不懂經濟，自高自大，對他人橫加指責，刺激中國民族情緒，反而延誤兩國經濟關系的調整。
關于中國對美長期巨額貿易順差， 的確有人民幣低估和中國“獎勵出口，限制進口”的政策因素，中國正在糾正，把出口主導型經濟轉向內需主導。中國進口增長速度將超過出口，包括擴大從美國的進口，美國應該放寬對中國高技術出口的限制，這才是減少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的途徑。
渲染和夸大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沒有道理，這是市場競爭和自由貿易的結果。 發達國家工資太高，又禁止移民，他們的自由貿易并不包括勞動力自由流動這一條。中國勞動力的優勢只能夠異化成為資本流動表現出來，是美國的政策把人權變成了資本權。
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實現結構大轉移，把組裝，加工，后來是制造和部分研究開發轉移到中國，利用數千萬農村過剩勞動力，利用中國長期培養起來的優秀且廉價的科技力量，把他們的工資成本降低了50----80%，然后把產品低價返銷本國，這在本質上不是國際貿易，而是國際直接投資。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沒有擴大，而是地區結構的轉移。中國兩岸三地產品在美國市場的總份額，一直保持在20% 左右，港臺企業搬到珠江三角洲，港臺對美的貿易順差就變成中國大陸對美順差。
30年以來發生的這場世界產業大轉移，中國增加了數千萬人的就業，獲得了貿易順差和外匯，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和投資者也獲得了巨額好處。這樣符合自由貿易的多贏局面，為什么美國有人年年攻擊？ 是那些在自由貿易中受損的特殊利益集團，他們的攻擊有損于中美兩國的總體利益，也違反了美國自身的自由貿易理念。
“得了便宜還賣乖”， 甚至嘲笑中國人愚笨，攻擊中國有民族主義，實在惡劣，因此有必要和他們算一算帳，外國資本在中國獲得了多大利益？ 外資享受的所得稅優惠剛被取消，實際這是最小的一項優惠，還有增殖稅，中國允許外資高報成本，降低增殖部分，同樣的稅率比國內企業少納許多，還有五花八門的地方性優惠措施。許多外資企業大面積在保稅區開發區圈地，遠遠超過需要，美其名曰人道主義綠化，實為囤積土地，以獲得土地增殖收入。更不合理的是，許多加工貿易屬于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外資并沒有承擔這部分環境成本，這是中國必須要禁止的。如果把環保的外部成本內部化，出口產品成本和價格提高 30% ，還會有什么反傾銷嗎？
前些年經常聽到外國人對中國高關稅的批評，也是無稽之談。 開放前期中國名義關稅 36%，但實際征收的關稅不超過20% ，這是由于特區和開發區，高科技園區，對外資企業使用的設備原材料和小汽車，對特區建設使用的鋼材汽車木材和裝修材料等免稅進口，實際由于審批的失控，免稅進口的商品超過數倍，所以關稅收不上來。國家采購優先購買國貨，這是國際慣例，只有中國政府的財政開支，國有企事業單位的開支優先進口，這又拉動了多少國家的需求？
加入WTO以后，中國地方政府出現了盲目招商引資的高潮，甚至把指標分配給每一個干部，為引進外資不惜代價，在許多方面突破了 WTO的規定，比如全面控制中國的零售商業，收購著名品牌，爭搶尖端科技人才，有的強迫他們改行，完全是惡意競爭。
大型國際跨國公司系列收購中國支柱產業的骨干企業，已影響中國產業安全。 10年前波音兼并麥道，取消與中國合作生產大型民航飛機，把中國航空工業推遲20年，背后有美國國家戰略的影子，他們一貫封鎖對中國的高技術出口，打擊封殺中國的自主創新和技術標準。 2006年出現徐工等收購制造業骨干企業的事件，金融公司低價收購國有資產，然后在國際市場高價出售；美國禁止中國銀行開設分行，但發達國家的銀行可以在中國開展各種業務，他們同時還以“戰略投資者”的身份，輕易獲得中國競爭對手20% 的股份。現在他們看到中國股市好了，又迫不及待地想要提前高價賣出。 美國政府甚至直接出面，為維護美國廠家的利益，迫使中國推遲使用國內技術標準。 50個最大的跨國公司在2005年聯名上書政府，要求延長在華優惠。這都是完全違反自由貿易和WTO原則的。他們把中國當作了什么？ 當年的殖民地嗎？ 這樣的種種作為，如果真的激起中國的民族情緒，責任絕對不在中國。
中國對外商讓利的政策已實行20多年。中國對外開放有長遠考慮，是為了以開放促改革，促進國內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力量的多元化，乃至政治的民主化，對于經濟利益甚至引進技術還在其次，中國一直放手讓外國資本賺錢，他們已經而且繼續會賺許多錢，否則就不會蜂涌而入。但中國國家利益和安全必須要維護，民族企業和國家戰略產業必須自主創新和發展。 國際上那些刻意打壓中國的勢力也不要太猖狂了，那些策劃誤導中國理論政策的勢力也不要自視太高了，跨國公司那些尋租勢力也不要太無恥了。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一個鐵定的事實，沒有任何勢力和霸權可以打斷和阻止，他們要做的，是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承認一個悠久歷史的文明大國的重新崛起，承認中國崛起以后新的世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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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民族主義,帽子扣給誰
楊 帆
（《環球時報》原文）
最近，中美經貿摩擦不斷。一方面，一些西方學者在“中國崛起與威脅”話語下，給中國扣上了“經濟民族主義”的帽子，質疑中國的開放政策。另一方面，中國的出口商品卻屢屢在海外遭遇一些國家實施的懲罰性措施。到底誰是“經濟民族主義”？這個問題值得深入分析。
自由主義，弱勢國家不能盲從
經濟自由主義之所以成為全球化的主流，并不是因為它在價值上高于民族主義，而在于它有代表強者利益的基本傾向，因此成為發達大國特別是世界領導者所推行的國際政策。這有積極推動全球化的一面，也有謀求自己國家利益和霸權的一面。作為弱者發展中國家更需要在發展中注意維護自己的基本利益，隨著經濟的發達，逐步走向經濟自由主義。
那些不懂歷史，脫離國情，把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抽象化，絕對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的夸夸其談，中國人聽得多了。我們首先要告訴他們一個歷史事實：在李嘉圖以相對比較利益理論論證自由貿易的合理性以前很久，中國就一直是世界自由貿易的中心，當時歐美近代國家還沒有形成，有什么資格來教訓我們？
明清以來中國以國家控制對外貿易，但在西方炮艦下被迫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當時的5%的關稅大概相當于WTO現在規定的發達國家關稅水平。可以說，中國早在150年前就是一個自由貿易國家，正是這樣的自由貿易導致了中國的衰敗。恰恰相反，英、法、德、日、美在趕超初期無不以國家力量保護民族工業。英國的崛起根本是依靠海軍，并限制絲綢進口以保護國內紡織業。德國歷史學派堅決反對自由貿易政策，主張國家保護；日本依靠戰爭賠款建立了現代銀行制度；而美國則長期征收40%以上的關稅。直到1946年以后，獨占世界工業生產40%和黃金儲備的70%，才轉為自由貿易政策，積極推行科技、貿易與金融的自由化，這與美國的國家利益是一致的。即便如此，也不妨礙他們在需要的時候，不時地揮一揮保護主義的大棒。
美國國內法高于國際條約，國內利益集團通過國會立法尋求特殊保護從未中斷過。美國直接以國家力量扶植戰略產業，維持金融霸權和爭奪國際市場的努力越來越強化，而從未弱化。格林斯潘1987年救市，美國政府補貼波音公司，以及對農業的長期補貼，都是明證。為維持國際競爭的壟斷局面，美國政府推動波音兼并麥道與歐洲五國聯合生產空中客車競爭，早已突破了國內反壟斷法。美國以自由貿易為基本理念，有推動全球化的積極一面，也有謀求本國利益特別是壟斷財團利益的消極一面。處于弱勢的發展中國家，不可能盲目服從。
既要維護基本利益，又要打開國門
中國作為有輝煌歷史與文化的發展中人口大國，其現代化歷程與歐美既一致又不一致。共同的規律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和信息社會過渡，需要工業化原始積累。所不同的是我們屬于被掠奪的國家，那些戰勝者給我們安排的是一條西方推崇的假現代化道路，拉丁美洲和南亞國家走了，但中國人沒有走。我們另辟蹊徑，依靠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實現原始積累，這是對抗西方侵略的，但不是反現代化的。西方不等于現代化，西方殖民主義侵略更不等于現代化。
就實現工業化原始積累的共同歷史任務而言，在30年內把工農業比重從1：9提高到5：5，積累率保持30%以上，總產值提高20倍，人均壽命從36歲提高到70歲。中國可以自豪地說，我們速度最快，效益最高，依靠本國人民內部積累，沒有對外掠奪，沒有殘殺上億印第安人，沒有販賣幾千萬非洲黑人，也沒有造成瓜分世界市場的戰爭，這在歷史與道德的評判上都勝于西方。近代史上孫中山提出民族主義，毛澤東堅持社會主義愛國主義，內涵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不具備侵略或威脅他國的含義。
中國傳統文化是天下主義的和平中庸文化，我們首先解決的是世界１／４人口的生存、發展和環境問題，工業化原始積累任務一完成，中國就主動地打開了國門。改革開放實施３０年以來，可以說，中國現在的開放程度并不比許多率先加入世界貿易體系的發達國家差。現在，中國經濟發展與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利益基本一致，是共贏的。
中國并不存在“新經濟民族主義”，被美國某些人所擔心的，只不過是中國人重新煥發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改變了世界格局，是中國獨立發展自己的科學技術體系，正當維護和表達獨立的國家利益。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矛盾，類似于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摩擦和地緣政治關系。美國霸權主義者不能適應新的格局，不愿承認中國崛起，刻意把這種矛盾意識形態化，這是中國人民不能接受的。
外資在華獲利巨大
很多人稱中國正在實行“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其依據就是中國的貿易順差，以及不久前外資企業在華享受的所得稅優惠被取消。對于前者，有必要指出，中國對美國貿易長期存在的貿易逆差，有人民幣低估和中國“獎勵出口，限制進口”的政策因素，但更是自由貿易的結果。現在，中國正在糾正“出口導向戰略”，轉向內需主導，進口將逐漸擴大，包括擴大從美國的進口，而美國則應該改變“封鎖政策”，放寬對中國的出口限制，特別是高技術出口的限制，避免消極的“經濟民族主義”的抬頭，這才是糾正貿易不平衡的正確途徑。
至于外資企業在華享受的優惠政策，必須看到的是，外國資本在中國獲得的利益是巨大的。其最大收益在于廉價租用中國的土地，近年來土地價格猛增，他們獲得了絕大部分土地的增值收入。更加不合理的是，許多加工貿易屬于高耗能高污染產品，他們并沒有承擔這部分環境成本。這些廉價產品還讓中國承受了發達國家發起的反傾銷制裁的損失。在指責中國政府支持國內企業的時候，美國政府卻直接出面，為維護美國廠家的利益，迫使中國推遲使用國內技術標準。2005年，54家在華跨國公司還聯名上書要求延長在華優惠。這其實都是完全違反自由貿易和WTO原則的。究竟誰是經濟民族主義，難道還不清楚嗎？
正像筆者以前撰文寫到的，如今中國引進外資的前提已經發生根本變化。中國對外商讓利的政策已實行20多年，這２０多年里，中國一直放手讓外國資本賺錢，他們已經而且會繼續賺許多錢，否則就不會蜂擁而入。但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安全必須要維護，民族企業和國家戰略產業必須堅持自主創新和發展的道路。▲（作者是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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