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亂：“打左燈向右轉”，流氓“精英”流氓手腕
魯迅說：“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并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
“主流精英”們在這點上倒是老實得可愛，直言不諱要口是心非，直言不諱要兩面三刀，直言不諱要當流氓。茅于軾專門“介紹經驗”，如何用“鬼畫符”蒙混過關：“因為當時搞傳統經濟學的學者多半不懂數學，一看數學符號就頭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數學的文章容易通過檢查，從網眼里漏出來。”賀衛方“諄諄教導”說：“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張維迎就更肆無忌憚了：“改革過程中很多話是不能說透的”、“許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說”、“打左燈向右轉”。
“能做不能說”、“打左燈向右轉”──這些不打自招一語道破了“主流精英”們本性，給出了一面“照妖鏡”：對“主流精英”，不能看他們“說了什么”，而要看他們“做了什么”，特別還要再加上一條：看他們“從來不說什么”。
“主流精英”們“從來不說”什么呢？
──他們“從來不說”老百姓的生存權。
──他們“從來不說”國家的經濟安全。（張維迎：“在全球化條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我覺得沒有經濟安全問題。”）
──他們“從來不說”毛澤東的歷史功勛，“從來不說”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從來不說”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從來不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
這一點也不奇怪。對一個國家的創始人恨之入骨的人，能喜歡他創建的這個國家嗎？喜歡一個國家的人，能對這個國家的創始人人咬牙切齒嗎？仇恨這個國家的人，能為這個國家的利益著想嗎？不為這個國家利益著想、念念不忘毀滅這個國家的人，可信嗎？可靠嗎？可用嗎？
事例一：從“民主”問題看“主流精英”們如何“打左燈向右轉”。
“主流精英”們最喜歡的口號一是“民主”二是“學術”，聽起來似乎沁人心脾。但實際上呢？在“主流精英”手里，“學術”早就成了“權術”，成了他們專門整人的工具。改革既然涉及了整個社會，涉及了全體中國人的命運，那就屬于政治，屬于全體中國人的事。而“主流精英”們硬說改革是“學術問題”，是只有他們這些“主流精英”才有資格過問的問題。就這一下子，不僅把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發言權給槍斃了，而且剝奪了他們的一切政治權力，把他們變成了任“精英”宰割的魚肉，而且連爭辯的機會都沒有。輕輕松松一句“學術問題”，就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政治迫害，就實現了前所未有“精英專制”。明明是極端的“精英”獨裁，還要號稱“民主”──“打左燈向右轉”。
“民主”與“學術”都是“主流精英”的權術工具。“民主”是他們奪權的工具；“學術”是他們獨裁的工具。權力沒到手時必定講“民主”，權力到手后必定講“學術”。只要一看“主流精英”們吆喝什么就知道他們葫蘆里賣的什么藥：吆喝“民主”，那就是權還沒到手，正急著奪權；鼓吹“學術”，那就是權力到手了，正急著獨裁。
明白了這點，就不難理解“主流精英”們的種種作為了：平時口口聲聲喊“民主”，一碰上具體問題，“民主”就變成了“不爭論”、“你不懂。等你學會了再來說”、“我不跟無恥的人辯論”、“不許上訪”、“不許告狀”、“不許惡意討薪”、“不許以自殺要挾”……一邊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一邊大罵“民粹主義”──“精英”作主是“民主”，老百姓作主是“民粹”。民主可以，但只限于“精英”。名為“民主”，實為“主民”。“主流精英”把持了“話語權”的地方，任何不同意見發表得了嗎？半點不同意見也容不得。──“主流精英”們的“民主”如同那個怕老婆的笑話中的潑婦：意見一致時聽別人的，意見不一致時聽自己的。
“主流精英”們開口閉口毛澤東時代“不民主”。但就是那個“不民主”的時代，司空見慣的普遍實踐是“發動群眾”、“放下包袱、開動機器”、“群策群力”、“發揚軍事民主”、“發揚民主”、開“諸葛亮會”……而如今大講“民主”的“主流精英”們當道的地方，這一切還有絲毫蹤影嗎？
最愛喊民主，最不民主──“打左燈向右轉”。
事例二：從改革指導思想上看“精英”們如何“打左燈向右轉”：
──“打左燈”：“用鄧小平理論指導改革”：
“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64頁
──“向右轉”：
厲以寧：“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嗎？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將基尼系數農村城市分開計算，這樣中國貧富分化就不嚴重了”。
蕭灼基：“我國雖然基尼系數已超過國際警戒線，但發生社會動蕩的可能性甚微。”
茅于軾：“收入差距擴大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張維迎：“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
林毅夫：“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窮人太窮。”
……事例三：其他“打左燈向右轉”的典型例子：
──口口聲聲講人權，急急忙忙鬧物權：講人權卻不講老百姓的生存權。講人權卻公然主張把老百姓的生存權當成“改革代價”。講人權卻“見物不見人”，不急著為保護多數人的生存權立法，卻急著為保護少數人的物權立法。人代會還沒開，就宣布要“確保通過《物權法》”。還沒付諸表決，結果就已經出來了。三月份開會，一月底了還不公布修改后的《物權法》新草案，明擺著在耍弄權術，不讓公眾有時間發現問題，不讓與會代表有機會熟悉了解，以便強行通過《物權法》。
──又要“程序正義”，又要“寬容不規范”：遵守“程序正義”是照章辦事，“寬容不規范”是不按章程辦事。又要“程序正義”，又要“寬容不規范”，不是自相矛盾又是什么？
──指鹿為馬，賊喊捉賊，把制造看不見的動亂說成“改革”，把抵制這種動亂說成“破壞安定團結”。
──“人代會”變“官代會”，“共產黨”變“物權黨”。
……“主流精英”們的目標見不得人，理論不成體系，哲學庸俗膚淺，辦事不擇手段，手法卑鄙無恥，說話語無倫次。讓這樣一伙學術流氓、權術“精英”、政治騙子把持改革決策權，社會豈有不亂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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