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看得見的動亂”來自“看不見的動亂”
剝奪老百姓的生存權必將導致社會動亂。這種動亂是有形的動亂，看得見的動亂，“硬件”式動亂。在這種動亂背后起決定作用的是無形的動亂，看不見的動亂，“軟件”式動亂，即意識形態、政治目標、政治決策層面的“隱形動亂”。奪老百姓的生存權的情況為什么會大規模發生？為什么能成氣候？為什么能變成決策？全是這看不見的“軟動亂”制造出來的。沒有這“看不見的動亂”，大規模剝奪老百姓生存權這種事根本就不可思議、不可接受、不可能發生，更不可能持續。經濟上“看不見的手”操縱看得見的經濟活動；社會上“看不見的動亂”在制造看得見的動亂。真正的大規模社會動亂不是煽動出來的，而是制造出來的。沒有“看不見的動亂”，就沒有“看得見的動亂”。要消滅“看得見的動亂”，就必須先消滅“看不見的動亂”。“欲破山中賊，先破心中賊”，“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對制造“看得見的動亂”貢獻最大的“看不見的動亂”主要有哪些？
第一亂：根本目標大篡改，犧牲人民生存權
改革不是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權加富裕才是目的。改革是手段。手段只能服從目的而不能妨害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權高于一切。任何政府的任何舉措都不能違背這個根本宗旨，改革也不例外。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后達到共同富裕”是個“先富還是后富”的問題，是“大富還是小康”的問題，還不違背改革的根本宗旨。但“主流經濟學家”們卻篡改了“改革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這個最要害的本質，把改革說成了目的，鼓吹“改革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為改革而改革”、“一切為了改革”、“為改革而犧牲一切”。結果：“改革代價論”，以“改革”的名義犧牲老百姓的生存權。
厲以寧說：“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
讓少數人為多數人犧牲是正義。讓多數人為少數人犧牲是卑鄙。犧牲多數人的生存權讓少數人發橫財則是罪大惡極。厲以寧的這番“高論”，西方的政客說不出來，中國歷代的“明君”說不出來，任何稍有良知的學者更是想都想不出來。而號稱“代表人民”、“代表先進文明”、“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主流經濟學家”厲以寧們毫無顧忌就說出來了，赤裸裸連褲子都不稀罕穿。如此明目張膽，如此厚顏無恥，其卑劣之無與倫比完全有資格列入“吉尼斯世界大全”，作為最不要臉的“精英警句”載入史冊。
再看“主流精英”們蔑視老百姓的生存權的另一個例子：張維迎說改革以來干部的地位下降最大，因為過去只有干部才有電話，才可以坐軟臥，而現在他們在這些方面不再能唯我獨尊了，所以委屈大大的，比工人農民的地位下降程度更大。顯然在他看來，下崗工人和失地農民的生存權的重要性還不如干部的電話和軟臥待遇。可見老百姓的生存權在“主流精英”心目中究竟值幾文。
厲以寧張維迎們就這樣徹底顛倒了“老百姓的生存權加富裕”同“改革”這個“目標與手段”的根本主從關系，徹底歪曲了改革的根本目標，徹底顛倒了是非曲直的根本標準，徹底篡改了改革的性質，由此把“老百姓的生存權高于一切”變成了“改革高于一切”；把“為老百姓的富裕而改革”變成了“為改革而犧牲老百姓的生存權”；把“富裕不富裕”的問題變成了“生存不生存”的問題；把“改革”變成了“以改革的名義犧牲多數人的生存權讓少數人發橫財”的瘋狂搶劫，把改革變成了他們趁火打劫的的權術工具，隨心所欲揮舞“改革”大棒，“挾改革令天下”，為非作歹，無惡不做。中國社會一切階層都被他們以“改革”的名義玩弄于股掌之上。這是不折不扣最卑鄙的理論教唆犯罪，是中國“看不見的動亂”的罪惡之源。
為了“改革”犧牲一切，犧牲一切只為“改革”──到底誰為誰？
先是下崗工人、失地農民。現在輪到中小學教員和大學畢業生們面對下崗失業、嘗到生存權朝不保夕的滋味。下一步呢？那么多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張維迎的“在中國，教育水平已成為決定家庭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個農村大學生可以使一家人脫貧”的美麗神話如同肥皂泡一樣破滅，靠教育改變命運的美夢破滅，盲目瘋狂不惜工本的大學潮誓必降溫，“擴招”泡沫碎裂，盲目上馬的一大批大學恐怕也要賣不出去了。那時就該輪到若干以“精英”自栩的大學教授們嘗嘗生存權被剝奪的滋味了。按照張維迎的縮權“理論”，政府除了向老百姓要錢什么也不管，政府機構可有可無，那還要那么多公務員干什么？那時是不是該輪到干部們大批“下崗”了？
“犧牲別人的生存權謀私利”是一場危險的游戲。認可了就墮落了，開始了就收不住了：要害不在于具體每次誰當犧牲品，而在于開了這個先例，確立了這個原則：“以‘改革’的名義犧牲一部分人的生存權換取另一部分人的私利”。這就放出了一個自己也控制不了的魔鬼──既然能吃掉別人，也就能吃掉自己；被犧牲掉的人既然能是他，也就能是你。這次是工人，下次是農民，然后呢？還停得住嗎？每次都是“一部分”，加起來就是全體，到頭來遲早自己也會被吞噬。以損人的心理開始，以害己的結果告終。這就是規律。
“精英”們衡量“改革”措施的標準早已不是老百姓的生存權，而是“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沒有超過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本來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全體共同富裕”的“富裕不富裕”的問題，居然變成了“老百姓能承受不能承受”的“壓榨極限”的問題。可見他們關心的不是能給老百姓帶來什么好處，而是還能從老百姓身上再榨出多少油水而不至于激起民變。換句話說，他們的“改革”實際是對老百姓的忍耐極限試驗，對社會的結構強度破壞性試驗，不找出“壓垮駱馱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罷休。如此“改革指導思想”，社會焉得不亂？這不是在教唆用“看不見的動亂”制造“看得見的動亂”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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