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思遠：中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階級基礎

中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階級基礎

楊思遠

中國當前正在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以勞動者為主體的階級矛盾緩和狀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中國社會階級結構、階級矛盾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中國共產黨的重大決策，是新的階級斗爭形式。考察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最新態勢，科學確定中國和諧社會的階級基礎，分析不和諧因素產生的深刻的階級根源，是當前理論界的一項亟迫任務。

“階級矛盾呀、階級斗爭呀，這是文革的語言，怎么能同和諧這個新理念扯到一起？談論斗爭本身就是不和諧！”官僚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如是說。在這些人眼里，矛盾就是矛盾，和諧就是和諧。他們不想懂得也不希望別人懂得：矛盾是無處不在的，和諧恰恰是矛盾的一種狀態，和諧社會恰恰是階級矛盾一種態勢，提出和諧社會建設本身是階級矛盾尖銳化的產物。

一、中國和諧社會建設時期各階級分析

和諧的樂章誰來演奏，不和諧的音符來自何方？這是中國和諧社會建設的首要問題。搞清楚這個問題，離開現實的階級分析，就只能到先秦諸子語錄中尋章摘句，引申和諧、小康與民本。

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當前可區分為城市企業傳統的工人階級與農民工新式工人階級兩部分。傳統工人階級在1949年大革命勝利后，取得了國家和企業主人的地位，是中國無產階級民主力量。在統制經濟體制和行政集權政治體制下，從傳統工人階級內部的干部隊伍中逐步異化出一個官僚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出現，日益取代傳統工人階級國家和企業主人的地位，是造成傳統工人階級大面積下崗失業和勞動雇傭化的主要根源。傳統工人階級近十幾年來是經濟政治權利遭到剝奪最為嚴重的階級。對于構建以勞動階級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事業，傳統工人階級是舉雙手贊成的，當然，他們擁護的和諧社會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即是以勞動者為社會主體的和諧社會，那種以資本和官僚為主體的和諧社會不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為廣大工人階級所極力反對的。傳統工人階級渴望的是和諧勞動關系，而不是雇傭勞動關系。傳統工人階級由于它是中國工業生產力的代表而成為和諧社會建設的領導力量。新式工人階級還擁有農民的身份，農民工集中于中國沿海地區和各大中心城市，除一部分個體勞動者外，他們是完全的雇傭工人，他們受雇于私人資本、國有資本和外國資本。農民工階級是中國工業生產力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主要勞動者，是以廉價勞動力聞名于世的“世界工廠”的職工。如果說中國是世界的“奶牛”，農民工就是養牛人。農民工受國內大小資產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數重剝削，是血汗工廠的奴隸，他們是反抗資本統治的無產階級民主的新生力量，和傳統工人階級一樣，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領導者。

農民階級。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農村實行家庭承包經營，重建了個體小農經濟。中國是個有著小農經濟悠久歷史的國家，嚴格說來，小農不構成一個階級，只是因為其他階級的存在，小農才從外部被作為一個階級來對待。自商鞅變法以降，小農經濟是集權官僚地主階級以及近代官僚資產階級統治的經濟基礎。小農經濟與政治“大一統”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小農經濟在古代是造成發達農業文明的條件，但近代資本主義產生以后，小農經濟成為落后的、保守的、分散的、地方性的經濟勢力，成為資本并吞、破產或被改造的對象。家庭承包以后，個體農民陷于貧困、破產是其必然命運。而歷史上集體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恰恰在向工業生產方式轉變中走到前頭，社隊企業與后來的鄉鎮企業發展迅速，初步完成了從農民向工人的勞動者轉型。面對貧困與破產的命運，個體小農只有離開土地，成為農民工，接受資本剝削。維持現有小農經濟已經與整個工業化歷史趨勢相背馳，這可以從三種工業化模式得到印證：一是農民大批離開農村，進城打工，成為農民工。考慮到農民工主要為私人資本所雇傭，這種模式實際是資本力量對小農經濟改造的途徑。農民外出打工，表明農民并非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只要有了土地就能安于本業，而是對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有著強烈的向往。承包制實行后唯一有利于勞動者發展的是農民獲得了勞動力所有權，這是農民能夠出賣勞動力的前提。農民擁有土地卻不能安于土地，除了對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向往外的內在動力，還有外在工業生產方式對農業生產方式的支配所產生的壓力。個體農民被迫卷入市場，不得不接受工業文明。農民工的出現從肯定意義上是農民向往工業化，從否定意義上是農村內部已經不可能滿足農民對工業化的訴求。如果農村內部就能夠吸納農民從事工業生產，誰會背井離鄉外出打工呢？二是所謂“公司+農戶”模式。這種模式以把農民繼續留在土地上從事農業生產為前提，通過現代公司為小農經濟提供產前產后服務，從而將小農納入現代工業生產范疇。農業生產方式在這里不僅沒有得到改造，相反得到強化；農村工業化并不能因此而有絲毫的進步；小農經濟反而被凝固了。但這種模式暗含了一個合理的命題，就是小農經濟自身不可能實現工業化，也不能獨立面對市場風險，需要現代公司作為緩沖來降低風險。嚴格說來，這種模式不是小農經濟走向工業化的模式，而是小農經濟適應工業化的模式。三是發展集體制鄉鎮企業。作為“離土不離鄉”的工業化模式，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曾受到廣泛贊揚，取得了不可小視的成就，但在90年代末的“企業轉制”中，集體制鄉鎮企業完成了私有化改造，不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私有化后的鄉鎮企業以資本增值為目的，不再把勞動者的發展作為企業經營的動機。這種模式的積極意義在于：承認個體農民不可能獨立走上工業化道路，必得倚賴集體的力量；農村工業化可以在農村內部進行，農民不一定非要離開農村才能實現向工人的轉變；工業化是農民的普遍向往，社會主義制度完全能夠滿足農民的這一需要，集體經濟越強大，鄉鎮企業越發展，個體經濟吸引力越小。這條道路不足之處在于：集體制的權利體系否定農民對自身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集體的集權造成農民積極性下降和集體制的衰敗，為鄉鎮企業私有化預設了前提。上述三種模式的共同點在于：小農經濟無力擔承農村工業化歷史任務。對于滯留于土地上的個體小農來說，只有在有利于他的條件下走合作化道路，才是他可以接受的，而目前的狀況是，農民不是在市場上就是在工廠里接受國際資本和國內資本的盤剝，改造小農經濟已經成為農民求得發展的根本出路。“農業合作化使我們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基礎上，而不是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基礎上，鞏固了同農民的聯盟”（《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98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構建包括農民在內的勞動者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把農民利益與工人階級利益聯合置于各類資本利益之上，這是農民所歡迎的。

城市小資產階級。包括城市從事個體經營活動的工商戶，教員、小職員、小律師、小商人、小知識階層，自由職業者。這個階級人數眾多，大致可分為三個階層，對于和諧社會建設的態度是不同的。經濟條件較好的一部分，認為目前就是最和諧的社會，相對獨立的這個階級從來對社會問題不甚關心，也自知不能主導社會變革，因而取逍遙派的態度，尤其經濟條件富裕的階層更是如此。經濟條件能夠自給的一部分，盡管沒有生活壓力，但他們對于貪污腐敗，對于官僚資本的橫行是要罵人的。他們總覺得自己的所得是辛苦干出來的，而官僚資產階級是不勞而獲的階級，社會不和諧就是源于官僚資產階級。他們有愛國心，總認為通過個人的努力就能夠實現民富國強。小資產階級企望升到私人資產階級的社會地位，這個階級中實現這個愿望可能性越大因而人數較少的階層，不希望構建什么勞動者為主體的和諧社會。而中下層則擁護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因為小資產階級基本上是勞動者。這個階級的下層，往往對官僚資本以及權勢者極為痛恨，因為正是這些碩鼠的貪得無厭才導致他們虧損和難于維持生計，這個階層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力量。

私人資產階級。這是中國改革時期因為國家政策的允許而新產生的一個雇主階級，盡管這是一個剝削階級，但其剝削方式的資本主義性質使得它在一個小農經濟占有絕大地位的國家仍具進步性，在改造小農經濟方面發揮了進步作用。私人資產階級是雇傭勞動關系中的矛盾主要一方，這個階級不可能擁護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和諧勞動關系的建立，他只能接受以資本為主導的社會和諧，也就是和諧地剝削工人特別是農民工的自由，是血汗工廠的剝削者。這個階級自產生之日起一直弱小而在政治上沒有什么作為，并不像學術界一些人說的有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的聳人聽聞的危險。中國的資本主義是空想，現實是初級社會主義，真正危險來自官僚資本主義。私人資產階級的弱小，決定了其棄取主要來自外部力量。無論社會主義勝利，或是官僚資本主義勝利，私人資產階級都將長期存在，只是其作用不完全相同。

官僚資產階級。這是在行政集權政治體制和統制經濟體制卵翼下，各級各類官員依靠侵吞公有資產和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權利貪污腐敗而產生的新的剝削階級。這個階級也通過另一個道路發展起來，即一批暴富起來的階層通過買官而走向利用公共權利謀取利潤的道路。官僚資產階級是導致蘇聯的解體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國文化大革命實際打擊的主要對象。與舊中國官僚資產階級不同的是，今天的官僚資產階級依附的不是集權官僚制度和官僚資本主義制度，而是附麗于人民民主制度。由于人民民主制度的初級性質，造成民主缺乏，不能有效遏止公共權利的腐敗，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產生了官僚資本和官僚資產階級。另一個不同之處在于，舊中國官僚資本靠吞沒私有財產和敵偽財產而發達起來，今天的官僚資本靠侵吞公有財產主要是國有企業財產以及搜刮民脂民膏而發達起來。需要指出的是，官員不等于官僚資產階級。作為人民公仆的國家官員是勞動階級一部分，他們當中相當一部分具有革命精神的人以自己對人民利益的忠誠和行為，大大遲滯了整個行政集權體制的官僚化速度，為批判鍛造武器和以武器批判行政集權官僚體制贏得了時間；只有那些利用公共權利謀取私利且將個人非法所得轉變為資本的人，才作為官僚資產者從勞動階級中異化出去。官僚資產階級正在日益形成，是依靠侵吞公有財產和勞動人民血汗而滋長起來的中國最反動最落后最丑惡的階級，其政治理想是顛覆人民政權，建立官僚資本一統天下的官僚共和國，而不是什么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個階級以公共權利作為資本增值的手段與方式，形成官僚資本壟斷的諸多行業，通過技術進步和創新來獲得超額利潤與之無涉，這個階級只是倚賴既有財富的分配，而不是參與新財富創造的腐朽的階級。在外部，官僚階級投靠國際壟斷財團，極具買辦性，是中國外交頻頻遭受屈辱的根源，是臺獨猖獗的大陸禍根。社會主義社會最大的不和諧聲音發源于官僚資產階級，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任務之一是鏟除官僚資產階級及其孳生的社會條件。

綜上所述，工人階級是中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領導階級，農民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人數最多的依靠力量，小資產階級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力量，私人資產階級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加以利用的力量，官僚資產階級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鏟除的主要障礙，是當前各種社會不和諧因素產生的總根源。

二、和諧社會建設是階級矛盾尖銳化的產物

當代中國有一種很奇特的現象，當人人高喊階級斗爭口號時，階級矛盾其實并不尖銳，當人們對階級斗爭三緘其口諱莫如深時，激烈的階級斗爭反而以公開的形式得到表達。

和諧社會在不同階級的眼中具有不同的規定，其根本區別在于和諧社會的主體不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工農知識分子等勞動階級為主體，在現階段還要以小資產階級和私人資產階級為社會基礎。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就是解決中國社會矛盾的過程。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勞動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的矛盾，矛盾主要方面是勞動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在迅速增長，但尚未像蘇聯解體時那樣占據社會主體地位；勞動階級雖仍居社會主體地位，但其勢力遭到極大削弱。工人的大面積下崗，農民的大面積貧困，畢業學生的大面積失業，作為其對立面的干部隊伍的大面積腐敗，是中國社會矛盾演化的最新態勢。腐敗從否定意義上是干部從社會公仆異化為社會主人，從肯定意義上是官僚資本的勢力增長。當前，中國社會的真正危險是官僚資本日益猖獗而得不到有效抑制，更談不上根本克服。一旦官僚資本得勢，“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歷史演化的結果。新中國成立以來，勞動階級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體，體現為國家的人民共和國性質。社會主要矛盾的演化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1949——1957、1957——1978、1978——2006、2006年以后。第一階段是勞動階級贏得大革命勝利，翻身做了國家主人，這時社會矛盾的類型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50年代中國社會矛盾的空前緩和，舊的剝削階級歸于消滅，新的剝削階級尚未產生，勞動者階級社會主體地位的空前提高形成了社會主義中國第一個社會和諧時期。但是，統制經濟體制和行政集權政治體制使得公有制經濟和民主制政治帶有嚴重缺陷，這種缺陷在于初級公有制和民主制褫奪了勞動者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沒有真正落實勞動者的民主權。在經濟上，由于否定“重建個人所有制”，將公有制之“有”理解為所有，而不是“公共占有”，從而在經濟制度和體制上將行使公共占有權的國家機構作為實際所有者，為官僚資本的產生準備了溫床；在政治上將人民民主與行政集權對立起來，在把民主、自由等同于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前提下，否定了人民民主、人民自由，為掌握行政集權的國家干部官僚化準備了土壤。當毛澤東認識到公仆正在變成主人時，中國社會的緊張時期到來了，第一個社會和諧時期結束。

第二個階段是勞動階級向新生的“官僚主義者階級”（毛澤東語）展開積極進攻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官僚主義者已經開始滋生，主要集中在共產黨黨內，但并未在社會上形成氣候，更沒有形成官僚資本，還不能對初級公有制構成真正的威脅。毛澤東以他的辯證思維在官僚資本產生初期就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當他重新將社會主要矛盾從八大的表述改為階級斗爭時，并不像時下一些人說的那樣，是毛澤東對階級斗爭的形勢進行了錯誤的估計，毋寧說他在新的階級矛盾剛剛萌芽時即敏銳地捕捉到了。盡管他采取的斗爭方式在今天來說有許多缺漏，但必須肯定的是他在主要社會矛盾的認識上接近正確：他把新生的剝削階級稱為“官僚主義者階級”，認為他們是階級異己分子；他認為官僚主義者階級同廣大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的矛盾是主要的社會矛盾；這些階級異己分子已經在各條戰線上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只有奪取政權的革命行動才能永葆黨不變修、國不變色，他是第一個準確遇見到后來發生“顏色革命”的人。晚年毛澤東的意義在于，他將自己納入到未來中國社會核心矛盾演變的中心，在這個核心矛盾未獲解決之前，毛澤東是無盡的話題。由于認識到階級斗爭集中在黨內，他發動黨外人士來監督黨；由于認識到干部隊伍官僚主義化，他發動群眾運動采取大民主方式來抑制這一危險趨勢。反右、四清、社教、文革，沒有一事不是針對行政集權體制的，身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席，他居然要“踢開黨委鬧革命”，“一月風暴”打倒的居然是上海市委，主要造反派頭頭居然得到他的重用。可見，在整個第二階段，勞動階級在人民領袖的帶領下同剛剛產生的官僚階級的斗爭表現為勞動階級的主動進攻。但是，由于在理論上沒有明確官僚資產階級這一特殊概念，而以“走資派”代之，批判資本主義雖然使得后來中國政壇上的一切人物不敢公然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主張，但卻使官僚資本主義再次躲過了批判的鋒芒；在實踐上，群眾運動始終停留在街頭政治水平，缺乏堅強的組織領導和統一行動，逐步演化成爭名奪利的派斗，也未能將運動成果及時制度化、法制化。結果，隨著群眾運動熱情消逝，中國主要社會矛盾并未解決。

第三階段是勞動階級經濟政治權利開始被官僚資產階級逐步剝奪的時期，但總體來看，勞動階級的社會主體地位在形式上依然保留著。新生的官僚階級在躲過文革劫難之后，徹底否定文革的革命意義，一貫主張“一分為二”對待事物的態度被拋到爪哇國去了。在實踐中，以市場化為表，以官僚資本化為里。通過砸“三鐵”、“優化勞動組合”、“勞動合同制”將工人終身就業權褫奪了。所謂“鐵飯碗養懶漢”是對中國工人階級的公然污蔑，是官僚資產階級的打砸搶的第一個行動。住宅商品化否定的是福利分房，而通過炒作房價，官僚資產階級將所有居民轉變成房奴，這是官僚資產階級打砸搶的第二個行動。通過醫療制度改革，患者在遭到疾病折磨的同時，又遭受官僚資本這個社會毒瘤的侵害，這是官僚資產階級的打砸搶的第三個行動。通過教育制度改革，官僚資產階級又將黑手伸向天真爛漫的孩子和求知若渴的青年，這是第四個打砸搶行為。在農村，官僚資產階級通過廢除農村集體制，重建了小農經濟以為自身存在的重要基礎，而陷農民于永遠的貧困。勞動階級失去的都是官僚資產階級所得到的。官僚資產階級在流通領域獲得“第一桶金”；利用特權走私，逃避關稅，牟得暴利；操縱銀行貸款，謀取“回扣”或“拿干股”；控制股市期貨，制造黑幕“圈錢”；通過國有企業承包制、股份制改造大肆侵吞國有財產；通過入股暴利行業，官煤勾結、官房勾結、官商勾結等，不僅圖財，而且害命；除此以外，古來已有的利用職權貪污受賄可謂無處不在，“有官不正無官正”。官僚資產階級打砸搶形成了一個系統工程。

如果說在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斗爭的第二階段是以正壓邪，勞動階級處于主動進攻地位，是民攻官守階段，那么，當這場進攻失敗后，第三階段開始了官僚資產階級的反攻倒算，是官攻民守階段。除了50年代社會主義和諧時期，新中國的歷史是一部打砸搶的歷史。先是勞動階級打砸搶官僚主義者階級，后是官僚資產階級打砸搶勞動階級，中國社會兩度陷入不和諧境地。伴隨勞動階級經濟、政治權利的被剝奪，人民共和國面臨著“顏色革命”的威脅。

第四個階段是勞動者認清官僚資產階級本質并組織起力量，構建以勞動者為主體的社會和諧時期。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性質的改革，在初期贏得了勞動群眾的支持，出臺了一些符合勞動階級利益的改革措施，但隨著官僚資產階級滋長及其打砸搶行動，居者喪其屋、工人喪其崗、患者喪其醫、老者喪其養，改革的性質開始朝著有利于官僚資本主義方向轉變。在行政集權體制下，領導人的觀念和意識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為這些觀念和意識通過集權體制很快就會扭轉改革的方向、變更改革的性質。今天，普通勞動者非常清醒地認識到官僚資產階級“改革”的打砸搶本質。這種“改革”是對人民群眾的有預謀的搶劫。正直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反思改革，先后提出“兩個務必”、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自主創新、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推進和諧世界、加強先進性教育等一攬子新政。新政的本質是以人為本，即改革發展的事業依賴廣大人民群眾，改革發展的成果惠及廣大人民群眾。這一新理念的提出，扭轉了片面追求發展，無視“靠誰發展，為誰發展”這一科學發展觀的首要的基本理論問題的錯誤傾向，從而開啟了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演進的新階段。這個新階段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主題，組織起勞動階級的力量實行對官僚資產階級的清算運動。這是新世紀新階段的階級斗爭，是中國勞動階級能否繼續占據中國社會主體地位的關鍵環節，也是最后一次歷史機會。中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失敗將是社會主義的失敗，勞動階級在失敗中失去的不是鎖鏈，而是社會主體地位；勞動階級在斗爭中的勝利，將避免偉大領袖關于“顏色革命”的世紀擔憂。

三、勞動階級聯合起來，開創民主和諧新階段

中國面臨著兩個前途和兩種命運的選擇：一個是勞動階級聯合起來，通過捍衛自身的社會主體地位，抑制以致克服官僚資產階級勢力的增長及其危害，開創一個民主和諧的新階段；一個是官僚資產階級復活后爭得社會主體地位，完成“顏色革命”，將中國引向社會主義的大崩潰和社會戰亂，使中國進入內部官僚資本專制統治，外部屈膝于美國的依附性發展階段。前者是光明的前途，后者是黑暗的前途。這兩種前途和命運的選擇已經到了最后關頭，官僚資本的猖獗已經達到改變社會性質的臨界點。代表勞動階級根本利益的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人，已經高舉以人為本與構建和諧社會的大旗，毅然選擇了光明的中國。

進入新世紀，中國社會矛盾空前迅速地尖銳起來。官僚資產階級的迅速滋長充分暴露了初級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根本缺陷。對于初級公有制和初級民主制不加分析的固守，已經成為團結勞動階級，組織人民力量反對官僚資產階級斗爭的主要障礙，成為官僚資產階級的幫兇。新世紀新階段斗爭的鮮明特點，就是要把初級公有制和初級民主制看作官僚資產階級產生的根源，看作是勞動者失去各種經濟政治權利的根源，看作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改革的主要對象。不懂得這一點，就不懂得當代中國社會矛盾的起源、運動及其前途。官僚資產階級附麗于初級社會主義制度，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新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初級公有制的合理之處在于否定了私有制，根本缺陷在于不承認“重建個人所有制”，公有制于是成為公無制，成為公職人員可以控制操縱的對象，在初級民主制缺乏人民民主權力約束條件下，行使占有權的國家機構公職人員完全可能化公為官。這種可能性已經轉變為現實性。從蘇聯繼承來的初級公有制和初級民主制，在特定歷史時期發揮了保障勞動者經濟政治權利的作用，其缺陷在蘇聯導致社會主義制度的解體。在其故鄉已被放棄的東西，中國勞動階級沒有必要加以固守。在意識形態上，以蘇聯教科書為代表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進入范式破產時期，社會主義理論、運動和制度創新時代已經到來，勞動社會主義的崛起昭示著勞動階級意識形態前進的步伐繼科學社會主義取代空想社會主義之后，進入勞動社會主義取代科學社會主義的新階段。而在這個新階段開始前，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侵襲和獨步一時是無可避免的。

開創民主和諧的新階段，作為社會主體的勞動者的聯合是前提。這種聯合的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就是確保勞動者的社會主體地位。盡管官僚資產階級氣焰囂張，但中國勞動階級尚未失去這一主體地位，當然，如不能迅速加強聯合的力量，主體地位岌岌可危。與其傾祀之后東山再起，莫若將傾之際力挽狂瀾。對于當前中國勞動階級來講，和諧社會建設是一次歷史性機遇。

壯大勞動階級的力量是開創民主和諧新階段的根本任務。動搖勞動階級社會主體地位的力量來自維系這一主體地位的經濟政治制度內部，而不是外部。正是這一制度缺陷導致官僚資本復活。因此，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環節是實現社會主義制度創新。改革初級公有制首先在于明確和保證勞動者對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在此基礎上集合并派生勞動力的公共占有權；明確和保證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在此基礎上集合并派生對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權；以兩個所有權對其派生并集合的占有權行使機構進行控制，確保勞動者的經濟權利。改革國有企業，建立以勞動者兩個所有權為基礎的國有企業權利體系，創立社會主義企業制度和經營管理模式；改造小農經濟，重新建立社會主義合作經濟，為農村工業化提供制度條件；規范私有資本活動，發揮其在改造小農經濟方面的積極作用，保護雇傭勞動者對勞動力的所有權及其派生的其他經濟政治權利。在個人所有權基礎上明確和保證勞動者的民主權，充分保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言論權、結社權、集會和示威權、知情權和批評監督權，強化民主權掌控公共權利包括立法權、行政權、執法權和司法權的行使，以立法權為核心建立行政、執法和司法“三權分立”與相互制衡，確保勞動者各項政治權利。批判官僚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官文化，以民主的權威保證和實現自由文化，以保證勞動者各項文化權利。

清除官僚資產階級勢力是開創民主和諧新階段的主要任務。初級公有制和民主制的根本缺陷在于否定勞動者個人所有權和民主權，將公共權利無條件置于個人權利之上，而行使公共權力的國家機構是由一群不受民主權制約的社會公仆構成的。社會公仆能否代表公共利益完全取決于個人品德和自我約束。這為官僚資本的產生提供了制度條件。將腐敗歸結為個人品德，將個人自我修養視為反腐的治本之策，是符合官僚資產階級利益的，因為這種看問題的方式轉移了人們對舊制度的批判，而把人們的眼光引向官員個人的腐朽生活。個案性反腐力度越大，后果比腐敗越嚴重：它首先使反腐性質從抑制官僚資本復生轉變為官場權力斗爭；它使制度反腐運動遲遲不能推進；它使反腐的目的不是改革制度以拯救干部，而是犧牲越來越多的干部以茍延集權制度，它使人們對腐敗根源的認識失掉了具體歷史性，似乎當前的反腐不過是歷代王朝老故事的重現；它最嚴重的是排拒了民眾反腐敗，所謂依法反腐的本質是行政集權反腐，因為“依法反腐”的前提是法制已經建立，腐敗是個人對法制社會的挑戰，因而可以通過恢復法律的尊嚴懲治個人的行為。但是中國大面積干部腐敗是制度性的。制度性反腐的辯證法是：不重視大案要案的處理，而重視小案微案的防微杜漸，畢竟大案要案是由小案微案發展而來的；法制的前提是民主，人民民主才是反腐利器，民眾反腐是一切反腐之本，以人為本在反腐上就是倡導民眾反腐敗；從嚴從重從快恰恰暴露了目前反腐的治標性質和單純為了迎合民眾急躁情緒的做秀姿態，既不是制度性反腐，也不合乎依法反腐的精神；反腐目的不在于懲治幾個貪官，而在于創新制度，陳良宇大案需中紀委出拳，表明整個上海市監督體系的徹底失敗，可這一套體系仍在運行，仍在容忍和培植更多的陳良宇。倡導民眾反腐，體現的是以民制官的革命精神。

整黨是開創民主和諧新階段的政治和組織保障。社會上激烈的階級斗爭必然反映到中國共產黨黨內來，形成黨內派別分立，實現黨內團結不是無原則的強調鐵板一塊，而是要在正確分析黨內各派力量的基礎上，以代表勞動階級利益和意志的共產黨革命派力量為主體，團結中間派，清除黨內代表官僚資產階級利益和意志的官僚派，形成勞動階級聯合的核心力量，這是開創和諧民主新階段的政治與組織保證。

共產黨內有派別，已經不是什么秘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黨內派別之爭更多使用的是“路線斗爭”這個概念，路線斗爭不僅反映在思想上，也反映在現實政策主張上，它實際上代表了不同的階級利益，是社會上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除了路線斗爭，毛澤東同志也直接使用過派別來對共產黨進行劃分，如著名的黨內“走資派”，“革命派”、“造反派”，就是派別區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內經常使用“不同意見”的說法。只要是在有人群的地方，只要是對同一事情發表看法，“不同意見”總是存在的。對于“不同意見”要做分析，有些“不同意見”屬于認識問題，有些“不同意見”則屬于立場問題。懾于階級斗爭，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對于黨內“不同意見”一般采取“不爭論”和“等一等，再看一看”的態度，基本上不再“上綱上線”，即基本上不再作立場上的區分。這對于經過長期分裂的黨在特定時期有其意義，但需要指明的是，對于分歧的意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認識上的、方法上的或是立場上的，不管主觀愿望多么良好，也不管上綱不上綱，這些分歧的意見一旦見諸政策，對社會不同階級產生的客觀效果是非常不同的。一個大家熟悉的例子是對于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態度，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不僅社會上對于家庭承包看法不一，即就黨內也存在“不同意見”。我們不管持不同意見的人的主觀態度是什么，單就這一政策效果來看，家庭承包對于農業增產短期內確實起到一定作用，但長期來看是陷農民于永遠貧困的根源。主張家庭承包和反對家庭承包，盡管是黨內不同意見，但一經政策化并加以實行，對農民階級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是會產生不同結果的。這就是路線的不同，也是黨內不同派別存在的一個表現。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社會上經常出現“姓社姓資”、“姓公姓私”之爭，這些不同意見都會在黨內得到反映；我們也經常能聽到看到使用“左派”“右派”、“改革派”“保守派”來對黨內不同意見進行劃分。由此可見，黨內派別之分是客觀存在的。

中國共產黨內有派別之爭，絕非偶然。它恰恰說明中國共產黨扎根中國現實社會土壤深處。社會階級矛盾的變化必然在來自各階層的黨員所構成的黨內得到表現，各種非無產階級的甚至反無產階級的思想在黨內總是存在的，毛澤東同志就曾經高度重視清除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強調思想入黨在黨建上的戰略地位。黨內派別之爭還由于中國實行一黨執政而大大得以增強。因為不同思想和主張不能通過政黨之間斗爭表現出來，就必然通過執政黨內部不同路線和不同派別斗爭表現出來。問題的關鍵不在于黨內是否有派別，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國社會是否有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由于私人資產階級的出現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滋長，階級斗爭不是當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已經日漸脫離中國社會現實。現實存在官僚資產階級的打砸搶行為，已成嚴重的階級斗爭，這個斗爭不能不在黨內得到表現。

共產黨內部目前可以區分為代表勞動階級利益的革命派、代表官僚資產階級利益的官僚派和不主張階級利益而只主張全民族利益的有糊涂認識的游移不定和明哲保身的中間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只能在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下，教育和團結中間力量，孤立、抑制和清除官僚派勢力才能夠創建起來，一旦官僚派在黨內得勢，和諧社會不存，社會主義社會也會像蘇聯官僚資本勢力那樣被砸得稀爛。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即以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為本，這是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原則立場；絕對不允許腐敗分子在黨內存在，加大反腐敗力度，這是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于黨內官僚派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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