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2.15.楊帆與穆軍關于原罪問題的對話
穆軍:是我發起關于工商文明的討論,是因為首先我認為中國必須走工商之路,走工商之路就必須采用工商時代的規則。中國兩千年是農耕文明,而非工商文明,中國人創造的規則最適合農耕文明?,F在的工商規則使歐洲富強。
楊帆:初步來看,民營企業的理論代表有兩個,一個是工商文明,另一個是原罪問題。
穆軍:歷史經驗證明,走工商之路就要守工商時代的規則。百姓要守,官員也要守。喚起大眾的共識是我發起這個討論的初衷,但是后來被說成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宣言,把這個問題政治化了,我最不同意這個說法,工商文明是帶邊全體人民的。工商時代的規則是階段性的普適價值,其內涵包括自由、平等和民主。在工商時代人們的自由度高,在農耕時代人們的土地依附度高,自由就少了。平等是交換的基礎,有了平等才可能交換。民主可以鞏固自由、平等。改革開放之初精英們都沒有經商的經驗,理性不足。改革開放是個逐步賦予自由的過程,只有自由了,才能貫徹平等,才能經商。民主是讓商家守規矩,不能隨意換規矩,小崗村的居民包產到戶是違反當時的法律的,領導當時有改革的沖動才使這種做法成功了。農村改革后,城市也進行了改革,城市工廠里的工人周末幫鄉鎮企業搞技術。通過基層突破,高層規范,我們往工商文明接近了一步。
楊帆:95年以后搞MBO,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算不算“原罪”?應不應該被赦免?上市公司作假、詐騙,拆遷問題和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是95年以后出現的主要問題。
穆軍:“原罪”是個宗教術語,是對上帝而言有罪,而非對鄰居有罪,這是個偽問題,我們現在認為“原罪”是對鄰居的罪。楊鵬把“原罪”看成是改革開放初期突破當時不好的法規,當時人們的變革行為按照當時的法律是有罪的。我非常同意楊鵬的觀點。
楊帆:當時有沒有按照良法來說也是有罪的行為?有沒有永遠是錯誤的行為?
穆軍:任何時候騙鄰居的行為都是錯的。例如牟其中用假合同騙貸款的行為在任何法律下都是錯誤的。
楊帆:他可以說:“當時制度有問題,束縛得太死,我要經商不得不這么做。銀行是國家壟斷的,我借不到錢只能騙了?!?BR>穆軍:這么說不對,我找鄰居借錢,他不借給我我就可以騙他嗎?
楊帆:有人說,偷國家財產是有道理的。因為你的制度本身就有問題,你有特權,我只能偷。我運營的效率比你高,你們的財產也是受賄得來的,而且當年三大改造的時候你們極左了,你沒收的就是我們的私有財產,現在我偷回來有什么不對的嗎?所以只要搶得成就沒有是非了,只有成敗。有人說,共產黨有特權,把全民財富集中在自己手里,搞雙軌制,所以我搞商品經濟只能偷你的。但是騙朋友的錢是不應該的,騙單位的錢是本來就應該的。本來你的錢就沒有合法性。
穆軍:國有資產是有分配不公的問題,當年有句話叫“偷也偷出個現代化來。”也是指這個道理。有人說我們從壟斷者手中偷出東西來,還可以創造就業機會,還可以照顧老百姓。
楊帆:他們認為國有企業是沒有效率的,而且當年國有化集中財產的辦法他們也不承認。改革開放后他們說,不能個人偷個人,但國有財產本來就是無主的,我也不能算偷,只能算撿,無主的東西誰撿的就是誰的。說的難聽的就是說,是共產黨先通過左的革命,把私人財產變成了國家財產,然后又通過右的改革,把國家財產裝進掌權者個人的腰包。這樣說來,許多人偷國家財產也就變成有理的事情了。
穆軍:我不鼓動有革命性質的偷、騙,搶。如果這樣的話,就又回到過去了。
楊帆: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算不算“原罪”?應不應該追溯?95年以后的國企改革,拆遷等事情需不需要清查一回?小崗村的事情我們沒有爭議,不要扯到那個問題上去。小崗村當時的做法是對的。
穆軍:我們需要把路線理清楚,因為我們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楊帆:80年代搞改革就不能不突破當時的許多規定,總的做法是符合中央總戰略的。所以具體規定可以不聽,因為它們早晚要改的,當然不屬于原罪的范圍。 比如當時著名的海南汽車案件,領導人雷宇違反了免稅汽車不能向內地倒賣的規定,受到了中央的查處,但他是為了給海南的發展籌集資金,自己也沒有貪污,所以聲譽非常好,海南人民說他是海瑞第二,后來中央又任命他做廣西自治區的主席,這樣的干部對于中國對外開放是有貢獻的,包括他受到的處分和委屈在內,他在歷史是是站得住的。 楮時建把紅塔山發展起來了,對于貪污問題可從輕處理,云南老百姓也有公正的評價。 再看看現在這些貪官,無論抓沒抓,有的甚至身居高位,老百姓又是什么評價? 這里的確有歷史條件的不同,而大多數老百姓是有口碑的,在法律背后是有道德因素和民心向背的,如果有民主,特赦什么人也是非常清楚的。不能把80年代改革初期和1995年以后的問題混同起來。
穆軍:80年代的突破不是基于自身利益的突破,后來的這些官員扛著為地方發展的旗號其實是另有動機,追求個人利益。美國也有這一段,美國十九世紀末大佬的行為都是非常過分的,在沒有反托拉斯法之前,他們橫征暴斂,美國的股市也是“無股不莊”,后面都有造勢的、坐莊的。美國當年也沒有清算這些問題,只是規定以后不能這樣干了,中國要想走工商之路,就要守工商的規則,工商規則是說如果沒有法律規定,我干了就沒事。法律有了規定,再干就是錯的。
楊帆:中國當時有法律的規定,這與美國不同。美國是一個新的移民社會,我們的計劃經濟已經搞了30 有很多法規和政策,為了改革突破他們是沒有罪的,但的確違反了當時的規定。
穆軍:當時美國也有規定,只是法律對于一些類似坐莊之類要求高技能的事情規定得不清晰,法律取證很困難。
楊帆:只是取證困難嗎?一是過了追溯期,二是無罪舉證拿大多數沒有辦法。
穆軍:1929年大蕭條以后美國成立SEC才制止了坐莊。
楊帆:95年以后的行為與以前的行為就有區別了。可不可以在1995年劃線,集中清理1995年以后的問題,有一個比較徹底的清查,主要是清理國有財產,拆遷,上市公司,醫療,司法和教育方面的腐敗問題。對大多數人的人身處理從輕;1995年以前的按照無罪推定,不告不理,也是從輕發落。但是,貪污和不當得利的一定要返還,不能說吃了就白吃。
穆軍:我贊成你在95年劃線,因為咱們客觀上感覺95年以后這個社會越來越壞。例如,94年年底我的一個朋友在深圳搞了一個上市公司文化研討會,大家說94年以前做什么都賺錢,怎么一過年就做什么賠什么呢?我就說是因為社會壞了,經商的人要有合法經商的環境,一過95年滿街是騙子,綁匪,所以做什么就賠什么,94年以前壞人少,95年以后就雪崩了,壞人遍地。
楊帆:為什么會這樣?
穆軍:一種解釋是量變導致了質變,積累到一定程度突然導致了質變。95年以前慢慢的積累,到95年就質變了。另一種解釋是,這是當政者以利聚人的結果,官場敗壞,使民間墮落。95年以前的官員,理想主義居多,95年以后就是牟利者居多。
楊帆:小平南巡后,大多數人的心理結構就變了。后來改革深化到了體制內的核心部分也是一個原因。
穆軍:是獲利的金額大了,以前包產到戶給你五畝地、十畝地,即使變了萬元戶,和別人的差距也不大。MBO以后,一下子變成億萬富翁。以前是1萬元和400的差別,現在是1億和2萬的差別,這種差別不是一個數量級的,實際購買力的差別就更大了。中國到底有多少個1億?大家覺得日子過得越來越苦,憤怒就出來了,百姓變得絕望了。
楊帆:你認為究竟應該如何評價95年以后的中國?
穆軍:我個人認為95年以后,官場風氣驟然敗壞,體制內的腐敗促使民間墮落,民間的墮落進而強化了體制內的腐敗,被強化的腐敗反過來又促使民進更加墮落,形成體制內腐敗和民間墮落的惡性互動。
楊帆:也就是說95年以前民間的活動基本上不應該以負面的詞匯來描述。
穆軍:對。中國社會是官本位的,官家鼓勵什么百姓就去響應,百姓一響應官家就更鼓勵,所以好事壞事都是官家帶出來的。要想國家好,就需要體制內和民間的良性互動,不能有惡性互動。良性互動是說官員清明促成了民間健康,民間的健康使官員更清明,這是良性循環。我認為六中全會是官家帶頭為了制止惡性互動,逐步啟動良性互動。國家就有希望了。
楊帆:95年以前應該做一個正面的評價,應該從輕,95年之后應該從重,應該集中力量清理95年以后的問題。
穆軍:我不同意“清算”這個詞,因為用這個詞的前提是說他們有原罪。
楊帆:這里的追溯不限于無罪推定。要從改革的源頭查,不能不告不理,要由政府主動查,提出公訴。
穆軍:應該先有群眾舉報,不能先宣布有罪,應該先進行調查,查到證據才能說有罪。
楊帆:說“清算”就不是按這種方式走,這樣抓不出來,證據肯定是不足的。
穆軍:查不出來的原因是查案人的水平不夠。他們不明白犯罪的手法。查案是有成本的,要求技能。
楊帆:既不能有罪推定,也不能無罪推定。查查帳就可以了。例如,現在有1000多個上市公司了,上市前是否行過賄,企業都有所記錄。查到記錄就可以了。
穆軍:查帳是要技能的,不懂的人查幾年都查不出來。要動員民間智慧。
楊帆:可以辦個查賬公司和中紀委掛鉤,利用民間力量反腐敗。
穆軍:美國FDI都搞臥底。這就是美國的實用主義。
楊帆:應該對95年以后做比較徹底的清查。只是采用什么手段的問題。
穆軍:我認為做不到,對技能的要求太高,沒有可行性??梢杂媒馄事槿傅姆椒?,從一個經典案例發現作案手法有22種,從別的案子還能找到更多的作案方法。
楊帆:我現在的思路是從95年開始分界,定重點領域,加大力度,其他的方面也不宣布赦免,但實際上從輕了。為什么不能宣布赦免以前,可能鼓勵現在的腐敗。
穆軍:即便你查到底,中國查出300萬人來,后面的人一樣會腐敗,新得到權立的人也會腐敗。
楊帆:但也不能說因為新人也可能腐敗,就縱容現在的人腐敗,先處理歷史的問題,以后怎么做以后再討論。如果說因為制度不合理就可以偷、搶,那么毛主席領導革命的道理也是說,你發財不合理,我才搞革命的。
穆軍:是不是抓出300萬人來社會就好了呢?現在抓出一個來,后面會出現更多。
楊帆:這有榜樣的力量。政府不追究以后事情會更多。
穆軍:阻止住后面飛蛾來撲火才是辦法。
楊帆:這和現在的清算有太大的關系嗎?
穆軍:沒有太大的關系?,F在清算沒有可行性。
楊帆:你總說以前的制度不好也沒有用,現在已經出現了這么嚴重的問題,治不治理?
穆軍:現在處理的只是少數,防止以后更嚴重才是重要的。
楊帆:處理現在這些人的輕重和以后有沒有關系?
穆軍:那取決于以后的環境,不取決于現在。如果社會環境導致大家犯罪,大家不會因為刑罰重而不去干這件事。
楊帆:有人說,抓也抓不出多少,干脆就算了,以后大家都守法就行了,這是誤導,這樣,以后會更嚴重。
穆軍:我們不可能懲治所有人,只需懲治少數幾個人。
楊帆:把重點放在以后的制度包括民主監督這是有共識的。但這不意味著赦免以前,當然要根據不同歷史條件,依靠中國智慧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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