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先生越說越離譜了
本文原想找個內刊發了，結果沒人敢用，只好發這里了。
最近《綠葉》以“明日中國想象”為題組織了一批文章，其中 吳敬璉 先生以《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挑戰權貴資本主義》為題發在其中。讀完后感覺，現在一些學者論述問題的隨意性太強了。
什么話都可以說，違憲的話不應該說
吳 先生關于權貴資本主義的提法已經很長時間了，一直沒有對這個新概念有所解釋。本篇以“挑戰權貴資本主義”為題，同樣找不到權貴資本主義的具體定義，只能字里行間推測這個詞是什么意思。
文章第一部分有這樣一段話：
發生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 ，舊的國有經濟體制……黨政經一體化的大公司（The Party-State Inc.），乃是整個舊體制的核心或基礎（原文加重黑體），以此為依據的的利益關系盤根錯節。如果舊體制中既得利益者不能以整個社會的利益為重，就會以種種口實（包括政治借口）阻礙國有部門改革和改組的進行。于是，改革和改組就會遇到很大的阻力。
這應該是 吳 先生關于權貴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基本描述。也就是說，共產黨、政府和國有經濟綁在一起，構成了權貴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
那么，作者的依據是什么呢？在這部分文字前面，作者舉出這樣的論據：“1993年，雖然國有經濟比重在GDP中所占比重不到一半，但政府和國有企業仍然是稀缺經濟資源的主要支配者。以資金為例，國有部門占用了70%以上的信貸資源”。經濟比重低，通過權力占用和支配過多的資源，顯示出權貴支配經濟的特征。
1993年中國國有經濟比重不足GDP的一半，這個數字不知道作者從哪里得來的。因為直到2006年12月﹐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許憲春主持的一課題組正式發表的參考性預測數據也顯示﹐“十一五”末期的2010年﹐GDP中非公有制經濟（包括個體私營﹑外資和港﹑澳﹑臺資）可能達到44.7％﹐其它55.3％為公有制經濟（包括國有和集體經濟）[1]。也就是說，公有制經濟至今還占一半以上，更不要說1993年了。1993年，中國公有制經濟在工業產值中占68%，商業銷售額占96%，[2]而當時的建筑、交通、通訊、金融和其他第三產業基本是公有的。公有制經濟比重至少在70%以上，占用70%信貸資源應該是正常的。
當然，問題還不在于作者錯誤引用數據，最主要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從來沒有定在“消除公有制經濟”上。憲法第六條寫得明明白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憲法上說公有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怎么能說公有制經濟是“整個舊體制的核心或基礎”呢？難道在作者眼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就是“整個舊體制”嗎？這種公然違憲的言論，怎么能夠這么輕易地，一次次地在各種媒體上發表呢？
作者這段話與他關于“權貴資本主義”的概念矛盾也很大。如果意思是“黨政經一體化的”公有制經濟具有“資本主義”性質，那么改革前公有制經濟“黨政經一體化”情況更嚴重，也就是資本主義性質更強。如果權貴特指“以此為依據的利益關系盤根錯節”，也就是國有經濟變成了類似“四大家族”經濟，全民所有變成了權貴所有，那么要解決的不是公有制本身，不是國退國進的比例問題，而是恢復國有經濟的“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問題。但是自從作者發明了權貴資本主義這個概念以來，他全部是從公有制經濟比重角度上說話的。這篇文章照樣是用公私“比重”來說事的。
帳有各種算法，歸得攏才算數
《挑戰》一文第二部分一點顯示不出作者對宏觀經濟的熟悉。2003年中國出現經濟“過熱”現象，國家進行宏觀調控。作者說：
宏觀經濟是一個總量的概念，全局的概念。在發生了宏觀經濟過熱，即總需求大大超過總供給的情況下，就應該按照市場經濟的常規，以匯率、存款、準備金率等間接手段為主，進行總量調控……但是，當時……主流意見卻把問題的性質確定為“局部過熱”，采取的主要措施也是由主管部門聯合發文……對鋼鐵、電解鋁、水泥等“過熱行業”……嚴格控制。
作者認為正是因為2003年以來行政手段調控擴大了政府權力，使權利尋租越來越嚴重，并“對中國社會中貧富分化加劇和基尼系數的居高不下產生決定性影響”。
那么實際情況是怎樣呢？
首先，2003年并不存在“總需求大大超過總供給”的情況。1990年到1996年，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增長22.7%，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年均增長12.1%，這叫“總需求大大超過總供給”，宏觀經濟“過熱”。1997年到2003年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增長只有9%，下降一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年均增長為-0.1%，內需嚴重不足。此后情況并無變化，消費品價格指數2004-2006年分別為：3.9%、1.8%、1.5%，居民消費品零售額一直沒能恢復到九十年代中前期水平，依然處于疲軟狀態。不僅不存在 吳 先生說的情況，而且完全是相反現象。2003年到現在不過六七年，不至于連宏觀經濟的基本情況都忘記了吧。
這個時期一方面內需嚴重不足，一方面個別行業產品價格暴漲。企業黑色金屬購進價格指數從此前的負增長，2003和2004年分別達到7.9%和20.4%，有色購進價格也從負增長分別為5.3%和20.1%。[3]如果以 吳 先生要求的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大量資金必然快速涌向這些暴利行業，并最終造成產能過剩（目前這兩個行業產能過剩已經非常嚴重）。 吳 先生的調控“匯率、存款、準備金率”能解決這些問題嗎？顯然不能。這種情況下只能出臺行政措施加以控制。
當然，行政權力擴大會給權利尋租帶來機會，但行政權力并不必然出現尋租行為。雖然主流學者這些年來一直以“權力易于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利會絕對的腐敗”，但是他們從來沒解釋過這樣的現象：
行政權力最大的是計劃經濟時期，但是尋租行為最輕的也是這個時期。美國這兩年行政權力比以前大多了，但腐敗現象并沒增加。任何政府必然擁有行政權力，無論中國還是美國，無論朝鮮還是伊拉克。但是沒有數據能證明行政權力與尋租是相關的。試圖通過消滅權力來解決腐敗要么是書生意氣，要么是別有用心。
尤其讓人吃驚的是，該文聲稱“根據1988年以來若干學者的獨立研究，中國租金總數占GDP的比重高達20%-30%，年絕對額高達四萬億至五萬億。”由此得這是中國兩極分化的“決定性”因素。
從2000年到2009年，中國GDP累計達到180萬億，按作者的話說，官員們索賄（貪污不屬于尋租）就達到36-54萬億。中國有條件索賄的全部官吏9年來不過上千萬人，就算每個官員都索賄，一個官員也要索賄四五百萬，全國官員挨個槍斃都夠槍斃3回了。
再用2007年數字算。2007年按收入法計算的GDP為27.6萬億，索賄取作者的中數約7萬億。當年“勞動者報酬”總計11萬億，索賄只能從這里列出，因為賄賂款不可能從剩余的“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四項中列出。這樣算，僅僅索賄就占到居民分配中的64%，剩余4萬億讓13億非官員群體分，每人3076元。也就是連老板們都算上，一個人每天只有8.24元的收入。
只用將2007年這幾個數字列到一起，數字可信度就清楚了：
索賄總額：6.9萬億
財政收入：5.1萬億
居民總支出：9.3萬億
居民總收入：11.萬億[4]
索賄確實是當今重要弊病，但 吳 先生這個帳算得有些馬虎了。
用事實說話不錯，千萬別凈找對自己不利的事實
作者在第三部分將矛頭對準“新左派”，說他們是“舊體制和舊路線的支持者”。這一段作者著重論述了對中國發展前途的兩種解決方案。除了用極“左”和“舊”這些帶貶義意味的詞語來敘述兩種主張外，有價值的部分就是作者的論據。
作者這樣描述了30年來的經濟體制改革：每當市場化大步前進時，腐敗就被抑制，群眾就滿意。每當改革停滯，腐敗就滋生，貧富分化就嚴重。作者特別指出了90年代初期的價格放開和世紀之交集體企業改制，認為這兩次改革推進都使群眾滿意程度增加了。
真的是這樣的嗎？
按照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提供的數字，1985年我國基尼系數是0.25，這個數字在各國比較中是偏低的，收入分配相對平均。經過作者說描繪的90年代初價格放開，到1995年基尼系數徒增到0.43，短短10年迅速超過0.40的國際警戒線。隨著世紀之交大量集體企業，尤其是鄉鎮集體企業私有化改制，這個數字到2004年即攀升到0.47，貧富分化程度位居亞洲第二。也就是說，兩次貧富分化加劇時期，恰好是吳先生描繪的“市場化大步前進”時期。這兩個時期并沒有什么“國有壟斷企業的改革停滯不前”，相反，正是在九十年代初，大量中小型國有企業開始關停并轉。而世紀之交，又是賤賣國企的高潮時期。
不僅事實證明實際情況與作者描述的相反，從邏輯上講，農村集體企業被私人占有，農民從有分紅權力到變成純粹打工者，也不能提高收入。
1985年到1995年，農民純收入中家庭經營部分來自非農產業年增長率達到18.2%。而1995-2003年，非農經營部分收入迅速下降到年均9.2%的增長率，農民因失去非農集體經濟的依托，收入增長放慢了。本來，由于農業技術進步率和勞動生產率擴展空間小于制造業和服務業，農民僅靠種田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收入上趕上城鎮居民。農村自辦集體經濟的非農產業并實現迅速擴張，是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的基本出路。鄉鎮企業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的高速發展，是農民收入快速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縮小的重要經驗。而農村集體企業改制成為私有企業，非農產業的利潤變成少數人享用，這條路就堵死了。農民收入增長放慢了還“滿意的聲音仍然占優勢”？作者聽到的恐怕是老板們的喝彩聲吧。
文章寫到這里，看不到一個事實對作者的觀點是支持的。相反，作者舉出的事實全部夠證明自己說法是錯誤的。這讓人匪夷所思。
文章中“改革開放前舊體制和舊路線的支持者”也是讓人費解的一個概念。因為現在說“舊體制”就是改革開放前的體制，“改革開放前”已經不具備修飾“舊體制和舊路線”的能力，只具備修飾“支持者”。這句話很容易讓人理解為：改革開放前“那些”舊體制和舊路線的支持者。
這樣理解，作者倒是把自己給繞進去了。因為老先生在改革前的言論完全符合“改革開放前那些舊體制和舊路線的支持者”這個名號。
罵別人可以，千萬別把自己給圈進去了
最后一段，作者對中國目前嚴重的貧富分化做了分析，認為目前造成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是兩個。一個是官員尋租，一個是國企壟斷。
官員尋租是十分嚴重，必須解決。但把官員尋租的原因歸結為官員有權利，則是漫無邊際的廢話。
設立國家，就要給一部分人以特別的權力。只要國家還存在，這種權利一直就存在。尋租問題不在官員權力大小，而在于他們是否正當行使這些權利。英國那個公爵說“權力易于導致腐敗”，說的也是“易于”。因為“腐敗”這個詞本身就是指權力與金錢的交易，沒有權利自然就沒有權錢交易。但是我們從來沒看到有人論述說消除腐敗的唯一辦法就是消除權力。大概只有中國主流學者在論述“權力必然導致腐敗，權力越大腐敗越嚴重，消除腐敗只能通過消除權力實現”的道理。
作者在這里不斷指責政府權力過大。什么叫權力大了？管住你了就叫權力大了，管別人不管你就叫權力適中？總不合適。
不該管的亂管叫權力大？那怎么判斷不該管呢？誰說了算呢？現在中國政府權力都是人大授予的，屬于該管不該管呢？
官員多了叫權力大？那么，美國2002年公共管理人員占就業人口4.6%，中國黨政機關及事業單位占1.4%，美國政府權力大于中國嗎？
衡量政府權力的大小，只能看政府配置資源的比重。全部財富中政府支配越多，權力越大。從這個角度說，西方國家政府權力遠大于中國。中國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現在才達到20%，而西方國家大多在40-50%之間，瑞典等國大到60%多。也就是每年創造的財富中，經政府手支配的比重占一半。但是，正是北歐國家腐敗程度是偏低的。
中國吏治腐敗問題確實十分嚴重，反腐敗任重道遠，這里不再做探討。有些辦法可能有效，有些無效。但是，把消除錢與權交易的方法說成是消除權力，顯然只能等到國家消亡時再提。到時候錢沒了，權想與錢交易也不行了。
最主要的是，中國目前尋租現象雖然嚴重，但對財富瓜分的數量遠達不到 吳 先生前面說的水平。
那么，目前的腐敗是不是因為國家壟斷了一些行業，這些行業暴利，因此國企職工收入高，造成貧富分化了呢？如果這是主要原因，那么是否放開這些行業讓私企外企進入，貧富分化就降低了呢？
根據夏小林的研究，目前國企職工工資福利收入大約是私企和外企的兩倍。[5]目前城鎮中國家和集體單位就業總計7000萬，占全部城鎮就業28500萬的比重為25%。另外75%是集體、個體、私企和外企單位就業。
如果按照主流們的思路辦，首先必須保障私企進入這些行業后，一是不壟斷，二是會給職工像國企那樣的工資待遇。但這是做不到的。
目前國企所謂壟斷的行業，都是行業自身具備壟斷特征的行業，如石化、鐵路、民航、郵電和電信、金融等。這些行業在國外也是處于壟斷狀態。私營企業進入，最終還是要壟斷的，無非添加了一段混亂競爭的時期罷了。
指望私企在盈利多的時候給工人多分點，那只能憑良心了。我們看不到現實中有這樣的先例。最大可能性是，私企進入后國企都垮了，最后全國職工都拿現在私企的工資待遇。結局會是這樣的：
目前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約39%。國家單位職工工資減少到私企水平，將使勞動者報酬總體降低20%，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繼續下降到31%，在財富分配中繼續減少。
這些年，主流學者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改革開放前我國是“共同貧窮”。讓國企退出壟斷行業讓給私企，結果只有共同貧窮這條路。因此，要經常想想自己是不是曾經罵這些話，不要把自己給圈進去了。
其實，關于中國目前貧富分化的原因很簡單：一是因為這些年每年創造的財富中分配給勞動者的部分太少了，資本拿走的太多了。二是因為中央政府通過財政手段進行二次分配的比例太低了，力量也太弱了。
中國缺少歷年收入法GDP的數字，2007年數字不足40%，現在也就是38%左右。同期歐盟是48%，美國達到53%。[6]也就是說，中國在一次分配勞動者報酬部分太少了，資本拿走的太多了。
中國中央財政收入占GDP比重10%左右，福利支出占其中10%左右，也就是中央政府調控的再分配占GDP的1%左右。[7]世界各國中央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平均為26.9%（2006年），發達國家為27.3%。北美福利支出占中央財政支出40%多，歐洲國家在50-60%，德國和北歐甚至達到70%。[8]也就是說，中國中央政府調控財富分配占國民生產總值只相當于發達國家的8%左右。
每年創造的社會財富是兩次分配完成的。一次分配中，刀把子在政府和老板們手里。政府和老板給勞動者切了38%，比通常國家少30%左右。但政府切了20%，比一般發達國家少一倍還多。
二次分配操刀者是中央政府，他們從自己切的那一塊中切了10%給居民，只相當于發達國家五分之一。一次分配就少得可憐，二次分配中政府又沒拿出啥東西，這就造成普通勞動者收入總體占財富比重偏低的情況。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至于勞動者中國企職工拿多了，那是國企老板手不狠而已。
居民分到手38%，其中有錢的居民再儲蓄一部分（包括投資），而政府只有總財富1%的再分配。于是中國老百姓實際消費非常低。2007年僅占支出法GDP的35%。
2007年，居民消費占GDP的35%，資本形成占 42%。[9] 目前資本新形成的資本大部分是私人資本。[10]也就是說，私人資本在一次分配中至少拿走22%的財富。全部勞動者勞動分配與私人老板的資本分配（這里不包含老板拿的工資）之比是160比100。這意味著目前中國勞動成果分配方式是勞625，資375。三七五，就是土改前減租減息時的地租水平。
這么高的“資本”收入比重才是問題的癥結。
吳敬璉 先生被稱為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本應該能夠依據事實和基本邏輯說話的。但現在的文章和發言越說越離譜了，已經到了不依靠顛倒事實，扭曲邏輯就無法立言的程度。這樣看，群眾離之而去的不是什么新左派，而是他自己。
[1] 中國生產力學會主編:《2005~2006﹕中國生產力發展研究報告（上）》﹐中國統計出版社2006年12月﹐第88頁。
[2]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統計數據/1997/工業、國內貿易http://www.stats.gov.cn/ndsj/information/nj97/ml97.htm
[3] 以上關于價格和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統計年鑒/年度數據/2007/國內貿易、價格指數/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8/indexch.htm
[4] 以上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統計數據/年度數據/2007/國民經濟核算/地區收入法生產總值構成、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8/indexch.htm
[6]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統計數據/國際數據/2008/收入法國內生產總值
[7]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統計數據/年度數據/2008/財政
[8]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統計數據/國際數據/2008/中央財政支出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08/
[9]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統計數據/年度數據/2008/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
[10]《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資料公報(第一號)》顯示﹐在二﹑三次產業的實收資本構成中﹐2008年國有﹑集體資本比重是36％﹐國內個人﹑港澳臺和外商資本比重合計是39％。
附文：
《中國青年報》怎么變成了中外資本家的喉舌？
邋遢道人
看到中青報發表的一篇煽情的文章，題目是《分配改革方案被批是妥協方案 試圖繞開利益集團》。文章開篇幾段沒什么內容，只是泛泛指責發改委關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回避了巨大收入差距、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所產生的根源，試圖通過稅收、轉移支付、漲工資這樣的技術性手段去解決中國目前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結構性問題”。等到論述到發改委方案為什么有問題的部門，馬腳就漏出來了。
中青報評論說，只有農民進城才能徹底消除收入差距，怎么實現呢？中青報說：“不打破行政壟斷，不把國有企業從競爭性經濟領域退出來，不解除政府部門對經濟活動的不合理管制，用管理取代管制，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根本不可能的。連出租汽車這樣的行政壟斷都打破不了，想從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可能的。你站在最繁華的大街上，不論是在縣城還是在大都市，數數那些富麗堂皇的大樓，不是屬于政府部門，就是屬于國有壟斷企業，這就是收入分配格局的直觀表現。”也就是說，中青報認為，農民進不了城，進了城就不了業，原因是國企壟斷。
關于發改委文件的第二部分，中青報只是籠統地評論說是“治標不治本”。而關于提高工資性收入的第三部分，馬腳就漏出來了。中青報認為這只對“行政壟斷性質的體制內部門的幸運者”有效，“而對于那些工資水平由市場、由競爭、由供求來決定的開放的市場化部門來說，除了更好地保護他們的私有產權，除了給他們一個高效嚴明的司法系統、除了給他們創造一個在公平的規則下自由競爭的商業環境，除了減輕他們沉重的稅務負擔，除了解除施加于他們身上的不合理的經濟管制，除了向他們開放被行政壟斷控制起來的經濟領域，他們的收入水平怎么能夠提高呢？”
中青報的意思很明白：中國目前存在的貧富差距的元兇，一方面是國有企業對行業的壟斷，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團”，擠占了私有企業的生存空間，讓老百姓無法就業。一方面是政府對私企管理過嚴，稅收過重，私有權得不到保障。因此，國企從壟斷行業中退出，多私企減稅放權，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就增加了，貧富分化就減輕了。
中青報這篇文章寫得太專橫，既不顧事實，有沒有邏輯，但還頤指氣使，好像得了什么尚方寶劍似地。
公有制企業是造成中國貧富分化的原因嗎？
公有制企業（全民、集體）占經濟的比重從80年代后期的90%，下降到90年代中期的60%，到2007年，公有制企業在GDP中，工業僅占20%，建筑業占27%，批零行業占25%（主要是石油），房地產業大約占10%（企業數占7%，實收資本占10%）農業和餐飲賓館業基本為零。雖然公有制經濟在金融、大部分交通（鐵路、航空）和通訊占據壟斷地位，但這些行業實現增加值占GDP不到10%。如果按各產業在GDP權重計算，公有制經濟占全部經營性行業的20.1%。（以上數字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這些數字表明兩點：
首先，按照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提供的數字，中國80年代中后期基尼系數是0.25，九十年代中期達到0.43，2004年達到0.47。一些研究機構認為目前已經達到0.49左右。也就是說，數據顯示：公有制經濟占GDP份額與基尼系數高度相關，公有制經濟比重越低，基尼系數就越高。非公有制經濟比重越高，基尼系數越高。
其次，公有制經濟在實體經濟中的份額已經很低，而且猬縮在幾個孤立的行業中。壟斷意味著“隔行”，與非公有制經濟不形成競爭關系（除了前一段房地產）。因此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影響很小。沒有任何事實證明公有制企業利用壟斷和權力（沒行政權力）對非公有制經濟從資源到市場進行侵害。即使中青報列舉的出租車行業，絕大部分也是私營出租公司。如果說政府對出租車公司進入進行管制，那是所有市場經濟國家都做的，很多國家還更嚴厲。
因此，中青報只用數大樓的方法（而且數得不準，大部分摩天大樓是私營房地產開發的）來論證公有制經濟是造成貧富分化的元兇是強詞奪理。
最近主流學者、媒體一窩蜂地攻擊國企在一些行業中形成壟斷。幾乎全部主流精英都對此發表完全相同的看法，甚至兩會代表對此也一窩蜂地嚷嚷，大有不把國企從中國最后鏟除不罷休的氣勢。而且還確實有效，不僅國企一個個小媳婦似的不敢吭氣，政府也往后退，按照主流和媒體的意見同意開放一些行業。
貧道覺得，其實主流們的目的根本不在什么壟斷。因為他們都清楚，能源、鐵路、通訊從技術經濟角度來說壟斷社會效益才最高，而且幾乎所有國家在這些部門都形成壟斷。美國只有一家飛機制造廠，三家機車廠，一家國有鐵路客運公司，而且金融危機后多數西方國家的金融政府是最大的控股人。一個小區8家電訊、5家天然氣、9家自來水同時布線是不可能的。這些行業要么國家壟斷，要么私人壟斷。
是不是私人在這些行業中壟斷了，企業規模擴大了，職工工資就發的多了呢？起碼沒有事實能證明會這樣。全國工商總局對2003年不同所有制企業職工的年工資（其中私營企業含獎金和分紅）進行了調查，數字如下：
100萬元以下私營企業：人均年工資8118元
100-1000萬元私營企業：人均年工資6847元
在人均勞保福利支出方面：
100萬元以下企業：人均448元；
100-1000萬元企業：人均509元
1000-1億元以上企業：人均375元
也就是說，并無證據表明中國的私營企業會隨著規模擴大給職工的工資福利會增加。
最嚴重的問題是，似乎現在全國人都在裝糊涂，無論國務院還是發改委，無論媒體還是兩會代表，包括老百姓，都不從法律角度來看待這股歪風。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條白紙黑字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第七條說“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基礎和主導力量，憲法文字對此一點沒有含混的地方。即使可以從第六條中“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段得出“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但這句話絲毫沒有可能概括出“只能國退民進不能國進民退”的意思，因為第六條指出的方向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人們可以因為觀點不同角度不同對某一問題進行爭論，可以依據不同理論進行說明。但憲法文字一切解釋的終極裁判，依據憲法文字說明該做什么和不該做什么是最終的依據。在兩會提出“制止國進民退”的建議，雖然氣很壯，但理不直。因為兩會代表的基本職責就是“監督政府是否按照憲法辦事”。同時，政府官員依照憲法原則來辦事本是理直氣壯的事情，竟然像小媳婦似地吞吞吐吐，好像不在理一樣。李榮融既然是公有制資產的管家，還感到“委屈”！他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念這一段憲法，然后說：“我是在護憲，你們違憲了，閉嘴吧！”發言就可以結束了。
文革以后評論文革期間的一句常用的話是：“那時政治氣氛很不正常”。什么叫政治氣氛不正常？就是大家都回避黨章和憲法的內容，違憲的話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媒體和各種場合中大放厥詞，反對者也不敢拿黨章和憲法條例做武器。今天就讓年輕人們見識見識什么叫“政治氣氛不正常”了！
那么，中國私營企業是否存在被壟斷企業擠占發展空間呢？當然存在，但不是國企，而是外企！
按高粱在《外資在華并購與國家經濟安全形勢》中的研究，工業中，三資企業約占全國企業數的22%；從業人員的30%，產值的32%，出口總額的57%。工業中外資成分的增速遠高于國有經濟。一般認為，外資在國家產業中的份額超過20％即為安全警戒線，即使扣除港澳臺資本，外資在工業中的份額也達到了這一水平。
這些外企往往與私企處在同一行業中。由于外企資金充足，技術先進，因此很快在很多行業形成壟斷，使私企難以存活。
一家大型超市出現，半徑 一公里 的小商店只能關門。中國大型超市80%是外企，西方四大郵政快遞占據了中國90%的市場。
在工業產值中，外企在紡織服裝、鞋、帽占45.1%；皮革、羽、絨制品占50.2%；家具46.9%；文體用品61.2%；塑料制品39.5%；交通設備45.5%；通訊計算機84.0%；儀表辦公用品62.8%。而洗衣粉的80%，化妝品的40%以上是外商獨資。
外資飲料已經占領我國飲料市場70％以上的份額；并擁有50%以上啤酒市場；13家最大的醫藥企業大多是外商控制；兩大肉類企業雙匯和雨潤是高盛控股；電池和感光材料基本由外商控制；外資控制2/3的自行車和橡膠、80%的電梯、前5家最大的玻璃企業是外商控制，前五家最大的水泥企業4家是外資控制。
裝備行業外商也占據了優勢位置。這些年來通過收購活動，大量大型骨干裝備行業被外企收購。隨著包括軸承、電機、工程機械、變電器、工業鍋爐、農機等很多大型國企被收購，行業中外資所占份額越來越多。
油料行業主要企業是外資，而且外資正向糧食加工儲存領域延伸。肥料、種子就不說了。
所有以上行業全部是放開的，國企在這些行業是一點沒往前進，都是毫不設防地大踏步后退。
實際上，現在的局面是“公退私進”，“國退外進”，侵占中國私企市場和資源的完全是同行業競爭的外資企業，礙壟斷行業里活著的國企什么事嘛！其實，所有私企也都明白這個道理，貧道一個朋友是云南某牙膏和化妝品私企的華北代表，發牢騷都是對著外企（目前已經被法國一家企業吞并）。這一點稍微與私企老板們交流一下就很明白。貧道不相信這些主流學者們，媒體記者們竟然一點不清楚！不是不清楚，是裝糊涂！貧道還不相信，國務院的頭頭們也竟然一點不清楚，對這種指鹿為馬的把戲一點看不透！不是看不透，是裝糊涂！
外資進入中國確實使中國產品等級提高了，初期也提高了中國工業化進度。但是，所謂FDI（外商直接投資）本身就分兩種，一種是建廠投資，一種是收購。從90年代中期到2002年，外商建廠投資占FDI總值始終在98-95%之間徘徊。但新世紀后中國制造業基本飽和，外商產業布局也基本結束，到2003年外商用以收購的FDI達到7.1%，2004年暴增到57.4%，2005年又高攀到64.4%。到現在，70%以上的FDI是用來收購中國企業的。今天所謂引進外資，已經不具備擴大投資，提高產出，增加就業的意義。因為產權變換與此無關。今天的外商投資完全是在“收購中國”，沒別的意思。
所謂貧富差距問題，本來一般人心里都清楚，是因為勞動者報酬給低了，資本拿走的多了，政府拿走的多了。貧富差距一定不會是部分勞動者收入高了形成的。國企職工工資福利高，是他們該拿的。非公有制企業職工拿得少，是老板給的少，不是國企職工從私企職工手里拿走了。恐怕沒有一個私企職工認為是國企職工剝削了他們，因為他們很少在一個行業。就這么簡單的一個問題，在媒體和精英們的忽悠下，竟然變成是國企的存在造成私企打工者收入低的原因，引導人把火撒在國企身上——關鍵領導們還都信了！
那么為什么中國出現這么嚴重的貧富差距呢？看看數字就知道了。
所謂貧窮，一個是收入低，一個是消費低。其中消費低才真正顯示出普通人生活情況。
首先，中國居民消費比重很低。2007年居民消費占支出法GDP的35.4%。而一般新興市場國家為50-55%左右，西方國家達到55-60%，美國為70%，中國的兩倍。為什么消費低了呢？直接原因是支出法GDP中“資本形成”太高了，同時“凈出口”太高了。當然，政府消費也一直不低，但這個數字與其他國家差別不大。差別大的是凈出口和資本形成。資本形成來自投資，只有有錢人才有剩余的錢來投資。因此資本形成越高，說明有錢人的多余的錢越多。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數據，2001年中國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總消費的份額只有4.7%，占人口20%最富裕人口消費了50%。而以貧民窟著名的印度，最貧困20%群體消費還有8.1%！
有人會認為投資就是儲蓄，不見得都是老板的，很多來自貸款，也就是老百姓的錢。老百姓真的有錢儲蓄嗎？
中國最大一部分群體是農民。2007年，7.275億農民平均現金收入4958.4元，現金支出4533.1元，總計儲蓄3094億元。其中收入最高的20%，1.445億農民人均儲蓄2750.2元，累計儲蓄3974億元。也就是說其余80%，總計5.82億農民人均儲蓄是負數。收入最低的20%農民現金收入1891元，支出2573元，儲蓄率為-36%。5.82億農民是負儲蓄，加上5%的城鎮居民也是負儲蓄。中國接近一半人負儲蓄，是借錢生活的。因此，貧道判斷儲蓄是富人事情，投資來自老板 和 夫人的錢，一點不是瞎說的。
消費份額低通常是收入低。那么中國勞動者報酬是不是低呢？所謂低，就是在財富蛋糕中切的少，并不是與美國人比絕對值。2007年，中國勞動者報酬占收入法GDP份額為39.7%，由于2009年資本投入比重更大，現在這個數應該只有38%左右。目前歐盟是48%，日本是52%，加拿大51%，美國57%。貧道挑這些國家，是因為這些國家基尼系數低——我們在談收入差距問題。
收入法屬于一次分配，財富分配有三家，一家是勞動者，一家是財政，一家是資本。中國稅收（減退稅等）主要來自營業稅，因此比例偏高，大約一直在14%左右（財政總收入占20%左右）。西方稅收主要來自所得稅，營業稅（減退稅補貼等）一般不到10%（但中央財政收入達到平均28%）。中國與這些國家在一次分配中，扣除政府所得，比重大約是這樣的：
中國：45比55
歐盟：54比46
日本：57比43
美國：61比39
也就是說，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在一次分配中比中國更接近“按勞分配”，中國更接近“按資分配”。資本拿走的多，儲蓄就多，投資就多，資本形成就多。勞動拿走的少，就沒錢儲蓄，就算都花了，消費總量就小。
這才是貧富差距形成的根源！
當然，事情并不能全怪資本。如果注意貧道前面的數據，會發現有個奇怪現象：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40%，消費占35%，歐盟勞動者報酬占48%，消費卻占55-60%。也就是說中國收入多，消費少，歐盟收入多，但消費更多。他們多出的消費哪里來的？
很簡單，一是雙方征稅方式不同。中國是從經營環節征稅，對象是企業（雖然企業是老板的，但還是不同）；西方征稅主要是一次分配后的收入，而且是累進稅，基本是從“資本收益”中硬挖出一大塊。西方國家中央財政收入占GDP平均28%，一次分配只有不到10%，也就是18%的稅是一次分配后搞來的。由于累進制征稅，大部分稅是富人繳納的，因此這18%中政府從“資本收益”中再挖走部分高于一半。也意味著資本收益從原來的40%左右，下降到30%以下。福利支出占中央財政支出比重，中國為10%，北美為40%，歐洲50-60%，德國達到70%。也就是說，中國只能拿出1%的GDP進行再分配，西方達到17-21%。這就是低基尼系數國家為什么實際消費比收入還高。
概括來說，由于中國在一次分配中勞動者所得明顯低于資本所得，沒能真正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二次分配中又缺少從資本所得中進行調整的手段和力度。這才是中國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中青報竟然在發改委第四部分中攻擊用所得稅調整，簡直是昏了頭！
說實話，貧道并不認為現在的央企就是貨真價實的“全民企業”。一是因為中國的央企不分給老百姓分利潤。瑞典政府收入中近70%用于福利，瑞典央企每年50%利潤交國家，因此瑞典央企利潤35%實際是成為居民福利的。中國中央財政支出只有10%用于福利，就算交了也沒作用；二是央企頭頭工資過高，還往往是高干親戚，即使說不上什么“四大家族”經營，但既得利益集團還是有點像的。但是貧道照樣維護國企和央企，因為只要是國有的，改起來就容易。你變動一下私企的分配試試！
一個共產黨辦的報紙，張嘴就違反黨章和憲法。放著明明白白的道理不說，偏偏編造事實指鹿為馬。明明是共產黨的喉舌，卻為外國資本家掩蓋劣跡，為中國資本家張目。
這世道沒法看！！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