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關于轉基因水稻、玉米商業化種植問題的意見書
中國農業部于2009年8月發放了兩個轉基因稻米和一個轉基因玉
有鑒于農業部的決定和與此有關的政策,有可能導致不可逆轉、
- 我們反對農業部所作出的開放轉基因稻米、玉米商業化種植的決定。
簡述原因如下: - 我們認為,水稻是億萬中國人民每天食用的最主要糧食,
水稻文化是中國人民共同的歷史繼承, 玉米也是中國人民三大主糧之一, 對稻米和玉米的轉基因品種的產業化應該特別審慎。 轉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安全性在科學上還沒有定論, 尤其是大范圍長期的種植和食用對人體和環境、生態的影響, 還存在很多未知的因素, 不是目前的關于健康和環境的風險評估的方法, 在短期內可以作出結論的。 對于國內外提出的關于轉基因作物的安全質疑,應該慎重對待, 在廣大民眾的疑慮沒有充分澄清之前,不應貿然行動。 - 我們擔心,全面開放轉基因水稻、
玉米商業化運作有可能削弱中國在糧食安全上的自主權、 甚而造成稻米等主糧的生產、銷售、 加工的主要環節為外國公司所控制的局面。 我們認為在糧食安全和經濟主權方面應該從嚴, 不能僅僅考慮目前的商機,而輕忽了長遠的大局。 - 我們認為,
轉基因食用作物的大規模的商業化種植必須滿足一些必要條件: 健全而嚴格的風險評估機制;完善的風險管理體制, 包括標志和可追蹤性的嚴格要求;健全的決策、咨詢機構, 公開透明的議事、決策程序; 充分保障民眾的知情權和選擇權的體制安排,包括公共磋商的機制, 等等。我們認為目前中國還遠遠不具備這些必要條件。 - 我們認為媒體的報道和揭發,
直指農業部建立的安全審批機制和過程的根本性的瑕疵, 在它的健全性已經遭到了難以辯駁的質疑情況下, 不論專家如何信誓旦旦地保證安全, 農業部的轉基因商業化申請審批機制所產生的決定, 都難以獲得公眾的支持和信賴。 - 我們擔心在反腐敗、
糾正不正之風的努力還沒有取得決定性成果之前,貿然開閘, 很可能出現一哄而起的亂象。我們都知道當前中國的官場、 企業和學術等各領域的腐敗和不正之風十分嚴重, 特別是各級政府充斥著追求短期績效、缺乏戰略考慮的行為。 目前中國的現實是, 一旦官員出于政績的誘因和商人對商業利益的追求結合在一起, 什么樣的不顧后果的決策都有可能發生。 在這場爭論中已經有人質疑農業部和一些技術專家們之所以如此急于 對轉基因水稻、玉米的產業化開閘提速, 主要是出于政績和商業利益的考慮。 - 我們擔心,全面開放轉基因水稻、
- 我們質疑,
把轉基因科技的產業化提高到重要的戰略地位是否經過充分的科學論 證?據媒體報道,2008年國務院批準了“ 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 預算經費高達200億元人民幣,明確了提高農業轉基因科技“產業 化整體水平”已經成為中國科技政策和農業發展的一個重大的戰略目 標。2010年1月31日的中央一號文件, 再次從農村發展戰略的高度, 強調必須抓緊開發轉基因新品種和大力推進轉基因新品種產業化。 由于如下的一些事例和理由,我們有理由懷疑:對于可能帶來的 ——尤其是相對于其他科技選擇 ——經濟、社會的效益和風險并沒有進行全面的評估。 - 轉基因之爭在全世界范圍進行已久。查閱中外的資料,
找不到任何有轉基因糧食科技在現在的貿易、 產權體制下能夠大量增產的有力證據,反而倒是有不少反面證據。 例如享譽國際的科學家組織,“關心科學家聯盟”, 于2009年發表了一個全面評估美國自90年代中期以來轉基因作 物增產效益的報告(Failure to Yield,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2009),作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大量投資于轉基因科技, 所收到的增產效益,反倒不如其他的農業科技和辦法。另外, 從2008年開始,美國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地區, 普遍的發生了抗除草劑超級雜草、二級蟲害為患等嚴重問題, 許多農民深受其苦,紛紛改種非轉基因作物。( 英國科學與社會研究所(ISIS)2010年1月2日的報告)。 - 應用科技促進發展,是一門綜合性、跨學科的學問。
去年四月聯合國發布了一份權威性的評估報告:《 國際農業科技促進發展評估報告》(IAASTD, www.agassessment.org), 對轉基因科技在促進農業發展方面的作用和潛力以及正反面的經驗進 行了評估。它提醒各國政府決策者, 在目前的商業利益驅動的知識產權框架之內, 不宜過高估計轉基因科技的經濟社會效益, 而忽視了其他經濟效益已經證明絕不低于轉基因的科技選擇; 它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當前全世界龐大的經費用于基因科技, 投入生態農業科技的經費卻嚴重不足,這種不平衡必須糾正。 - 應用科技促進發展,是一門綜合性、跨學科的學問。
- 從發展觀和農村發展道路的高度,
我們也想質疑農業部的決定和中國的轉基因政策。 簡述幾點看法如下: - 現在全世界之所以出現了持續的大規模的反對轉基因品種產業化的運
動,并不是因為出于對科學的無知;反對者中不乏出色的科學家。 在轉基因科技問題上的分歧和對立,主要還是出于價值觀、 發展觀的差異。反轉基因運動從實質上說, 是反對美國以全球化的名義所倡導的那種邏輯和價值, 即把自由市場的理念抬到普世價值的高度,把貿易視為人類歷史、 文明進步的最重要的動力。 這樣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帶來全球性的貧富分化、金融泡沫和危機、 三農危機和日益危殆的糧食安全局面。 - 在80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
中國的政策、價值觀都很受美國倡導的這種價值觀和發展觀的影響。 例如:把GDP增長視為至高無上的目標,以外貿、外資、私有化、 市場化作為提升GDP的主要手段,在社會經濟各個方面, 包括文教、衛生、住房等領域,都刮起了私有化、市場化、 證券化的風潮等等,所帶來的社會后果十分嚴重。 - 我們擔心,
目前轉基因產業化提速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舊政策的慣性延伸, 而不是科學論證的結果。據悉80年代中央領導人就作出了“發展高 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指示;90年代中、后期,中央領導人, 更是高度重視轉基因科技產業化在促進農業生產方面的潛力。 當時盛行的指導思想很大程度上還是一種以市場化、GDP為中心的 發展觀,人們對于世貿組織的性質、 現有國際知識產權的理論和實踐、尤其是對于美元霸權的實質, 似乎缺乏批判性的理解。 很多人當時接受了全球化的自由貿易邏輯和游戲規則; 為了進世貿組織,甚至甘冒風險,同意逐步實現金融自由化。 現在很多人都認識到了,金融肯定不能自由化;教育、醫療保健、 住房也不能輕言全盤市場化和產業化。我們認為農業、 糧食供應鏈的重要環節更不能輕言私有化和產業化。 - 有些專家說,中國不開放轉基因產業化、
市場化將造成這方面的科技停滯落后的災難后果。 我們并不反對轉基因的科研工作, 我們反對的是條件不成熟的商業化。 至于認為只有市場化才能保證科技進步的說法已經為中國建國以來前 后兩個三十年的實踐證明是不正確的。 - 我們應該有一個以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和需要、而不是以產業利潤、G
DP為首要考慮的指導思想。在這次爭論中,有的專家說, 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相當嚴峻。需要看到,在21世紀的今天, 以目前人類所掌握到的農業科技知識和生產能力,輔以有關社會、 經濟發展累積的科學知識, 在全球的經驗看我們沒有生產不足的問題。 而農業和糧食安全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正是以私有化、市場化、G DP增長率為中心考慮的發展觀和相應的體制安排、 政策環境帶來的惡果。在農村發展的問題上, 在這種發展觀的視野里,只有GDP、企業利潤等數字,沒有農民; 企業(而且基本上是城市的或外國的企業),而不是農民, 成為了農村發展的主體。然而實踐證明,GDP提高了, 企業利潤增加了,并不能保證農村和農業健康的發展。 一旦開放轉基因糧食產業化,可以肯定的是資本雄厚的農業、 種子公司和少數享有知識產權的專家會得到暴利。至于廣大農民, 以過去國內外的經驗為鑒,如果沒有體制和政策的改造和創新, 大概是富不起來的。 - 我們應該聯系中國人-地-水-生態資源的實際,
整體性考慮農村發展道路,提倡生態農業。 我們認為在考慮轉基因問題時,需要聯系農村發展道路的問題。 聯合國的《國際農業知識與科技促進發展評估》 指出農業有多種產出,除了農產品以外, 還提供多種生態和文化的公共品。不顧農業所承載的經濟的、 文化的、社會的和生態環境的多個功能, 把農業當作單一的產業活動, 不是使生產適應生態系統的特點和限度, 而是使生態系統適應生產最大化的要求是短視的,不明智的。 我們認為只要有一個真正能不斷縮小貧富差距的社會發展進程, 與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村發展戰略, 能有與之相應的政策環境和體制安排, 充分便利農民獲取和應用包括生物科技在內的農業科技, 通過國家的推動、全社會的扶持和農民的努力, 肯定能走出一條因地制宜、真正能兼顧保護生態環境、 促進社會公平、尊重農業的多功能性的可持續農村發展道路。 - 在80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
- 我們認為,水稻是億萬中國人民每天食用的最主要糧食,
綜上所述,
聯絡人:蔣文平, 電郵[email protected]
今后愿意簽名支持者仍可發電郵到我們的聯絡郵箱,
《我們關于轉基因水稻、玉米商業化問題的意見》
簽名者(按姓氏字母排序)
2010.3.21
柏棣博士 (美國德儒大學)
陳讚煌博士 (地球物理專家,休士頓)
陳榮合 (聯合國退休人員)
陳信行博士 (臺灣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董建 (作家,天天日順(NO GM RICE)小組)
董敘霖博士 (聯合國退休人員)
方謀 (西東大學)
古學斌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
顧秀林教授 (農業經濟學博士,云南財經大學特聘教授)
關曉榮教授 (臺灣臺南藝術大學))
韓忠翰 (臺灣臺南藝術大學研究生)
韓東平博士 (旅美學者,華倫威爾森大學)
何梅婉博士 (科學與社會研究所(ISIS),英國)
花俊雄 (紐約和平統一中國促進會主席)
黃德北教授 (臺灣世新大學)
蔣文平 (軟件工程師,美國)
金寶瑜教授 (原美國Marygrove大學經濟系教授)
居乃虔 (退休訊息管理專家、企業家,美國)
康學郁博士 (企業家,原臺灣旅美,現居北京)
鄺治中教授 (紐約Hunter College)
李騰芳博士 (退休工程師、企業家,新澤西)
李和博士 (生物統計專家,紐約)
李憲源 (加中筆會會員,多倫多)
李民騏博士 (美國猶他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林正慧 (臺灣,《批判與再造》編委)
劉實 (專欄作家,紐約)
劉向前博士 (醫學博士,中國大陸)
羅其云 (證券軟件專家,現居北京)
馬耀邦 (戰略投資家,現居加拿大)
倪世傑 (臺灣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臺灣立報環保專欄筆者)
潘毅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
彭昭昌 (旅美學者,大陸)
桑史云 (旅美華人)
邵子平博士 (德國法學博士,現居北京)
孫大成教授 (美國猶他州)
童小溪博士 (紐約賓漢頓大學)
董慶圓博士 (退休軟件工程師,紐約)
王丹博士(女)(香港大學)
王麗清 (退休電腦工作者,紐約)
王曉波教授 (《海峽評論》總主筆,原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翁啟元博士 (臺灣臺南,物理學家)
吳建斌 (詩人,洛杉磯)
嚴海蓉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
楊高雄博士 (航行家電腦公司總裁,臺灣)
余玟燕 (保險業 富邦人壽)
俞力工教授 (政治學教授,歐洲華文作家協會會長)
戰洋 (紐約賓漢頓大學)
張星戈 (世新大學英語系講師)
張豐君 (退休聯合國工作人員)
張俊杰 (建筑設計專家,臺灣)
鍾喬 (差事劇團團長 臺灣 臺北)
鐘雪萍博士 (美國塔夫茨大學)
周本初博士 (吉林大學電子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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