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王煉利致公民劉吉

公民王煉利致公民劉吉

劉吉先生：您好！

　　2月8日12點55分新華網論壇轉貼了《南方周末》的文章：《“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繼續為改革開放鼓與呼——專訪中國社科院前院長劉吉》。34個小時過后，這個帖子已經有了近萬個讀者，近七百個跟貼。我料您不會看這些跟貼。因為那些網民保不定都是些“阿狗阿貓們”（按您的說法），并且也不知道他們是否“至少也須有大學以上文化程度”、“對經濟學有理性的判斷力”，按照您定下的調查經濟學家公信力的資格，我覺得您是不會看這些帖子的。

　　我的這封信這個帖子您是否會看我管不著，這是您的自由和權利；但是這封信這個帖子我是一定要寫的，因為我看了去年1月以來您的幾篇公開言論，我認為，您作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內的學者和干部，您對人民大眾太為冷漠，對中國底層社會的民生太為隔膜，由于您對民眾的冷漠和民生的隔膜，因此，您就不可能體察中國的真實的國情民情，從而您的建言對人民不是福音，而是災禍。

　　您說，有關對中國現階段兩極分化的評論是“混淆是非”，您說“鐵的事實，是在大家生活水平共同提高的基礎上，一些人提高得快一點，一些人慢一點，但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蹦|問：“資本主義的兩極分化是資產階級越來越富，廣大勞動者越來越窮，我們是這種情況嗎？”

　　如此看來，您的兩極分化的標準是是否“一方越來越富，一方越來越窮”。衡量窮富總得有數據說話，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副院長和中歐國際商學院的前執行院長、今名譽院長，您獲取數據的便利比一般學者多得多，那您應該用數據告訴大家，資本主義社會他們財富分配是怎樣的格局，我國當今社會的財富分配是怎樣的格局；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共政策導致了怎樣的利益分配，我國當今社會的公共政導致了怎樣的利益分配；資本主義社會的弱者和貧困者被邊緣化的程度如何，我國當今社會的弱者和貧困者的被邊緣化的程度如何？但是，您根本不是用數字來說話，而這些數字，國家統計局有，世界銀行有，您都可以很方便得到的。您不用數據說話，卻用強勢者的姿態虛張聲勢：我們是這種情況嗎（指兩極分化）？可愛的劉吉先生，您以為現在還是文革期間？雖然您是1989年5月才被任命為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您是應該經歷并參與過的。您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副院長，您的治學態度很不科學。

　　我一直喜歡用數據說話，并堅持著用數據說話。但今天與您劉吉先生我不談數據，我們談常識，談事實。

　　您說，那些“農民太苦”、“現在只差陳勝、吳廣了”的議論都是“危言聳聽”、“挑動社會情緒”。

　　告訴您，5年前，我曾對華東某省進行了56天的社會調查，在著名瓷都，我一天中乘了六次出租車，司機全都是瓷廠下崗工人，其中還有原國營大廠辦公室主任兼分廠廠長?！拔覀兒枚硕说某鞘校际潜凰麄儺敼俚母銐牡?！”是這六個司機和工人居住區居民甚至家用電器店老板的異口同聲！他們說：我們這里100多元下崗工資，10天半月才能吃上一次肉，夫妻兩人帶個孩子怎么活！文化局的退休干部幾年只拿60%的退休工資，他們的百人簽名信我保存至今！在工人居住區，工人們這么說：“現在只要有人領我們反，我們全都反！”那個國營大廠辦公室主任兼分廠廠長則說，他怎么都不相信把廠子賣給個人能更創效率。大廠幾百上千萬的設備廉價賣給若干私人，私人都是小規模作坊生產，根本用不上大設備，這些用外匯換來的設備全被扔在露天！

　　當年，我曾在九江美麗的甘棠湖邊，看到三三兩兩的女子在徘徊。陪同我的女同志告訴我：“大姐，她們都是賣淫的，她們從農村中來，干一次只要五塊錢！”我不知道您劉吉先生對此有何感觸——我先聲明，我是不怕您說我造謠、說我危言聳聽、說我挑動社會情緒的——面對五塊錢就能出賣女性的尊嚴——母親的尊嚴、妻子的尊嚴、少女的尊嚴，我是被震撼的，我感到深深的悲哀，我的心底燃燒著憤怒的烈焰，因為跨入21世紀的中國婦女命運決不應該這么悲慘，只要共產黨的一些干部少搞些腐敗，多些責任感，中國的貧富分化決不會這么慘烈！

　　劉吉先生，在某些方面，我感覺到您是多愁善感的，譬如，在關于經濟學家公信力調查的民意測驗中，郎咸平獲“公信力”評價最高，為此您感到“莫大的悲哀”，香港的丁學良說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您認為“是給中國抹黑”。那么，當中國的農婦在半公開地賣淫時，你的感覺又是什么呢？記得您這樣詰問：如果中國的教授們不率先進入中等收入階層，能是中國昌盛的征兆嗎？那么，當中國的大中城市“娼盛”起來了，你是感覺到這是中國昌盛的征兆？還是“莫大的悲哀”、“給中國抹黑”？

　　您說中國農民生活比過去好多了，“進城就改善生活了”。是的，哪些進城來“干一次只要五塊錢”的農婦只要“干”的次數足夠多，肯定也能改善生活了；哪些血汗工廠的農民工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也能比在農村多小酌幾次的。借用您的話，“要不他（她）跑到城里來干什么？”但這樣的改善是以極端惡劣的生存環境換來的，這樣惡劣的生存環境將提前毀滅他們的生命！我認為，這才是莫大的悲哀，這樣的事實存在，是共產黨干部的失職——是他們的不作為和“反向”的作為在給社會主義中國抹黑！

　　你居高臨下地給弱勢群體下定義：“什么是弱勢群體？弱勢群體就是生產力落后的人群，沒有掌握先進生產技能，在市場經濟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嘛?！庇直鞈懭说卣f：“當然，社會主義首先要保持他們有溫飽生活，至少是保持一個人道主義的生活水平。而最重要的是按照科教興國的戰略，努力培育他們掌握先進的生產力技能，從弱勢轉為強勢”。

　　劉吉先生，可能您在強勢群體中時間呆久了，自我感覺過于良好，您自以為自己是“掌握先進的生產力技能”的吧？因為您的日子過得很滋潤。但我告訴您，您的滋潤日子主要不是您掌握的“生產力技能”帶給您的，而是您從1989年時的廳級到1994年后的副部級的身份帶給您的。辛亥革命至今一百年還不到，封建意識封建觀念不可能這么快鏟除干凈。您的身份帶給您的好處必定超過您的技能所能帶給您的，您不用爭辯。

　　在當今中國，“掌握先進的生產力技能”的人只要同時沒有具備必要的“身份”，照樣墮進弱勢群體，最多“有溫飽生活”而已。譬如，掌握審計技能應該算是“掌握先進的生產力技能”了吧？起碼我知道在我們共同生活著的上海，體制中的審計人員日子過得也蠻滋潤，但是，同樣掌握著審計技能、甚至超出體制中人掌握的技能的人員只要沒有邁進“體制”門檻，那就只能吃體制中人吃剩的殘茶剩羹。而這“體制”的門檻是沒有那么容易邁的！要邁過這個門檻，才有 “身份”！才有吃香喝辣的資格！因此，只要政治體制不改革，我們就難以跨出“從身份到契約”的這一步，這一步跨不出，中國的弱勢群體就決不應該與“生產力落后的人群”劃等號，因為弱勢群體中有很多很多“掌握了先進的生產力技能”的人，他們為“身份”所羈絆，才很難“從弱勢轉為強勢”！您是個有“身份”者，是體制內曾經的高官，很希望您能對中國跨出“從身份到契約”這一步作些實事！

　　您對中國大陸經濟學家缺乏公信力的說法大為惱火，“我們某些媒體，甚至有些黨報黨刊，熱衷傳播攻擊中國經濟學家的言論就不可理解了。試問社會主義中國建國50多年，居然培養不出5個經濟學家，甚至著名經濟學家連美國的研究生都不如，是中國的光榮，還是給中國抹黑？”可敬的劉吉先生，您是時刻把帽子棍子提在手上的。您用的語言和說話的腔調，時刻把我們帶回到三四十年前。當然，按照您對經濟學家的理解，中國經過五十年培養出來的經濟學家應該不少，因為您說了：“首先，什么叫經濟學家？在學術上稱為‘家’者，從無權威的定義和權威機構的評定，國際上通常是指在大學相關學科取得教授職稱和有資格研究機構的研究員們，或權威專業協會的會員。如此看來，中國不應妄自菲薄，正如中國有許多科學家、作家……一樣，中國也有數以百計的經濟學家?！钡珕栴}是為什么被調查的公眾會80%地認同“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不到五個”的說法？這到底應該質問公眾、質問媒體，還是該反省自己？

　　誠然如您所說，“經濟學是一門嚴肅的科學，隔行如隔山，不懂經濟學的人應尊重經濟學家”，然而，經濟學家是否也應該尊重一下事實？如果公眾認為相當多的經濟學家不尊重事實，他們怎么可能尊重相當多的經濟學家？使您忿忿然的是“海內外經濟學界同行評價不高而善于媒體炒作”的郎咸平得到最高公信力，說他“只是2004年危言聳聽說了一番國有企業可以很好發展，用不著改革，改革使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國有資產給私人老板吞食了等話，被某些媒體炒作一通而已。”對了，就是因為改革偏離了原來的軌道，才使國有企業改制的結果是大量國有資產流失、國有資產給私有企業老板（其中相當部分是原國有企業領導人）吞食了，這沒有說錯啊！郎咸平不過是說了大實話而得到了最高公信力，那不說明很多經濟學家沒有說實話嗎！

　　劉吉先生，如果經濟學沒有象今天這樣成為“顯學”，如果經濟學還是象甲骨文經文那樣是象牙塔中的學問，即使媒體有興趣出問卷，公眾還沒有興趣回答呢！如今公眾回答的興趣高漲，是因為中國有那么幾個有名的經濟學家一直努力影響著政府的公共政策，而這些公共政策給公眾帶來的是上不起學、住不起房、看不起?。亩斐闪酥袊鐣膰乐夭环€定，致使國家不得不來“穩定壓倒一切”！對此，您就沒有責任嗎？

　　您挑釁中國的新聞界，“可不可以再調查公布中國政治家的公信力？”并成竹在胸：“你們沒有這個膽量”，您以為這樣一來就能把人震懾住嗎？不！您是國家的部級高干，調查公布中國政治家的公信力之事應該是您這樣的官員去努力促成的。您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說過“共產黨先民主了，才能帶動社會民主”，您還說“自上而下是改革，自下而上是造反” 那么，您應該在促成“共產黨帶動社會民主”上帶個好頭，而不應該去挑逗新聞界做“自下而上”的你已經定義成“造反”的事情呀！您這樣說的動機何在？目的何在？

　　接下來，我要談談您的言論中隨處可見的邏輯錯誤，有這些顯而易見的邏輯錯誤存在，您的結論不能合乎邏輯地得出也就不奇怪的。

　　譬如：您以“文革中上海供應算最好的地區，小戶一家三口，只靠半只雞過年”，來證明1978年和1978年以前時中國人的“普遍貧窮”，這個證明是不能成立的。因為文革中中國城市生活資料供應的主要問題不是“買不起”，而是“買不到”，那時副食品、工業品的供應都要憑票，物資供應相當匱乏，但“物資供應匱乏”并不一定能證明人民的“貧窮”?！拔镔Y供應匱乏”的結果是人民買不到東西，“普遍貧窮”的結果是人民都買不起東西，“物資供應匱乏”與“人民貧窮”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赡堰@兩個概念混淆了。

　　而且，即使在文革中，上?！靶粢患胰?，只靠半只雞過年”您也未免太夸張了吧？我們都從文革中走過來，上海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副食品供應分大戶小戶不假，但年貨供應是按禽、肉、蛋、魚、炒貨分類的，小戶即使只能分配供應半只雞，那也是只是單指禽類，還有肉、蛋、魚的供應都略比平時要多些，我們總得實事求是吧？

　　再譬如，您承認工農差距、城鄉差距問題“還比較顯著”。表示了“我們要關心，要逐步解決”的態度，但接下來馬上把解決工農差距和城鄉差距問題與“徹底消除差別”混為一談，說解決工農差距和城鄉差距問題“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現在人均GDP才過1000美元就驕傲了，就要徹底消除差別！還是忘了毛澤東同志的‘兩個務必’?！?/p>

　　劉吉先生，您這是哪兒跟哪兒呀！“徹底消除差別”是您的自說自話，而逐步縮小工農差距、城鄉差距，把“比較顯著”的工農差距、城鄉差距縮小到“比較不顯著”，人民的要求并不過分！這與“人均GDP才過1000美元就驕傲了”有什么相干？

　　您把“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與“徹底消除差別”這兩個程度不同的概念硬扯在一起，你又把概念混淆了。

　　但是，“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與“兩個務必”倒是相干的，然而不是劉吉先生您所認為的那種相干。毛澤東的兩個務必是怎么說的？“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边@些年城鄉差別是怎么拉大的？正是共產黨的一些領導干部與“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背道而弛造成的！

　　   您還善于詭辯。

　　您說：“什么叫主流經濟學？通常是指官方采納的經濟學?！薄敖袢罩袊С粥囆∑介_創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這一偉大事業的經濟學，就是主流經濟學?！莞洕鷮W家’著文自詡‘改革反思派’，說：‘主流經濟學家誤導了中國的改革’。原來，他們批判主流經濟學家是假，實質上是借批判主流經濟學家批判鄧小平開拓的20多年中國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

　　劉吉先生，您這就是詭辯。您是這樣來建立您的三段論公理的：凡支持改革開放（P）的經濟學都是主流經濟學（M），草根經濟學家（S）批判主流經濟學（M），所以，草根經濟學家（S）批判改革開放（P）。

　　這個三段論本身沒有邏輯錯誤，完全符合三段論第二格規則，但您違背了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之一——同一律。同一律的公式是：A是A，中詞（M）在大前提中定義為A，在小前提中也必須定義為A。但是這個三段論中的中詞“主流經濟學”在大前提中的定義不能代表在小前提中的定義，就這個三段論而言，“主流經濟學”在大前提中定義為“凡支持改革開放的經濟學都是主流經濟學”，這僅是您劉吉先生個人下的定義，您下的這個定義并沒有普世的意義，您說這就是A，別人卻可以認為這不是A。比如，為什么不可以把“主流經濟學”理解成在一定時段中占有強勢話語權的經濟學派呢？可是，您粗暴地剝奪了別人的定義權，您在小前提中把您的定義強加給了“草根經濟學家”，然后就一頂大帽子飛來：凡支持改革開放的經濟學都是主流經濟學，批判主流經濟學就是批判鄧小平開拓的20多年中國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而“反對改革開放是斷然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敗的。”如此的語言從文革中過來的人們都不會陌生，劉吉先生，您這是蠻不講理，文風惡劣。

　　蠻不講理還不僅在此一例。

　　您質問：“有文章攻擊經濟學家擔任獨立董事，就等同資方代言人，這連什么是獨立董事也沒鬧清楚就胡言亂語。獨立董事制是國家立法建立的，攻擊矛頭指向誰？經濟學家大多擔任國企或國家控股企業的獨立董事，代表哪個資方？更何況獨立董事的法定責任恰恰是在董事會里維護普通股民和社會公眾利益的?！?/p>

　　您又在偷換概念了。獨立董事與獨立董事制度是一會事嗎？就算是“攻擊”獨立董事了，這能等同于攻擊國家立法制度？就算有文章“連什么是獨立董事也沒鬧清楚就胡言亂語”，您作為中歐國際商學院院長就誨人不倦給大家解釋一下，不就結了？您難道非要把作者送進監獄才解氣？您這樣氣急敗壞，不覺得有失您尊貴的身份？

　　而您提到“獨立董事的法定責任恰恰是在董事會里維護普通股民和社會公眾利益的”，這提得好，告訴您，正因為中國的有那么些獨立董事非但沒有履行“維護普通股民和社會公眾利益”的“法定責任”，還肆無忌憚地屢屢侵犯普通股民和社會公眾利益，才會有“攻擊”他們的文章，就算是“攻擊”吧！

　　您還犯上文與下文“自相矛盾”的錯誤。

　　您說：“中產階層是一個以知識為主體的中等收入階層?！痹谶@里，您把中產階層定位在“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中等收入階層”。那么，在中國現階段，中產階層占全部收入者的比重就決不會多，但是您又說：“如果按照勞動貢獻分配的話，一定是中等收入階層最多的，因為整個人類的智慧，或者潛能等等才能，也是按照常態分配出現，非常優秀的是很少數的，傻子也是少數的，大多數都是中等的。因此這么一個常態分配出現，對應社會貢獻是常態分配出現，因此勞動收入也應該是常態分配出現，既然是這樣，那么就是中等收入階層占大多數?！?/p>

　　看！前面剛說過中等收入階層以知識（分子）為主體，后面又說中等收入階層出現是因為非常優秀的和傻子是少數，這種“常態”導致收入也按照這種“常態”來分配，這樣中等收入階層就成了大多數了！這還沒有完，您緊接著又說：“社會主義中國的歷史使命就是盡快的造就龐大的中等收入階層，這樣來實現共同富?！薄＜热贿@個世界上非常聰明的人和傻子只能是少數，這就決定了大多數人都能成為中產階層，那還用得著把“造就龐大的中等收入階層”當成歷史使命？

　　但您還是把這當成使命，從而推翻了您自己說的中產階層在自然常態中也能產生的論斷。那么，您覺得要通過怎樣的努力來完成這項使命？您說，一要靠發展，發展中把蛋糕作大，二靠科教興國，三靠政策，其中“房地產政策很重要”，“我們希望房價拼命漲，房價漲了以后中等階層收入就多了，”四則靠理財，“個人有錢藏在口袋里藏在銀行里是不行的”，怎樣理財？“我們銀行業務開展了各種各樣的理財方式”，“中國家庭的錢從來是交給女同志的，所以女同志應該為造就中國龐大的中等收入家庭做出自己的貢獻”。

　　這是當過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人士的言論嗎？不象，這是一個賣什么吆喝什么的買賣人，并且是個不夠厚道的買賣人。

　　劉吉先生是商學院院長，您更應該為商學院的買賣而吆喝。

　　果然，劉吉先生您這樣吆喝了：

　　　“誰影響了中國經濟呢？我想這三部分都影響中國經濟，宏觀調控影響了中國經濟，地方可能涉及到商學院培訓的一批官員影響了中國經濟，另外民營企業家真正影響了經濟。所以，三股力量碰在一起，就保證中國經濟繼續持續高增長。”

　　商學院培訓的一批官員影響了中國經濟大概沒有說錯，九十年代中后期地方經濟不可持續的“持續高增長”就與他們有關，他們從負面影響了中國經濟，乃至國家不得不下大力氣下大決心宏觀調控！劉吉先生，這就是您的政績和功績嗎？

　　劉吉先生，我只看了您的五篇發言，恕我說重些，你的胡言亂語實在太多了！

　　您說“現在是全球化時代，什么叫資源？什么叫生產能力過剩？都必須從全球化范圍內考慮。你只用國內資源，當然就瓶頸了，但你調動全世界的資源，利用全球市場的話，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就是另外一個境況?！痹谶@里，您告訴我們，現在是全球化，那么全球資源就應該為我所用，用全球資源，我們就沒有了資源瓶頸。

　　這時，記者問您了：“但有人會認為，全球資源也有限，我們就一個地球呀？”

　　您怎么回答的？“我們13億人民還沒有富起來呢，你首先張羅60億70億人的事，這不是荒唐嗎？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我們先把這一代人的事搞好?！蹦靡淮说臅r間來調動全球資源而不管在全球上生活的60億70億人的感受，卻不想想這全球的60億70億人會因此針對十三億人做些什么？您這是為了十三億人的富裕？您是要把連同十三億人在內的地球人都拋進戰火！

　　最欽佩您的是您針對胡錦濤先生對上海的“四個率先”要求提出了反要求：“對上海提出這個要求，我們就應該對中央也要提出要求”，“第一，各項宏觀調控應該率先征詢上海的意見，是不是有利于上海的率先……。第二，既然上海率先，就應該給上海率先的政策，……”您知道，“當然這話上海不大好跟中央說”，于是“我在這兒說兩句，既然給上海四個率先，就應該給上海率先政策，就應該在制定中央政策的時候率先聽取上海的意見”。注意到這段昏話是在2006年8月18日說的，那時陳良宇還在臺上，但已經感覺到日子不好過了。劉吉先生，您這些昏話是在說給陳良宇聽哪！當然，您敢于公開鼓吹上海應該與中央鬧特殊、中央制訂政策要“率先聽取上海的意見”，也是您錯誤估計了形勢，您以為陳良宇的日子還長久著呢，陳良宇總會投桃報李。如果您能算到陳良宇一個月后就下臺了，您才不會這么說呢！我是從您的行文風格中判斷您也不是什么仗義之人，更不是誠實之人，文如其人嘛！

　　2003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喻權域在大會中作了《端正學風，促進社會科學健康發展》的發言，批評有些人“偽造馬克思的言論來為自己的錯誤理論作證”，其中“一些人還是‘著名學者’和‘高參’”，并點名您在2003年1月23日發表在《社會科學報》上的文章中有關“馬克思曾經計算過，在當年生產力水平下雇工8人不構成剝削”是偽造的馬克思言論。馬克思計算的是“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并不是“剝削”與“非剝削”的界線。馬克思明確地說，小業主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

　　至今，劉吉先生您沒有回應喻權域的質疑。據說發言被全國政協印了4600分，不僅分發給二千名政協委員和中央各部門，還分發給采訪2003年“兩會”的中外記者。2003年5月又刊登在《高校理論戰線》上，發到各個大學。聽說您對此始終不置可否。

　　劉吉先生，您好象敢說并不敢當。

　　你的言論文章告訴我們，官高不等于品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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