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吳思的極左經歷
韓德強
2007-2-14
看了吳思寫的《我的極左經歷》，感慨萬千。吳思寫得挺誠懇的。思想家的深處，常常是自身的經歷。或者說，思想家是那些能對自身經歷進行痛苦反思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吳思是個思想家。就此而言，吳思比許多玩弄學術、搬運概念、食洋不化或食古不化的教授、專家、學者高明不知道多少倍。
但是，反思有許多層次。只有將個人經歷中的核心成份與非核心成份嚴格剝離開來，才能看到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以偏概全的，哪些是邏輯前提的錯誤，哪些是視野的偏執，從而使個人經歷化作全社會的經歷，使個人的反思帶動全社會的反思。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吳思對個人經歷的反思還可以更深入、更周全。
他的核心經歷有二，一是組織星期六義務勞動失敗，二是反自留地失敗。這兩次失敗都是真實的，甚至是普遍真實的：任何一個理想堅定、熱情高漲的青年人，一旦試圖在現實生活中將星期六義務勞動固定化，對自留地反到底，就一定會失敗。
問題在于，是否就能從此得出結論：大寨模式一定會失敗？或者，也有可能是吳思的理論水平不夠，經驗不足，身體力行不夠，資歷不深，社員對他的信任度不夠？否則，為什么陳永貴的大寨會成功？
吳思并不否認大寨的成功，這一點上他比許多右派要誠實。只是吳思認為，大寨模式的推廣不能成功，因為像他那樣認真推廣大寨模式的人遭到了失敗，而像他這樣認真的人已經不多。仔細分析起來可以發現，盡管吳思本人有很高的共產主義熱情，但是，這種熱情來自多年的學校教育。當時學校教育的最大缺點是只講理想，不講現實；只講精神，不講物質，比較走極端。（相比之下，今天的學校教育卻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只講物質，不講精神；只講現實，不講理想。）如此訓練出來的人，一旦投身于點點滴滴的物質生產，就容易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忽視物質利益的重要性。如果吳思“責己嚴，責人寬”，以身作則，但不要求別人一定效仿；提倡共產主義理想，但尊重群眾的物質利益；那么，他一定會找到群眾可以接受的中間方案，并在幾年、甚至十幾年的長時間里逐漸將生產隊帶成一個大寨式的生產隊。這是大寨陳永貴成功的奧秘，也是后來南街村王宏斌成功的奧秘，為什么吳思就一定只能失敗？
可見，失敗以后的反思有兩條路徑：吳思式的，因自己的失敗而否定大寨模式的可推廣性。王宏斌式的，在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找到成功的道路。
為什么吳思會選擇第一條反思路徑呢？原因可能有多方面。
第一，來自學校教育的“非黑即白”思維模式，忽視中間態，忽視過渡性。一旦群眾不再是先進的英雄，就馬上轉變成落后的狗熊。吳思先是高估了群眾的共產主義熱情，一旦受挫，則低估了群眾的熱情，將群眾看成都是自私自利的、不可教育的落后分子。高估的時候，表現為極左；低估的時候，則表現為極右。
第二，吳思本來應該是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但是，他一去就當了青年突擊隊的隊長，把學校里的經驗直接搬到了突擊隊里。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去教育別人，位置沒有擺正。如果讓吳思先當一段社員，先了解一段社員的疾苦，對社員的切身物質利益有更多的感受，那么，此后吳思就不會那么激烈地反對社員的自留地情緒，就容易找到被社員接受的中間方案。社員也會更好地認同吳思。這樣，從較低起點出發，每一次都將是成功的，吳思的信心將越來越強。但是，他選擇了較高的起點，每一次實踐都是失敗的，信心會日益耗竭。
第三，吳思自身的堅定性確實也有問題。青年人的通病是定力不夠，三分鐘熱度。當吳思拖著傷腿回到住處時，理想主義的激情很容易被現實中的傷腿所冷卻。孫中山先生組織了多次武裝起義，損失慘重，先前的支持者對中山先生避若瘟神，同情者變得冷嘲熱諷，而中山先生所熱愛的普通大眾卻可能還會跟著吃“人血饅頭”。一些學者還會勸導中山先生，人都是自私的，社會就是這樣的，看開些吧，相信群眾，相信歷史，不同利益的相互制衡可以推動歷史進步，不要再充當什么救世主了。吳思聽從了，但中山先生沒聽從。吳思一敗再敗，停止戰斗。孫中山愈挫愈奮，終成大業。當然，吳思可能會認為，孫中山是不可復制的，因此大寨是不可復制的。但是，要成就一個大寨畢竟遠比成就一個共和國要容易。
可見，從吳思個人的一時挫敗并不能直接推出大寨模式的失敗，只能推出大寨模式需要立場堅定、思維模式正確、方法得當、愿意付出長期努力的帶頭人。如果不能產生這樣一大批帶頭人，大寨模式就只能停留在少數樣板上。
那么，這樣的大批帶頭人能不能產生呢？從吳思的經歷來看，恰恰是有可能產生的。毛澤東時代是一個呼喚英雄，也產生了英雄的時代。當時大批知識青年下山下鄉，至少在初期，多數人都像吳思一樣滿懷熱情，愿意奉獻。如果引導得法，步驟得當，從中完全可能產生出許多陳永貴式的帶頭人，更多人能在這些帶頭人影響下成為苦干、實干的積極分子，使大寨模式逐漸成為主流模式。
退一步說，即使大寨模式不能成為主流模式，也不能得出人人自利的悲觀結論。一般來說，越接近體力勞動，道德的力量不容易發揮作用。越接近腦力勞動，道德的力量越容易發揮作用。用理想主義的力量一鎬一鎬刨地，確實要求非常高的境界。但是，用理想主義的力量繪圖、計算、創作、思考、領導，卻并不需要非常高的境界。吳思的問題就在這里：他發現了理想主義不能成為體力勞動的主動力，這是其經歷中最有價值的、最有普遍意義的結論。但他卻由此推出理想主義不能成為任何工作的主動力，人人都在追逐自身利益。這樣，吳思就從極左退到了極右。
為什么吳思會一步退到極右？這是與西方思想中的平等精神有密切關系的。或者人人無私，或者人人自私，這都是平等的。如果說一部分人自私，一部分人無私，那么人與人之間就不平等了。更進一步，如果無私的人可以領導自私的人，而體力勞動又不容易靠理想主義作動力，那么，就接近“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孔子思想了。在吳思當時的頭腦中，孔子思想是封建的、落后的、開歷史倒車的，是比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思想更加反動的。因此，他不可能停留在中間狀態，只能一步跳到極右。
吳思可能會反問：為什么相信自私自利就是極右？難道自私自利不能促進生產技術進步嗎？難道自私自利不能自動地促進社會利益最大化嗎？難道自私自利不能自動地達成社會力量的均衡嗎？難道惡不是歷史進步的動力嗎？
不錯，自私自利可以促進技術創新，可以促進效率提高，可以繁榮市場、豐富商品。但是，吳思也應該承認，自私自利促進技術創新、效率提高是有條件的。促進技術進步的專利制度，同樣還可以阻礙技術的推廣、阻礙新技術的應用。推動市場繁榮的力量，還可以推動經濟蕭條的到來。
但是，對于判斷左右來說，技術和生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站在富人一邊，還是站在窮人一邊。站在富人一邊的就是右，受最富裕群體歡迎的就是極右。顯然，最富裕的群體最堅定地相信自私自利的好處。他們的自利能力最強，當然最歡迎自利推動歷史進步的學說。
就這樣，吳思一不小心就從極左跳到了極右。當然，即使吳思處于極右時，他的主觀動機還是好的。這為他今后從極右再次轉回到中左或極左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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