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科學技術史看中國科技創新
與文化建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張文木
中國的科技自主創新可以分為三個時期：自然經濟時期、民國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在自然經濟條件下的中國科學技術，不能簡單的評價好或壞。中國封建時代科技創新的成就很了不起，李約瑟對此作了扎實地總結。當時歐洲面臨的是“黑暗時期”，中國文明延續幾千年，是最后一個衰落的，這說明在四大文明中，中國的文明可持續性最強。國家生命期的壽命與其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是同樣的道理。
當時的全球化是農業全球化，現在是工業全球化。農業全球化時期中國是領先的，價值主要以耕地為實現載體，生產的優勢方式是莊園農業或者中國的東方小農業。但另一方面看，那個時期的中國科學技術自主創新能力是很有限的，東方的小農業生產方式也有排斥科技的方面。在封閉的以農為本的體系中，中國農業所產生的剩余價值因為沒有加工業等新的投資渠道，只有轉向購買土地，這就從底部把農業的生長基礎摧垮了。所以自然經濟下的中國古代社會吸收技術能量有限，一方面要發展技術，另一方面又要限制技術。發明是不能遏制的人類的思維動力，而阻止技術發明的應用，是為了使社會不至因發展而崩潰得太快。中國封建社會的每次解體都起因于購買土地，從而造成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即土地分離，這種分離導致社會勞動不能進行，最后只有經過農民戰爭使勞動力與土地再次結合，勞動得以在新的社會關系下重新進行。所以我說自然經濟下的中國封建社會既發展了科學技術又排斥了科學技術。黑格爾認為，東方無歷史。意思是說古代中國只有生存而無發展能力。所以古代中國的技術發明沒有出現大規模孵化和應用的社會需求。一個國家的自主創新不容易，而建設孵化這些技術的社會條件則更難。那時中國的技術發現多窒息在皇宮奢侈浪費之中。西方的工業文明發展以后，技術孵化條件西移。
后兩個階段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出現以后。
資本主義市場的本質是建立在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對立之上，價值一定要通過消滅使用價值來實現自身，這樣就在西方出現了新的文明即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但這種文明也并沒有留給技術以充分發展的天地。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社會嚴重的兩極分化曾經阻礙了技術的發展，其表現是工人破壞機器的運動，因為這時的技術成了勞動者貧困的手段。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西方便出現殖民主義。世界被資本劃分為中心地區和外圍地區。西方占領了殖民地，用強迫的方式摧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本土技術，開辟以西方資本為中心的市場，利用殖民市場應用他們的技術。這使得技術與勞動者的對立性矛盾從宗主國即資本中心轉移到殖民地即資本外圍地區。其結果是資本中心享受了技術的成果，而資本外圍地區則經受著技術帶來的災難：中心地區因從外圍地區獲得大量高額利潤而更加發展，而外圍地區則因利潤外流而窮人越來越多并失去了民族市場。核心技術只能在中心地區孵化，外圍通過對核心技術的依賴而對資本中心形成絕對的依賴關系。所謂“拉美模式”就是這種關系的結果。
印度經濟是亞洲版的拉美模式。現在西方很多人說印度因為語言，文化等方面等方面的原因，很快會超過中國。其實，印度由于沒有中國式的比較徹底的生產關系革命，印度長期以來因龐雜的產權關系造成了國家心理和身體的兩面分裂，前者表現為多宗教，后者表現為脆弱的中央與各邦的聯系。我們應當注意，印度近代以來的大國版圖是英國遣留下來的，不是印度自身保留下來的。語言方面，印度有英語。其實除母語國家外，近現代英語能力較好的多是落后國家，這是因為他們的英語能力是英國征服的結果而非自身發展的結果。非洲許多國家英語比我們好，但其發展遠在我們之后。印度龐雜的產權關系存在阻礙了社會發展，生產成果主要部分先為有產者分割，社會主體卻不是產權主體的人民只能享受自己勞動成果的很小一部分，這導致國家失去依托于人民市場的民族市場；而失去民族市場，又成了印度不能有中國這樣的發展速度的重要原因。獨立后，印度五十多年貿易只有兩年順差，印度經濟，連同印度技術對以西方資本為中心的世界市場而非國內市場已形成了利潤倒流型的絕對依賴關系。以印度IT產業為例，由于國內的窮人太多，缺乏民族市場，國內硬件落后，沒有孵化技術，因而在國內就很難發展；國外能大規模吸收其技術，它只有在海外發展并對海外市場形成絕對依賴關系。
中國蔣介石時期的經濟是亞洲較早的拉美模式實踐。那時經濟發展快，但民族市場衰落的更快。人民日益喪失了購買力，于是社會革命而不是科學技術就自然成了解放生產力的手段。蔣介石政權倒臺，毛澤東建立的新中國徹底擺脫了拉美模式對中國經濟的制約，其意義非常偉大。1952年土改及后來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消滅了中國的私有產權及其分配制度，使勞動者和國民財富之間的產權多次分配被簡化為兩大公有制之間的分配。勞動者直接享受勞動成果。六十到七十年代，中國的科學技術自主創新能力特別強，出現大量比較先進的國產技術。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科學技術自主創新必須要有自主的技術孵化條件和巨大的民族市場。生產成果要由人民來享受，這是民族市場形成的基礎，也是國家科技自主創新最重要的條件。民族市場說到底就是人民市場。人民市場保證了生產力和分配之間的良性循環，保證勞動者享受了勞動成果。所以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最大的自主創新文化。毛澤東時期提出人民是生產和消費的主體的思想。鄧小平的改革使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通過中央的調控保證共同富裕。歷史表明，只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對立矛盾處在可調控的情況下，技術創新才是可持續的。而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做到這一點。
技術創新的中心文化就是人民的主體性。相反，印度雖然IT產業發達，但是其中的戰略產品的貿易幾乎為零，都為電子玩具等產品，對發展本國的核心競爭力影響不大，印度的私有權嚴重削蝕了本國科學技術自主創新的能力。
我們講科學文化不能有書生氣，大家知道古希臘發展最好的科學和藝術，都被斯巴達消滅了；古羅馬征服了地中海，此后那里的很多高級知識分子和科學家給他們當奴隸，但是古羅馬說地中海科學家的成果是他們的。今天的世界也是這樣。我們為科學而科學，還是為救國？這需明確；我們需要的是單純的技術自由，還是自己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這需要明確。其實，當我們失去了民族獨立和自尊的時候，科技對我們就沒有意義了。
到今天，中國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出現了類似西方資本主義早期出現的諸如兩極分化問題。但是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而不是西方資本主導的國家。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國政府開始注重社會和諧，進行生產關系的有序調整，將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為民族的生產力，以人民為本的科技形成服務于國內市場。這是繼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新的改革內容。毛澤東領導我們改造了舊的生產關系，鄧小平領導我們在新的生產關系中發展了生產力，現在我們的黨又開始了從發展生產力進入到調整生產關系的新歷史時期。建立和諧社會，就是注重生產關系的調整，這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也是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希望所在。
綜上所述，我的結論是，科技創新文化要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人民的基礎是占中國百分之八九十的工人和農民，不是少數所謂“精英”。人民沒有消費能力的國家是危險的，失去人民消費的科技是沒有可持續發展動力的。所以中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是以人民市場為主體的經濟，以人民的消費和生產為主體的經濟。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是印度式的少數有產者的民主，而是毛澤東同志說的人民民主。人民參加企業管理，不能只是老板的單一的企業管理，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推陳出新。人民生產，人民管理，人民市場，及建立其上并以國家為平臺的中華民族的國際競爭力，這才是科技自主創新文化的基本內容。印度經濟的人民基礎太弱，獨立半個多世紀，越發展越窮的經驗就是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反面證明。
總之，科技自主創新的目標是中國人民的利益，我們科技創新的動力是人民市場，培養科技創新的溫床是人民文化。
刊于《科技中國》2007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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