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話實說劉吉其文其人——評劉吉《從“郎旋風”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

實話實說劉吉其文其人——評劉吉《從“郎旋風”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

    
    今年3月高尚全策劃和組織的“西山會議”剛一收場，劉吉遙相呼應拋出了一篇聲討劉國光及其支持者的檄文《從“郎旋風”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罪名是“否定改革、反對改革”，定性為“反動思潮”。帽子不可謂不大，綱上得不能再高了。劉吉沒有手下留情，也沒有給自己留下退路。不過他無權剝奪被批判者的答辯權。
    來而不往，非禮也。本文對劉吉的文章稍加分析，并通過這篇文章認識一下劉吉其人。俗話說，文如其人。

                             從一再被蒙的經歷說起

    認識劉吉，不能不從我幾次被劉吉蒙的經歷說起。
    劉吉從默默無聞的地方官躍升為京城高官，坐上了中國社會科學的最高殿堂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寶座。
    劉吉在社會科學領域本來并無什么建樹，學界對他的閱歷知之甚少。有位海外朋友給我寄來一家內地出版社出版的“名人日記”叢書《劉吉日記》，還有幾本評介劉吉的香港雜志。我隨手翻閱了一下，頓時腦海里產生了疑惑：名人？劉吉是名人嗎？論官銜，他原本不過是副廳局級干部；論學問，他在哲學社會科學界根本排不上號。這樣一個在學術上毫無建樹的人卻戴上了“名人”的桂冠。再說，按學界貫例，大凡《名人日記》多為名人身后由后人編輯出版，供世人研究名人生平之用。日記屬個人隱私。身前公開隱私出版日記的先例，是十分罕見的。劉吉為什么現在就迫不及待地公開出版日記呢？海外媒體的評論作出了答案：劉吉是某位領導人的座上客，可以自由出入他的寓所和官邸，足見是這位領導的親信和智囊。我頓時恍然大悟，這大概就是劉吉公開出版日記的妙用。然而，據知情人說，劉吉從未參與第三代領導集體的任何決策，從未參與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重大文件的起草，所謂“智囊”從何說起？看來，劉吉很善于為自己造勢。
    見識劉吉，我還想起了另一次經歷。有天下午去西單新華書店購書，看到新書臺上有本署名作者劉吉的小冊子，書名《和總書記對話》。因為腦子里已經留下了“高層智囊”的印象，劉吉的書引起了我的注意。當時正值書店打烊時間，我匆忙付錢買了一本。回家打開一看，驚呼上當，哪里是什么“和總書記對話”，而是幾位年青人的論文集，給劉吉的名為“新觀點”，實為歪理邪說進行詮釋。不過，這本小冊子并不是給總書記看的。因為社會科學院的重要研究報告可以通過內部文件渠道直接上報中央。作者的真實意圖是借用“總書記”的聲譽向公眾推銷自己，其商業價值當然要大多了。上海灘的生意經在這里派上了用場。這一回我又被劉吉蒙了。
    恕我直言，當時我頭腦里閃過了一個疑問：劉吉靠什么坐上了副院長的交椅？優良學風？淵博的知識？他能坐穩副院長的位置嗎？

                      建議劉吉舞弄棍棒前先學點經濟學常識

    批判并不可怕。科學正是在不斷批判與反批判中前進的。但批判應當講道理、擺事實，以理服人。如果“理”都沒有弄明白就揮舞大棒瞎批一頓，不僅批不倒論敵，相反，可以鬧出笑話，暴露自己無知。這位自詡為“著名軟科學專家”的劉吉，不自量力把污水潑向經濟學大師劉國光，就干了這種蠢事。真可謂無知者無畏。
    我們不妨從劉吉這篇奇文中舉幾個例子。
    例一，關于新自由主義。
    劉吉出于抵制批判新自由主義對我國改革的負面影響的目的，斷言批判新自由主義是一個文不對題的偽問題。他的論據是：即使在西方國家，新自由主義也只是一個非主流學派，主流經濟學是供應經濟學、貨幣主義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等。（見《從‘郎旋風’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這個觀點可謂是劉吉的“創新”。不過，劉吉犯了常識性錯誤。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它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反對政府干預經濟，主張“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反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詆毀社會主義制度。然而，它生不逢時，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一場席卷全球的空前嚴重的大危機。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蘇聯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震驚世界的輝煌成就。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并取得了主流經濟學的顯赫地位。新自由主義遭到冷落。直到70年代，西方國家陷入“滯脹”的泥潭，凱恩斯主義束手無策，新自由主義時來運轉，取而代之上升為主流經濟學地位，受到美、英政府的青睞。劉吉的“非主流說”早已是過期的老皇歷。其次，劉吉把貨幣主義、供應學派等排斥在新自由主義之外，把它們對立起來，也暴露了劉吉對現代西方經濟學一知半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在當代有廣泛影響的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學說。作為一種經濟理論、經濟思潮、經濟政策主張，在不同領域、不同時期、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學派和不同的代表人物。劉吉說，供應學派、貨幣主義等才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新自由主義屬非主流。劉吉望文生義，他不知道這些學派都是集結在新自由主義旗幟下的不同流派，都是追隨米塞斯、哈耶克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信徒。貨幣學派的首領弗里德曼公開聲稱自己是經濟自由主義者，說“亞當•斯密關于干涉市場而妨礙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的告誡今天被政府這種干涉的災難性后果證實了。”再其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超階級的學說，已經成為西方國家統治集團維護壟斷資產階級利益，對外推行新殖民主義、實行經濟擴張、策動和平演變的政策工具。美國在拉丁美洲推行“華盛頓共識”，在蘇聯推行“休克療法”，都是以新自由主義作為理論根據的。新自由主義的信徒和推銷者一直處心積慮地干預我國改革，如弗里德曼、張五常等，都是有目共睹的。怎么能說是“偽命題”呢？劉吉說，我們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親歷者，誰曾見過哪個主流經濟學家主張過“新自由主義”的？可是，就在劉吉任職的那個學院，有位名人懷著感激的心情說過：建立和建設現代市場制度，沒有西方的理論為指導，這一艱巨的歷史任務是不能完成的。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直是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受到西方經濟學原理啟迪，尤其是接受了新制度經濟學并運用它來分析中國的問題后，才提出了應當發揮市場的作用，建立商品經濟的主張。這位名人的高見，為什么劉吉視而不見呢？再舉一例，今年3月高尚全主持的“西山會議”上有人公然聲言“共產黨非法”、胡錦濤干預政府不合法，鼓吹“軍隊國家化”，主張實行“臺灣模式”等等，引起社會公憤。劉吉強烈譴責“反黨反社會主義妖風”，但對“西山會議”卻裝聾作啞，他的是非何等鮮明！
    例二，關于“基尼系數”。
    劉吉為了掩蓋當前我國貧富分化的嚴峻現實，竭力否定基尼系數對我國的適用性。他說：“基尼系數是工業化一元結構社會貧富的一個表達，對于中國這個城鄉二元結構，加上東西山邊的差距，可以說是多元結構的社會，本質上是不適用的。”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通用的，得到各國經濟學界和經濟界共同認可的中性經濟指標，它本身不具有社會制度的或階級的屬性，如GDP、GNP、通脹率、物價指數等一樣，它們各自反映一國或某個地區在特定時點上經濟運行狀況，各有其長，也有其短，都只能從一個側面相對地表現經濟態勢。經濟學界因此還運用其它方法，如五等分法等彌補其局限性。但決不能因為它的局限性否定它的相對真理性，否定它的普遍適用性。正因為如此，自1912年它提出以來經濟學不同流派都沒有對它表示非議或責難。
    劉吉斷言基尼系數只適用于工業化一元結構社會。這是劉吉的無知。作為一個經濟范疇的“基尼系數”，是意大利統計學家、社會學家雷維索莫塔•基尼（1884—1965）在1912年提出來的。當時的意大利在歐洲遠遠落在英、法、德后面，工業化和城市化尚未完成，城鄉間、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不同階級、階層間的收入差距以及由此引起的矛盾大量存在。基尼模型正是要引起人們對分配不公的關注和重視。至于分配差距和分配不公是怎樣形成的，受哪些因素影響，則是另一個問題，是一個隱藏在基尼系數背后，涉及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問題，應當另行探索。迄今為止，經濟學還沒有哪一個指標包羅萬象、無所不能。
    而且，所謂“一元結構社會”在當今世界不過是虛構的西方社會的理想王國，決非現實。真正的“一元結構社會”只有到馬克思預言的共產主義階段才能實現。只有那時，人類社會久已存在的三大差別才能最終消滅。環顧當今發達國家，盡管城市化已達到極高水平（美國農業勞動力僅占全國勞動力總數百分之二左右），農業經濟現代化已經實現，但是沒有一個國家的農業和農民不依賴政府財政補貼，不靠工業反哺農業。在市場競爭中農業是天生的弱質產業，農民是弱勢群體。原因在于，農業發展和工業等產業比較，受自然界規律的制約更強、更多，對自然界的信賴更大。工農業間、城鄉間的差別在可預見的將來還會存在。“三農”問題不僅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難題，即使美國等發達國家也沒有解決。農業和農民仍要靠政府財政補貼過日子。日本給每個農戶年補貼2.4萬美元，歐盟1.8萬美元，美國給每個農場補貼一年1.4萬美元（《經濟參考報》2006年7月11日）。把城鄉差別計入基尼系數，正是為了創造條件逐步縮小二者之間的差距。
    劉吉否認基尼系數適用于我國，說穿了不過是為了掩飾我國當前分配不公的嚴峻現實。據測算，我國基尼系數1984年為0.24，2004年擴大到0.47，超過了德、英、美、印度、韓國等。20年間，基尼系數增加1倍，速度之快是世所罕見的。（《中國信息報》2006年8月29日）。這個0.47的相對數背后包藏的現狀是：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資料，20%的最貧困人口所占的收入或消費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最富有的人所占的份額高達50%（《中國信息報》2006年8月29日）。
    例三，關于“拉美陷阱”。
    劉吉認為，說中國改革要防止“拉美陷阱”是個偽命題，拉美一些國家今日動蕩，經濟停滯的原因是由于“國力不足而社會福利過高，人民文化素質不高而社會民主超前”。劉吉的這番議論毫無根據，用他自己的說話，這才是真正的“偽命題”。
    劉吉根本否認存在什么“拉美陷阱”，因為拉美各國人均GDP多在3000—7000美元之間，平均4500美元。所謂“拉美陷阱”并不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發明，而是國際上特別是拉美國家不懷偏見的誠實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的共識。它客觀地真實地反映了拉美國家被迫吞食“華盛頓共識”及其政策所釀成的苦果：經濟停滯、財政入不敷出、金融危機、失業居高不下、貧富分配加劇、貧困人口大增、外債沉重不堪重負。拉美一向被視為美國的“后院”。戰后，隨著民族獨立運動發展，拉美國家陸續擺脫了殖民統治，經濟逐步走上了穩步快速發展道路。巴西、阿根廷等國甚至進入中等發展國家的行列。但是，上世紀80—90年代，美國插手拉美國家內政，將“華盛頓共識”強加給一些國家，全面推行經濟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造成災難性后果。
    何謂“華盛頓共識”，原本是常識性問題，但對劉吉就未必了。1990年，按照美國政府意旨，由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等邀集拉美國家代表參加，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出面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研討會，達成十點“共識”。其主要內容：實施貿易全面自由化、推行國有企業和公用事業全面私有化、放松政府對經濟的管制、削減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控制貨幣投放等。這就是所謂《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是它的理論根據。美政府假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它強加給拉美國家的政府，進而加強了美國政府對拉美國家政治上和經濟上滲透和控制。《華盛頓共識》的形成和實施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蛻化為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推行經濟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工具。
    新自由主義及其《華盛頓共識》主宰巴西、阿根廷等國，不僅沒有使這些國家走出經濟、財政、金融、外貿的困境，相反地造成經濟嚴重倒退。阿根廷經濟在90年代一度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2002年跌至2665美元，失業率高達23%。貧困人口的比率上升到53%，其中絕對貧困人口占總人口24.4%。拉美地區貧富分化加劇。1999年，10%最貧窮的人口占社會總收入1.3%，而10%最富有的人口占有的比重高達39.3%，后者是前者的40倍，2002年又上升到46.6倍。巴西的基尼系數一度高達0.6。拉美地區貧困人口從60年代1億多增加到90年代2億多，2004年達到2.22億，占拉美人口一半。拉美國家的外債已不堪重負。1991年外債余額為2795億美元，2004年為7230億美元。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分析拉美地區經濟和金融危機時，嚴厲地抨擊經濟自由主義，指出它造成“災難性后果”。不知道劉吉根據什么資料糊弄公眾，斷言拉美動蕩是起因于“國力不足而社會福利過高”、“人民文化素質不高而社會民主超前”。拉美人民已經被《華盛頓共識》推下了陷阱，劉吉這番謊言無疑于落井下石！劉吉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是何等鮮明呵！
     “無知者無畏”。劉吉的言行正驗證了這句名言。

    從妄圖根本摧毀馬克思主義的狂妄野心到為美國統治集團諂媚獻策的斑斑劣跡

    劉吉竭力把自己裝扮成“改革開放”的衛士。但是，看看他近些年發表的文章，他披在自己身上的這張“虎皮”所掩蓋的原本是妄圖根本摧毀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狂人。和香港那位揚言“在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一顆釘子”的張五常比較，劉吉毫不遜色，而且劉吉的欺騙性更大，影響更惡劣。劉吉和張五常唱的是同一曲反馬克思主義和反社會主義大合唱。
    請看劉吉的自白：
    劉吉認為，“資本主義目前正如日中天。于是馬克思主義當年所揭露資本主義種種矛盾，原不過是資本主義興起過程中的某些不完善而已，只要資本主義不是走下坡路，基本矛盾沒有也不可能充分展露，人類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它必然滅亡的規律。這樣，馬克思主義賴以建立的全部客觀事實的基礎就成問題了，馬克思主義豈不是從一開始就是一種錯誤的理論嗎？”（《劉吉文集》第462頁）。劉吉公然向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人提出挑戰：“資本主義究竟到何時才能死亡？能不能死亡？該不該死亡？”“當代共產黨人必須回答這個挑戰”。（《劉吉文集》，第409頁）。
    劉吉沒等人們回答，自己就明確地給出了答案：
    ——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越來越繁榮，資本主義目前正如日中天；
    ——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舉不出一個像當年《帝國主義論》中所列舉的壟斷資本實例。由于反壟斷法的確立和實行，壟斷已被新的競爭代替。壟斷企業組織20世紀以后逐漸銷聲匿跡。既然沒有壟斷資本，何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理論嚴重地脫離了客觀實際。
    這就是劉吉在“理論創新”幌子下杜撰出來的“資本主義如日中天新論”。不過，這一回他又暴露了自己理論上淺薄和對歷史無知。壟斷資本的構成、組織形式并不是一成不變，壟斷寡頭也會有死有生。但是，壟斷資本并不會因此消亡。在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一書中列舉的壟斷資本并未絕種。美國福特家族至今還牢牢控制福特公司40%的有表決權的股票（《經濟參考報》2006年8月29日）。人們怎能忘記，帝國主義這個怪物出現在地球上以后，為了瓜分世界和爭奪世界霸權，在20世紀曾經兩次把人類推進互相撕殺的戰場。戰后，美國統治集團先后策劃、發動、支持、直接或間接圍剿、圍堵中國共產黨、新中國的戰爭有四次：美國出錢、出武器，蔣介石出人的3年內戰；朝鮮戰爭；越南和印支戰爭。它還派軍艦游弋臺灣海峽，阻撓我國統一大業。現在它仍在一些國家設立軍事基地，駐扎軍隊。每年軍費比所有國家的軍事開支的總和還多，消耗了寶貴資源，僅侵伊戰爭已耗資3790億美元。以“伊拉克生產大規模殺傷武器”莫須有罪名發動對伊戰爭，3000美國人和20萬多伊拉克人成為美爭奪中東石油和霸主地位的犧牲品。人們還記得，戰后60—70年代西方國家長期陷入滯脹不能自拔，走出滯脹困境后又遭遇周期性衰退或危機。戰后到世紀末世界性危機就爆發6次之多。90年代美國所謂“新經濟”高增長最終以納斯達克崩盤和硅谷蕭條而終結。美國如今有1200萬戶家庭吃不飽。（路透社2006年11月15報導）。美國統治集團還貫于嫁禍于人、落井下石。90年代拉美國家被“華盛頓共識”拖進陷阱，“休克療法”給俄羅斯人民帶來的不是西方物質文明和富裕生活，而是國家解體和長達15年之久的經濟衰退。80年代末泰國爆發金融危機像瘟疫一樣傳遍東南亞、東亞，進而又傳至拉丁美洲、俄羅斯。在危機的背后都可以找到國際壟斷資本的黑手。這就是劉吉給人們編造的“如日中天”的資本主義神話。
    劉吉編造這個神話是何居心呢？還是看看他自己的答案：既然資本主義活得很好，還會繼續繁榮，資本主義就不能死亡、不該死亡，“既然如此，我們何必苦苦探求社會主義新路，先把資本主義‘拿來主義’好了，豈不可以更快地國強民富嗎？”（《劉吉文集》第411頁）。
    劉吉一方面竭力鼓吹在國內實行資本主義，另一方面又為美國統治集團控制中國諂媚獻策。1997年5月27日他在美國哈佛大學發表講演，公然向美國政府乞討，建議美國在中國推行新馬歇爾計劃，說什么“中美友好的一個可能選擇，……是類似當年給歐洲的馬歇爾計劃，21世紀開始向中國提供1000億美元或更多的援助計劃。”他呼吁“誰是今日美國的馬歇爾？”（《戰略與管理》1997年5月）。所謂《馬歇爾計劃》，是戰后美國援助歐洲經濟復興計劃。實質上是美國政府以經濟援助為名，行控制擴張之實，防止歐洲落入蘇聯勢力范圍或與美國分庭抗禮。從《計劃》實行結果來看，美國的戰略圖謀確實達到了。劉吉一面在國內鼓吹不必苦苦探求社會主義新路，直接把如日中天的資本主義拿過來，一面又到美國乞討美援，徹底暴露了他的丑惡的內奸嘴臉。

                  一個處處與中共唱反調的冒牌“中共高層智囊”

    劉吉可謂名利場上炒作的高手。盡管他從未自稱“中共高層智囊”，但他卻在自己頭頂上制造了這個耀眼的光環，處處以某人為靠山自居。他在社科院身居副院長的高位，但在社科院歷年參與中共重要文件起草的名錄里卻找不到劉吉的大名，在社科院上報供中央決策參閱的文件里從沒有見過劉吉的大作。所謂“中共高層智囊”從何談起？
    但是，如果要找找他在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上與黨唱反調的言論，卻俯拾皆是。這里，我們不妨擇其要者，列舉一二。
    ——關于改革的指導思想
    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十二大開幕詞》）
    但是，劉吉竭力詆毀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主義賴以建立的全部客觀事實的基礎成了問題，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是一種錯誤的理論。（《關于資本主義為何垂而不死的三個理論回應》）。他主張“我們何必苦苦探求社會主義新路，先把資本主義‘拿來主義’好了，豈不可以更快地國強民富嗎？”（《關于資本主義為何垂而不死的三個理論回應》）。
    ——關于我國建設和改革的道路和方向
    鄧小平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就沒有前途。”（《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南巡講話》）“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
    劉吉卻認為，何必苦苦探索社會主義新路，把資本主義‘拿來主義’就能實現國強民富。他的論據歸納起來有三：一是在資本主義母體中社會主義因素不斷成長、越來越多，公眾公司具有無可爭辯的公有制性質，馬克思設想的社會所有制，所得稅、遺產稅等使資本主義逼進了社會主義。二是當今世界已進入經濟全球化時代。全球化是一種新的先進生產方式，人類終于為世界持久和平和世界大同找到了堅實的經濟基礎，人類世代理想終于升起了新的曙光。三是改革以來新生的私人企業主、私營企業和其它所有制形態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它們是先進生產力。（參閱《全球化和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中國為什么要大力發展私有企業》等）。揭開劉吉的“改革派”面具，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地道的資本主義信徒、資產階級代言人的真實面孔。
    ——關于新中國的社會性質
    正確地評論新中國的社會性質和改革前建設的成就，是關系到改革的性質和前途的重大問題。鑒于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在改革之初黨中央就作出了《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事求是地全面地正確地回答了這些問題，頂住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壓力。這是統一全黨認識的指導性文件，對黨員特別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的言行具有約束力。
    但是，劉吉作為一位社會科學領域高官，他對歷史問題一向隨心所欲，頑固地堅持歷史虛無主義的立場，對新中國改革前的成就全盤否定。他不只一次地公然斷言：改革前實行的是“假社會主義”、“變了形的社會主義”。劉吉批評劉國光等“自作主張放言，是嚴重違反黨章黨紀的行為”，但是他卻忘記了自己全面的系統的與黨中央唱反調的言論。
    對于建國后歷史，胡錦濤同志在今年紀念建黨85周年的大會上明確地作出了肯定的評價。他指出，我們黨成立以來做了三件大事，其中第二件就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這個判斷是符合實際的，是對歷史的科學總結，也是對億萬人民和為之獻身的先烈的尊重。
    鄧小平一再強調，“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如果按照劉吉的“假社會主義”判斷，“假的”怎能“自我完善”呢？劉吉主張的是改革應當把“如日中天的資本主義”實行“拿來主義”！
    ——關于要不要和如何解決當前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分化的問題。
    改革的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改革的成果應當惠及全體人民，首先應讓工農大眾脫貧致富，決不能以犧牲多數人利益為代價讓少數人先富。因此，政府必須高度重視收入分配問題，在解決平均主義問題的同時，防止貧富兩極分化。
    在改革之初，鄧小平一方面鼓勵讓部分人先富起來，克服分配制度中的平均主義，另一方面又告誡我們：“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就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進入新時期，鄧小平敏銳地覺察出分配領域中出現的問題嚴重性，指出必須限期切實加以解決：“分配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剛才講的分配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現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鄧小平年譜》下）
    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清醒地看到分配領域中存在的問題，調整了發展和改革的思路，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和措施，已經在實施貫徹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擁護。
    但是，劉吉一伙卻竭力加以干擾，與黨中央對著干。首先，他根本否認存在分配不公、貧富兩極分化。他認為現在中國日子過得很好，國泰民安；下崗工人的生活比“大躍進”后和“文革”時強多了；貧富懸殊問題完全是“左派”學者煽動起來的。其次，他認為現在急于解決貧富差距，是重犯“解放以來多次犯錯誤的‘左’傾幼稚病，其結果只會把經濟搞亂，打斷改革以來經濟持續發展的大好形勢。”關心“弱勢群體”，“但不能超越發展階段”。再其次，在劉吉眼中，造成“弱勢群體”的原因是這些“弱”者自身素質太低，他們是落后生產力群體。正由于他們沒有掌握先進生產力，他們才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成為“弱勢”。
    劉吉的這番議論徹底暴露了這位以“改革派”、“智囊”自居者的險惡用心。他把自己置身于工農大眾的對立面。站到了新生的官僚買辦資產者一邊。他不敢也不愿面對嚴酷的現實：全國未解決溫飽的人口2900萬，低收入貧困人口5600萬，城市低保人口2247萬，人均日消費1美元（聯合國標準）的人數1.61億，占總人口12.5%，農村失地的“三無”（無地、無職業、無社保）農民2000多萬。（見《經濟學動態》2006年第6期）。據國家統計局資料，全國最富有的10%人群收入在全社會收入中占的份額為45%，其中最富有的1%人群占全社會收入竟高達35%，而最低收入的10%人群只占1.44%。（文匯報，2006年11月29日）。全國進城務工的農民約1.2億人，一半以上的農民工月工資在800元以下，其中，月工資500元以下的占20%，近40%的農民生病不能去醫院就診。（《經濟參考報》2006年10月30日），農村60歲以上老人享受養老保險的只占1.5%，而農村老年人口占全國的比例達61.36%。（《經濟參考報》2006年11月6日）。25年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GDP從3624億元增加到20萬億元，但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嚴重滯后。全國就業人口7.6億人，養老保險參保人數為1.73億人，醫保1.37億人，失業保險1億人左右。（《經濟參考報》2006年11月28日）。城鄉居民的消費已下降到不足40%，世界平均消費率為72%。劉吉動不動就給人們“憶苦思甜”（憶上世紀60年代初困難時期的苦，思今日之甜），但是他不講25年來我國GDP增長了6倍的事實，不講25年我國工農大眾對此所作出的貢獻和付出的代價。“憶苦思甜”這大概就是這位“高參”奉獻給“中共高層”的智慧！
    “中共高層智囊”的桂冠也許是媒體給劉吉戴上的，但多年來他心安理得，寫文章作報告盛氣凌人，不可一世，以權威自居。但一旦把他的高論與黨的《決議》、《決定》等加以對照，他的廬山真面貌就顯露出來了。
    在本文結束時，我們以言相贈劉吉：
  “不要一輩子的文章就是東一榔頭西一棍子批評別人，拿出真本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其它相應方面的改革新突破作貢獻，提供各種供黨中央選擇的建設性的建議。”
    說這話的，不是別人，正是劉吉！
   （《環球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