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野：學習毛澤東在上級領導犯錯誤時的斗爭藝術

學習毛澤東在上級領導犯錯誤時的斗爭藝術

——紀念毛澤東逝世33周年

林伯野

（生于1925年，原名常耿武，河南省偃師縣人。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南京軍事學院哲學研究教員、國防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副軍職）等職。從事政治理論教育和理論研究40余年，發表論著數十篇（本）近百萬字。出版了《學習毛澤東軍事著作中的哲學思想》、《毛澤東哲學思想專題研究》、《軍事辯證法教程》3本書。獲解放獎章1枚。）

一、問題的提出

當上級領導人正確時，很好辦，積極貫徹執行就是了。可是，歷史事實證明，共產黨的中央領導人和某些地區、部門的領導人，犯嚴重錯誤的相當多。

黨的歷史上，就有過陳獨秀的右傾投降錯誤、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王明的右傾投降錯誤、張國燾的分裂錯誤、博古的軍事路線錯誤，等等。當代不是也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級的陳良宇等和不少省、部級的領導人嚴重貪污腐敗，違法亂紀么？不是也還有說的一套，做的另是一套的大政治騙子么？黨的各級干部和一般黨員，遇到這種情況，應該怎么辦呢？是退黨么？是心灰意冷，消極混日子么？是發發牢騷，做個旁觀者么？還是繼續堅持共產主義事業必然勝利的信仰，積極提出自己的合理建議，在黨內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采取恰當的措施，使錯誤的路線、方針、政策所造成的危害盡量減少，使覺悟提高的同志逐漸增多，最后使錯誤的路線、方針、政策得到徹底糾正？這個問題，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也會有。在這方面，偉人毛澤東為我們做出了光輝榜樣，值得我們學習。因此，在紀念毛澤東逝世33周年的時候，我提供這篇短文，供大家參考。

二、歷史的回顧

   從1927年到1935年1月，毛澤東34歲到42歲這八年里，他的上級領導人多次錯誤地批評和處置他。處此逆境，毛澤東表現得高瞻遠矚，從容大度，采取了切合當時具體條件的應對措施，收到了好的效果。回顧這些是為了使現在的人們，從中學到為真理而斗爭的本領。

1927年，八七會議開完后，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向毛澤東征求意見，想要他去上海中央機關工作。他回答說：我不愿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于是中央派他到湖南去改組省委，領導秋收起義。此后就開辟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新局面。

1928年初，湖南特委派周魯去井岡山。他指責毛澤東在井岡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當時黨中央“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后強迫他們革命”的“左”傾政策，批評毛澤東是“右傾逃跑”、“槍桿子主義”，并把中央開出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誤傳成“開出黨籍”。使毛澤東一度成為黨外人士，不再是前委書記和黨代表了。這個打擊是多么大呀！但是毛澤東的革命意志一點都沒有動搖。不讓當書記和黨代表，就只留下師長一職，他照樣以師長名義抓部隊整訓工作。不久，看到下達的中央文件不是開除黨籍，毛澤東才又恢復了原來的書記和黨代表職務。

1928年6月，湖南省委派杜修經為巡視員，來紅四軍前委，傳達省委要紅四軍去湘南作戰的指示，毛澤東深知湖南的國民黨兵力比紅四軍大得多，去了對紅軍不利。于是就力持異議，召開會議討論，統一大家認識，使紅四軍繼續留在湘贛邊界斗爭。

1929年6月22日，中共紅四軍召開第七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錯誤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必須實行黨對紅軍領導的集權制（按：這是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呼）和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確意見，并給予毛澤東以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在選舉前委書記時，使毛澤東落了選。但是毛澤東還是為紅四軍的工作著想，在會上最后發言說：現在還是要根據我們歷來的經驗加強政治領導，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軍隊要做好群眾工作、要打仗、要籌款；至于會議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辨，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它不正確。會后，他被迫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特委去指導地方工作。兩個月后，在中央工作的周恩來批評了紅四軍七大的做法，支持了毛澤東的意見。到了九月，周恩來聽了陳毅的匯報，幫助陳毅提高了認識，起草了”九月來信“，肯定了毛澤東是正確的，應仍為前委書記。此信由陳毅帶回貫徹。于是才有了在我軍建軍史上有里程碑意義的《古田會議決議》。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這標志著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它要求全國總暴動，要求集中紅軍進攻大城市，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中央特派員涂振農到紅四軍傳達中央精神。中央錯了，毛澤東怎么辦？他在會議上表示反對。但是會議還是否定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任命他為紅軍第一軍團政治委員，要他和總指揮朱德帶兵去攻打南昌。毛澤東和朱德帶兵到南昌附近，隔江打了幾槍，就到奉新、安義去做發動群眾工作了。由于沒有機械地執行中央關于進攻南昌、九江的命令，使紅軍不僅避免了“左”傾冒險主義可能造成的損失，還使紅軍得到較大的發展，由原來的萬人左右發展到一萬八千人。不久，黨中央在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下，糾正了李立三“左”傾錯誤，將毛澤東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32年4月，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又錯誤地批評毛澤東為“狹隘經驗論”，是“脫離了布爾什維克的路線”。并發了指示信到蘇區，毛澤東看到后斷然認為：臨時中央對形勢的分析、任務的規定和黨內主要危險的判斷，是同實際情況完全不符的。他據理力爭，復電給蘇區中央局。但蘇區中央局沒有采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

到了1933年6月，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會議，解除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此后紅軍在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下，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喪失。

毛澤東在被解除軍職、靠邊站的時候，一邊養病，一邊抓緊時間，認真閱讀了許多馬列主義著作。1957年，毛澤東對曾志回憶過當年讀書的事，他說：“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天天看，……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

1934年，不但毛澤東不受重用，連他的親屬都遭到不公正的打擊。賀子珍由保管文件改當收發員。毛澤覃被撤職查辦。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被免去紅24師代理師長職務。賀子珍的妹妹賀怡被免去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

毛澤東在靠邊站的時候，仍然關心著全黨全軍的大事。1934年六月下旬，他參加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中央紅軍在內線作戰已陷于不利形勢，應轉移到外線作戰，其轉移方向，不宜向東北，可以向西。可惜他的主張，未被會議接受。

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印的《毛澤東傳》中，對毛澤東在長征開始前這三年的遭遇和態度有這樣兩段概括：“從1931年贛南會議到1934年10月長征開始，整整三年內，毛澤東的處境是十分艱難的。盡管他出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實際上一直身處逆境，遭受著接連不斷的批評和不公正對待。他許多行之有效的正確主張，被嚴厲地指責為‘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保守退卻’、‘右傾機會主義’。在不短的時間內，甚至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這種‘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又來自自己的黨內。這是嚴峻的考驗，如果沒有堅強的信念、寬闊的胸襟、鋼鐵般的意志，一個人是很難經受得住這種考驗的。

毛澤東在這些日子里，一直表現得十分從容沉著。他堅持原則，決不放棄自己正確的符合實際的主張，同時又顧全大局，遵守紀律，盡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繼續做出自己的貢獻。親眼目睹這一切的李維漢曾描述道：‘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工作。那時王明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整人整得很厲害，不是把你拉下領導職務就算了，還批得很厲害。毛澤東在受打擊的情況下，仍能維護黨的統一，堅持正確的路線和主張。’無論在前期的作戰指揮上（包括漳州戰役和宜樂戰役），中期對中央蘇區經濟建設、政權建設、土地改革的領導，還是后期在會昌和于都的短期工作中，他都竭盡全力地做出重要的成績。他還利用這段時間，讀了許多書，做了許多調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識和才干得到進一步的增長。”

我認為，這個概括是很精當的。

從長征開始到遵義會議召開這一段毛澤東在反對錯誤路線中的斗爭策略，雖是不少人都知道的，但還是值得我們大書特書，廣為流傳的。

長征開始后，毛澤東提議向湘南地區機動作戰，因為那里黨和群眾的基礎較好。但是博古和李德拒絕了這個建議，紅軍在渡過湘江時遭受重大損失，由八萬六千余人銳減為三萬多人。毛澤東在行軍途中，抓緊時間對同行的王稼祥、張聞天等做思想工作，分析中央在反第五次圍剿中的軍事領導上的錯誤，使他們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所以，在1934年12月12日中央召開的緊急會議上，李德提出使紅軍去湘西和紅二、六軍團會合時，毛澤東不同意李德的意見，認為去湘西會陷入敵重兵包圍，主張紅軍應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西進。會上，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都支持了毛澤東的主張。可見，在遵義會議以前，毛澤東反對黨中央錯誤路線的斗爭，就已取得了局部的勝利。

到了1935年1月，打下遵義以后，召開了遵義會議。遵義會議集中力量批判了錯誤的軍事路線，而把政治上的錯誤路線暫置不論。這是因為：一是全面清算黨中央政治上的錯誤路線的條件尚不成熟，二是當時的主要矛盾是解決紅軍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只要保住和發展了紅軍，其他一切問題才好解決。在張聞天代表王稼祥、毛澤東和周恩來作了聯合發言，尖銳地批評了“左”傾軍事路線以后，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他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損失嚴重的原因，主要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其表現是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御時的保守主義，突圍時的逃跑主義。

遵義會議改組了黨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不久，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做中央總負責人，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三人團，負責指揮全軍行動。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這次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從此，中國共產黨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的領導下，不斷克服困難，走向新的勝利。

三、幾點啟示

   通過以上事實，可以看出：

    一、在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問題上，毛澤東是有條件的，不是無條件的。在黨中央的決定正確時，堅決保持一致，貫徹執行。在黨中央的決定錯誤時，不但在思想上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而且在行動上也不能盲目服從，可以積極陳述理由，據理力爭，也可以推遲時間，適當應付，盡量減少損失。當年如果毛澤東真的率領紅軍去“會師武漢，飲馬長江”那不是對革命犯罪么？在黨中央犯了路線錯誤時，經常用要與中央保持一致這頂大帽子壓人服從。在這方面，毛澤東同志的做法是值得學習的。

    二、在識別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否正確方面，毛澤東為什么有卓越的能力？其原因有兩個：

    第一、是他認真從事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他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沒有正確的調查研究，也沒有發言權。”由于他了解農村，了解農民，了解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實際狀況，所以，任何決議、文件，他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不是符合實際的。調查研究使他具有高超的識別能力。

    第二、他認真學習馬列原著。當年黨內的教條主義者說毛澤東不懂馬列，山溝里沒有馬列主義，說他是“狹隘經驗論”者。其實毛澤東雖然在山溝里轉，卻很注意搜羅馬列的書。在打漳州時，毛澤東從圖書館里找了好幾擔書，用汽車運回中央蘇區。當時陪他去找書的曾志回憶說：“他很可能就是在這里找到《資本論》、《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論》等書和經濟之類書的。”毛澤東由于是結合中國實際研讀馬列原著的，所以他能真正掌握馬列主義的精神實質并加以應用。所以他能識破那些只啃本本的假馬克思主義者的嘴臉。

    三、在幫助可以爭取的同志方面，毛澤東做得耐心、細微、寬容、大度，這使他不是孤軍奮戰、孤掌難鳴。終于在多數人的覺悟下，戰勝了錯誤，使革命的航船破浪前進。除了前面提到的王稼祥、張聞天外，他還幫助過朱德、陳毅、周恩來等人。在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對犯了錯誤的人既嚴肅批評，又熱情團結。后來，博古同志就表現得很好。

   毛澤東主張古為今用，我們現在回憶往事，也是為了用于今天。我們今天面臨的情況，比當年更復雜。為了解決新的矛盾，我們應該學習毛澤東在大是大非面前堅持原則的斗爭精神，學習毛澤東認真調查研究的優良作風，學習毛澤東聯系實際、鉆研馬列原著的精神，學習毛澤東宣傳群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的群眾觀點。只有這樣，才能把繼續革命的事業推向前進。

200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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