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代中國與其國際環境是高度互動的關系。自地理大發現時代以來,一方面是資本全球化,另一方面是世界革命,三次右轉,兩次左轉,無往不復,構成了近代世界史的幾個周期。當代中國,前30年處于第二輪世界革命潮流之中,后30年則屬于另一個世界史周期,即西方資本的第三輪擴張期。2008年,資本的擴張周期結束,目前的世界正處在歷史間歇期。要啟動下一個歷史周期,當然需要行動,但目前最缺少的是思想準備--與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構成代差的21世紀的思想體系。
60年的當代中國,被區分為前后兩個30年。對這兩個30年及其相互關系,論者們往往因立場的不同,而給予截然不同的敘述和評價。但是,無論哪一種立場,經常被忽略的是,當代中國的國際環境,在時間上,其實也可以被區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時代。這兩個時代與當代中國的兩個30年大體對應或重疊,并且分別屬于兩個不同的世界史周期。當代中國與其國際環境是高度互動的關系,因此,認清國際環境的這兩個時代、特別是兩個世界史周期,對于我們更深刻和全面地理解當代中國,理解這60年,乃至于理解未來中國的走向,具有重大意義。
一、近500年的世界史分期
近500年來的世界史,怎么看?如果把它視為一個不斷向前伸展的歷史有機體,而不僅僅是偶然的人物、事件的碰撞和堆積,那么,我們就可以把這段世界史,區分為兩種傾向交替進行的過程——資本全球化與世界革命。這兩種傾向,一左一右,相互斗爭,總是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
1492年哥倫布抵達美洲,1498年達·伽馬航行印度,從此,西歐開始向世界進軍,陸續征服和統治世界其他幾大文明體。在這一輪擴張期的結尾,即18世紀后期,以西歐為中心,形成了一個由商業資本主義所支撐的世界體系,這也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全球大分工:南北美洲、東歐和西伯利亞生產原料,即蔗糖、煙草、棉花、谷物、毛皮和金銀等;非洲提供奴隸;亞洲輸出絲綢、香料、茶葉等奢侈品;西歐生產酒類、紡織品、槍炮和金屬器具等,并且是這個國際經貿體系的建構者和組織者。
以1770年代的美國獨立戰爭為起點,上述過程發生逆轉。繼美國革命之后,是法國大革命以及橫掃歐洲封建勢力的拿破侖戰爭。與此同時,海地爆發大起義,成為拉美第一個獨立國家。到1820年代,厄瓜多爾(1809)、哥倫比亞(1810)、委內瑞拉(1811)、智利(1818)、墨西哥(1821)、秘魯(1821)、巴西(1822)、玻利維亞(1825)等大多數拉美國家擺脫歐洲母國,而獲得獨立。這是第一波世界革命,波及大西洋兩岸,其中,作為指導理論和精神支柱的,正是18世紀以法國為中心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影響不限于歐洲,而輻射于南北美洲。例如,作為拉美“解放者”的玻利瓦爾,曾留學法國,深受法國革命影響,并參加了拿破侖的加冕儀式,擔任這位革命皇帝的侍從官。而托馬斯·杰斐遜,作為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則宣稱,每個人都有兩個祖國:“他自己的國家和法國。”
然而,拿破侖戰爭結束(1815)和英國工業革命完成(1840)之后,歐洲經過重新整合與產業升級,開始了第二輪擴張期。除南北美洲、大洋洲和西伯利亞徹底歐化之外,整個亞洲和非洲的絕大部分地區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1860年代,英國成為世界工廠,生產全世界53%的鐵,50%的煤,制造業占世界20%。到19世紀末,英國擁有55塊海外殖民地,總面積超過本土面積10倍,總人口是本國人口的8.5倍。到1914年,英國在海外的投資占其全部國民財富的四分之一。全球形成以工業資本主義為基礎的世界體系。因此,在19世紀末,歐洲,特別是英國的資產階級,普遍沉浸在一種歷史巔峰的體驗中,因而形成了19世紀版本的“歷史終結論”——湯因比描述當時英國人的世界觀說:“歷史對于他們已經結束。在外交事務方面,歷史已于1815年隨著滑鐵盧戰役的結束而告終;在國內事務方面,歷史已于1832年隨著《改革法案》的產生而完結;在帝國事務方面,歷史已于1859年隨著印度兵變的被鎮壓而終止。”
一次世界大戰,意味著上述第二輪擴張期宣告結束;俄國十月革命,則標志第二波世界革命的開端。一方面,是舊殖民主義國家的衰落,另一方面,是蘇聯社會主義的崛起。亞非拉國家,在兩個世界的鮮明對比及其正反面影響下,迅速成長,成為第三世界。這波世界革命的指導思想是形成于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當1960年代革命進程逼近頂點的時期,甚至曾深入美日歐國家的腹心地區,推動了大規模反體制的群眾抗議浪潮。當代中國的前30年,正處于第二輪世界革命的潮流之中。
而后30年的中國,則屬于另一個世界史周期,即西方資本的第三輪擴張期。1980年代,英美等國采取新自由主義政策,社會主義國家則先后進行市場化改革,同時,亞非拉國家和地區,也被納入資本主義軌道,其武裝斗爭則面臨絕境。冷戰后,資本全球化進程加速,形成了以金融資本主義為主導的世界體系。
2008年,美國房貸危機,引發全球百年一遇的金融風暴,造成世界資本主義全面衰退。這一輪以新自由主義、市場導向和國際化為特征的資本主義擴張期,持續30年,由此戛然而止。或許,這將是下一波世界革命的信號?
二、前30年與第二輪世界革命
從地理大發現時代以來,世界三次右轉,兩次左轉,無往不復,因為地球是圓的。一方面是資本全球化,另一方面是世界革命,這兩種不同方向的往復運動,構成了近代世界史的幾個周期。中國的近代、現代、當代歷史,對應于上述不同的周期,并因此形成各自的特點。
就近代而言,以1840年為起點,遠航而來的西方文明,通過多次戰爭,將中國逐步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從此,中國歷史始終包含著兩種彼此糾纏、對立和斗爭的社會變遷過程:一方面,是一個中央帝國淪為邊緣地區,即從政治經濟到文化心理的全面殖民地化;另一方面,是一個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新興國家,進而扭轉不合理的國際秩序。這是兩個中國的命運之爭。從歷史分期的角度看,西文“modern”一詞,在中國經過轉譯,演變成“近代”和“現代”兩個概念,分別表示不同的歷史階段。其理由在于,從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中國開始,中國先后走了一條下降的路和一條上升的路,即淪為世界體系邊緣地區的階段(近代史)和走出半殖民地困境的階段(現代史)。這兩個歷史階段,性質截然相反,因而使中國的“近代史”和“現代史”始終無法統合在單一的“modern”概念之下。而中國“近代”與“現代”的分界,恰好在辛亥到五四之間。原因在于,中國上述兩種社會變遷過程之間的糾纏、沖突和斗爭,只是到了這一時期,才出現了日益明朗的前景。
同時,中國“近代”與“現代”的這個時間分界線,也正是上述第二波世界革命的起點。這并非偶然。一次大戰是歐洲列強的一場內耗,英法等舊殖民國家嚴重削弱。另一方面,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蘇聯,作為新的社會形態,在全世界樹立了一面旗幟。這兩個歷史事件,從正、反兩面給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以巨大影響。一戰后,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匈亞利等東歐紛紛獨立。在亞洲,巴黎和會期間,朝鮮爆發三一運動,中國爆發五四運動。同時,一個身在巴黎的越南知識分子,更名阮愛國,向各國代表團提交了一份備忘錄,要求法國政府承認越南民族的自決權。這就是胡志明。十月革命后,世界迅速左轉。歐洲主要國家如德國(1918)、英國(1920)、法國(1920)、意大利(1921)等先后組建共產黨,亞洲國家土耳其(1920)、印尼(1920)、中國(1921)、日本(1922)、印度(1925)等迅速跟進。
二次大戰是一戰的延續,也只有到二戰結束后,舊殖民帝國才徹底瓦解。從1944年到1970年,共有63個國家獲得獨立,其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約三分之一。本來,1884-85年柏林會議之后,不到20年時間,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等歐洲國家便瓜分了非洲。但是,從1956年開始,僅僅十幾年,絕大多數非洲國家便一舉擺脫了殖民統治。1945年,聯合國成立時,51個成員國當中亞非國家僅占13個,到1970年,124個成員國中亞非國家占70個。在這個世界史周期內,從政治版圖看,歐洲舊殖民國家基本上退回到了地理大發現時代之前的位置。1963年,毛主席的詩詞“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不是情感抒發,而是當代歷史的寫照。
所以,中國革命,以及1949年建國以后,作為第二波世界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極大地獲益于這一國際環境。對于建國后的30年來說,首先,中蘇結盟,蘇聯援建的156個重點項目,使中國在短時期內,便實現了初步工業化。從1952年到1966年,這些項目與中國自力完成的一千多個限額以上項目相配套,建立起一個獨立、龐大的工業體系。第二,大批亞非國家紛紛獨立,形成第三世界,不但緩解了中國的壓力,也迅速改變了聯合國內的力量對比,最終在1971年10月,以76票贊成的壓倒多數,使中國重返聯合國。在前后一兩年的時間里,全球30多個國家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形成建交高潮。第三,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左翼思潮遍及美日歐,各種外文譯本的《毛主席語錄》成為暢銷書,“造反有理”等標語出現在各處校園和街道。美國學生、市民的反戰運動和民權運動,其規模史無前例,動搖了美國社會,成為美國決定退出越南戰爭的重要原因。
不同的世界史周期之間,的確恍如隔世。1957年,緬甸總理吳努訪問昆明,在云南大學演講時,高呼“毛主席萬歲!”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期間,游行隊伍中打出的巨大橫幅,是“沿著毛澤東指引的道路前進!”而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談話時,則刻意地頻繁引用毛主席詩詞。這些細節,也許是處在另一個世界史周期中的人們,所難以理解的。
三、后30年與第三輪資本全球化
1917年到1970年代,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世界史周期。但是,1960年代初中蘇分裂,1970年代初美國戰略調整,1970年代中期美元由金本位順利轉為“石油本位”,以及1960年代末文革流產和1976年毛澤東逝世,這些事件所造成的嚴重影響,促使一個世界史周期結束,和另一個世界史周期來臨。
1979年和1981年,撒切爾夫人和里根先后執政,相繼采取新自由主義政策,即緊縮貨幣、壓低工資、抑制通貨膨脹,壓縮國家福利性開支,鼓勵貿易和金融自由化,解除對私人企業的管制,對富人減稅以刺激投資等。新自由主義是19世紀古典自由主義的回歸。這一政策在歐洲國家迅速蔓延。與此同時,原先僅在個別東歐國家試行的經濟改革在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先后實施,所遵循的同樣是新自由主義的方向,即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另一方面,由于石油價格暴漲,美元利率翻倍提高,1980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國家,落入債務陷阱,其核心資產被廉價收購,國民經濟被西方跨國資本控制。而第三世界國家的武裝斗爭也在此時陷于困境,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武裝,除越南共產黨、老撾共產黨依舊執政,菲律賓共產黨仍在堅持武裝割據外,印尼共產黨、馬來西亞共產黨、北加里曼丹共產黨、泰國共產黨、柬埔寨共產黨、緬甸共產黨等,在1980年代失去外部支持后,遂徹底失敗。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第三輪資本全球化的世界史周期臻于極致。在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下,資本、商品及其生產模式為追求超額利潤在全球自由流動和擴張。1990年,由美國主導形成“華盛頓共識”,作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成為世界主流的發展理念。全球輿論向右轉,上個世界史周期中作為主流的國際共運和反殖反帝運動的歷史,在價值觀上被顛倒,被妖魔化。在這種時代氛圍下,美籍日裔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著名的“歷史終結論”,他說:“我所謂的歷史指的是:幾個世紀以來,人類朝著以自由民主制和資本主義為特征的現代性的進步歷程。這個進程將把越來越多的地區帶入到現代社會。除了自由民主制和資本主義,人類社會沒有別的進化可能,這就是歷史的終結。”這種歷史巔峰的體驗,不能不使人回想起湯因比對19世紀英國人的世界觀的總結。
冷戰結束,華約集團解體,美國于是頻繁對外用兵。1989年12月突襲巴拿馬,1990年6月入侵利比里亞,1991年1月聯合多國部隊發動海灣戰爭,1992年12月武裝干涉索馬里,1994年8-9月以美國為主的北約部隊大規模空襲波黑,1994年9月入侵海地,1998年8月遠程襲擊蘇丹和阿富汗,1999年3-6月聯合北約盟國大規模空襲南聯盟,2001年12月以美國為主的北約部隊大舉入侵阿富汗,2003年3月占領伊拉克。
美國以軍事霸權為后盾,以金融資本主義攫取全球財富。在1990年代,逐步形成以美國的金融和高科技為主導,以歐洲和日本的高端制造業,中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中低端制造業為輔翼,以中東、拉美、俄羅斯等國家的能源和礦產資源為基礎的世界產業格局。撒哈拉以南非洲則被排除在全球經濟循環之外,被稱為“第四世界”。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與全球同步,中國經濟改革,在1970年代末從鄉村起步。1984年,以市場為導向,城市改革全面啟動。1987-88年放開部分價格管制,引發惡性通貨膨脹和市場混亂。1989年,在全球急劇右轉的大氣候下,遭遇政治波折。1992年以后,以威權政治和市場經濟為主導,中國社會經濟迅速市場化、民營化、國際化。1994年,人民幣大幅貶值,逐步形成出口導向型經濟,外貿依存度從改革前1978年的10%,上升到2007年的66.2%,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基地。由此,中國被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體制當中。
四、2008年,資本全球擴張期終結
其實,與“全球一體化”同時存在的,是“全球分裂”,二者不過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也就是說,一方面,是資本、商品及其生產模式在全球的自由流動和擴張,另一方面,在資本所到之處,是社會分化,貧富對立。華約和北約,這兩個東西方政治軍事集團的對峙局面消失后,另一種“兩極結構”,在全球范圍的南北之間,在同一國家、同一社會內部的貧富之間,大規模地展開了。
居民收入和福利狀況,可以通過消費占GDP的比重顯示出來。1985年,中國的消費占GDP比重為56.5%,2006年降為36.2%。這種變化趨勢并不限于中國。從1980年以來,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消費占GDP的比重,均明顯下降,而唯有美國,從1980年的63.0%上升到2006年的72.2%,成為唯一的贏家。
美國作為冷戰的勝出者,獨霸全球,靠的是三個霸權支柱:高科技-軍事霸權、美元-金融霸權和意識形態話語霸權。其中,特別是依靠金融資本主義體制的操作,攫取全球財富,并由此衍生出極盡復雜的金融產品和金融工具。但是, 2008年,美國終于因房貸危機引發金融風暴,使美元-金融霸權遭受重創,連帶意識形態話語霸權也相應被削弱。另一方面,美國在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同時,由于其先進的軍事打擊系統高度依賴巨額軍費的支撐,因此,如果美國的金融和經濟危機長期化,那么,其軍力的衰落也將成為未來的趨勢。美國這三個霸權支柱的損傷,必將對全球局勢產生深遠影響。
就目前而言,可以斷言的是,在全球資本主義處于百年一遇的深度衰退之際,持續30年的這一輪資本擴張期,已經結束。諷刺的是,2009年9月,弗朗西斯·福山,又在高談闊論“中國世紀”、“中國模式”。但是,盡管如此,下一個世界史周期究竟何時來臨,目前卻還難以判斷。
從500年來的歷史看,世界史周期轉換的機制,一般是主流(一種傾向)消耗衰竭;非主流(另一種傾向)積累醞釀,質量互變到臨界點時,歷史劇變就發生了。只是在上一個周期結束,和下一個周期啟動之間,可能會存在一個不確定的時間差。目前,似乎正是這樣的一個歷史間歇期。實際上,我們現在真正缺少的不是行動——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的左轉,也許可以被視為下一個世界史周期的先導,盡管還看不到后續的展開部分。18世紀的啟蒙主義、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分別成為日后世界革命的理論基礎,而今天最缺少的恰恰是思想準備,即:與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構成代差的21世紀的思想體系。
在這個意義上,世界,當然包括中國,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原載:《綠葉》雜志 200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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