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段落摘自《在人海中》）
張廣天現象
在個人主義至上的歐洲社會，年輕人似乎都覺得自己是應當是獨特的，但為什么呢？因為在歐洲社會“與眾不同”是一種主流規范。于是許多人就紛紛效仿個人主義。但是真正的個人主義恰恰不是追求“與眾不同”。個人主義者完全可以和別人類似，只要他是因為自己作出了某個選擇而與別人類似，那么他還是他自己，同樣個人主義也可能服從集體，只要他是因為自己作出了某種選擇而去尊重和服從集體。但是反過來的舍本求末在對個人主義的領會中一樣能夠消蝕一個人的獨立判斷，最終在一種“個人主義”的標簽下隨波逐流。
類似這樣的事情在佛教里有過。為了中止大乘佛教里的文字繁復而提倡見心的直傳，所以強調佛祖有“微妙法門，不立文字”，但是弄到最后，廢話文字記錄得最多的、裝模作樣的偽大師出得最多的恰恰就是禪宗。大乘佛教傳統對佛經的注釋固然不少，但是禪宗對裝模作樣的行為的記錄則更是多得驚人。到最后，禪宗為辯而辯的公案就成為了比佛教經論注釋更無聊的東西。
類似這樣的事情在西方的藝術里也有過。后現代的藝術原本是為了拒絕約定俗成的藝術標準而露出頭角，結果杜尚的《泉》在這八十九年里被改頭換面重版了無數次，——事實上，杜尚的作品就是“一個人對約定俗成的藝術觀作挑釁”，這個觀念是一部作品，而所有別的藝術家在《泉》之后的挑釁藝術全是《泉》的“復印件”或者“重印本”而已，其價值遠遠不如古典作品的臨摹作品，但這些挑釁模仿藝術家卻仍然自以為是很嚴肅的藝術家，他們在根據杜尚的觀念而開展約定俗成的運動，然而卻自以為是在“拒絕約定俗成”。他們以為自己是在拿廢料創作，而在事實上他們的作品確實是廢料。
同樣，在當今個人主義獨立性的問題上，可悲的也是這樣一種情形，當你正在為自己強調一種“個性”的時候，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流水線已經把你的這種個性批量生產了。換一句話說，這種偽個體性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商品時代為那些“渴望確立個性”的公民們定制并對之傾銷的符號。這種荒謬類似于一個德國作家寫過一篇小說：
一個防毒面具推銷員到一個世外桃源推銷面具。那里的原住人們很淳樸。當推銷員向人們推銷的時候，原住人說，“我們這里并不需要防毒面具，為什么來推銷它呢？”推銷員說，“現在可能不需要。但是以后你們一定用得上它?！惫荒抢锏娜藗冊诓痪弥蠖际褂梅蓝久婢吡恕Ｒ驗榉蓝久婢咧圃焐淘谶@世外桃源里開了防毒面具工廠，而這工廠嚴重污染空氣，所以這里的人們不得不使用防毒面具了。
人類就是這樣一直面對著這樣一個怪圈：你發現自己被關在監獄里拼命想要逃出來，在你逃過了看守的警戒而混到了大門口時，你覺得你的努力成功了，推開鐵門而走向外面的自由世界；就在你覺得你的腳踏上了自由的土地時，你其實是在走進一所監獄，——那出監獄的門事實上是進監獄的門。
我們不得不一直保持著類似于尼采和阿多諾所具的批判眼光，留心著，因為每一次在人們表面上推翻掉一個壓制人的自由的上帝或者偶像的時候，往往人們在實際上已經為自己創造出了一個替代品、一個新的上帝或者偶像、一個新的壓制自由的權威。歷史最不缺乏的就是這一類例子，人們以為自己是脫離了中世紀的黑暗，但是獵巫運動卻在大革命中再次達到高潮；為了消滅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下的人間悲慘，人們引入了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但這卻將人類又引向另一個更兇惡的人間地獄。當年人們把基督釘上了十字架，多少年之后人們還會以基督的名義把“愛”釘上十字架、以人本的名義焚燒掉“獨立人格”。也是在同樣的庸眾喧嘩之下，自由的強奸者穿著“自由”外衣，正如共產主義的閹割者也曾高舉著“共產主義”旗幟。
然而，這一怪圈的背景只是庸眾們的喧嘩么？我們常常這樣去相信：能夠幫助人破除愚民政策之蠱惑的人是那些知識分子，他們為人帶來啟蒙；然而是誰用講道理“循循善誘”的方式將人騙進愚民政策的圈套的？恰恰也是知識分子。就是說，能夠幫助人擺脫蠱惑的這一類也常常反過來可以是大蠱惑者?？档聦χR分子反感、基督對知識分子反感、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反感、希特勒對知識分子反感、禪宗對佛教內知識分子的反感，這些反感的原因在相互間往往有著天壤之別，但這恰恰是需要讓我們去對之進行思考的：知識分子這樣東西是復雜的。
知識分子這樣東西是復雜的，而且不管是對著那個方向，它的力量不亞于庸眾，因為它能夠對庸眾發生影響。張廣天現象不是一種知識分子式的啟蒙現象。一方面他就是一面除了惡作劇之外毫無意義反光鏡，然而正是由于這種知識分子的復雜性在社會里縈繞，這種惡作劇就其本身而言是毫無意義的上躥下跳就在這同一瞬間獲得了尖利的意義。你不是要以自由與平等來啟蒙民眾嗎，那么我就讓你在我的這面毫無意義的鏡子里照照自己的本來面目，為什么照出來的是一張奴役和壓迫的嘴臉呢？你不是人道主義者嗎，為什么換了一個主子就恨不得馬上去鎮壓掉新主子眼中的異見者呢？這惡作劇之鏡并沒有說自己是在進行啟蒙或者反啟蒙，你覺得眼花繚亂嗎？只是在這樣一個“不是黑的就是白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要么站在我們這一邊，要么你就是站在敵人的一邊”等等這一類口號嘹亮歌聲雄壯的世界里，因為它這樣毫無意義地晃動了幾個回合，有時候又進一步惡作劇地把自己打成碎片，人們就不自禁地看出了：除了黑的和白的之外，還有綠的和紅的；敵人的敵人也可以是更兇惡的敵人；其實真正與他們的敵人站在同一邊的人們其實就是他們自己。
與此同時，在另一方面從這面鏡子里也會跳出一張溫柔的笑臉：你不是想做領袖嗎，好，我讓你很舒服地作領袖；你不是想做明教教主嗎，好，我讓你感覺到人們真的以為你是玉皇大帝或者佛陀化身；你不是想要有領袖帶領你前進嗎？好，我就振臂一呼讓你興奮地感覺到你找到了自己的革命隊伍；你不是想要找一個真理化身來頂禮膜拜嗎？好，我就讓你心靈激蕩地崇拜。你做吧，做吧，你可以哼哼哈哈地做到高潮，但是你要明白這種集體蒙昧的亢奮只是一種虛構。張廣天的“戲子辯證法”就是：如果你忘乎所以？在我使得你最舒服的時候，我會給你一巴掌，我會踹上你幾腳。這其實不算什么，因為，如果你仍然還是要把虛構當現實的話，那么這個在鏡子里“作秀”的戲子打你巴掌踹你都只是預備性體操，等到了下一場，現實就會來把你打入火燒油煎的十八層地獄。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因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將人類引向了另一個更兇惡的人間地獄，于是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又返回來為自己唱贊歌，仿佛自己是潔白無瑕的福音；而這時人們也往往會忘記當年為什么會出現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恰恰是因為人們想要消滅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下的人間悲慘，所以才搞出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于是就一窩蜂地奔向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正是在這樣的一種現實下，出現了張廣天現象，所以我很高興能夠看見這種專門打斷人的思想慣性的“戲子辯證法”。在八十年代在寫詩的人中曾經有過這樣一種以“小丑就是我”的方式，通過滅掉自己而去滅掉那想要來“統一”自己的大同意識形態，因此出現了“撒嬌”的詩歌行為；但是在八十年代的地下集體主義（或者說民間集體主義、亞文化集體主義、非主流集體主義、第三代集體主義、另類集體主義等等）的大一統運動之下，各種文學上的命名定義到最后都成為集體主義黨同伐異的裝備，同樣的人格有了新的西裝領帶或者唐裝長衫，新的酒瓶里裝的是陳年的黨派理想之酒。然而，現在我在這種自己砸自己“戲子辯證法”中卻真正看見了當年撒嬌理想中的“個人小丑主義”精神。
對于這種“戲子辯證法”，“戲子”本人張廣天同志認為：這樣“后現代惡作劇”是一種游戲于政治、文化、經濟、社會以及各種集體意志的極端個人化行為，因為，所有的不理解，恰恰就是八十年代集體理想主義的遺患帶來的，現在這些集體理想主義者們仍然希望在紅色政治之后建立完整的唯一敘事的蘭色或白色集權意識，他們不能理解個人意志的自由和個人意志建設的自由社會，他們管那樣的社會叫“后現代碎片”。那么，“戲子辯證法”干脆就端出一面打碎了的惡作劇之鏡，讓單色的大一統思維徹底受不了。他在網上有一次答復朋友時寫道，“那么，我就算是‘惡作劇碎片’吧。當一個人解放了，他就可以隨意玩弄政治和一切嚴肅的集體單位、集體生活、集體情緒，而我惡作劇碎片的目的就是把一切弄碎，讓一切大不同，很象巴別塔的寓言。人們害怕混亂，但‘惡作劇碎片’不怕。人們常說‘惟恐天下不亂’，但實際是，天下同而亂，不同而和?？追蜃右舱f：君子和而不同?！?BR>
世紀初年，《切·格瓦拉》剛一出現，白色意識形態的宣傳工作者們怒火中燒，他們不去想一想，當年共產主義運動是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代撒爛污嚴重殘害人性侵犯人權現象逼出來的，而一味地要去捍衛他們心中理想的資產階級；于是還沒有弄明白戲文是怎么一回事，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宣傳喉舌就向“新左派張廣天”集體開火（當時我在一家論壇做版主，看見右派們“反張批張”貼文的口氣之專制武斷不亞于當年各大報紙“批林批孔”的社論，只是他們多了一些人身攻擊的措辭）。當然，我也看見一些作為獨立個人的知識分子對“格瓦拉劇事件”的比較清醒的分析批評，比如說，一個現今住在美國的女經濟學家所寫的對“格瓦拉”的感想文章就明白地指出了此劇與當時中國社會現實間的關系。
到了零五年，《切·格瓦拉》又上演了，這時人們則帶著一種革命狂熱的期待，希望聽見切的呼喚而能夠回報以“帶領我們去干革命”表白。但是觀眾們又失望了，因為在這一次的亮點之下觀眾們看得更清楚的是：切被出賣了，切被無產階級的階級成員出賣了，并且更沮喪的現實是切成為了無產階級為換取生活水平而向小資階級旅游者們兜售的廉價旅游品。（其實這也不是什么陌生的事實，在圣經里就有過：出賣耶穌的猶大是耶穌的門徒，而彼得則三次不認耶穌。新約里的救世主深知人性的脆弱，所以在事先向彼得預言了“雞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但是《共產黨宣言》的創作者們卻想不到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并不是對“無私”和“團結”的擔保，只要有利益驅使著他們，他們一樣會成為帝國主義的馬前卒）。在臺上，切被無產階級出賣；在臺下，許多新左派的觀眾則認為自己被叛變革命的導演出賣了。這個階級異己分子！
關于格瓦拉這個劇，我也許又一次可以引用張廣天同志自己的解說來作為說明：“我就是要否定以前的革命色彩，因為革命色彩和當時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有問題，當時在改革開放某一階段出現了貧富分化，并不是說現在就沒有貧富分化，而是當時被關注的比較少，大家漠視貧富分化，尤其是知識界提出貧富分化是自然現象，這個觀點刺激了我，使我揪住不放，去寫。但是這個問題也許與切無關，也許與我也無關。今天也許這個問題還沒解決，但至少越來越多的人在關注這個問題，因此對我來說這個問題已經是多余的。我的戲劇如果還想站到前沿說話，我應該關注比貧富分化這個問題更前沿的問題。在新版切中，我主要力度是關注人的思考，切作為一個純粹的人，他不斷地否定他自己，不滿與庸俗生活之間的關系，他希望對庸俗世界提出自己的抗議，這一點是今天比較深刻的話題。另外一個反思就是革命之后的腐敗現象?！保ㄒ姾耵瘛稄垙V天推翻張廣天》）
去年年底，廣天同志來訪丹麥，我們對這方面的問題也有過討論，固然，在這里他的“戲子辯證法”是對于個人主義的自我反思是一種很有啟發性的東西，但他的各種具體想法，比如說，個人理想主義、三國演義，等等，我認為應當由廣天同志自己來講述。不過，我手頭正好有哥本哈根丹中愛華協會寄給我的《中國雜志》，上面刊登的丹麥文學理論家勞淑珍采訪張廣天的文章，我就把它翻譯出來附在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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