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文革是在反右糾“左”中不斷被推向前進的。先前我們編發了郭建波同志關于毛澤東同志在全面奪權階段進行反右的幾篇研究文章，現在我們編發郭建波同志關于毛澤東同志在這個階段進行糾“左”的若干篇研究文章。
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出現了一系列“左”的乃至極“左”的錯誤，毛澤東同志在反右的同時也在進行著糾“左”工作。群眾在奪權過程中不僅分裂為造反派和保守派，而且造反派又進一步分裂為形形色色的派別。兩派及其內部各派之間進行了尖銳、激烈而又錯綜復雜的斗爭，甚至發生了大規模武斗，致使奪權、革命委員會的建立遇到了很大困難。面對這種狀況，為了解決兩派矛盾，糾正造反派中的“左”傾盲動錯誤，毛澤東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對于兩派群眾進行了耐心的說服工作，諄諄告誡他們：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要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本文主要對造反派的斗爭進行了歷史的考察，以詳實的歷史資料為依據，概述了造反派之間的分裂及其斗爭狀況，總結了兩派斗爭的歷史教訓。
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寫的長篇著作《文革論》第三卷《殘陽血照》（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上冊《星火燎原》的第四階段《全面奪權——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糾“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第三部分中的一部分，讀后會使我們對于毛澤東同志為什么要批評造反派、造反派在處理對立派別上所犯的錯誤及其教訓有一個更為明晰的認識。
毛澤東批評造反派及造反派處理對立派別所犯錯誤的原因分析
郭建波
目錄
一、 停止造反派大串連是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的發展要求。
二、 北京造反派學生在奪權中走向分裂。
1、北京造反派學生在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走向分裂。
2、北京高校造反派分裂成天派和地派。
（1）在《北京日報》和教育部奪權問題上，天派和地派的分裂已經初見端倪。
（2）以民族宮事件和北大四一一事件為標志，北京高校造反派在分化中形成了天派和地派。
（3）天派、地派角逐下的各校內部的兩派斗爭。
3、北京中學造反派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
4、對北京造反派學生走向分裂的評析。
三、各地造反派在奪權中走向分裂。
1、各地造反派在奪權中走向分裂的概況。
2、各地造反派走向分裂的原因。
3、對各地造反派在奪權中走向分裂的評析。
四、武斗是兩派以及造反派之間斗爭的極端形式。
1、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發生的武斗。
2、造反派之間發生的武斗。
3、派別武斗在文革進程中的影響。
五、毛澤東批評、糾正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錯誤。
1、毛澤東對待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基本態度。
2、毛澤東采取措施糾正“左”的錯誤。
3、糾“左”是使文革沿著正確軌道發展的必然選擇。
六、造反派在處理對立派別問題上所犯錯誤的原因分析。
七、對造反派在處理對立派別問題上所犯錯誤的評析。
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造反派在處理兩派斗爭及其內部的分歧和矛盾上出現了一系列錯誤。這些錯誤表現出濃厚的“左”的傾向，嚴重干擾、影響了文革的進一步發展。為此，毛澤東從文革發展的大局出發，批評、糾正造反派發生的嚴重錯誤，引導他們妥善處理好兩派以及本派內部出現的分歧和矛盾，將文革納入正常發展的軌道。
由于進入奪權階段以后，工農群眾登上文革舞臺，發揮著主力軍的作用，文革業已全面發動起來了，因而適時停止革命師生的大串連，轉入本單位的奪權斗爭，進一步搞好“斗、批、改”，就成為文革發展的要求。這樣我們的研究就要從停止造反派的大串連說起。
一、停止造反派大串連是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的發展要求。
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后進行的革命師生大串連，是在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背景下，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支持下，為將文革星火傳播到全國各地興起的紅色旋風。這個時候的大串連推動了文革的進一步發展，為全面奪權階段的到來播下了火種。文革全面發動起來以后，工人、農民登上文革舞臺，投入到奪權斗爭中。文革由全面發動進入到奪權階段，這個時候停止大串連，搞好本地區、本單位的奪權斗爭，就成為文革在全面奪權階段發展的迫切要求。
其實，早在一九六六年冬季到來前夕，由于氣候轉冷以及年底運輸緊張等原因，中共中央、國務院就聯合向全國發出通知，要求暫停大串連，以待明年春暖花開的時候再進行串連。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澤東審閱周恩來本日送審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連問題的通知（草案）》，批示：“退總理照辦。”通知指出：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節，全國各地大專院校、軍事院校和中等學校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戰士一律暫停乘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和到各地進行革命串連。目前正在水陸交通沿線等候車、船外出串連的各地革命師生，可勸說他們返回原地”。“今年是我國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為了完成和超額完成今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并且更好地實現明年的國民經濟計劃，需要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資運輸。”[1]
十二月二日，毛澤東審閱周恩來十二月一日報送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連問題的補充通知》稿，批示：“退總理照辦。”這個補充通知對十一月十六日通知作了四條補充規定，要求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到北京的外地師生和紅衛兵，和正在全國各地串連的師生和紅衛兵，必須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返回原地，從二十一日起吃飯、乘車不再實行免費。[2]
從中我們看到，中共中央、國務院起草的這兩個通知是經過毛澤東批準后發出的。通知說明了暫停串連的原因，對暫停串連的時間作出了明確規定，特別指出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后吃飯、乘車不再免費。這是為暫停革命師生和紅衛兵串連所采取的果斷措施。即便如此，不能免費乘車、吃飯了，還是有許多革命師生和紅衛兵進行步行串連，在全國各地進行流動。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又先后發出通知，要求外出人員一律停止串連，返回原單位進行文革運動。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革命師生和紅衛兵進行步行串連問題的通知》。通知要求，長途步行串連，在全國都停止；步行串連隊在返回的時候，原則上應當步行。目前，為了使遠離本地五百公里以外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迅速回到本地本校鬧革命，參加斗、批、改，實現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進行奪權斗爭，在十五天內也可以免費領取直達票乘坐火車和輪船。不靠鐵路線的，應當步行到鄰近的鐵路線上乘坐火車；步行串連的革命師生，在串連和回程期間的伙食費、市內交通費，一般應當自理。糧食定量可適當增加。宣傳費、醫藥費只在必要時可給予少量補貼；來北京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凡是吃飯尚未交費的，自二月八日起一律交費，不再免費。[3]
二月八日，中央軍委發出《關于外出串連人員限時返回本單位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軍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發出后，軍隊院校、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軍事工廠等單位外出串連的同志，大部隊已返回本地區、本單位去進行斗、批、改，但是，仍有一些同志，目前還逗留在北京和其它地方。為此，軍委決定一切外出串連的同志，一律于二月二十日前返回本地區、本單位，不得再在外地逗留。革命群眾組織設在各地的聯絡站也一律撤銷。各單位的接待站，從二月二十一日起一律停止接待。凡過期不歸者，不予報銷差旅費。凡違犯上述規定者，一律按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給以紀律處分。[4]
三月十九日，毛澤東在周恩來同日送審的中共中央《關于停止全國大串連的通知》上指示：“照辦。”通知指出：目前各地各單位正集中力量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建立“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同時在外串連的學生、群眾剛剛返回，本地本單位斗、批、改的任務很繁重，因此中央決定：繼續停止全國大串連，取消原定今年春暖后大串連的計劃，望向學生和群眾妥為解釋。周恩來在送審這個通知時附信說：“為爭取早一點發表，特以傳閱件送上，請予審批。”同日，毛澤東批示后，中共中央發出了這個通知。[5]
從中我們看到，雖然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暫停串連，但是仍然有許多人發揚長征精神在進行步行串連。鑒于這種情況，一九六七年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才又發出通知，取消了一九六七年春暖后大串連的計劃，不論乘車還是步行，全國一律停止串連，外出人員回原單位參加運動。三月十九日的通知，就是從全面奪權階段文革發展的要求出發，對于停止大串連的原因進行了說明。這就是結束串連，返回本單位參加運動，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基礎上進行奪權，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認真搞好本單位的斗、批、改。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不僅要求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是這樣，即便是到處地串連的職工以及外出串連、請愿、上訪的知識青年，也是要求他們迅速返回本地，參加本單位的運動。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于支援內地和邊疆建設的職工應就地參加文化大革命的緊急通知》。通知指出：凡是目前已經回到原調出地區的職工，應該迅速返回內地和邊疆。調出和調入地區的有關單位和革命群眾組織，都應當積極動員和幫助他們回到工作崗位上去；原調出地區和單位，對于從內地和邊疆自動回來的職工，一律不得安排工作。如已安排工作的，仍應積極動員和幫助他們返回內地和邊疆，任何單位不許留用。[6]
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于處理下鄉上山知識青年外出串連、請愿、上訪的通知》。通知指出：凡尚在外地進行串連、請愿、上訪的下鄉上山知識青年、支邊青年、農場職工，所有人員應立即返回本單位，參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生產。所設聯絡站，一律撤銷。[7]
從中我們看到，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不論是處出串連的革命師生、紅衛兵還是離開原地的職工和知識青年，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都是要求他們結束串連，返回本地，到原單位參加運動。這是因為在文革全面發動起來以后，通過串連為文革宣傳造勢的任務業已完成了。這個時候從文革有序發展的目的出發，就要求他們回到原地參加本單位的奪權斗爭，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認真搞好斗、批、改。否則的話，如果他們仍然留在外地不歸，不僅會對外地也會對本地、本單位文革的進一步發展乃至經濟和社會秩序造成不利影響。這樣也就難以將文革納入有序發展的軌道，防止混亂、失控局面的出現。因而這個時候要求在外地的革命師生、紅衛兵、職工和知識青年返回本地、本單位參加運動，就成為文革在全面奪權階段的發展要求。
二、北京造反派學生在奪權中走向分裂。
本來，造反派是與保守派相對立的群眾組織，在揪斗黨內走資派方面，造反派的目標是一致的。但是，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造反派內部卻出現了嚴重分歧，進而發生了分裂，甚至釀成大規模武斗。北京是新中國的首都，又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因而北京造反派的分裂不僅在各地造反派中具有代表性，還對各地造反派內部關系的發展具有警示作用。因而我們的研究就先從北京造反派的分裂做起。
1、北京造反派學生在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走向分裂。
我們這里說的造反派學生是指高等院校造反派和中學造反派，他們又被稱為造反派紅衛兵。雖然他們在文革剛剛開始的時候，積極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進行造反，遭到學校領導和工作組的壓制與打擊，保守派學生也與他們進行對峙，在學校中他們并不占優勢，但是在毛澤東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件傳出并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以后，造反派的力量迅速發展壯大，逐漸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在斗爭中處于主導地位。
雖然造反派學生在斗爭中處于主導地位，但是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他們卻在斗爭中走向了分裂。造反派不僅在高校和中學形成了兩大派，即便是在每個學校內部也出現了相互對立的兩派組織。一般情況下，學校內部的這兩派造反派組織旗鼓相當，不分上下，難以聯合起來。在高校、中學形成的兩大派組織在奪權和時勢的發展上矛盾重重，彼此之間進行著激烈的斗爭。高校造反派內部兩大派組織與中學造反派內部兩大派組織之間彼此又具有密切的聯系，形成了錯綜復雜的關系，給首都文革的發展造成了不少困難。
從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學生是在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走向分裂的。此前形成的一司、二司和三司，總的來看不過是保守派與造反派結成的不同組織。雖然有些造反派也參加了一司、二司，但是一般來說一司、二司保守色彩濃厚，屬于保守派聯合組織，三司造反精神鮮明，屬于造反派聯合組織。三個司令部的成立，是保守派和造反派而并非造反派之間對峙的反映。造反派學生是在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在斗爭中處于主導地位的情況下，才走向對立、發生分裂的。這對首都乃至全國文革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2、北京高校造反派分裂成天派和地派。
北京高校造反派以北大、清華、北航、地院、師大五所大學為代表，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是這五所大學的風云人物，被稱為首都五大紅衛兵領袖。本來，地院的紅衛兵領袖是朱成昭，他也是首都三司的主要負責人。后來由于朱成昭的立場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運動的潮流中被淘汰，王大賓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地院紅衛兵的領袖了。這些造反派紅衛兵是在與學校黨委（工作組）的斗爭中成長起來的，又是在毛澤東支持下發展壯大的，他們在與保守派紅衛兵的斗爭中逐漸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推動著文革的進一步發展。但是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造反派紅衛兵內部卻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和矛盾，最終走向了分裂，形成了天派和地派。
（1）在《北京日報》和教育部奪權問題上，天派和地派的分裂已經初見端倪。
天派以北航紅旗、清華井岡山和新北大公社為代表，地派以地院東方紅、師大井岡山為代表。雙方的分歧和矛盾在《北京日報》和教育部的奪權上開始表現出來。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在《北京日報》的奪權問題上，北航紅旗與師大井岡山、地院東方紅產生了尖銳對立。在教育部的奪權問題上，北大紅旗兵團與師大井岡山等組織嚴重對抗，并發生了武斗。一月三十日，在清華井岡山、礦院東方紅等組織與石景山區的造反派一起到石景山區造反，要接管分局時，與早就參與公檢法機關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發生沖突，石景山公安分局出動了一千多名警察，抓了一百多名礦院東方紅和清華井岡山的造反派。此后，北京高校造反派紅衛兵中的分裂傾向愈來愈明顯。[8]
從中我們看到，在《北京日報》和教育部奪權的問題上，北航紅旗、北大紅旗兵團和師大井岡山、地院東方紅之間已經出現了分歧和矛盾，彼此之間還出現了武斗的跡象。在石景山區造反的問題上，清華井岡山、礦院東方紅等組織、石景山區的造反派和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也產生了尖銳的矛盾。不僅如此，造反派紅衛兵之間的分歧和矛盾還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北京三司連續發出的幾份通知中表現了出來。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一月二十一日，三司發出總字第一號通告稱：“自新北大井岡山紅衛兵成立以來，背棄了我司令部的宣言，把斗爭的矛頭指向堅定的革命左派聶元梓同志，充當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急先鋒，井岡山紅衛兵的大方向始終是錯誤的……，本司令部決定將新北大井岡山紅衛兵開除出我司令部。”一月二十三日，三司發出第二號通告稱：“北外六一六紅衛兵在六月五日寫了一篇《周恩來你要干什么》的大字報。1月17日又去搗毀周總理即將去參觀的紅旗大隊的展覽會等等。……決定開除北外六一六紅衛兵。”一月二十三日，三司發出總字第三號通告稱：“我司令部所屬‘文藝部’的成立是非法的，干了許多壞事……現開除劉利吉、艾國成、陳志國出司令部。”一月二十四日，三司發出第四號通告稱：“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兵團負責人劉富元、顧家桂……于（1966年）10月下旬公然搶了三司的大印，長期不予歸還，最近又炮打周總理、康生同志等。我們相信政法兵團絕大多數是革命的，因此責成政法兵團開除劉富元、顧家桂，徹底整頓革命組織。”[9]
從三司發出的這幾份通告中可以看到，北京造反派內部已經出現了分歧和矛盾。這些分歧和矛盾在當時不過是處于隱性狀態，尚未以激化的形式表現出來。從事態的發展來看，這些分歧和矛盾如果得不到妥善處理，隨時會在一定條件下被激化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北外六一六、政法兵團還將矛頭指向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負責人周恩來、康生，這顯然是一種極“左”的傾向，因而三司才對他們的言行予以批評、譴責。這是北京紅衛兵在運動中出現“左”傾錯誤的重要表現。
（2）以民族宮事件和北大四一一事件為標志，北京高校造反派在分化中形成了天派和地派。
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北京高校造反派之間已經出現了分歧和矛盾，為了使高校造反派在新的條件下能夠消除分歧，化解矛盾，爭取、分化保守派，以便聯合起來進行奪權斗爭，于是召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各造反組織聯合召開大會，通過《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宣言》，宣告：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簡稱紅代會）成立。[10]
紅代會成立后，就是要致力于紅衛兵的聯合工作。不僅要使造反派紅衛兵聯合起來，也要爭取、團結保守派紅衛兵，以便聯合起來進行奪權斗爭。三月八日，紅代會發出重要通知，宣布：“從紅代會成立之日起，一司、二司、三司都已經光榮地完成其歷史使命，不再存在了。任何組織和個人均不得再以三個司令部的名義進行活動，三個司令部的一切公章一律宣布無效。”[11]
從中可以看到，成立紅代會就是要使不同派別的紅衛兵能夠在這種組織形式下，通過協商、討論，進行批評、自我批評，化解分歧和矛盾，以便團結起來進行奪權斗爭。但是，事與愿違，造反派之間又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和矛盾，甚至釀成了武斗。這在民族文化宮事件和北大校園四一一事件上表現了出來。
我們先看民族文化宮事件。這個事件是由于民族文化宮內部東方紅和二七兵團在奪權上的分歧引發的。民族文化宮內部兩派在奪權上的斗爭，將北京高校許多造反派卷入進來，形成了兩派之間的大規模沖突。這場北京當時規模最大的武斗，雙方幾千人上場，數百人受傷，進一步加速了造反派的分裂。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民族文化宮參加民委統戰系統紅色聯絡站的東方紅奪了民族文化宮的權，對立面二七兵團對自己被排斥在外，一直耿耿于懷。四月四日，二七兵團聯合新北大公社紅一團、北京石油學院大慶公社、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大隊、中國人民大學紅衛兵、紅衛隊、紅衛軍（簡稱人大“三紅”）、中央民族學院抗大等十九個單位成立了批展聯委會（即批判原來在民族文化宮展出的“民族工作展覽”的修正主義路線），并于四月五日在民族文化宮召開批判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會。大會遭到民族宮東方紅的強烈抵制，大會橫幅被剪掉，麥克風被搶走。
四月八日，民族宮東方紅聯合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中央民族學院東方紅等數百人將二七兵團和新北大公社紅一團、民院抗大等強行驅出民族宮。接著，雙方都向民族宮調人增援。支持民族宮東方紅的地質東方紅、師大井岡山、北石北京公社、北外紅旗造反團、教育部延安公社、學部紅衛兵聯隊、農機紅旗、人大新人大公社等來了約三千人，支持民族宮二七兵團的民族抗大、北石大慶公社等也來了一千多人。雙方混戰一場，數百人受輕傷，十余人受重傷。地院東方紅和師大井岡山這一邊人多勢眾，武斗中占據優勢。
據四月十一日的地院《東方紅》報稱：“4月8號，我東方紅戰士與民族文化宮東方紅、民族學院東方紅公社、統戰部紅色聯絡站、學部紅衛兵聯隊，以及政法公社、農機東方紅、林院東方紅、工大東方紅、郵電東方紅等單位的親密戰友在民族文化宮共同戰斗，狠狠地痛擊了一小撮保皇派的猖狂挑釁，爭取和教育了一部分受蒙蔽的革命群眾組織，取得了輝煌勝利。”[12]
從中我們看到，民族文化宮事件是由于其內部兩個派別——東方紅和二七兵團在奪權上的矛盾引起的。東方紅未和二七兵團聯合就奪取了民族文化宮的大權，引發了二七兵團的不滿。于是二七兵團就聯合外部造反派在民族文化宮內以召開會議的方式來進行示威，遭到了業已奪權的東方紅的抵制和沖擊。不僅如此，民族文化宮東方紅又聯合外部造反派將二七兵團及其支持者趕出民族文化宮。雙方為此調兵遣將，混戰一場，造成了嚴重后果。
民族宮事件發生后，中央文革小組及首都紅代會迅速作出反應。
當天下午，紅代會核心組組長聶元梓和副組長蒯大富報經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同意，簽發了兩項命令：
一、紅代會所屬單位之間發生矛盾，絕對不準武斗，目前雙方離開民族宮、民委，不得接觸（包括所有矛盾雙方，而本機關除外）。
二、雙方掌握的材料不準轉移，不準銷毀，暫時保留在材料持有者手中。有矛盾由紅代會主持協商解決。[13]
這兩項命令就是要求雙方脫離接觸，不準武斗，雙方各自保留證據，在紅代會主持下，協商解決他們之間的分歧與矛盾。應該說，這個命令還是公正的。但是，由于聶元梓領導的新北大公社也是武斗事件的參與者，這兩項命令是在沒有征求大家意見的情況下以紅代會的名義發出的，因而盡管這兩項命令是在經過戚本禹同意后下發的，卻仍然遭到了地院東方紅的抵制。不過，從策略考慮，他們避開了戚本禹，而是將矛頭指向了聶元梓、蒯大富。地院東方紅在命令發出后當即發表嚴正聲明：
一、紅代會委員聶元梓、蒯大富發表的兩項命令根本沒有經過全體常委的討論，更沒有經過全體委員的討論，絲毫沒有是非觀點，沒有兩條路線斗爭觀念。此命令是完全錯誤的，也是完全非法的。
二、我公社革命委員會研究決定，完全不承認此命令，也根本不執行這項命令。
三、此命令所引起的一切嚴重后果，由聶元梓、蒯大富兩人負責。
至四月八日深夜，武斗尚未平息，事態繼續擴大，民族宮警衛排的解放軍戰士向武斗雙方宣讀“軍委八條命令”中關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條款，學生們則回以“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凌晨兩點半，中央文革小組派戚本禹的秘書為代表，和吳德、聶元梓到民族宮召集雙方開會，傳達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要求雙方“馬上撤出民族宮、民委”。四月九日上午，雙方陸續撤出民族宮。民族宮事件將北京高校兩大派之間的矛盾和斗爭公開化了，并且開創了以武斗解決問題的惡劣先例。[14]
從中我們看到，北京高校造反派以民族文化宮事件為標志，將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以武斗的形式展現出來。這個事件不僅將北京高校造反派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公開化了，而且還開創了北京高校造反派之間武斗的先河。圍繞民族文化宮內兩派的斗爭，北京造反派學生之間的分歧和矛盾進一步激化，加速了造反派的分裂。不過，民族文化宮事件發生后，在中央文革小組要求下，從外部造反派能夠撤出民族文化宮來看，中央文革小組對于斗爭中的造反派還是具有號召力的。
我們再來看發生在北大校園的四一一事件。這個事件是民族文化宮事件的延續。起因是，地院東方紅等學校的造反派以新北大公社藏有民族文化宮展覽會的材料為由，到北大質問并要求交出所藏材料而引發的又一個事件。
四一一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
四月十一日下午，地院東方紅、北京郵電學校東方紅、北京工業大學東方紅、北京農業大學東方紅等派出六輛廣播車，開進北大校園。地院東方紅批評民院抗大在民族宮事件中從展覽會搶走部分材料，后轉給了新北大公社，他們要求新北大公社交出這些材料，并要求同新北大公社就此事進行辯論。雙方在北大校園內發生沖突。當天夜里，地院東方紅、北郵東方紅等又派出數千人涌進北大校園，雙方發生大規模武斗。夜里一點，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聞訊后，打電話傳達三點指示，要求雙方停止武斗，脫離接觸，但未能湊效。十二日凌晨，地質東方紅、北郵東方紅數千人在北大校園里斗爭了北大兩名學生，后又將兩人抓到地質學院。下午，雙方再次發生武斗。
四月十二日晚，北京大學校文革主持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校文革副主任孫蓬一在大會上說：“（今天）早上地院一小撮人及一些受蒙蔽的人，在我校肆意破壞以后，在我們學校開了一個控訴會，斗爭了我們的同學，用了比對黑幫、對敵人更加殘忍、更加兇惡的手段對待我們的同學，大家可以從這些事實中進一步看看這場斗爭的嚴重性、尖銳性。”
人大三紅、民院紅衛兵總部和抗大公社、礦院東方紅反到底兵團、北京醫學院八一八、北京體育學院毛澤東主義兵團、歸國留學生延安兵團和追窮寇第四野戰軍、中央統戰部11·4紅旗戰斗隊、中央民委工農兵革命造反大軍、高校出版社魯迅戰斗隊和前進戰斗隊、中央民族歌舞團32111造反戰斗組、民族宮二七兵團等單位，以及天津、鄭州、洛陽等地來京一些群眾組織在大會上表示“堅決支持北京大學的革命行動”。
同時，另外一些造反派組織也發表了支持地院東方紅的聲明，如林院東方紅在四月十二日發表的嚴正聲明中說：“我東方紅公社堅決支持地質東方紅等兄弟院校的革命造反派的一切革命行動，我們是風雨同舟的革命戰友，我們一定要團結在一起、戰斗在一起、勝利在一起。”“新北大公社總部一小撮混蛋在4月11號晚公開分裂紅代會，挑起大規模武斗，打傷許多我東方紅公社、地院東方紅公社、郵電東方紅公社、農大東方紅公社等革命組織的戰士，并砸壞許多廣播車，新北大公社總部一小撮壞蛋罪責難逃，絕沒有好下場。”地院東方紅還和工大東方紅、北郵東方紅、北石北京公社、新人大公社、農大東方紅等十五個組織聯合發表了“告革命造反派戰友的公開信”，題為《憤怒控訴新北大公社一小撮所策化的法西斯暴行——記四·一一在北京大學發生的大規模武斗》。
四月十四日，地院東方紅、師大井岡山等組織以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一份《關于目前局勢的嚴正聲明》，批判新北大公社，公開將造反派內部的矛盾公諸于世。嚴正聲明中說：“最近在新北大校園里出現了一股反對謝富治同志、影射中央文革、攻擊兄弟組織的歪風。”
新北大公社寸步不讓，當天就以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紅衛兵總部的名義發出針鋒相對的嚴正聲明，說以紅代會名義發出的聲明“是以沒有得到紅代會核心組組長、我校駐紅代會代表聶元梓同志最后同意之下做出的，因此我們鄭重聲明，這個所謂‘嚴正聲明’對我校完全沒有約束力。”新北大公社稱地院東方紅、師大井岡山等組織的聲明“完全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造謠惑眾”，并為此向對方提出“最強烈抗議”。
值得注意的是，新北大公社的聲明中有這樣一段話：“謝富治同志如果有缺點錯誤，是完全可以討論批評的，這并不等于反對謝富治同志，更不等于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別想在這個問題上撈一根稻草。”這表明，新北大公社與謝富治的矛盾在這時已經產生，在后來的一年多時間里，新北大公社還多次向謝富治發難。[15]
從中可以看到，四一一事件是由地院東方紅等造反派到達北大校園要求新北大公社交出藏匿的材料引發的。這是雙方在民族文化宮事件上分歧和矛盾的繼續。地院東方紅到達北大校園進行質問，新北大公社則發起了反擊，進而造成了大規模武斗。中央文革小組要求他們停止武斗的電話指示并沒有湊效，武斗仍在進行。他們互相攻擊，唇槍舌劍，在激烈斗爭中將許多北京高校造反派也卷入進來了。這些造反派或者支持地院東方紅，或者支持新北大公社，逐漸形成了互相對峙的兩個陣營。
為了打壓對方的氣焰，地院東方紅、師大井岡山等造反派將新北大公社攻擊謝富治、影射中央文革小組的事也揭發出來了。新北大公社則是將對謝富治的正常批評與反對謝富治區別開來，說他們對謝富治的批評并不是反對謝富治，也不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從原則上說，新北大公社的辯駁并非沒有道理，在文革陣營內部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本來就是文革的應有之義。這里的問題是，謝富治堅定站在文革陣營一邊，是堅決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中央領導干部，為文化大革命的進行兢兢業業地工作著。對謝富治有不同意見當然可以提出，但是從謝富治對于文革的立場和態度上來說，還是要注意提出意見的場合和方式。新北大公社顯然不是這樣，而是既不分場合也不講究方式就將他們對謝富治的意見拋了出來。即便撇開他們對于謝富治的成見不論，從方式上來說也是不可取的。
從這里可以看到，地院東方紅提出這個問題雖然是為了在論辯中能夠占據上風，但是他們對新北大公社進行的批評卻并非杞人憂天，而是有著現實依據的。不過，他們闖到北大校園尋找材料的作法，會進一步激化造反派內部本來就已經存在的矛盾，致使造反派的團結會變得更加困難。對此，他們又是諱莫如深而緘口不言的。批評對方的錯誤，掩飾己方的不當行為，進一步反映出派性意識在作怪。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四月八日民族文化宮事件和北大校園四一一事件發生前后，北京高校造反派內部就已經出現了嚴重的派性斗爭，分裂的趨向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了。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從四月初起，北京高校各造反派紅衛兵的矛盾逐漸表面化、尖銳化，期間并伴隨著大大小小的武斗。四月三日，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與井岡山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發生武斗。四月四日，北石院內大慶公社與北京公社、勝利公社發生武斗。四月十日，北石大慶公社與北京公社又在石油部大打出手。四月十一日，北京鐵道學院紅旗與革聯，因爭用禮堂引起武斗。四月十二日，中央財經學院內發生了文革以來第一次武斗，該院八八戰斗隊一分為二，一方開會，另一方去沖，造成武斗，打傷十余人，有一人腦震蕩。四月十三日，北京第二醫學院發生武斗，據統計被打傷較重的有二十九人。同日，北京化織學院紅旗等組織與燎原井岡山、東方紅等發生武斗。四月十九日，北外紅旗大隊與紅旗造反團發生武斗。
此后，北京高校的兩大派斗爭愈來愈激烈，雙方的分野也逐漸明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地院《東方紅》報上有一篇文章寫道：“4月上旬民族宮事件的爆發，終于使得原來各個局部性的摩擦，匯集轉化為全面性的沖突。對這場沖突到底采取什么態度，支持誰？反對誰？這在當時北京各個群眾組織，不約而同地以出人意料的速度紛紛表態，各自選擇自己的隊列。”
事實也正是如此，北京高校的各種組織通過各種方式大多表示了自己的立場。在民族宮事件和北大校園四一一武斗中，傾向新北大公社的主要有：人大三紅、外語學院紅旗大隊、石油學院大慶公社、民族學院抗大公社、政法學院政法兵團、化工學院按十六條革命造反隊、郵電學院古田造反團、工商專科學校衛東彪兵團、八一八革命造反團、林業學院魯迅公社、中央美術工藝學院東方紅、北醫八一八、體育學院毛澤東主義兵團、中央美術學院紅旗兵團、語言學院紅旗、中國醫科大學向陽、從頭越戰斗隊等組織。
傾向地質東方紅的主要有新人大公社、外語學院紅旗造反團、石油學院北京公社、民族學院東方紅、郵電學院東方紅、政法學院政法公社、工商專科學校革聯、林業學院東方紅、礦院北京東方紅、工大東方紅、語言學院東方紅、農機東方紅、農大東方紅、北京農業勞動大學東方紅、北京建筑工業學院八一紅衛兵總部、河北北京師范學院東方紅、中國科技大學東方紅、北京工業學院東方紅、財金八八戰斗隊、經濟學院紅旗公社、北京鋼鐵學院革造、輕工七二九兵團、機械學院紅旗、北醫長征紅衛兵、燎原公社等。
在傾向地質東方紅的陣營中，可以明顯看到有許多是原三司的骨干組織。雙方陣營以后還不斷有些變動，但基本上形成了兩大派。[16]
其實，新北大公社、清華井岡山和北航紅旗這三個天派的造反派組織代表也并非一開始就緊緊抱團的，而是后來在斗爭中協調了彼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凝聚起來的。這樣就形成了以這三個組織為代表的天派。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最初清華井岡山與北航紅旗并不支持新北大公社。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北航紅旗、清華井岡山、礦院東方紅發表的關于北大、地質武斗的聯合聲明中，沒有一句支持新北大公社的話，只說：“我們堅決擁護謝富治同志、傅崇碧同志的指示，不折不扣地按中央文革指示辦事。對目前新北大公社和地院東方紅等革命組織之間的矛盾應從革命大局出發，在紅代會的主持下解決。”在北大發生武斗時，清華、北航都派人去湊熱鬧，并發生了人員在北大被打、被扣，宣傳車被砸的情況。四月十四日晚，中央文革小組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紅代會代表時，清華井岡山和北航紅旗的代表都向中央文革小組告了新北大公社的狀。但在后來的許多重大活動和事件中，清華井岡山和北航紅旗都是站在了和新北大公社一致的立場上。
這樣北京高校造反派紅衛兵以后逐漸形成了以新北大公社、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為首的天派和以地質東方紅、師大井岡山為首的地派兩大派互相抗衡的格局。[17]
從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北京高校造反派在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矛盾和沖突不斷，逐漸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他們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以四月八日民族文化宮和北大校園四一一事件為標志，將許多北京高校造反派卷入進來，逐漸形成了天派和地派這兩大派，最終造成了高校造反派的分裂。
（3）天派、地派角逐下的各校內部的兩派斗爭。
在北京高校造反派紅衛兵逐漸形成兩大派的同時，各個高校內部的造反派紅衛兵也相繼發生了分裂，形成了對立的兩大派組織。
四月十四日，清華井岡山中一部分人分裂出來，成立了與蒯大富的團派對立的四一四派。從此，清華園內開始了無休止的派性斗爭，從文斗到武斗，從小打到大打，一直打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宣傳隊進清華。
北大校園中始終存在著反對聶元梓、反對北大校文革的力量，起初是所謂井、紅、飄、O、團五大組織，后來五大組織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聯合組織為與新北大公社相對抗的井岡山兵團。
北京高校中絕大多數學校都存在著兩個相互對立的組織，有些學校是在兩大對立的組織之外還存在一些小組織，但這些小組織基本上也是分別傾向或依附于兩大組織的。有少數學校情況比較特殊，如北航、體院、礦院、農大、地院、師大、北郵等，雖然也有反對派的存在，但力量對比懸殊，在多數時間里基本上是一派的天下。[18]
從中我們看到，在高校造反派形成天派和地派兩大對立組織的大背景下，除少數學校一派獨大外，絕對多數學校的造反派內部都存在著兩個相互對立的組織。即便在這些學校中存在一些小組織也是依附于這兩大組織的。高校造反派的分裂與各校內部造反派的分裂雖然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卻具有密切的聯系。各校內部造反派的分裂是高校造反派分裂形成天派和地派的基礎和條件，天派和地派的形成又進一步激發了各校內部兩派之間的斗爭，在相互作用中使高校造反派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呈現出極為復雜的局面。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到，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高校造反派在奪權過程中的分歧和矛盾不斷激化，以四月八日民族文化宮事件和北大校園四一一事件為標志，高校造反派在斗爭中不斷分化組合形成了天派和地派。與這兩大派同時存在的還有造反派在各校內部形成的兩派斗爭。這對文革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3、北京中學造反派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
中學造反派和高校造反派雖然處在不同的學段上，所在學校也沒有直接的隸屬關系，但是他們之間還是存在著聯系和影響的。這是因為他們都處在造反的位置上與黨內走資派進行斗爭，有時候還需要互相支持和援助的緣故。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隨著高校造反派紅衛兵分裂成天派和地派，中學造反派紅衛兵也分裂為四三派和四四派。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以后，高校造反派已逐漸成為北京紅衛兵運動的主角，中學的老紅衛兵與造反派之間的斗爭雖然也很激烈，但多是局限在校內，對社會上影響不大。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江青、謝富治接見中學造反派時說：中學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同聯動作斗爭。三月以后，中學都開始軍訓，在軍訓團的領導下，大力強調聯合，并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組織。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和四日，中央文革小組兩次接見北京大中學校造反派，談軍訓問題。
四月三日晚，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謝富治等接見北京大中學校紅衛兵代表。江青在講話中批評了軍訓解放軍在北京中學解散造反派組織的做法，她說：衛戍區有很多做法不妥當，我們沒有讓他們支持聯動，衛戍區的同志要虛心聽取小將的意見，要把左派組織恢復起來，壯大起來，大聯合哪能不以左派為核心呢？康生在講話中對北京衛戍區負責軍訓工作的副司令員李鐘奇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李鐘奇3月27日的講話是完全錯誤的，他在這個講話中不談階級和階級斗爭，不談兩條路線斗爭，不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劉、鄧反動路線的斗爭，完全是聯動觀點。”“這個講話是聯動的代表作，現在聯動又活動起來了，為什么他們老不解散？就是黨內、軍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支持他們。”傅崇碧、李鐘奇不同意康生的話，當場起身辯解，被江青、陳伯達制止。
中央文革小組及謝富治等的這次講話使中學一度受挫的造反派大受鼓舞，于是批評軍訓團和衛戍區的大字報很快就上了街，有的還直接點名批判李鐘奇。[19]
從中我們看到，由于聯動將斗爭的矛頭指向了文革和中央文革小組，且在中學生中影響很大，因而江青提出中學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同聯動進行斗爭。轉入軍訓以后，軍訓團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組織，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組的不滿。這在江青、康生的講話中鮮明地表現了出來。這反映出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文革小組與北京衛戍區及其派出的軍訓團還是存在不同意見的。康生、江青講話以后，中學造反派紛紛上街游行、示威，將矛頭指向了衛戍區及其軍訓負責人。這樣又引發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隱憂，于是他們就出面發表講話來糾正業已出現的反軍苗頭。
四月四日，王力、關鋒、戚本禹接見中學造反派，他們講話的主旨是說解放軍應該堅決支持造反派，但也批評了給軍訓團和衛戍區貼大字報的做法，王力說：“軍隊同志的缺點、錯誤，一定要采取適當方法，不要公開提。關于軍訓要總結經驗，即使軍隊的同志支持錯了也要給他們提供情況，讓他們改，改了就行了。‘揪出李鐘奇’這個口號不好，要改掉，要愛護衛戍區，衛戍區是保衛毛主席的，不能把他們搞臭。”他們在講話中再次強調了要搞班級大聯合。這次講話又給中學里支持軍訓團的那部分紅衛兵以鼓舞，他們堅持認為支持軍訓團沒錯，搞班級大聯合沒錯。[20]
從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到，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造反派在聯合的基礎上進行奪權是文革發展的要求。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從文革發展的要求出發，反復強調造反派聯合起來進行奪權斗爭。中央文革小組和北京衛戍區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行動的。
北京衛戍區及其派出的軍訓團在軍訓過程中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組織。如果這些造反派組織在軍訓團反復要求下，屢教不改，派性作怪，任意行事，破壞大局，解散這些組織就勢在必然，無可厚非。當然，從程序上來說，還是應該與中央文革小組溝通一下為好。從江青、康生批評北京衛戍區及其派出的軍訓團來看，似乎并非是這樣。看來北京衛戍區及其派出的軍訓團是在沒有耐心做好思想工作的情況下，采取強制措施解散了一些造反派組織的。
這樣就導致了中學造反派的不滿，于是才貼出大字報，提出了一些過激的口號，致使軍訓遇到很大困難，引發了反軍風潮。正是因為這樣，王力、關鋒、戚本禹才在講話中對中學造反派提出了批評，要他們注意方式、方法，要他們妥善處理好與軍隊的矛盾。
從中看到，中央文革小組既批評了北京衛戍區及其派出的軍訓團，又批評了造反派的反軍行動，這兩者看似矛盾實際上則是統一的。批評衛戍區及其派出的軍訓團，是因為他們打壓了中學造反派；批評中學造反派，是因為他們采取了反軍的行動。在這方面，雙方都是存在錯誤的。只有在糾正了他們的錯誤以后，才能在大聯合的基礎上進行奪權斗爭。
中學造反派與軍訓團存在矛盾，在如何處理他們與軍訓團的問題上，中學造反派內部由于意見分歧分裂成兩派。這說明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從派性而非大局出發來行事的。正是由于這樣，他們才在實際行動中處于維護本派的利益，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進行了曲解，只引用對自己一方有利的話語，避開對自己一方的批評，為派別行動進行背書。這樣也就難以真正領會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精神，在文革的行動上走入迷途。我們看下面的資料。
北京中學造反派中互相對立的兩派各取所需，互相指責，并由此形成公開對峙的四三派和四四派兩大派。四三派是中學中造反最堅決的一批組織，他們對軍訓以來一些學校的軍訓團解散造反派組織的做法不滿，認為軍訓團右傾，后來發展到公開炮打李鐘奇。四三派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組織有北大附中井岡山、清華附中井岡山、一○一中毛澤東主義公社、六中紅旗、二十八中八一八紅衛兵、電校井岡山等。江青在四月三日的講話中提出：“中學的左派組織不能解散”，使這一派學生大受鼓舞，一些已經解散的組織又重新樹起旗幟，拉起山頭。有些學校的四三派（如電校井岡山、一○一中毛澤東主義公社等）還公開聲明退出了軍訓。
四四派在中學造反派中占多數，他們認為中央文革小組關于要搞好軍訓、搞好大聯合的講話是對他們的支持和鼓勵。四四派一般出身較好，同軍訓團的關系比較融洽，不同意四三派對聯動成員和老紅衛兵的過分的批判和斗爭，因此，有些四四派組織也被四三派罵為聯動或聯動的幫兇。四四派中比較有影響的組織有二十五中東風、新六中紅旗、清華附中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電校紅旗公社等。
從兩派的組織構成來看，一個明顯特點是：在四三派中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或所謂社會關系復雜的人數較多一些。在文革前的運動使過去的剝削階級成員及其家庭飽受折磨，很多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文革初起時，大多數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的學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擊和壓制，他們希望通過造反改變自己的境遇的要求一般都比較強烈，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的行為也較為激烈。《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一文則反映了四三派學生中最極端的一小部分人的思想狀況。在這篇文章中，作者稱四三派是“對再分配有最激進要求的那一部分人”，由此斷言“四三思潮也就代表了一種與歷史發展緊緊相扣的生氣勃勃的新思潮。它與反動的抵制再分配的聯動思潮水火不相容，并以最激進最徹底的姿態投入戰斗，它是最令特權人物感到恐懼的勢力。”
總的來說，四三派和四四派都是文革初期北京中學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它們都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聽從中央文革小組的號令，是中央文革小組在北京中學中進行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主要依靠力量。[21]
我們遺憾地看到，雖然四三派、四四派都是中學造反派，但是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他們卻由于意見分歧發生了嚴重分裂。北京中學紅代會并沒有解決他們之間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兩派在中學紅代會中的力量對比也是不平衡的。兩派不僅在紅代會內部進行著激烈的斗爭，還波及到了整個中學乃至于高校。我們看下面的資料。
在新成立的北京中學紅代會中，四四派占有明顯的優勢，主要負責人和多數成員屬于四四派。四月下旬，中學紅代會作出決定，不承認六中紅旗等四三派的十一個組織，吸收與這些組織對立的四四派組織加入了中學紅代會。已經加入了中學紅代會的四三派組織，為了與四四派相抗衡，組織了四三串連會，在北京市各中學造反派中進行串連，發動一個又一個的宣傳攻勢，組織各種活動，與被四四派掌握了實權的中學紅代會對著干。
中學四三派雖然人數少，但能量很大，主要原因是得到了北京各大學造反派組織的支持。四月十九日，由謝富治指示成立，清華井岡山、北航紅旗、地質東方紅等八個高校造反派組織參加的中學運動調查組發表了《關于目前首都中學運動的聲明》，提出“目前聯動和保守勢力配合社會上的一股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復辟逆流，把矛頭指向造反派，進行反攻倒算，挑撥革命造反派與解放軍的關系，把反對解放軍、反對軍訓的帽子扣到革命造反派頭上，整革命造反派的材料”，提出前段中學大聯合中存在右的錯誤，必須迅速糾正，表示堅決支持“中學革命造反派小將”。從措詞用語上可以明顯看出他們是支持四三派的。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在對待北京中學兩大派的態度始終是比較明確的。他對四三派情有獨鐘，多次強調中學搞大聯合要“以‘四三派’為主”。五月九日，清華井岡山與體院毛澤東思想兵團八百余人騎自行車進城游行，高呼“打倒聯動！”“堅決支持中學革命造反派！”“徹底批判反動血統論！”以此表示對中學四三派的支持。[22]
從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到，中學造反派紅衛兵在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兩派成員的出身有所不同，四三派成為造反派中的激進派，四四派成為造反派中的保守派。中央文革小組不論是批評北京衛戍區及其派出的軍訓團還是批評反軍的造反派，都是從大聯合出發采取的反右糾“左”的行動。但是，這兩派組織卻是從派性出發，對于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各取所需，為自己的派性行動尋找依據。這樣就曲解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本意，致使文革的方針政策難以得到真正落實，兩派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也就無法妥善、有效地加以解決，嚴重影響到北京中學文革的進一步發展。
4、對北京造反派學生走向分裂的評析。
從以上研究可以看到，北京造反派學生在奪權中走向了分裂。高校造反派以首都五大紅衛兵領袖為代表分裂成天派和地派，中學造反派則是在斗爭中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與此同時，各個學校內部的造反派也分裂成兩大派以及不同的派別組織。本來，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造反派應該聯合起來進行奪權斗爭，但是在他們中間卻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和矛盾，最終走向了分裂。這是令人痛惜的。
造成分裂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這里既有認識的因素，又有立場的變化，乃至利益上的糾葛，從與走資派進行斗爭轉移到為了小團體乃至個人利益而奮斗。這是因為他們昧于當前文革發展的大勢，難以從文革發展的大局上來思考問題，在實際行動中則是從小團體的利益出發意氣用事的緣故。他們沒有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要求為指導，在大聯合的基礎上進行奪權，而是由于認識的不同和利益上的沖突產生了一系列的分歧和矛盾，最終導致了造反派的分裂。
客觀地說，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造反派之間出現分歧和矛盾是難以完全避免的。這并不讓人感到意外。問題是，在出現這些分歧和矛盾以后，應該如何對待并采取妥善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以便將其盡早消滅在萌芽狀態。造反派應該首先認識到，他們與保守派不同，在批斗黨內走資派的目標上雙方是一致的。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是在這一目標一致的情況下才產生的。這是他們能夠化解分歧和矛盾的基礎。為此，就要保持平和的心態，采取民主協商的方式，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以妥善的方式來解決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而不能固執己見，意氣用事，更不能大打出手。
由此引發我們進一步的思考，北京出現造反派的嚴重分裂，是他們在政治上不成熟的反映。隨著文革的深入發展，他們沒有從文革發展的大局出發，而是將目光鎖定在派別斗爭上。這樣他們就從參加文革的正義斗爭演變成爭權奪利的派系斗爭，呈現出“左”或“左”而實右的傾向，造成了造反派之間的內卷化，釀成了造反派的分裂。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
中央文革小組對于造反派之間產生的分歧和矛盾乃至于分裂，是采取了不少措施來進行解決的。雖然中央文革小組在造反派中間有著號召力，但是在派系紛爭面前，這些造反派卻對中央文革小組的要求采取了淡然的態度。不論是高校造反派對于中央文革小組指示的消極執行，還是中學造反派對于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講話的各取所需，除了認識上的因素以外，主要的還是因為他們是從派性而非文革發展的大局出發來展開行動的。從這里來說，北京造反派是按照其自身愿望而不是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要求來行事的。這表明他們的世界觀還沒有得到根本改造，仍然殘存著一些小資產階級的東西。這對他們的行動產生了巨大影響，導致他們盲目冒進，甚至大打出手，走上了分裂的道路。
北京是全國的首都，北京造反派又以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優勢能夠及時獲得中央文革小組的直接指導，但是卻仍然發生了嚴重的分裂。北京造反派的分裂削弱了自身的實力，也暴露了自身存在的嚴重不足。由于北京造反派在大串聯時期在各地建立了聯絡站并與各地造反派取得了密切聯系，同時各地造反派也建立了駐京聯絡站且與北京造反派又能夠進行直接溝通，因而北京造反派的分裂會對各地造反派產生重要影響。他們之間出現的分裂不僅對于北京文革，也對全國文革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三、各地造反派在奪權中走向分裂。
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各地造反派如同北京造反派學生一樣，在奪權中走向了嚴重分裂。這種分裂并非個別現象，而是具有普遍性的。這嚴重影響了文革的進一步發展。
1、各地造反派在奪權中走向分裂的概況。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各地造反派在奪權過程中出現了嚴重分裂。最先建立革委會的黑龍江、山東、上海、貴州、山西、北京五個省市自治區，雖然也出現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的分裂，但是總的來說在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力量對比中，造反派具有比較強大的力量，因而在奪權上并沒有遇到很大困難，省級革委會在這六個省市比較順利地建立起來了。其它省市自治區則并非是這樣。由于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內部的分裂和復雜的原因，再加上其它方面的影響，建立省級革委會卻是遇到了重重困難。既然這樣，那么各地造反派分裂的狀況又是如何呢？
現在我們對其中一些省市自治區造反派的分裂狀況進行簡要介紹，同時還附帶對群眾分裂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情況予以說明。
一九六七年一月，吉林省長春市紅衛兵總部（簡稱二總部）等六十二個單位的群眾組織聯合召開奪權大會。隨后，長春市二總部與省委機關的造反派奪取了吉林省委的大權，接管了省人委、長春市委、市人委的大權。但是，奪權后不久，造反派就出現了分裂的局面。吉林省著名的造反派組織吉院兵團、工大造大和光機八一五等于二月宣布退出二總部，另行組織了長春公社。到二月下旬，長春市形成兩大派四個組織（紅革會與二總部為一派，也稱為紅二派；長春公社與東方紅公社為一派，稱為公社派），兩派矛盾日益尖銳，后來形成長期武斗的局面。[23]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廣東省參加奪權的造反派組織成立了廣東省革命聯合委員會（簡稱省革聯），奪取了廣東省委的大權。由于在奪權上意見不一致，奪權后不久就出現了分裂：省革聯的人說奪權好得很；包括北京三司駐穗聯絡站在內的反對派則把這次奪權說成是假奪權。二月十九日，廣東五萬多反對省革聯的造反派召開大聯合、大奪權誓師大會，揚言要把省革聯奪去的權重新奪回來。二月二十二日，廣東四十多個群眾組織成立廣東省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簡稱省聯總籌委會）。至此，廣東出現互相對立的、跨行業的兩大派群眾。[24]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陜西省西安地區大中院校文化革命統一指揮部召開會議，研究奪權問題。確定由陜西師大、陜西工業大學、西安石油學院、西安外國語學校的造反組織和紅造司等奪西北局的權；西安交大、西安冶金建筑學院的造反組織和西安地區炮打司令部戰斗隊等奪省委的權；西安解放軍電訊工程學院、西北工業大學的造反組織奪西安市公安局的權。之后又吸收工聯、農總會等造反組織參加，成立了各級接管小組。陜西省的造反派在奪權過程中出現了分裂，以西安交大為首的東派，和以西軍電、西工大為首的西派兩大派之間的矛盾又重新激化，奪權后未能成立臨時權力機構。[25]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團和安徽省合肥工人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為首，聯合安徽省塈合肥市二十六個群眾組織，在北京三司和安徽省軍區的指揮下，奪取了安徽省委、省人委、合肥市委、市人委的大權，宣布成立了安徽省革命造反派奪權聯合總指揮部（后改名安徽省革命造反派總指揮部）。一二六奪權后，由于對奪權的意見分歧，合肥地區造反派組織分裂成為互相對立的兩大派，一派認為一二六奪權好得很，一派認為好個屁，后來人們將這兩大派分別稱為好派（G派）和屁派（P派）。兩派矛盾愈演愈烈，以致釀成武斗。[26]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江蘇省南京地區造反派聯絡總站開會決定成立江蘇南京地區革命造反聯合會籌委會（簡稱籌委會），負責各造反派組織的統一行動。一月二十四日，南京地區造反派組織負責人三百余人在中蘇友好館電影館開會，省紅總為首的一派與以南京八二七、南工東方紅為代表的一派未能就奪權方案達成共識。一月二十五日，省紅總等造反組織決定搶在南京八二七、南工東方紅一派前進行奪權。省紅總等二十五個造反派組織及三個外地造反派駐寧聯絡站負責人開會決定成立奪權指揮部。一月二十六日清晨，奪權指揮部決定調動一萬多人，沖入江蘇省、南京市機關，宣布奪權了江蘇省、南京市的黨政大權。由于奪權是在十分倉促的情況下進行的，在江蘇省的范圍內并沒有聯合起大多數造反派。參加奪權并掌握大權的以省紅總為代表的造反派認為一二六奪權好得很。沒有參加一二六奪權的南京八二七和南工東方紅等造反派組織立即發表緊急聲明，不承認奪權行動，認為一二六奪權是搶權，好個屁。南京地區的造反派由此分裂成為好派和屁派。[27]
一九六七年一月，由昆明工學院八二三戰斗兵團、云南大學毛澤東主義炮兵團等一百多個組織聯合組成的大聯委（全稱為昆明地區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指揮部）內部矛盾沖突不斷，一月二十二日，以云南大學炮兵團為主的六十二個組織從大聯委中分裂出來，另成立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聯合聯絡站（簡稱新云南）。在不斷分化組合中形成云南省兩大派群眾組織：一派以新云南為主，成立毛澤東主義炮兵團，簡稱炮派；一派以大聯委為主，成立八二三戰斗兵團，簡稱八派。當奪權風暴刮到云南時，兩大派便各自為政，爭相奪權。
一月二十六日，昆明新云南所屬造反派組織兵分兩路，一部分到省人委宣布奪了省人委及其所屬廳局的權，一部分到省委和昆明市委機關宣布奪了省、市委的權。當晚八時，昆明大聯委又召開十萬人的大奪權誓師大會，會后游行示威到省委機關，再次宣布奪了省委的權。在奪權活動中，雙方發生對峙局面，最后省委的印章被大聯委派搶走。奪權之后，兩大派發生了激烈的大辯論。[28]
一九六七年初，浙江省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簡稱省聯總）在奪權過程中與浙江大學紅暴發生矛盾。這個時候杭州絲綢印染聯合廠工人翁森鶴為首的一批人組織成立了浙江省紅色暴動委員會（簡稱紅暴），與省聯總相對立。此后兩派發生了一系列武斗事件。[29]
一九六七年一月，寧夏銀川地區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等二十二個群眾組織，組成了寧夏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簡稱聯委會），一月二十七日宣布奪取了寧夏自治區區委、人委、銀川黨委、人委的黨政大權。此后，參加一二七奪權的造反派組織發生了分化。三月十日，銀川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處（簡稱籌備處）成立。三月十八日，寧夏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簡稱總指揮部）成立。寧夏開始形成兩大派群眾對峙的局面。[30]
一九六七年初，青海省的造反組織形成了以八一八紅衛兵司令部（簡稱八一八）為一方和以紅衛兵總部為另一方的兩大派。在奪權運動中，兩派斗爭相當激烈。一月四日，紅衛兵總部等組織封閉了實際上掌握在八一八一派手里的《青海日報》，改為無地方稿的《新聞電訊》版。八一八派于一月十二日又正式接管了《青海日報》，并將《新聞電訊》版改為《特刊》。一月十五日，八一八派的《青海日報》社革命職工造反司令部發表告讀者書，宣告新生的《青海日報》正式出版。一月二十三日，八一八派又相繼奪了青海人民廣播電臺的權。一月二十九日，八一八派的四十個組織聯合起來組成青海革命造反派總司令部，在西寧召開了奪權大會，宣布奪了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委員會的黨政大權。[31]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遼寧省遼寧大學八三一群眾組織與一部分觀點相同的工人造反組織成立了八三一沈陽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一月三十一日，由二十四個群眾造反組織發起成立的遼寧省革命造反奪權指揮部于凌晨三時宣布接管遼寧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權力。遼寧省的奪權并不成功，各群眾組織之間矛盾重重，互不相讓。二月十六日，遼寧省塈沈陽市二十多萬群眾，代表全省七十四個群眾組織在沈陽市人民廣場舉行集會，宣告遼寧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簡稱遼聯）成立。五月十日，一些觀點相同的群眾組織在沈陽南站站前廣場召開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簡稱遼革站）成立誓師大會。至此，遼寧省形成了八三一、遼聯、遼革站三大派鼎足而立的局面。[32]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甘肅省造反派聯合組成的蘭州市紅色造反派聯絡委員會（簡稱紅聯）奪了甘肅省委、省人委的權。奪權后，各群眾組織之間爭權奪利，矛盾逐漸激化。五月初，紅聯產生了分裂，原紅聯內的工聯、長征團、七一、蘭鐵紅司、大專院校三司、省級機關遵義公社、市級機關三司、赴蘭紅衛兵聯合戰斗隊等殺出紅聯，組成甘肅紅色造反派聯合第三司令部（簡稱紅三司）。[33]
內蒙古自治區在一月革命中的奪權活動，是圍繞著《內蒙古日報》展開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內蒙古日報》社內部的群眾組織東方紅戰斗隊（簡稱東方紅）突然查封并接管了報社，奪了報社黨、政、財、文各項大權，停止了《內蒙古日報》的出版，代之以《東方紅電訊》。
當時內蒙古已成立了工農兵革命委員會（簡稱工農兵）、無產者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簡稱無產者）、呼和浩特紅衛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簡稱呼三司）等全區性組織。工農兵、無產者與呼三司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工農兵、無產者指責后者為大雜燴，而造反精神更強的呼三司則將前兩者視為保守派。
一月十八日，東方紅的對立派組織紅衛軍總部（無產者派的）在《內蒙古日報》社進行了又一次奪權。一月二十三日，無產者出版了黑體字作報頭的《內蒙古日報》（新一號）。東方紅串連呼三司醞釀再次反奪權。這期間，報社發生多次武斗事件。[34]
進入全面奪權階段前，成都地區的造反派就分裂成紅衛兵成都部隊（簡稱紅成）和四川大學東方紅八二六戰斗團（簡稱八二六）兩大派。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紅成和八二六兩大派發生大規模武斗，數十人被打傷。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四川人民廣播電臺被造反派奪權并占據。一月十九日，部分造反派封了四川省委印章，并宣布奪權。
一月二十四日，由以重慶大學八一五為首的四十多個群眾組織代表組成的重慶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籌備會奪取了重慶市委、市人委和市級黨政機構的一切權力。同日，重慶市造反派在外地來渝串連造反派的支持下，砸了所謂重慶市的保皇四軍——毛澤東思想工人戰斗軍、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毛澤東思想赤衛軍、毛澤東思想文藝軍。二月八日，四十六個造反組織聯合發表《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公告》，宣稱：重慶市臨時最高權力機構——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簡稱革聯會）成立，負責行使重慶市的黨、政、財、文大權。由于造反派在權力分配中意見分歧，后逐漸分化為擁護革聯會的八一五派和反對革聯會的反到底派。[35]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湖南省各派群眾組織開始奪權。《湖南日報》社內部群眾組織宣布奪取報社內部領導權。湖南大學一部分群眾組織抬走人民委員會存有印鑒的保險柜，聲稱奪了省人委的權。一月十五日和二十日，湖南兩大派群眾組織長沙市高等學校紅衛兵司令部（簡稱高司）和湘江風雷分別召開批判中共湖南省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湖南也出現了兩派斗爭的局面。[36]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造反派之間發生分裂并非個例，而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以上資料還遠不是全部，不過是其中的一些典型性事件而已。從這些事件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在奪權過程中發生了嚴重的分裂，這無疑削弱了造反派的實力，同時對于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也會造成嚴重的消極影響。
其實，不僅造反派發生了分裂，而且群眾組織此前也分裂為保守派和造反派。這兩派在在全面奪權階段也發生了嚴重的對峙與斗爭。比如，四川產業軍和紅成、川大八二六，武漢百萬雄師和“三鋼”、“三新”，河南十大總部和二七公社等等。雖然造成群眾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論是群眾分裂為保守派和造反派，還是造反派內部的進一步分裂，都是嚴重削弱了群眾的力量，致使他們在大聯合的基礎上進行奪權，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遇到了很大困難。文革的時間也由此不得不進一步延長。
2、各地造反派走向分裂的原因。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到，各地造反派在奪權過程中出現嚴重分裂并非是局部現象，而在相當程度上來說是一種普遍現象。那么，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是什么呢？
造反派在奪權中出現分裂是由于他們之間產生分歧和矛盾引發的。一般來說，在奪權過程中造反派之間出現分歧和矛盾是一種正常現象，這并不意外。這里關鍵的問題并非是造反派之間是否產生了分歧和矛盾，而是在出現分歧和矛盾以后究竟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方式來予以解決，也就是說，是將這些分歧和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還是任其發展導致造反派走向分裂。
本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曾經反復告誡造反派，要在大聯合的基礎上進行奪權。但是，我們遺憾地看到，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造反派之間在奪權過程中仍然發生了激烈的斗爭，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不斷加劇并最終導致了造反派的分裂。這種分裂并非個別現象，而是比較普遍地存在于造反派隊伍中。這是為什么呢？
造反派在奪權過程中出現的分歧和矛盾，主要的不是表現在要不要奪權，而是采取什么樣的方式進行奪權上。因為要不要奪權是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出現的分歧和矛盾，造反派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不是表現在這個方面，而是表現在如何進行奪權上，即是不是在大聯合中進行奪權，以及奪權后本派乃至個人在革命委員會地位的分歧和矛盾上。在這方面，造反派中不同派別之間的本位主義、小集團利益及其狹隘的眼光在斗爭中暴露了出來。
造反派之所以被稱為造反派，是因為他們在揪斗黨內走資派上有著共同的訴求，在這個立場上是一致的。這是造反派的鮮明特點，也是他們與保守派的根本區別。既然他們有著與黨內走資派進行斗爭的一致立場，但是在奪權過程中卻又發生了嚴重分裂，從根本上來說，則是由于他們在爭奪奪權行動的主導權。究其原因，或者是認識問題，或者利益問題，或者是兩者兼而有之。具體表現在是在大聯合中進行奪權，還是由本派進行奪權，以及奪權后本派及其頭頭在革命委員會中所處的地位上。是在大聯合中進行奪權，還是由本派進行奪權，在雙方的分歧和矛盾中處于主要地位；奪權后本派及其頭頭在革命委員會中的位置，在雙方的分歧和矛盾中處于次要地位。這是因為誰在奪權中發揮了主導性作用，那么在革命委員會中則會擁有與其在奪權中所起作用相匹配的地位。如果在奪權中沒有發揮主導性作用，那么就難以為本派及其頭頭在革命委員會中理直氣壯地爭取所希望的地位。一句話，在奪權中所起的作用，決定著在革命委員會的代表份額。是前者決定后者，而不是后者決定前者。因而在奪權過程中，無論造反派中的哪一派都想在奪權中起到主導性作用，以期能夠在未來革命委員會的組建中獲得更大的優勢。造反派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走向分裂的。
其實，造反派在奪權中走向分裂，主要的還是由于他們在奪權過程中不是從文革發展的大局而是從小團體利益、狹隘的視野出發造成的。革命造反派在斗爭中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執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指示，立足于無產階級根本利益，克服小資產階級情緒，消除派性觀念，既要在大聯合中奪權，又要在革命委員會的組建上通過協商取得一致意見。在奪權和革命委員會的組建上出現分歧和矛盾以后，應該看到這是造反派內部的矛盾，他們彼此之間在立場上還是一致的。為此，就要踐行民主集中制的精神，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民主協商中達成一致意見，以期消除分歧，化解矛盾，實現造反派之間的團結，而不能以此為由隨意給對方進行定性、扣帽子，策劃重新奪權，造成造反派的分裂，進而釀成武斗，嚴重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
總之，造反派之間發生分裂的原因是復雜的，既有認識上的因素，又有利益上的原因，從根本上來說，還是由于他們沒有真正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沒有以文革發展的大局為重，而是從小團體的利益出發，派性作怪造成的。造成分裂的后果，造反派成員雖然應該承擔重要責任，但是其頭頭無疑應該對此負主要責任。他們存在的這些弱點，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3、對各地造反派在奪權中走向分裂的評析。
從前文研究中我們知道，各地造反派在奪權中走向分裂并非個別行為，而是普遍現象。他們之所以走向分裂，說到底是因為他們在奪權中出現分歧和矛盾以后，沒有處理好這些分歧和矛盾造成的。既然這樣，那么造反派的分裂對于全面奪權階段文革的發展又造成了什么樣的影響呢？
造反派在奪權中走向分裂，不僅敗壞了造反派的聲譽，還嚴重削弱了造反派的實力。造反派是響應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號召，起來向黨內走資派進行造反的。這本是正義的行動，但是造反派卻在奪權斗爭中為了小集團和個人的利益走向了分裂，甚至大打出手，進行武斗。這樣就嚴重淡化了他們行動的正義性，使人們對他們的行為產生質疑，嚴重削弱了造反派在社會上的感召力和影響力。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造反派在奪權過程中還面臨著潛伏在干部隊伍中的走資派和其他人及其支持下的保守派的重重阻力。在這種情況下，造反派只有在聯合斗爭中才能顯示出力量，完成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布置的奪權和組建革命委員會的任務。遺憾的是，他們卻走向了分裂。這樣也就嚴重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難以在斗爭中一致行動，沖破黨內走資派及其支持的保守派的重重阻力，及時將文革推向前進。
造反派在奪權中走向分裂，嚴重破壞了政局的穩定。全面奪權階段，造反派在向黨內走資派的奪權上是具有一致性的。本來他們應該在大聯合中進行奪權，但令人遺憾的是，他們卻在奪權中走向了分裂，甚至還發生了武斗。這并非是因為立場的不同，而是雙方或一方不顧文革發展的大局，從小團體和個人利益出發進行無原則的爭斗造成的。由于造反派在全面奪權階段是文革進行的主導力量，因而不論是學生造反派、知識分子造反派，還是工人造反派、農民造反派、機關造反派，他們在奪權中關系的惡化，甚至大打出手，都會造成社會矛盾的激化，進而影響到政局的穩定。這是由造反派在全面奪權階段所起的主導作用決定的。因而我們說造反派之間出現的分裂和武斗，不僅會導致社會矛盾的嚴重激化，還會影響到政局的穩定，以及文革的順利進行。
造反派之間出現的斗爭與分裂，致使文革在全面奪權階段的時間不得不延長。本來，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毛澤東預計奪權會在二、三、四這三個月決定勝負，看出眉目來。后來又延長到了五月份，說至少省一級的革命委員會這個時候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但是卻仍然沒有看到眉目。毛澤東認為這是由階級斗爭的規律決定的，各個階級和各派政治勢力還在頑強地表現自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是沒有任何力量的，人為捏成的大聯合還是要分裂，于是就只是促，按照階級斗爭的規律來進行因勢利導，不再捏了。[37]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因為造反派在奪權和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上，沒有處理好彼此之間的分歧和矛盾，產生了分裂乃至發生了武斗造成的。正是因為造反派在奪權和建立革命委員會上產生的矛盾和沖突，才使得原先預計要用三、四個月來完成全面奪權的任務，建立省一級的革命委員會，實際上卻用了二十個月，全面奪權階段所用的時間就是這樣才不得不延長的。當然，全面奪權階段時間延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造反派在奪權和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上出現的嚴重分歧和矛盾，無疑是導致其時間延長的主要原因之一。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造反派在奪權中走向分裂，不僅敗壞了造反派的聲譽，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還造成了社會矛盾的激化，破壞了政局的穩定，延長了全面奪權和建立省級革命委員會的時間。造反派沒有聯合起來進行奪權，在革命委員會的人員組成上意見不一，反映出造反派特別是其頭頭之間存在的本位主義和小集團的狹隘觀念。這表明他們的世界觀還需要進一步的改造，離一個成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還存在很長的距離。
四、武斗是兩派以及造反派之間斗爭的極端形式。
文革發動之際，就已經出現了武斗的形式。雖然“十六條”中明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毛澤東后來也多次在談話中強調“要文斗，不要武斗”，[38]但是這個時候各地仍然斷斷續續地出現了不同形式的武斗。全國范圍內出現的武斗特別是大規模的武斗是在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才發生的。這種武斗不僅發生在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也在造反派與造反派之間的斗爭中表現了出來。從武斗的規模及其破壞程度上來說，尤以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的武斗為重。這對全面奪權階段文革的發展造成了嚴重影響。
1、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發生的武斗。
文革開始以后，首先在學校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隨后在工廠、機關中也出現了這兩派群眾組織。隨著文革的發展，特別是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兩派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不斷激化，發生了激烈的斗爭，甚至進行了嚴重的武斗。
兩派之間大規模的武斗是在全面奪權階段發展起來的。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發現，這個階段發生的武斗，主要集中在一九六七年六月至九月之間。[39]在此前后雖然也出現過武斗，不過是在局部或個別地區進行，從規模、范圍、激烈程度以及造成的后果上來說，都是難以與這個時期發生的武斗相比擬的。因而我們認為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兩派之間的武斗主要集中在一九六七年六月至九月之間。兩派武斗使用的工具，一般來說是冷兵器，但在一些場合雙方也動用了機關槍、大炮，[40]給當地的社會秩序和生產、生活造成了嚴重破壞。不過，由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及時實施了“三支兩軍”，才遏制了動蕩局勢的蔓延，保障了社會生產、生活秩序的基本穩定。
我們注意到，雖然在文革開始的時候就形成了兩派，但是大規模的激烈武斗是在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才發生的。本來，兩派都是群眾，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實際斗爭中卻發生了分裂，還大打出手，進行了嚴重的武斗。這是令人痛惜的。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不僅是由于雙方存在認識上的分歧，也是因為在具體利益上的糾葛，以及黨內走資派為了自保，轉移視線，挑動群眾斗群眾造成的。
我們今天把兩派群眾分為造反派和保守派，其實當時斗爭中的兩派都聲稱自己是造反派。詭異的是，保守派的行為雖然與造反派背道而馳，但在實際行動中卻打著造反的旗號，諱言自己保守派的本來面目。這是因為當時造反是正義的行動，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是堅定支持造反行動的。這個時候打著造反的旗號，保守派就能夠使自己在行動上居于道義的高地，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便于獲得社會的同情與支持。當然，至于是真造反還是假造反，并不是看他們說了什么，而是取決于他們在文革中的實際行動——是否指向黨內走資派。這是檢驗真假造反派的試金石。
兩派本來都是由群眾組成的，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但是在實際行動中卻發生了嚴重分裂，甚至還發生了武斗。比如，武漢的保守派百萬雄師和造反派“三鋼”、“三新”，四川的保守派產業軍和造反派紅成、川大八二六，河南的造反派二七公社和保守派十大總部，……等等。一般來說，對于兩派出現的分裂和武斗，走資派及兩派都是有責任的。那么，具體的責任歸屬又是如何呢？
雖然走資派是兩派出現分裂乃至于武斗的重要因素，但是這是外因而非內因。唯物辯證法認為，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是要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因而我們在分析兩派分裂及其武斗的時候，就要把重點放到兩派群眾特別是其頭頭而不是走資派身上。兩派分裂及其武斗表明，他們大局觀念不強，仍然在意氣用事，為著小集團乃至個人利益自相殘殺，黨內走資派如同得利的漁翁笑嘻嘻地站在他們后面準備待價而沽。這是令人悲憤的事實，反映出當時兩派群眾特別是其頭頭認識上的局限性。
既然這樣，那么究竟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對此應該負有更大的責任呢？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雖然造反派在兩派斗爭中確實出現過偏激、唯我獨革、狹隘的宗派意識，但是從兩派形成及其發生嚴重武斗的歷程，保守派與當權派之間的密切關系，以及保守派在兩派武斗中的主導性態勢來看，保守派特別是其頭頭無疑是應該對此負有主要責任的。這不僅因為保守派的行動是與文革發展的方向背道而馳的，也是由于保守派是在走資派支持下向造反派展開行動的。走資派這樣做是要以兩派沖突來轉移人們的視線，以避免造反派將打擊的矛頭指向自己，達到明哲保身的目的。
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隨著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矛盾的不斷激化，進而發生了大規模武斗。兩派分裂及其武斗的行動，群眾之間的自相殘殺，保守派為走資派火中取栗，留下了沉痛的教訓。
2、造反派之間發生的武斗。
造反派之間的武斗是在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才發生的。本來，在批斗黨內走資派、進行奪權方面造反派是具有一致性的，但是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他們之間隨著分歧和矛盾的激化，不僅走向了分裂。還發生了嚴重的武斗。
我們知道，造反派是因為出現分歧和矛盾才發生分裂的。造反派走向分裂，一方面說明他們之間分歧和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們不能有效管制、化解彼此之間出現的分歧和矛盾。武斗是他們分歧和矛盾走向激化的極端形式，是在他們分歧和矛盾業已非常嚴重，且又難以調和的情況下才發生的。
武斗，特別是人員的傷亡愈發激起了兩派之間的對立與仇恨，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從造反派之間分歧和矛盾的演變來看，造反派走向分裂是其分歧和矛盾發展的低級階段，造反派之間發生武斗是其分歧和矛盾發展的高級階段。武斗將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推向了高潮。這不僅違犯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要求，還將造反派存在的缺點、弱點暴露了出來，敗壞了造反派的聲譽，也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造成了嚴重的后果。
不論是學生造反派、知識分子造反派還是工人造反派、農民造反派、機關造反派，他們是推動文革發展的基本依靠力量。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他們在走向分裂中發生了大規模的武斗。這樣就不僅使文革的發展呈現出曲折性，延長了全面奪權階段的時間，還讓人們對于造反派的行為產生質疑，嚴重削弱了造反派的感召力。
由此看來，武斗實際上是造反派內部的同室操戈，不僅破壞了造反派的形象，還嚴重削弱了造反派的力量，嚴重影響了全面奪權階段文革的進一步發展。造反派作為文革發展的基本依靠力量，在認識、利益發生分歧和矛盾的時候，沒有注意到他們之間的矛盾是在方向一致前提下的內部矛盾，本來是應該通過民主協商的方式來得以化解的。即便一時取得不了一致意見，也要暫時管控分歧和矛盾容待以后解決，而不能任其發展隨心所欲地進行武斗，做出讓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這表明在文革發展的大局與其本派認識、利益之間存在矛盾的時候，他們是從本派利益、任性而非文革大局出發來處理問題的。這是他們的悲劇、局限性所在。
3、派別武斗在文革進程中的影響。
從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武斗不僅發生在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同樣也發生在造反派之間。他們之間的武斗對全面奪權階段文革的進行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我們知道，毛澤東代表的文革路線就是要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41]因而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進行奪權斗爭，是全面奪權階段文革發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實際斗爭中的群眾卻是分裂為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又進一步分裂，彼此之間還進行了大規模的武斗。這樣就使得進入全面奪權階段的各地群眾變得四分五裂，難以聯合起來進行奪權斗爭。即便奪權以后，在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上也面臨著重重困難。
本來，人民群眾是進行文革的基本力量，但是在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卻出現了嚴重的分裂。群眾分裂為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又分裂成形形色色的派別。圍繞奪權和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不同派別之間不僅意見不和，矛盾重重，還發生了嚴重的武斗，一時難以取得一致意見。這樣就使得省一級革命委員會的建立用了二十個月，而沒有像毛澤東預想的那樣用三、四個月的時間就建立起來。[42]
群眾的分裂和武斗，不僅延長了全面奪權的時間，同時還嚴重削弱了群眾自身的力量。在群眾分裂為保守派和造反派以及造反派又發生了一系列的分裂以后，在奪權和革命委員會建立的過程中，各派群眾之間因為大大小小的武斗造成了嚴重的內耗，以及相互之間的勾心斗角、攻擊、謾罵，使得他們難以結成統一的戰線，形成一致的意見，以便于集中力量對準黨內走資派，將文革進行下去。
群眾的分裂和武斗，不僅削弱了群眾自身的力量，還給文革的發展造成了嚴重隱患。武斗是不同群眾之間分歧和矛盾的惡性發展，不僅具有嚴重的破壞性，還使得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走向尖銳化，進一步加劇了彼此之間的對立。武斗中的傷亡會使他們對對方產生仇視心理，拉大、加深他們之間的鴻溝，激發他們的對抗情緒，致使本來就已處于對立狀態下的群眾更難以聯合起來進行斗爭。這樣在奪權和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上無疑會遇到更大困難。文革的進行就會變得舉步為艱，文革發展的復雜性、曲折性也就由此釀成了。
群眾從分裂到武斗，將保守派和造反派以及造反派之間的矛盾推向了極端，使得他們之間的聯合變得異常困難。武斗是在不同群眾之間分歧和矛盾激化的情況下發生的，又將群眾組織之間的分歧和矛盾推向了難以調和的境地。這不僅嚴重延緩了全面奪權階段文革的步伐，嚴重削弱了群眾在文革中的力量，同時也為文革的進一步發展埋下了嚴重隱患。不論是對群眾組織之間的大聯合、實現革命的三結合以及文革的發展，都產生了嚴重而深遠的影響。
五、毛澤東批評、糾正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錯誤。
文革開始以后，群眾分裂為保守派和造反派。文革發展到工廠、農村特別是進入到全面奪權階段以后，不僅保守派和造反派仍然存在，而且在工農群眾中也出現了兩派對立的局面。由于在奪權和革命委員會建立上的分歧和矛盾，造反派又發生了嚴重分裂。
一般說來，在全面奪權階段，造反派犯了“左”的錯誤，毛澤東發現以后就及時采取措施來糾正這些錯誤。那么，群眾分裂為保守派和造反派以后，毛澤東是如何對待兩派群眾，又是如何糾正這個階段發生的“左”的錯誤的呢？
1、毛澤東對待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基本態度。
從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屬性上來說，由于造反派的行動符合毛澤東代表的文革路線，保守派的行動則是與毛澤東代表的文革路線背道而馳的，因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是要支持造反派的行動，反對保守派的行動。但是，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支持造反派是以造反派與黨中央的文革路線相一致為前提的，如果造反派在行動中出現了“左”的錯誤則是要對其予以批評、糾正的；同樣，反對保守派是因為保守派的行動是與黨中央的文革路線背道而馳的，并非是要排斥、打擊他們，更不是要把他們消滅掉，而是對他們在文革中的行為予以批評、糾正，將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爭取過來，跟上文革的發展步伐。
其實，保守派（那時叫保皇派）和造反派早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之際就出現了。這個時候的保守派和造反派主要集中在青年學生、老師和知識分子中間，具體是在對待黨委、工作組的態度上表現了出來。當時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常委作出了派出工作組來領導學校文革的決定，這樣圍繞如何對待工作組就在學校師生中間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爭。
撤銷工作組以后，兩派的斗爭雖然仍在繼續，但是造反派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支持下逐漸居于上風，而保守派由于與中央的文革路線背道而馳，逐漸處于下風。這個時候毛澤東指出要妥善處理保守派的問題，還說要取消保皇派這個名稱，當時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組底下的學生。[43]同時，我們還注意到，為了進一步團結保守派，消除他們的思想顧慮，讓他們放下包袱，及早轉變過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于兩派并沒有使用“保守”、“造反”這樣帶有政治傾向性的術語，而是用了多數派和少數派這些中性的術語來對他們進行稱呼。這是要解脫保守派，促進他們認識的轉化，以便把他們爭取過來，參加到造反的隊伍中。
此后，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的力量對比及其發展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學校造反派的力量迅速壯大，保守派發生了嚴重分化，許多人轉入到造反派的行列中。這個時候雖然出現了聯動這樣的極端保守派組織，一時還鬧得烏煙瘴氣，但是在當時的形勢下畢竟難成氣候，最后在無產階級專政和造反派的強大攻勢下土崩瓦解了。
隨著文革進一步發展到工廠、農村和機關、單位，在全面奪權的背景下，造反派之間也出現了激烈的斗爭和分裂。這樣兩派之間的斗爭就在造反派與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內部表現了出來。雖然他們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斗爭，但是不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都屬于人民群眾的范疇。在人民群眾內部并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因而兩派之間的分歧和矛盾都是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才產生的。
從兩派與文革的關系上來說，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當然是支持造反派的。從造反派內部各派與文革的關系上來說，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雖然支持造反派，但是對于他們在斗爭中出現的“左”的錯誤則是進行批評，并采取措施予以糾正的。由于兩派以及造反派內部各派都屬于人民群眾的范疇，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因而這個時候就要從文革的大局出發，將保守派爭取過來，解決造反派內部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增進了解，消除隔閡，在大聯合中完成奪權、建立革命委員會的任務。
2、毛澤東采取措施糾正“左”的錯誤。
從前文研究中我們知道，毛澤東原先設想用三、四個月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奪權、建立省級革命委員會的任務，但是卻事與愿違，用了整整二十個月的時間才得以完成這個任務。毛澤東意識到這是階級斗爭規律所決定的，于是就不再促了。當然，也并非袖手旁觀，而是嚴密注視著文革的發展，防止惡性事件的發生，同時還因勢利導，創造條件，以便完成奪權和建立革命委員會的任務。
造反派這個時期所犯的錯誤，在對待保守派和持不同意見的造反派的態度上表現了出來。本來，對待持不同意見的造反派，由于雙方在造反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因而即便在現實斗爭中存在不同意見，也要求同存異，團結起來，共同完成奪權和建立革命委員會的任務，而不應該一有不同意見，就鬧分裂，另打旗號，互相攻擊，甚至大打出手。在對待保守派的問題上，雖然兩派此時在斗爭方向上并不一致，但是也要看到保守派與造反派都是群眾、階級兄弟，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他們之間形成兩派，正如毛澤東所說，要研究具體的人，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44]這不過是由于保守派群眾一時認識的不同以及其它原因，致使他們站錯立場，成立了與造反派相對立的保守派組織，與造反派對著干造成的。這成為文革在全面奪權階段發展的嚴重障礙。
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工農群眾登上文革舞臺，群眾不僅分裂為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也在發生進一步分裂，保守派和造反派以及造反派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就在許多層面上發生了。這種狀況的出現，出乎毛澤東的預料，這在他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同阿中友好協會代表團的談話中表露了出來。他說：“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斗，也沒有想到。”王力后來也回憶說：“奪權以后，主席也沒有料到，太亂了。一月奪權開始后不久，主席不斷講另一面，一般不講奪權、打倒，而是強調不準武斗，而且說得很嚴重，打人的要法辦，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樣？都是對革命有功的。”[45]毛澤東還反復諄諄告誡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46]
群眾在奪權過程中分裂為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又發生分裂的情況下，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造反派要采取主動的、適宜的措施，做好對立派別的思想工作，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緩和矛盾，化解分歧，減少隔閡，擴大共識，以便在新的條件下能夠團結起來。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毛澤東在南昌同程世清等人談話時說：一個工廠、一個公社分兩派，不是認識問題，就是立場問題。立場問題也可以變的嘛！站過來就是了，大多數人可以變的。總而言之，打擊的面要縮小，教育的面要擴大，包括左派。要拿一個綱領來團結起來，不是拿哪一個核心來團結起來，我還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47]但是，遺憾的是，當時不同派別組織之間的矛盾不僅沒有能夠得到及時解決，還在不斷激化，甚至發生了大規模的武斗。
這個時候不同派別之間圍繞奪權和革命委員會的建立發生了尖銳、復雜的斗爭。這種斗爭不僅表現在以哪一派為主進行奪權上（保守派往往也打著造反的旗號進行奪權），還表現在革命委員會人員的組成上。當時各派（以一九六七年六、七、八三個月為甚）進行了激烈的、此起彼伏的斗爭，甚至大規模的武斗。從造反派一方來說，雖然他們在對付保守派方面具有正義斗爭的性質，但是從他們在這個時期的斗爭狀況來看，不論是對待保守派的態度、斗爭策略，還是試圖爭取、團結以及揭露保守派少數頭頭與爭取保守派群眾等方面，都是做得很不夠的。（當然，當時即便這樣做了也未必會取得預想的結果，但是這樣做了以后，畢竟還是為化解雙方之間的分歧和矛盾提供了機會和條件的。）不僅如此，還以牙還牙地向保守派發起了強勢攻擊。這樣就進一步激化了他們之間存在的矛盾。從造反派這一方來說，無疑對此是負有嚴重責任的。在這種情況下，制止武斗，化解雙方之間的矛盾，就成為當時最迫切的任務。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在上海與楊成武、張春橋、余立金談話時才說：要告訴造反派的頭頭，現在正是他們犯錯誤的時候。要用我們自己犯錯誤的經驗教訓，教育他們。現在有點嚴肅、緊張有余，團結、活潑不足。要講團結。[48]
針對當時出現的兩派斗爭及其發生的大規模武斗，毛澤東這一天在同楊成武、張春橋、余立金談話時還說：“我們文化大革命搞到現在，有兩個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從此天下分裂。如南京、無錫、北京兩大派，勢不兩立。全國到處兩大派，如果統一不起來，這樣會不會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樣全國出現混亂狀況、長期分裂？”他還說：“工廠的問題，我就講啦，一個工廠都是工人，為什么分兩派，我想不通。”當有人談到上海交通大學的反到底組織提出要以它為核心時，毛澤東說：“什么核心？核心是實踐中群眾承認的，不是自封的。”[49]
九月十六日，毛澤東在浙江同南萍、陳勵耘談話時說：“紅衛兵、工廠的工人分兩派，一個工廠、學校分兩派，我想不通。雙方都有后臺。”他歸納起來說：“形‘左’實右，現在還是以極左面目出現，這是主要的。”九月十七日，毛澤東在江西與程世清等談話時說：“現在要批評極左派思潮——懷疑一切。這種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與社會上壞人勾結在一起。我們不是專為保守派說話，是教育左派的問題。總之，要團結大多數嘛！”
九月十八日，毛澤東在湖南同黎原、華國鋒、章伯森談話時說：“學校造反派也要學政策，什么以我為核心，這個問題要解決。”“兩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總想不通。越壓越反抗。”[50]
十月三日，毛澤東在會見剛果（布）總理努馬扎萊時說：“一個工廠為什么要分成兩派，而且打得那么兇？這沒有道理。”[51]
從毛澤東在這個時期發表的一系列講話、談話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對于群眾分裂為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又進一步發生分裂的情況是不滿的，也是憂慮的。因為這種狀況對全面奪權階段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影響。造反派和保守派雖然在斗爭的方向上存在重大不同，但是兩派在根本利益（階級利益）上還是一致的。造反派在斗爭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他們之間的分歧和矛盾集中表現在以誰為主導進行奪權以及革命委員會的人員組成上。因而造反派之間以及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乃至于激烈的斗爭，不應是彼此進行殊死搏斗的問題，而是要透過他們之間分歧和矛盾的煙霧，真切認識到他們根本利益（階級利益）的一致性，以靈活的斗爭形式，適宜的策略主張，爭取、團結、教育對方，聯合起來完成奪權和建立革命委員會的任務。在這方面，造反派的行動顯然與這一要求是存在相當距離的。為此進行的激烈斗爭甚至武斗，一般來說，從造反派這一方來說就是“左”的行為。鑒于此，毛澤東才在對于斗爭的雙方進行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的同時，又采取果斷措施實行“三支兩軍”，對于混亂的地區、單位、機關、廠礦、學校實行軍管、軍訓，辦學習班，糾正“左”的行為，防止局勢失控。這是文革進行下去的必然要求。
3、糾“左”是使文革沿著正確軌道發展的必然選擇。
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間出現了尖銳的分歧和矛盾，進而發展到大規模武斗，不僅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和秩序，還嚴重影響了文革的進一步發展，致使奪權和革命委員會的組建遇到了很大困難。這表明文革的發展出現了脫離既定發展軌道的傾向，這個時候采取措施消除隱患使文革沿著正確軌道前進，就成為文革發展的必然要求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從文革發展的大局出發，立足于文革發展的必然要求，采取措施糾正“左”的錯誤，就是為了使文革沿著正確軌道發展所做出的選擇。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我們發現，這種脫離文革既定發展軌道的傾向，既來自右的方面，也來自“左”的方面。在群眾組織不同派別之間斗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左”的傾向，無疑是兩種錯誤傾向之一。這在造反派與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間的斗爭中表現了出來。這種錯誤不是要不要進行造反的問題，而是如何進行造反的問題，如何在斗爭中處理好不同派別之間關系的問題，具體在奪權和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上反映了出來。這些錯誤從性質上看，一般來說是“左”的錯誤；特殊情況下，則是形“左”而實右的錯誤。
這些錯誤從性質上被定性為“左”的錯誤，是因為這是造反派在奪權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從犯錯誤的主體及其斗爭方向上來說，對他們所犯錯誤做出“左”的定性，是沒有什么疑問的。至于形“左”而實右，指的是極左派以及打著左的旗號的派別所犯的錯誤，形式上是“左”的錯誤，實際上則是與右的錯誤沒有什么本質性不同。這是在特殊情況下所犯的錯誤，并不具有普遍性。
從中看到，造反派在斗爭中所犯的“左”的錯誤，顯然已經偏離了文革發展的正確軌道。不同派別組織之間的斗爭乃至于武斗，不僅給文革的發展，也給社會秩序和工農業生產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采取措施來糾正“左”的錯誤，清除文革發展的障礙，就成為文革沿著正確軌道發展的必然選擇了。
六、造反派在處理對立派別問題上所犯錯誤的原因分析。
在全面奪權階段，與造反派對立的派別，一個是保守派，一個是同屬造反派陣營的其它派別的造反派。造反派在與他們的斗爭中犯了嚴重錯誤，那么造反派犯錯誤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原因之一，造反派沒有認真執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關于大聯合和三結合以及其它相關的重要指示。本來，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多次要求通過大聯合奪權，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還作出關于文革發展的其它重要指示。可是，投入奪權斗爭中的許多造反派，卻沒有能夠聯合起來進行奪權，而是預謀由本派或聯合少數群眾組織進行奪權。這樣就導致其它群眾組織的嚴重不滿，引發了一輪又一輪的奪權斗爭。在革命委員會的問題上，不論是在革命委員會的籌備，還是革命委員會人員的組成上，一旦出現不同意見，或者自己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就置三結合的大局于不顧，一味地大鬧特鬧，致使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難以及時建立起來。他們沒有在斗爭實踐中真正弄通毛澤東、黨中央指示的真實涵義，或者是雖然明白了，卻從本位主義出發，沒有在實踐中真正貫徹執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指示，而是自作主張情緒化地展開行動。這樣就使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指示難以真正落實下去。這種狀況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澤東在閱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十一月十三日編印的《快報》第五四一四號登載的《江西省革籌小組注意工作方法》一文時，對其中“省革籌小組認為，形勢不能迅速好轉，一個重要原因是毛主席的聲音傳不下去。”毛澤東閱后批注：“此種現象在全國很多地方存在”，就曾經以此來提醒人們注意這種情況。[52]
原因之二，在利益歸屬上本末倒置，沒有處理好文革發展大局與本派利益的關系，將派別利益置于文革發展的大局之上。文革發展過程中，有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在利益問題的處理上，要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文革發展的大局屬于整體利益、長遠利益，而本位利益則是屬于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在這方面出現了嚴重的倒置狀況。全面奪權階段，就是要奪權、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造反派是為完成這個任務而奮斗的。這個時候就要處理好本派利益與文革發展大局的關系。當本派利益與文革發展的大局出現矛盾的時候，本派利益要服從并服務于文革發展的大局，而絕不能將本派利益置于文革發展的大局之上。可是在實際斗爭中，不少造反派組織及其頭頭卻是置文革發展的大局于不顧，為本派利益與其它派別打得你死我活，致使派性斗爭愈演愈烈，文革發展陷入嚴重的派性斗爭之中，奪權和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也就愈發困難。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從世界觀上來說，是因為他們沒有真正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在心靈深處還殘存著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緣故。這樣也就暴露出他們的世界觀還需要得到進一步的改造。
原因之三，沒有真正認識到不論是與其對立的保守派，還是同處于造反行列的其他造反派，都是基層群眾，彼此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雖然群眾特別是基層群眾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還是出現了形形色色的群眾組織。這些組織從性質上可以劃分為造反派和保守派兩大派。在這兩大派內部存在著大大小小的群眾組織，他們或對立，或聯合，或文攻，或武斗，形成了錯綜復雜的關系，進行著尖銳、激烈、此起彼伏的斗爭。即便如此，在解決這些分歧和矛盾的時候，也是應該首先看到這些組織是由群眾組成的，除去里面的少數壞人以外，絕大多數人都是可以爭取過來、聯合起來進行斗爭的。這是因為人民群眾有著共同根本利益的緣故。當時之所以發生具體的沖突和矛盾，不過是由于他們昧于彼此之間的根本利益，從私利出發被走資派或其他人鼓動起來同室操戈造成的。為此，就要求進行斗爭的造反派拋棄派性觀念，進行艱苦、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化解矛盾，增進共識，使這些組織從對立走向聯合，而不是無休止的攻擊、謾罵，甚至于武斗，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
原因之四，文革是一次史無前例的革命，是在探索中進行的，沒有經驗教訓可以借鑒。文革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不論是在奪權、革命委員會的建立上，還是在具體斗爭過程中，在哪些環節上可能出現問題，出現問題以后又如何進行解決，不論是一般群眾還是其頭頭，乃至于中央文革小組、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都是在探索中進行的，是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不斷將文革推向前進的。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一定程度乃至局部的混亂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既要看到這些錯誤發生的歷史條件，也要通過這些錯誤來反思造反派自身存在的嚴重問題，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既不能因為存在這樣的歷史條件，就漠視造反派應付的嚴重責任，也不能因為出現了這些錯誤，就無視這些錯誤存在的歷史條件，否定造反派在文革中的歷史作用，而是將兩者結合起來，對于造反派所犯的錯誤作出客觀的評價。這樣既不會因為造反派犯了錯誤就否定造反派的歷史作用，也不會因為要肯定造反派的歷史作用，就回避造反派所犯的錯誤，同時又使得造反派能夠反省自身，糾正錯誤，在總結經驗教訓中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原因之五，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是群眾運動的規律使然。毛澤東曾說：“清理干部得搞群眾運動。”“群眾運動有一個規律，到了時候才會回頭。”[53]不論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群眾運動都是共產黨發動群眾進行革命和建設的重要手段。通過群眾運動，煥發出廣大人民群眾的激情，投入到革命和建設的洪流中，極大地推動了革命和建設的發展。進行文革，不能不搞群眾運動。這是文革發展的必然要求。群眾運動雖然是人民群眾行使民主權利的重要方式，但是其自身也是存在局限性的。不論是一般群眾還是其頭頭，在群眾運動中都會發生不少問題的。群眾運動往往不搞是不搞，一旦搞起來又容易導致擴大化，造成冤假錯案。因而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就要把造反派及其頭頭所犯的錯誤放在群眾運動的大背景下來看待，他們在運動中所犯的錯誤不僅與他們自己有關，也是與群眾運動這種方式存在密切聯系的。
以上我們對于造反派在處理對立群眾組織上所犯的錯誤進行了分析。從中不難看出，他們所犯的錯誤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這些因素概括起來就是造反派沒有認真執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關于全面奪權階段文革的重要指示，沒有處理好文革發展大局與本派利益的關系，將派別利益置于文革發展的大局之上，沒有認識到這些與其對立的群眾組織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文革是前無古人的革命，沒有經驗教訓可以借鑒，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群眾運動的規律使然。在這些因素中，既有造反派自身以及認識上的局限性，也存在復雜的歷史原因。不過，即便存在一些客觀因素，造反派的行為還是留下了沉痛的教訓。當然，話又說回來，這些教訓不僅存在于造反派中，也同樣發生于保守派中。由于我們在這里主要分析的是造反派所犯的錯誤，因而就沒有對保守派在這方面的錯誤作出進一步的剖析。這并非說他們不存在這方面的錯誤，不應該承擔這樣的責任。這是我們在這里要予以說明的。
七、對造反派在處理對立派別問題上所犯錯誤的評析。
造反派在處理對立派別問題上犯了“左”的錯誤。對立派別包括保守派和與其處于造反行列的其它造反派。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造反派與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間的分歧和矛盾趨于激化，并發生了嚴重的武斗，許多廠礦、單位、機關、學校形成了勢不兩立的對立派組織，嚴重影響了文革的發展，致使文革在全面奪權階段的時間不得不進一步延長。
從全面奪權階段文革發展的基本狀況來看，以紅衛兵為代表的青年學生是先鋒，工農群眾是主力軍，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干部是其中的重要力量。在這個階段，不同派別之間發生的對峙、爭斗乃至于大規模武斗，都是在這些群眾組織之間發生的。本來，按照全面奪權階段文革的發展要求，他們應該聯合起來進行奪權，而后在協商的基礎上組建革命委員會。遺憾的是，群眾在斗爭中發生了嚴重的分裂，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在這兩大派內部又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組織。許多組織在斗爭中置文革發展的大局于不顧，為了本派別的利益與其它派別進行廝殺，對社會穩定和生產秩序造成了嚴重破壞。
從研究中我們發現，造反派在全面奪權階段處理對立派別的問題上是存在嚴重錯誤的。這種錯誤不僅發生在他們與保守派之間，也在他們與造反派的關系上表現出來。是聯合還是對立，是爭階級利益還是爭派別利益，是進行文斗還是武斗，不僅是造反派在斗爭中應該遵守的準則，也是檢驗他們斗爭品質的試金石。他們在全面奪權階段所犯的錯誤，具體說來就是在斗爭中違犯了這些準則造成的。
造反派在斗爭中犯了這樣的錯誤，固然有走資派的挑撥以及其他人鼓動的因素，但是這些因素充其量不過是外因，并非內因。內因就是造反派自身缺乏理論武裝、革命自覺性和紀律性，即造反派自身存在的局限性所致。從不同群眾組織的形成以及他們之間發生的武斗來看，在相當程度上說，當時參加斗爭的群眾對于文革的認識是膚淺的，對不同派別之間進行爭斗的判斷是狹隘的，對這種爭斗給文革發展造成影響的認知也是錯誤的。從這里可以看出，參加斗爭的群眾特別是其頭頭對于文革缺乏從理論到實踐的深入思考。同時文革也不像以前進行的群眾運動是在各級黨委領導下進行的，而是由群眾自發結成組織開展起來的，因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混亂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這說明不論是從思想上還是斗爭的政策、策略上，對參加文革的群眾都需要進行啟蒙式教育，使他們在斗爭中拋棄偏見盡快地成熟起來。
群眾之間組成的形形色色的組織，在奪權、革命委員會的組建上出現了重重的矛盾，相互之間發生了爭斗乃至于大規模武斗，嚴重削弱了群眾自身的力量。這樣就便于有些人利用群眾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對他們進行分化、滲透，挑動群眾斗群眾，轉移斗爭方向，從而達到保護自己，使文革走過場的目的。這樣以工農群眾為主力軍的文革在工農群眾自身發生分裂難以在斗爭中發揮應有作用的情況下，就給文革的發展蒙上了一層陰影。
總之，造反派在全面奪權階段所犯的錯誤嚴重影響了文革的進一步發展。不僅使得群眾難以團結起來顯示出力量，還進一步激化了彼此之間的矛盾，造成了一定范圍的混亂，延長了全面奪權階段文革的時間，致使這個階段文革的進程顯得更為曲折，留下了沉痛的教訓。當然，這種教訓不僅僅是造反派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保守派的責任更大。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走資派的支持下向造反派發起大規模進攻，意圖剿滅造反派，造成的破壞更為嚴重。不論保守派還是造反派，都是人民群眾組成的組織，在根本利益上（即維護自身階級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他們不是將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而是揮戈向內，對著自己的階級兄弟開刀，在自相殘殺中使得不同派別群眾的聯合更為困難，留下了更為沉痛的教訓。
二○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文獻索引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八冊，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第521頁。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九冊，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6]，第121頁。
3、《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7]，第1469頁至1470頁，1479頁，1489頁；[38]，第1430頁，1437頁，1439頁，1472頁；[39]，第1490頁，1509頁；[42]，第1469頁至1470頁，1479頁，1485頁；[43]，第1439頁至1440頁；[45]，第1472頁；[49]，第1500頁，1501頁；[50]，第1504頁至1505頁；[51]，第1508頁；[53]，第1505頁。
4、《毛澤東年譜》第九卷，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7頁；[2]，第20頁；[10]，第58頁；[44]，第119頁；[47]，第122頁；[48]，第117頁；[52]，第141頁。
5、《大動亂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40]，第190頁。
6、《<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卜偉華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8]，第490頁；[9]，第490頁至491頁；[11]，第491頁；[12]，第491頁至492頁；[13]，第492頁；[14]，第492頁至493頁；[15]，第493頁至495頁；[16]，第495頁至496頁；[17]，第496頁；[18]，第497頁；[19]，第497頁至498頁；[20]，第498頁；[21]，第498頁至499頁；[22]，第500頁；[23]，第402頁至403頁；[24]，第405頁至406頁；[25]，第406頁；[26]，第409頁，410頁；[27]，第411頁至412頁；[28]，第412頁至413頁；[29]，第416頁；[30]，第416頁至417頁；[31]，第417頁；[32]，第418頁；[33]，第419頁；[34]，第422頁；[35]，第424頁；[36]，第427頁。
7、《“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1988年10月·北京。
[3]，第267頁；[4]，第289頁；[6]，第312頁；[7]，第313頁；[41]，第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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