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前文引用的毛主席1.26指示，我們已知中共在民盟解散后仍然堅持吸收民族資產階級代表參政的人民民主專政；根據前文引用的中共3.6聲明已知，民盟恢復、民革成立之后，中共仍然堅持和這些民族資產階級政黨組建聯合政府，根本不需要蘇共在4月多才提醒。這篇文章主要是對這一歷史真相的具體細節做一些必要的其他補充，從而進一步展現主席在處理當時錯綜復雜歷史問題時展現的驚人的精細思維，從而徹底在根本上否定米高揚吹蘇辱華的歷史謠言。
我們知道建國后有接受中共領導的“八個民主黨派”這一說法。1947年，蔣介石宣布解散民盟的時候，民族資產階級政黨在當時消失了。為什么？當時民革還沒成立。對其他黨派，當時中共也做了具體分析。青年黨一直是反共的蔣介石集團附庸、致公黨是華僑組織而非國內民族資產階級組織、九三學社是知識分子組織、臺盟是地方性組織而不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的組織。除這些外，還有農工黨、民主促進會、民建。
農工黨，“1947年2月，在上海召開第四次全國干部會議……明確提出以社會主義為農工黨的奮斗目標，加強與中國共產黨的全面合作，繼續跟著中國共產黨，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農工黨黨史》：《第一章、崢嶸歲月》）由于這時的農工黨已經宣布完全贊同和堅持中共消滅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政治主張、后來一度完全接受中共的政治領導，根本上已不再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政黨。
民主促進會，1947年化整為零、轉入地下斗爭，到1948年8月才重新成立了組織。“1947年春夏，民進被迫轉入地下，化整為零，在白色恐怖下頑強斗爭……1947年底，在中國共產黨幫助下，馬敘倫、王紹鏊、徐伯昕等秘密轉移到香港。此前，林漢達已到達東北解放區任遼北省教育廳廳長。雷潔瓊、嚴景耀夫婦抵達北平。許廣平、周建人、柯靈、鄭振鐸等留在上海堅持斗爭。”（《中國民主促進會簡史》）可見，第一，蔣介石的白色恐怖壓力下，民主促進會化整為零、組織已不存在；第二，為了和民主促進會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合作，中共盡力幫助他們轉移到其他相對安全地步，并堅持吸收他們參與中共領導下的政權機構，例如在此之前就讓林漢達擔任東北解放區的遼北生教育廳廳長。1948年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之后，民進才在中共黨員孟秋江、司馬文森及陳秋安等幫助下成立了港九分會。可見，1947年底到1948年8月，作為民族資產階級政黨的民進處于組織不存在的狀態。這里提到的雷潔瓊，就是后來1994年去韶山毛主席故居寫下“公者千古，私者一時”的那位老人。這八個字寓意深長，體現了她對主席的敬仰和她的覺悟程度要比八十年代初說“過頭話”詆毀主席老人家的一些共產黨員都要強十萬八千倍以上。
民建的歷史更為復雜一些。1947年底那段時間，民建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民族資產階級政黨，在反對土改方面，民建代表黃炎培和蔣介石還有一定的相似性；由于資產階級右派的兩面性、動搖性，黃炎培當時對蔣介石也沒有完全放下幻想。與黃炎培相似的是后來民革的代表、軍閥出身的蔡廷鍇和李濟深。主席一向不打無準備、無把握的仗，所以對于他們在當時有必要的戰略性提防。所以，主席在十二月會議特意指出：“黃炎培是中等資產階級右翼派，動搖得很，對馮玉祥、李濟深、黃炎培不要宣傳，這些人沒有軍權未上臺前，可以表示革命，有了軍隊，就撐著我們死打，到底是地主軍隊……對民族民主革命是動搖的，雖為數不多，但要批評揭露他，對其政治影響要打擊，經濟上不是消滅，要反右也要反‘左’。”“地主穿衣吃飯容易認識，就是挨邊上的，不容易分清楚，兩頭小中間大，中間階級很大，也是挨在邊邊上的不好搞，資產階級末尾的不好搞，具體的如富裕中農與富農不容易區別，黃炎培反蔣，但又對蔣磕頭，時而贊成土改時而反對土改，這種人很難分清，接合部地方不好搞。”（《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二卷）》：《在中央會議上的談話——陳毅同志傳達》）從民建代表黃炎培對于中共的態度，可以看出當時民建還沒有徹底轉變為嚴格意義上的民族資產階級政黨、還有一定的封建性和買辦性因素存在。
在主席的十二月會議談話，主席還提到了很多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這些如山鐵證，和主席后來對晉冀魯豫根據地政權的1.26指示遙相呼應，體現了主席搞吸引民族資產階級代表參政的人民民主專政根本不需要任何外部勢力提醒。主席精準指出：“民主同盟一類在國民黨區，不能說沒有作用，這類團體對我們有很大作用與幫助，將來還準備幫助它。”（《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二卷）》：《在中央會議上的談話——陳毅同志傳達》）可見，即使民盟已經解散，主席還想幫助民盟的成員，甚至認為這類團體對我們中共幫助作用很大、提出要幫助它。注意，主席這里說幫助的是“團體”，這和幫助已經解散的民盟重新組織為團體性組織是無異的！主席想實現中共和民族資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的合作，甚至還想幫民族資產階級重建團體，不需要任何外部勢力提醒！
主席還精準指出：“中間沒有了，民盟解散了，致于解放區素無中間派。”“中國還有廣泛的統一戰線，民盟解散了。不等于解散統一戰線。”（《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二卷）》：《在中央會議上的談話——陳毅同志傳達》）可見，主席的意思非常清楚——民盟解散了，民族資產階級政黨沒有了，但是不等于統一戰線沒有了——因為民族資產階級代表還可以參與政權建設。所以主席說：聯合政府口號可以先不提，因為“黨與非黨聯盟是聯合政府”（《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二卷）》：《在中央會議上的談話——陳毅同志傳達》），含義是一樣的。主席根據實際情況特別指出：“中國無自由，無多黨，但并非無團體和個人，如我們占領大城市，就都出來了，我們仍遵守解放軍宣言，凡參加斗爭者皆團結，在農村中除地主富農外，要團結中農，爭取農村中人口百分之九十，城市則爭取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口號是‘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二卷）》：《在中央會議上的談話——陳毅同志傳達》）主席的意思再清楚不過了——雖然民族資產階級政黨沒有了，但是如果出現民族資產階級的團體和個人，我們中共照樣遵守解放軍宣言、聯合他們組建政權。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解放軍宣言的內容，就包括：“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 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而且，毛主席在十二月會議的正式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引用了宣言的這條內容之后指出：“這就是人民解放軍的、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可見，民族資產階級政黨的消失并沒有影響中共嚴格遵守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解放軍宣言、搞人民民主專政而不直接搞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是毛主席獨創，更是毛主席早就知道的道理，根本不需要國內國外其他任何人提醒！對各個政治力量進行精細的具體分析，對于統一戰線組織形式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精準的分類——主席思慮的精細程度確實是驚人的。
后來，我們已知民盟恢復、民革成立之后，主席指示下，中共中央在1948年3月6日就第一時間表達了團結一致、為組建聯合政府共同奮斗的目標。這時，由于中共戰勝和蔣家王朝覆滅基本上已成定局，馮玉祥、李濟深、蔡廷鍇、黃炎培都表示了對中共的強烈支持，李濟深等組建的民革直接宣稱愿意擁護中共的領導。于是，根據新的實際情況，主席改變了對黃炎培的民建以及對李濟深、蔡廷鍇的態度，表示既然你們愿意合作、我們也愿意和你們合作。正如主席后來在3月15日給莫斯科的電報所說：“中國民主同盟、國民黨內部的民主分子和一些小黨派，對國民黨和美國還寄予定的希望，不相信我們黨和人民有力量、有能力戰勝一切國內外的敵人，認為要走某種第三條道路才能解決國內這場危機。正是這樣，使他們處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當國民黨對他們來說是突如其來發動進攻的時候，他們全都陷入了困境，并處于依附地位，結果就失去了在群眾中的威信。這迫使他們于1948年1月接受了我們的口號，發表聲明反對蔣介石，反對美國，聲明與中國共產黨聯盟，對蘇聯友好。上述黨派代表現在聚集在香港。我們對他們采取的是團結的政策，同時批評他們的錯誤觀點。”“我們認為，在我們建立中央政府的情況下，他們有代表參加這個政府將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俄羅斯解密檔案選》：《中蘇關系卷》）主席的意思很清楚——民盟恢復了、民革成立了、民族資產階級政黨又產生了，所以我們對他們采取聯合的態度，愿意和他們組建多黨合作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
后來，蘇聯方面4月20日回復毛主席的電報中，對毛主席1948年3月15日判斷表示了認可同時，對于毛主席1947年11月30日電報提出的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正確觀點的否定，實際上就是蘇聯方面缺乏對黃炎培代表的民建等小黨派在1947年底到1948年1月這段時間的真實情況的了解。雖然主席已經向蘇聯解釋了“當國民黨對他們來說是突如其來發動進攻的時候，他們全都陷入了困境，并處于依附地位，結果就失去了在群眾中的威信。這迫使他們于1948年1月接受了我們的口號，發表聲明反對蔣介石，反對美國，聲明與中國共產黨聯盟，對蘇聯友好。”（《俄羅斯解密檔案選》：《中蘇關系卷》）這一事實，但是主席并沒有告訴他們黃炎培、蔡廷鍇、李濟深、馮玉祥的具體情況，而蘇聯方面本身就對于1948年初之前還沒有完全轉變到擁共立場的民建缺乏充分詳細了解，所以對其曾經的封建性、買辦性的估計嚴重不足。但是，蘇聯方面認可了毛主席3月15日早就提出的組建中共領導下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決策，已經和毛主席基本形成了共識。
雖然莫斯科對于主席11月30日電報產生誤解，但是4月26日，主席復電莫斯科：“我已收到您4月20日的來信，我完全同意您的觀點。”（《俄羅斯解密檔案選》：《中蘇關系卷》）這就體現了主席的思慮精細之處。
一方面，由于馮玉祥、蔡廷鍇、李濟深、黃炎培已經轉變為擁共立場、完全接受了中共關于新民主主義統一戰線的正確主張，主席和蘇聯方面已經不需要解釋曾經他們的買辦因素和封建因素了。另一方面，沈志華說的“中共此時對蘇政策的目標十分清楚中國革命越是接近勝利的時候，毛澤東就越感到需要蘇聯這個盟友。然而，面對中蘇兩黨關系的現狀，毛澤東的處境一分微妙……所以，毛澤東既要實行統一戰線和聯合政府的政策，又要同莫斯科保持一致，避免引起斯大林的疑慮，就必須知道蘇共對中共這一政策的態度”（沈志華：《動機判斷與史料考證——對毛澤東與斯大林三封往來電報的解析》）也有一定道理。雖然中蘇聯盟問題不是毛主席決策的決定性因素，但是中共粉碎美帝國主義在華殖民鎖鏈的非常重要的戰略考慮就是利用美蘇相互制約的雅爾塔格局、注意對蘇聯盡可能表示友好和保持一致。一句“完全同意”，不僅不影響國內統一戰線戰略決策，而且有利于強化蘇聯方面對我們的信任、爭取聯蘇抗美方面盡可能大的效益，何樂而不為？不做無用功，一切行動爭取有效力、盡可能做最困難準備同時爭取最大效益——典型的毛式決策風格！
主席處理中蘇關系的過程很微妙：一旦蘇聯方面提出了不利于中共和人民事業的錯誤建議或者造成消極影響，他就第一時間提出反對意見并堅決抵抗；但是蘇聯方面如果沒對中共幫倒忙、沒有制造危害中共和人民事業消極影響，即使對中共產生一定誤解，主席也會選擇為了加強中蘇同盟、堅持聯蘇抗美而注意和蘇聯保持一致。
可見，主席心中唯一不可觸犯的底線就是黨和人民的利益，而在其他方面表現了高度精細的靈活性。正是因為有毛主席這樣思慮無比精細的政治領袖，中共游刃有余的處理了國內外錯綜復雜的各種矛盾、成功領導人民建立了新中國。有毛主席這樣思慮精細的政治領袖，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幸運，也是中國人民的幸運。
神矣偉哉，咱們的領袖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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