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經過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爬雪山，中國共產黨和中央紅軍在領袖毛澤東指揮下擺脫了數十萬敵人的封鎖包圍、在瀕臨滅亡的邊緣實現了重生，并和四方面軍實現了大會師。
擺脫了瀕臨滅亡的困境之后，中國共產黨究竟向哪個方向走呢？是茍且偏安于一隅，還是打起抗日大旗、逐鹿中原、代表多數人民的愿望、領導全國革命戰爭、開拓中國革命新局面呢？中國共產黨是發展壯大最終奪取全國勝利還是保守偏安最終被強敵絞殺？
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堅持北上抗日、逐鹿中原、代表全國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打開全國革命新局面，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老四為代表的相當一部分人堅持南下保存實力、偏安于西南地區。這是兩條針鋒相對的道路的斗爭，這段歷史無疑是中共命運大轉折的歷史，也是中國大革命的一個繞不過去的歷史轉折。
這段歷史的脈絡，可以用“兩條道路”、“六次會議”來形容。
（1）兩河口會議：長征路上僅次于遵義會議的重要會議
早在兩河口會議之前，毛主席、周總理等就致電張老四說：“今后我一、四兩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占領川。陜、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毛澤東傳》：《第15章、長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就是“北上”戰略方針。但是，張老四不同意這一戰略，建議紅軍北攻阿壩，先占領青海和新疆，或暫時往南打。
為了統一戰略意見，兩河口會議召開，總理先發言，闡明了北上的必要性。之后，主席和王稼祥同志也做了堅決要求北上的發言。主席表示：“一、中國紅軍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區發展根據地，在川陜甘建立新根據地，這是向前的方針，要對四方面軍同志作解釋，因為他們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有可能實現向北發展。二、戰爭性質不是決戰防御，不是跑而是進攻，因為根據地是依靠進攻發展起來的，我們應當過山戰勝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發展。三、我須高度機動，這就有個走路的問題，要選好向北發展的路線，先機奪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與我打野戰，我有二十個團以上，是夠的。今天決定，明天即須行動。五、責成常委、軍委解決統一指揮問題。”（《毛澤東傳》：《第15章、長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席的意思很清楚——紅軍要圖發展、打開新局面，而不是圖保守、退卻，而北上就是代表人民愿望、到多數人口聚集地和矛盾的聚焦地爭奪更大的發展空間的戰略決策。
王稼祥同志在發言中也表示了對北上方針的堅決支持：“首先是一、四方面軍匯合后力量大了;其次是帝國主義的干涉遠，敵人又隔離，群眾受壓迫，易于接近我們，等等。有這么許多好條件，但是能否成為蘇區，要看我們能否消滅敵人。如果認為一面無敵，后退無窮，這就錯了。這是躲避斗爭，不看到進，只看到退。當然在有的情形下須要退，但現在主要的問題不是在這里，而是要堅決斗爭擴大蘇維埃區域。我們到這個地區，主要是為了消滅敵人。”（《王稼祥傳》：《第十三章、長征途中（下）》）王稼祥同志的發現展現了他對主席北上方針的深刻理解——首先，北上有利于我們發動更多的群眾反抗壓迫，是我們代表人民利益的選擇；其次，北上是我們中共革命力量發展壯大的必然要求，南下難以充分發展革命力量，成不了氣候的。
1935年6月28日，兩河口會議通過了主席的北上方針。后來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澤東發言時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想把蔣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黨對時局應有表示，發表文件，在部隊中宣傳，反對日本’，這是‘最能動員群眾’的。”（《毛澤東傳》：《第15章、長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正如主席所說，南下，就是往人煙稀少、民族風俗和生活習慣不太一樣的地方走，就是往群眾基礎和經濟基礎都很薄弱的地方走；南下，真搞成了也頂多是偏安一隅，無非是做個“紅色劉湘”、“紅色龍云”，不會有什么出息，成不了“問鼎中原”的氣候：北上，群眾基礎厚一些，語言和生活習俗就相似一些，群眾基礎和經濟基礎就相對有利于中共領導下的革命力量的發展；北上，前往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聚集之地，這才有利于中共和各路諸侯以及日寇斗智斗勇中發展壯大。
（2）蘆花會議——張老四槍指揮黨妄篡權，毛大帥老謀深算護方針
看到四方面軍兵力遠遠比中央紅軍雄厚，野心膨脹的張老四進一步開展了篡奪黨中央權力的陰謀行動。中共中央在蘆花舉行政治局常委會議，張老四就提出增補一批人進入軍委。主席回答說：“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這么多人集中到軍委，下面需要人。”（《毛澤東傳》：《第15章、長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于是，“會議為了團結張國燾共同北上，同意將原由周恩來擔任的紅軍總政委改由張國燾擔任，周恩來調中央常委工作。”“二十一日，組織前敵總指揮部，以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治委員，葉劍英兼參謀長。”（《毛澤東傳》：《第15章、長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從這一歷史細節中，可見主席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在保證共產黨能發展壯大的唯一正確的路線能夠捍衛，在保證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夠捍衛的唯一正確路線也就是北上路線不動搖的前提下，為了團結過多的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為了穩定住張老四，做出組織成員上必要的讓步。
我們知道井岡山時期和贛南閩西蘇區時期的毛主席雖然已經成為了用兵如神的職業軍事家，親自指揮了大量神仙仗。但是這一時期，主席在是非分歧上處事過于剛猛。例如在蘇區的時候，總理和稀泥，在向臨時中央匯報的時候故意說主席“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想讓主席和臨時中央妥協。但是主席毫不遮掩的告訴他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古人都知道這個道理。我們在前方的同志，對敵情和我軍實力的了解，比你們后方的同志更清楚。我希望后方中央局同志不要干涉前方的軍事行動！”（雙石、鐵流：《從贛南會議到寧都會議——王明路線在中央蘇區如何占據統治地位的》）之后，毛主席的軍事指揮權在任弼時、周總理先后主持的寧都會議遭到了徹底剝奪。
經過中央蘇區斗爭的洗禮，毛主席成為了斗爭藝術爐火純青的政治家，從此，他只把代表人民利益作為唯一的不可犧牲的原則、不再一直在理論分歧和各種認識分歧上絲毫不讓步的過度糾結、從此更加善于靈活的實現根本戰略目標。所以，后來1960年，“蒙哥馬利說:我衡量一個政治領袖的標準是看他是否會為了地位而犧牲他的原則。如果一個領袖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犧牲他的原則，他就不是一個好人。毛澤東說:我的意見是這樣的，一個領袖應該是絕大多數人的代言人。蒙哥馬利說:但是他也不能犧牲他的原則啊!毛澤東說:這就是原則，他應該代表人民的愿望。”（《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十五章，1960年，六十七歲。）有了寧都會議的經驗教訓，也有了后來在和張老四的斗爭中只維護北上戰略方針而愿意在其他方面做出策略性的讓步的老謀深算的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有了后來在1956年到1960年即使蘇修變質也為了集中孤立美國、對抗美國而盡可能擴大美蘇矛盾、盡可能聯合蘇聯、只要不侵犯中國國家利益就不和蘇聯撕破臉、直到蘇修侵犯了中國主權才和蘇修撕破臉的實事求是、成熟老練的偉大領袖毛澤東。
（3）沙窩會議——強調黨對全軍絕對領導，公開批判張國燾
由于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策略，張老四更改中央路線的陰謀沒有得逞，但是張老四仍然放不下更改中央路線的野心。由于張老四對松潘戰役計劃的破壞，導致松潘戰役計劃沒有成功執行，胡宗南部隊得以集中兵力扼守松潘，紅軍被迫更改行軍路線。
張老四有錯在先，毛主席敏銳的抓到了批判張老四的政治主動權，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策略，決定對張老四進行了最早的批判。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會議。毛澤東在發言中，再次強調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會議通過的《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的決議》，重申北上方針，強調創造川陜甘根據地是當前紅一、四方面軍面臨的歷史任務。為此必須加強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維護兩個方面軍的團結。決議指出，在紅軍中必須糾正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的右傾錯誤。”（《毛澤東傳》：《第15章、長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從這一決議，可以看出毛主席為首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斗爭智慧。
張老四犯錯在先，這一決議形成在后，決議針對張老四的錯誤而產生，這就是有理；這一決議堅定不移的繼續維護北上這一根本戰略，維護這一黨和紅軍生存發展、給中國革命事業打開局面的唯一正確路線，堅持了最重要的底線，這就是有利；這一決議特意強調了黨指揮槍同時，還特意強調了維護兩個方面軍的團結，而沒有對張老四進行嚴肅的組織處理，為中央紅軍和四方面軍聯系留下了余地，這就是有節。相比于毛主席的老謀深算、有理、有利、有節的掌握著和張老四斗爭的尺寸，張老四橫沖直撞、到處要權、四面出擊，顯得極其拙劣、粗莽。細節之中，可見懸殊差別！
（4）毛兒蓋會議——毛澤東審慎定長策，王稼祥炮打張國燾
張老四簡直是爛泥扶不上墻。為了批評張老四堅持向青海、寧夏、新疆退卻的主張，中共中央告訴他：“不論從敵情、地形、氣候、糧食任何方面計算，均須即時以主力從班佑向夏河急進。左路及一方面軍全部，應即日開始出動，萬不宜再事遷延，致誤大計。”（《毛澤東傳》：《第15章、長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之后，中共中央在毛兒蓋召開會議。當時中共中央在右路軍，張老四在左路軍。
當時，毛主席對同樣在右路軍的徐向前、陳昌浩做了耐心的說服工作。“毛澤東從軍事、經濟、民族、地形等條件，論證了紅軍主力不應向西而應向東。并且指出:目前我們的根據地應‘以洮河流域為基礎’，將來向東發展，后方移至甘肅東北與陜西交界地區。徐向前、陳昌浩同意毛澤東的報告，說戰略方針當然是向東，左路軍一定要與我們靠攏。”（《毛澤東傳》：《第15章、長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這次會議，王稼祥同志對張國燾屢次破壞黨的路線執行和軍事計劃忍無可忍。“會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張國燾作斗爭的問題。毛澤東說:斗爭是需要的，但目前開展斗爭是不適宜的。目前我們應采取教育的方式，寫文章，不指名、不引證。可指定專人搜集材料，研究這個問題。”（《王稼祥傳》：《第十三章、長征途中（下）》）可見，王稼祥同志是繼毛主席之后又一位最早點名在會議上痛批張國燾的領導同志。毛主席不愧是老謀深算的大政治家——他根據一四方面軍不能分裂的實際需要，決定先以不點名的批評教育為主，以免耽誤北上大局甚至紅軍分裂。同時，主席精準指出：眼前不打倒張老四不等于以后不仔細審他，所以要搜集資料研究批判張老四的問題。北上的戰略方針、紅軍內部團結問題、準備對張老四斗爭的必要材料——無一不是長策！可見主席對眼前戰略目標和長遠戰略目標的精準把握。
在此期間，張老四分裂黨和紅軍、反對北上路線的行為越來越惡劣，甚至在9月9日，他給陳昌浩發密電，要求“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毛澤東傳》：《第15章、長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和張老四要搞軍事政變、徹底實現槍指揮黨無異。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看到這封電報之后，迅速秘密前往毛主席所在地報告。看到這封密電，毛主席果斷決定親自提前率右路軍北上。后來1971年，在回憶這段歷史的時候，毛主席說：“張國燾搞分裂，葉劍英同志在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張國燾打電報給陳昌浩說，堅決南下，否則徹底解決。當時葉劍英同志當參謀長，他把這個電報拿出來先給了我，我們才走了的。葉劍英同志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所以你們應當尊重他。”（《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71年，七十八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當時，主席去詢問徐向前是否堅持北上，徐向前對北上的態度產生了動搖。無奈之下，毛主席親自率領林彪和彭德懷的一、三軍團北上，后來徐向前回憶這件事的時候說：“晚上，毛主席親自來到我的住處，站在院子里問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見怎么樣?我說:兩軍既然已經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面軍如分成兩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見我是這種態度便沒再說別的，要我早點休息，遂告辭而歸。”（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當時主席預言——不出一年，你們一定會北上的。不出主席所料，不到一年，南下部隊損失慘重、陷入了嚴重被動局面，不得不北上。后來，徐向前回憶這段歷史的時候感慨說：“我對毛主席的遠大戰略眼光和非凡氣魄，是經過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認識到的。”（徐向前：《歷史的回顧》）
（5）俄界會議與榜羅鎮會議——繼續北上打開局面，繼續痛批張國燾
北上紅軍到達俄界之后，毛主席在會議上說：“我們現在背靠一個可靠的地區是對的，但不應靠前面沒有出路、后面沒有戰略退路、沒有糧食、沒有群眾的地方。”（《毛澤東傳》：《第15章、長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席的意思很清楚——在蔣介石跟追的情況下，南下沒有戰略退路；從西南自然地理環境來看，南下的話會導致紅軍糧食給養的嚴重缺乏；從西南人文地理環境來看，南下不能爭取足夠雄厚的群眾基礎。不愧是大道至簡！主席的回答，精準、簡潔、到位！
俄界會議上，黨中央指出：中央和張國燾矛盾的實質，“是由于對政治形勢的分析與敵我力量估量上存在著原則的分歧。”（《毛澤東傳》：《第15章、長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唯一不可犧牲的根本原則，北上是滿足人民利益、革命事業的唯一正確方法。對于北上這一根本底線，黨中央毫不動搖的堅持到底。同時，“中央號召紅四方面軍的同志團結在中央周圍，同張國燾的錯誤傾向作堅決的斗爭。”（《毛澤東傳》：《第15章、長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在批判張老四的錯誤同時，中央堅持團結四方面軍的多數指戰員，盡可能的制止紅軍分裂。不過，由于形勢的極端險惡和敵人的強大，在俄界會議，決定建立接近國外的根據地，“變更原定在川陜甘創造根據地的戰略方針……當然是萬不得已的事情可以看出當時情勢是多么險惡。”（金沖及：《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的道路抉擇》）
出乎意料的是，情況比較快的發生了變化。9月17日，毛主席指揮紅軍取得了臘子口戰役的勝利，從而使紅軍突入甘南。之后，紅軍在宕昌縣收集到一批天津《大公報》和《山西日報》等報紙，之后，“得知在陜北已有徐海東、劉志丹等很有戰斗力的紅軍和大片比較鞏固的根據地。這是中央紅軍長征出發以來不曾遇到過的。事情需要作新的考慮。27日，陜甘支隊繼續前進到通渭縣榜羅鎮。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這里舉行常委會議，改變俄界會議的決定，把落腳點確定在陜北。”（金沖及：《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的道路抉擇》）毛主席說:“榜羅鎮的會議（由常委同志參加)改變了俄界會議的決定。改變了，因為那里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陜北有這樣大的蘇區與紅軍。所以改變決定，在陜北保衛與擴大蘇在俄界會議上想會合后帶到接近蘇聯的地區去，那時保衛與擴大陜北蘇區的觀點是沒有的，現我們應批準榜羅鎮會議的改變，以陜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金沖及：《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的道路抉擇》）可見，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根據實際情況實事求是的調整戰略方針。
（6）鐵證如山，毛澤東壓倒張國燾；據理力爭，王稼祥說服斯大林
黨中央到達陜北之后，經過一系列艱辛曲折的斗爭，終于促成了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三大主力會師之后，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開始全面清算張國燾路線。但是，莫斯科發來了這樣一個指示：“我們認為，無論如何現在不宜就張國燾以前的錯誤作出專門決議并就此展開討論。要千方百計避免激化黨內關系和派別斗爭，時局要求團結黨和紅軍的一切力量來對付敵人，并有必要準備齊心協力地反對無論來自何方的對紅軍的打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7年3月22日于莫斯科）》，《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5卷）第283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可見，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反對中共中央對張國燾路線的清算。
此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已經不再是吃不得辣子、不敢和共產國際對著干的江蘇人博古，而是愛吃辣椒、最喜歡投入和各種力量激烈斗爭、在黨和人民根本利益問題上毫不讓步的湖南人毛澤東——所以，中共中央這次對共產國際“抗命不遵”，堅持對張老四進行組織處理。鐵證如山——這無疑又是一個妄圖完全給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的嚴重錯誤全部翻案的翻案分子們難以掩蓋的事實。毛主席從來沒有冤枉過共產國際，翻案不得人心！
為了說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王稼祥同志向莫斯科提交了關于中國的政治形勢和中共的任務的報告。王稼祥同志指出：“為黨的團結而進行的斗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中共]中央是團結一致的，只有以前張國燾同志曾同[中共]中央進行過斗爭。中央關于張國燾路線錯誤的決議為重新教育第4軍的干部和保證中央對第4軍的正確領導提供了可能性。”（《王稼祥關于中國的政治形勢和中共的任務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提綱》）之后，經過長期的據理力爭，王稼祥同志成功說服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使共產國際終于承認了毛主席作為中共實際領袖的地位。王稼祥同志即將回國的時候，季米特洛夫和他講：“應該告訴大家，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共領導人，他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王稼祥傳》：《第十五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同志對斯大林、季米特洛夫進行說服工作期間，任弼時同志也赴莫斯科，他們都對說服共產國際起到了關鍵作用。
小結：
經過兩河口會議、蘆花會議、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俄界會議、榜羅鎮會議六次會議，毛澤東為領袖的黨中央和張國燾及其信徒進行了激烈、艱辛的斗爭，以毛澤東為核心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以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成功實現了對張國燾路線的壓倒性勝利，結束了張國燾路線在紅四方面軍的統治，實現了中共從絕地重生到全面發展壯大的命運大轉折。
在此期間，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大智大勇、雄才偉略展現的淋漓盡致，周總理不計個人得失、為黨內團結愿意犧牲個人利益的精神也在為捍衛北上方針而將總政委權力讓給張老四的歷史事件中體現，王稼祥同志在這次斗爭中的表現極為突出——最早站出來支持毛主席和張老四路線斗爭的是他、最早去莫斯科盡力說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也是他。彭德懷為提防張老四自編密碼本、葉劍英及時向毛主席揭發張老四密電陰謀、曾經是四方面軍指揮員的徐海東堅決服從毛主席領導而不與張老四同流……無一不永載史冊。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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