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鋒前的準備
西安事變之后，中共正確分析了西安事變的性質和國際國內復雜的形勢，認為西安事變說明國民黨內部一部分愛國將領不滿于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中國共產黨認為如果采取武力方式解決問題，勢必加劇國內現有矛盾而不利于國共合作抗日，應該采取和平談判方式解決問題，周恩來和蔣介石直接或間接的交鋒由此展開。
第一次間接交鋒，發生在西安事變后不久。由于周恩來從中斡旋，蔣介石對共產黨以及對抗日的態度有所轉變。但就在西安事變即將和平解決的最后關頭，發生了一件意外：12月25日，張學良未同周恩來等人商量，就放走蔣介石，并親自陪同蔣介石乘飛機經洛陽飛回南京，此事在西安立即掀起了軒然大波。周恩來曾趕到機場想要阻止張學良，但為時已晚，飛機已經升空。不出所料，蔣介石回到南京后就背信棄義地推翻自己的諾言，發表了《對張楊的訓話》，軟禁了張學良。接著，任命顧祝同為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調集37個師的兵力開赴西安，妄圖用軍事壓迫和政治欺騙的辦法，搞垮西安的“三位一體”，削弱西北革命勢力。
周恩來、葉劍英與張沖合影于西安
周恩來對蔣介石的行徑極為憤慨。他通宵達旦地分析形勢，研究對策。他同楊虎城、王以哲等東北軍、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協商，確定由楊虎城領銜，于1937年1月5日發表了一份措辭嚴厲的通電，強烈抗議蔣介石扣押張學良將軍的行徑，揭露蔣介石重新挑起內戰的陰謀。可以說，周、蔣兩者的交鋒一開始就十分激烈。在緊張的國內外戰爭環境下，中共需要一個能夠在氣場上穩得住蔣介石的人，力求達到國共合作的圓滿狀態，一致抗日。而這個角色，非周恩來莫屬。
但是，對于周恩來的安全問題，中央也有很大的顧慮。1937年1月5日和6日，毛澤東等連日給在西安的周恩來、秦邦憲發去電報：“此時則無人能證明恩來去寧后，不為張學良第二”，“恩來絕對不可去南京”。但是，中共中央仍對和平談判寄以希望，便改派潘漢年前往南京，并表明態度：“周暫難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見蔣”，“共產黨在對內和平對外抗戰基礎上全力贊助蔣”。
艱難的談判之路
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林伯渠等與國民黨代表蔣介石、宋子文、顧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廬山進行了多次關于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談判。但因國民黨方面堅持取消共產黨組織上的獨立性，取消紅軍，取消革命根據地的主張，雙方沒有達成協議。
1937年2月8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顧祝同率中央軍進駐西安。蔣介石委派他為全權代表，后來又增派張沖和賀衷寒，參與在西安舉行的與周恩來的談判。中共后來也增派葉劍英參與談判。
經過一個月的彼此交流、磋商乃至爭論，雙方的意向逐漸趨于一致。在這個基礎上，3月8日，周恩來、葉劍英和顧祝同、張沖、賀衷寒再次坐下來，共同商討形成一個總結性的條文，并決定由周恩來負責文字的起草，這便是“三八協議”。可是，兩天后，賀衷寒提出一個修改方案：紅軍改編為三個師后，每師只能有一萬人，政訓人員由南京政府派人參加，各級的副職也由南京政府委派，取消“民選制度”，改“改選推薦”為“地方推薦”，甚至刪去協議中的“停止攻擊紅軍西路軍”的條款等等。周恩來一針見血地指出，賀衷寒是要以紅軍西路軍困陷河西地區，而“束縛我們”“脅迫我們”。他認為在西安與顧、賀繼續談判，已經沒有實際價值，要求直接與蔣介石面談，以期根本解決問題。
3月23日，周恩來與潘漢年一起來到風景秀麗的西子湖畔，與蔣介石見面。這是自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之后，兩黨高級領導人的第一次直接談判。周恩來首先闡明中共對國共合作的立場，是維護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綱領，所以，決不能忍受“招降”“收編”的誣蔑。他重申了中共關于國共合作的原則，表示了愿意同國民黨合作的誠意。同時，根據中共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文的精神及西安會談中兩黨爭議的問題，向蔣介石遞交了中共關于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和選舉法的信函及中共關于國民黨談判的15條書面意見。
周恩來（左）來杭參加“西湖會談”
西安事變中，周恩來為和平解決事變所作的努力為蔣介石親眼所見，此次周恩來坦誠進言，亦使蔣難以拒絕。因此，蔣介石與周恩來談判的態度也平和、認真了一些。他說，中共有民族意識，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幾個月的和平運動影響很好。在談到合作的具體問題時，蔣介石說，這些都是小節，容易解決，中共在幾個月后便可參加國民大會、國防會議，希望中共提出一個共同合作的綱領。
3月30日，周恩來攜帶同蔣介石聯系的密電碼返回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刻召開會議，聽取周恩來所作杭州談判的報告，針對蔣介石的提議，決定起草一個永久合作的民族統一戰線綱領。
1937年4月2日，毛澤東迎接西安談判后回到延安的周恩來。照片左起：秦邦憲、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伯渠、蕭勁光。（來源：人民網）
4月9日會議期間，周恩來致電蔣介石，表示待綱領形成后將南下再次與蔣介石會談。周恩來期待著再與蔣介石談判，并為此又做了很多細致的工作。在延安的三個星期，中央政治局連連開會，就下一步談判的原則、策略，進行了認真的準備。
4月15日，中共中央發表《告全黨同志書》，要求中共黨員能統一思想，以適應國共兩黨合作后的新形勢。
5月20日，中共在延安召開黨的蘇區代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的任務》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兩個報告，要求黨的工作應適應變化了的形勢而作轉變：“過去在兩個政權敵對路線下的斗爭方式、組織方式和工作方式，應當有所改變。”可見中共對國民黨態度的轉變還是非常歡迎的。
同時，蔣介石也在廬山籌辦暑期訓練團。6月4日，周恩來上了廬山。從8日到15日，周恩來同蔣介石進行多次交談，宋美齡、張沖也在座。周恩來首先將《關于御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交與蔣介石。周恩來發現，蔣介石雖然沒有推翻杭州會談達成的意見，但是增加了一些附加條件，使談判難以進行下去。杭州談判時，蔣介石讓中共先拿出一個合作的綱領來，可是，當周恩來帶來中共草擬的綱領時，他卻漠然置之，另外提出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的主張，故伎重演，還想將共產黨“溶化”于國民黨之中。
圖中從左往右為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在廬山合影
蔣介石還費盡心機地提出，先由中共發表宣言，國民政府即公布紅軍三個師的番號，人數為四萬五千；他推翻了杭州談判時的許諾，提出三個師以上不設總司令部，而改為“設政治訓練處指揮之”，并且要求毛澤東、朱德離開紅軍、出國考察，用的還是對付楊虎城的辦法；對于陜甘寧邊區政府，仍然堅持由國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職，“邊區自己推舉副的”；至于南方游擊隊問題，他提出應由中共聯絡，然后“實行編遣，其首領須離開”；對杭州所談“允許共黨適時公開”，則避而不談，只是說中共可以派代表參加國民大會，但又“不以共黨名義出席”。
如此出爾反爾盡在周恩來的意料之中。周恩來與蔣介石爭執很大，分歧很深，雖經宋子文、宋美齡、張沖等往返磋商，蔣介石仍然固執己見，談判依然難以進行。
周恩來回到延安后，中共中央聽取了談判情況的匯報，研究了蔣介石的意見，仍然準備顧全抗日大局，作出妥協和讓步。中央書記處決定由周恩來負責起草談判新方案。
此時蔣介石也決定召開廬山談話會，邀請社會各界名流共商國是。
6月26日，南京方面來電催周恩來再上廬山，繼續談判。不幾日，南京方面又給延安來電，算是給周恩來致蔣介石電的回復：紅軍改編后只能設政訓處。中共中央為第四次談判作了認真的準備，讓周恩來負責起草國共《兩黨關系調整方案》。
7月4日，周恩來和秦邦憲、林伯渠到西安；7日，飛抵上海，也就在這天，震驚世界的盧溝橋事變發生。
全面抗戰勢在必行
盧溝橋事變的發生，加劇了國內的緊張氣氛，國共達成合作的要求也越來越迫切。但是，國民黨方面的抗戰態度依然曖昧。在一份《蔣委員長對盧溝橋事件的嚴正聲明》中我們可以看到：
“第三：……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非求戰。應戰，是到最后迫不得已的辦法。第四：盧溝橋事變能否擴大為全國性的抗戰，取決于日本政府。主要看日本政府的態度，我們堅決不主動發起戰爭。”
鑒于此，談判工作必須加緊。
7月13日，周恩來一行到達廬山，立即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與蔣介石，表明重開談判的誠意和務實的態度。15日，周恩來即致函蔣介石，表示此次談判情況“與來上次在廬所面聆及歸陜向黨中央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僅事難做通，且使來一再失信于黨中同志，恐礙此后各事之進行”。（《周恩來致蔣委員長函》，1937年7月15日）
蔣介石于1937年7月17日在廬山發表《抗戰宣言》
基于蔣介石的強硬態度，中共中央重新致電周恩來，要求“采取蔣不讓不再與之談判”的態度，要周干脆返回延安。周恩來等接電后，于7月21日離開廬山抵達上海，以觀時局的發展，但國民黨方面卻并無松動的跡象，于是，27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等中共談判代表離開上海，返回延安。第二次廬山談判因國民黨缺乏誠意，而在僵持的氣氛中結束。
對中國共產黨談判代表團提前離開廬山，終止談判，國民黨方面有些著慌。當時戰事正緊，國民黨急于要中國共產黨出兵山西對日作戰，他們見壓服不了共產黨，態度開始軟了下來。7月27日，蔣介石急電中共中央，答應按照廬山所談軍隊改編辦法迅速改編，爭取10日內完成，以便南京方面下達3個師的番號。
華北局勢日益危急，全面抗戰已成山雨欲來之勢。周恩來在上海注意到形勢的發展，致電張聞天、毛澤東，建議紅軍改編的工作應先行開展，不管形勢如何變化，須“立即自行改編三個方面軍、六個單位的統一組織，每個方面軍編足一萬五千人，獨立軍、師都編入，加強干部，使各方面軍都能獨立工作”。
7月2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再次聲明“紅軍和蘇區必須全權由我們包辦”，并明確表態“統率機關必須是總指揮部或軍部”等。周恩來在同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的會談中，抓住蔣介石催促紅軍迅速出動抗日的意見，當即表示：紅軍改編出動抗日沒有問題，但要對方立即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這份宣言是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政治基礎，周恩來由此爭取了談判的主動權。
7月29、30日，北平、天津相繼淪陷，蔣介石終于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聲稱：“和平既然絕望，只有抗戰到底。”形勢急轉直下，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紅軍改編已是刻不容緩。7月31日，南京方面下達了3個師的編號，并同意照中共所提人數及編制進行改編。
8月1日，毛澤東轉來張沖的急電：蔣介石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速至南京共商國防問題。停頓下來的國共談判，似又峰回路轉，柳暗花明。周恩來復電張沖：如開國防會議，則同朱德、葉劍英去；如系談話會，則同林伯渠、秦邦憲、葉劍英去。張沖立即復電，告訴是開國防會，望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到南京參加會議。南京方面連日電文，其急迫的心情已不言而喻。
在南京舉行的第五次談判，紅軍改編和出動抗日將是最突出的問題，周恩來對此作了認真的準備，8月4日，他和朱德、秦邦憲、林伯渠、彭德懷、任弼時認真研究和討論后，向中央提出《關于全國對日抗戰及紅軍參戰問題的意見》和《關于紅軍主力出去抗戰的意見》。第二天，周恩來便收到張聞天、毛澤東的復電，其中指出，紅軍擔負的是“獨立自主的游擊運動戰，鉗制敵人大部分，消滅敵人一部”，“在一定地區內協助正面友軍作戰”，遵循“按情況使用兵力的原則，在此原則下，承認開拔兵力”。
8月9日，周恩來同朱德、葉劍英飛抵南京。
會談的第二天，日軍突然發動對上海的大規模進攻，上海軍民奮起抵抗，“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戰火正向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蔓延。大敵當前，蔣介石基本同意中共的條件，國共談判中久拖不決的問題終于得到落實。談判中，周恩來還強烈要求國民黨釋放被關押的共產黨員。
8月18日，周恩來和葉劍英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捕的中共黨員，經過反復交涉，當天，夏之栩、熊天荊、王根英獲釋。隨后，陶鑄、錢瑛、劉寧一、帥孟奇、張琴秋等也獲釋。同日，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設立總指揮部，下轄三個師，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軍隊中的一切職務包括“各級之副，自副師長到副排長人員”，都由中共自行配備，國民政府只派聯絡參謀。紅軍改編后的指揮機關和人事任命問題，總算得以解決。
南京談判歷時十余天，一些根本問題都已解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局面已然形成。8月21日，周恩來參加將在洛川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離開南京前往西安，談判中的未竟事宜交與葉劍英等繼續談判和交涉。
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正式播發《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
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來源：廣西壯族自治區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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