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因
㈠2009年7月，《××春秋》刊出了莊重的文章《誰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作者》，全文如下——
誰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作者
作者：莊重 編輯：楊繼繩
原載2009年7月《××春秋》
1966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其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題解說：“這是毛澤東為中原、華東兩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寫的一個廣播稿。”果真如此嗎？非也。那么，作者究竟是誰呢？這是一個拖延了幾十年易解而又費解的謎。
那時候，我從勞改農場——河北唐山柏各莊農場回北京在新華社當編輯已有數年。一天，遇老友鄧崗，他問我：“《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總社播出后，我們不是對照原稿學習過嗎？……怎么上了《毛選》？”我感覺他是在“明知故問”，我無可奈何，只好回答：“我不知道。”
1983年12月，新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首頁“出版說明”稱：“本書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領導下，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新華通訊社合編。”新華社副社長繆海棱（曾兼任新聞研究部主任）和新華社新聞研究所所長成一任主編。有一天，我與成一談起此書的編輯過程，我問他為什么不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編入這本文選？他說：“毛主席寫的《人民解放軍總部向黃維兵團的廣播講話》和《劉伯承陳毅兩將軍向黃維兵團的廣播講話》，我們都注明：‘根據手稿刊印”’。而《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雖然登上《毛選》，因為沒有找到手稿，還不能斷定是毛主席寫的，所以我們沒有采用。我問為什么《毛選》四卷刊登呢？成一說：最初也有人懷疑這一篇不是毛主席寫的，但該卷主編認為是毛主席寫的，他的根據是：文章的口氣像是毛主席的口氣，這是第一；第二，經毛主席修改過，又是毛主席簽發的。
更荒唐的是著名傳記文學作家葉永烈竟然繪聲繪色地說，《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作者是陳其五。
葉永烈為了烘托此文的重要性，首先將陳其五介紹一番，意在表明陳是一位不尋常的人物，好像只有陳其五才能寫出這篇文章。其實，陳其五和我，彼此很熟悉。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大約有十年時間，陳其五和夫人馮劍與我在一個地區和軍隊里工作過。最后，陳其五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崗位上，被張春橋打倒。
葉永烈在其所著的一部傳記里，有一節專寫陳其五。據他介紹，陳其五原名劉毓珩。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在北平爆發時，21歲的劉毓珩是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生。在學生運動中，他成為學生領袖——清華大學學生會主席、全國學聯副主席。1938年2月，劉毓珩加入中國共產黨。黨派遣他去國民黨軍隊某部做地下工作時，劉少奇給他改名陳其五。（不久，陳其五回到新四軍里工作）
葉永烈還說：陳其五曾任“第三野戰軍前委委員、政治部宣傳部長兼華東前線總分社社長。”
葉永烈以很長的一段篇幅寫陳其五寫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情況。原文如下：“1948年12月，當杜聿明部陷入重圍，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軍司令部、華東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名義發出的廣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初稿便出自陳其五手筆。后來經毛澤東審閱，作了幾處修改，發出。此文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在‘文革’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是‘牛鬼蛇神’們‘天天讀’的‘課本’，就連被打入‘牛棚’的陳其五也要背誦此文，他背得極為熟練。近來發現此文最初的手稿，上面有兩種筆跡，毛澤東的筆跡人們一望而知，那是作了幾處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筆跡則是陳其五的。”
其實，《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作者不是陳其五，陳其五也不是“兼新華社華東前線總分社社長”，新華社歷史上沒有“華東前線總分社”，有的是華東前線分社，分社社長是康矛召，不是陳其五。葉永烈說，《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通篇是陳其五的手跡，我說“否！”通篇是孫書明的手跡（但原稿不是他寫的），孫書明離休前是新華社老干部局局長，現住北京龍潭湖公園附近。附帶說一句：陳其五不是第三野戰軍前委委員。
事情本來很簡單，卻弄得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離奇了。甚至《張震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中也寫了這樣一段：
“我軍大力開展政治攻勢，進行火線喊話，贈送食品，散發傳單等。毛主席還專門為淮海前線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廣播稿，對瓦解敵軍起到了重要作用。20天內，敵副師長以下1.4萬余人繳械向我投誠。”（《張震回憶錄》上冊第346——347頁）
第三野戰軍戰史也寫上一筆：“毛澤東起草了中原人民解放軍、華東人民解放軍《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
最近，一些紀念淮海戰役勝利六十周年的文章，無例外地寫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一文出自毛澤東之手。
我不知道，迄今為止，《毛澤東選集》（包括各種外文版在內）總共出版發行多少萬冊，我粗略估計，少說也有幾千萬冊吧。《毛選》中若有錯誤，《毛選》發行量愈大，則錯誤流傳愈廣，影響黨史、軍史……改正錯誤更加困難。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作者究竟是誰？——這個經歷半個多世紀的謎，該是揭開謎底的時候了。我是個有七十多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而且92歲了，我應該對歷史負責。今天，我宣布：《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一文真正的作者，既不是毛澤東，也不是陳其五，而是我本人——莊重。
歷史真相是這樣的：
杜聿明率領三個兵團從徐州向西逃跑，于1948年12月4日在河南永城以東陷入我華東人民解放軍的重重包圍之中。粟裕將軍對我說：“我們要向杜聿明部開展政治攻勢，我給你一個任務，用陳毅、粟裕、譚震林的名義，寫信給杜聿明，要他率部投降。要寫得通俗、口語化，便于我前線部隊向敵人廣播。”我先后寫了七篇廣播稿，12月上半月，僅《勸杜聿明投降書》（這是粟出的題目），我就寫了4篇。
12月17日，粟裕將一份電報交給我看。這是1948年12月16日24時毛澤東給粟裕并告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的電報，全文如下：
㈠黃維被殲，李延年全軍退守淮河南岸。
㈡我包圍杜聿明各部，可以十天時間休息。調整并集中華野全力，然后發起攻擊。
㈢向杜、邱、李連續不斷地進行政治攻勢，除部隊所做者外，請你們起草口語廣播詞，每三五天一次，依據戰場具體情況，變更其內容，電告我們修改播發。
我將電報交回。粟裕對我說：“莊重同志，對杜聿明集團口語廣播詞的起草任務就交給你了！”這是命令，我欣然接受。我說：“我又寫好一篇《勸杜聿明投降書》，粟裕接過稿子連看兩遍。說：“好！合乎要求，就這樣發吧！”他在稿紙上寫了一行字：“急。即發新華社總社速送毛主席。”末了署名粟裕和日期、時間。然后他對我說：“你請張參謀長看看發出。”我馬上去見張震參謀長，張說：“粟司令已審閱同意簽發；我就不看了，我要軍臺發，毛主席可以很快看到。”
17日當天，新華社就播發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這是我寫得最快、總社播出最快的一篇稿件，也是毛主席親筆為我修改過的第一篇稿件。我心中非常高興。
第二天上午，我拿了原稿回到前線分社編輯部，大家對照總社播出稿，學習毛主席是如何修改的。
㈠毛主席把題目改了。用“敦促”一詞比用“勸”好。還加了個“等”字。
㈡此文開頭，在“杜聿明將軍”之下，毛主席加寫了“邱清泉將軍、李彌將軍和邱李兩兵團諸位軍長師長團長”。
㈢此文后面署名，毛主席并列改寫為“中原人民解放軍司令部、華東人民解放軍司令部”。
還有幾處，毛主席作了技術性的修改。
經過學習毛主席的改稿，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低，沒有總攬全局來寫這篇廣播稿。
我還要說一下關于手跡問題。
上文已經說過，手跡是孫書明的。
45年前，孫書明與我談起《毛選》上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一文，我不假思索，脫口而出：“那是我寫的，不是毛主席著作。”我簡略說了寫這篇東西的過程。孫書明接著說：“這事與我有關，那天，我在總社機要室值班，總參三局來電話，說淮海前線給新華社總社發來一篇急稿，是軍臺發來的，是密碼電報，不能給你們，我們口傳，請你們筆記。我連忙拿來稿紙，對方一字一句地口傳，我一字一句地記，稿子題目叫《勸杜聿明投降書》。”
我的手跡在哪里？我的手跡被封藏在大別山的山洞里。
上個世紀某一年，因輕裝備戰，南京軍區將歷史檔案資料包括新華社華東前線分社（當時負責人為沈定一）的存檔稿件，（沈定一說內有我寫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原稿）清理打包，運往大別山藏在一個山洞中，洞口密封，外堆泥土，植樹種草，隱蔽起來。因未作標志，后來軍區幾次派人去取檔案資料，卻找不到那個山洞。1985年夏，我與新華社高級記者閻吾曾專程赴南京尋找，也空手而返。我想，天長日久，洞中陰暗潮濕，那些檔案資料，大概早已腐爛成泥了！
我手頭有一本196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豎排精裝本（合訂一卷本），其卷首“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的《本書出版的說明》，卻寫于1951年8月25日。由此可想而知《毛澤東選集》在1951年8月就已經編成 “出版的說明”中說：“選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經著者校閱過”。又說，“本選集有兩種裝訂的本子”，一種是合訂的一卷本，另一種是四卷本。
《毛選》第四卷出版于1966年3月，迄今40多年過去了，為什么我不早提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是我寫的，推遲43年才提出來，原因很復雜，一言難盡，概括說來有兩個，一是害怕，一是期待。怕是害怕惹火燒身，株連“九族”。毛主席是世界偉人，比封建皇帝還皇帝。毛主席的書被稱之為“紅寶書”，林彪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誰敢說一個“不”字。我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打人“牛鬼蛇神”行列，“只許老老實實”，進行“脫胎換骨”勞動改造，“不許亂說亂動”。
再說期待，期待什么？
期待毛主席有一天能發現校閱時的疏漏，自己提出來改正這個錯誤。
期待《毛選》的編者、出版者能發現這個錯誤，采取適當方式予以更正，以示對讀者負責。
期待粟裕、張震、廖承志、廖蓋隆、鄧崗等知情者能為我說一句話，問題便可解決了。我默默無語地期待著、期待著……一年又一年飛逝而去，《毛選》四卷出版了多少年，我期待了多少年。我終于失望了，不再期待下去。
今天，我親愛的祖國給予我新的力量，我又勇敢起來，敢于直言了。
憲法和法律保障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我要出版一個文集，將我寫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一文收進去。我的自傳也要寫上這件事。這叫做順理成章，物歸其主。
正如本文開頭所說的一個易解而又費解的謎，現在解開了！
我們面對的就是這樣真實的歷史。
㈡2010年7月，《××春秋》再次挑起這個話題，而且刊出了莊重老先生的“淮海戰役日記摘抄”，其中再一次涉及了《敦促杜聿明投降書》的起草者的問題。按“××版日記摘抄”的記錄，莊重老先生是于1948年12月17日受粟裕代司令員之命，為新華社總社撰寫了一篇對杜聿明的勸降書。莊重老先生在受命當日寫搞，當日傳總社，毛澤東當日改定，當日傳回莊重老先生手中，新華社或淮海前線當日播出，莊重老先生在這個“××版日記摘抄”中稱：“這是毛主席為我修改審發的第一篇稿子，他改的好。也是我寫的最快、審發最快、總社廣播最快的一篇稿子，所以我很高興”。
該日記關于《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內容摘抄如下：
《××春秋》版莊重日記摘錄
原載2010年7月《××春秋》
12 月 17 日 蔡凹
今晚，華野前委在蔡凹開前委擴大會議，每個縱隊來一位縱隊首長，討論如何落實毛主席指示，部署作戰和休整問題。
粟裕司令員來信讓我去參加會。
譚震林副政委在會上說：現在敵人比較大的集團是北平，可能有 10 個師。北平已被我軍完全包圍，天津兩天內也可能被我完全包圍。華北敵軍四五十個師，將被我軍各個包圍殲滅。除此之外，敵人尚有南京、漢口、西安三個小集團。黃維兵團被殲之后，蔣介石也可能再集中10個軍來賭一寶，但可能性不大。道理是敵軍缺少骨干。只有桂系的張淦兵團，但白崇禧未必愿意拿來拼掉。現在，我們絲毫不怕敵人來增援，相反，歡迎敵人來增援。再過 10 天，我們有本錢殲滅敵人援軍10 個軍；而杜聿明部再過 10 天可能餓死。我如果能再殲敵10 個援軍，則我軍過長江以后，可能沒有仗可打，因為敵人要打，部隊分散，一時集中不了。彼時，敵軍剩下不到 100 個師。最后決戰戰場在兩廣。杜聿明部一定要突圍，一定被殲滅。我軍究竟放好？還是打好？一放，敵人潰亂，像一窩蜂，就不成部隊，容易殲滅。敵人企圖向南突圍，即使向西，也要向南。敵人的建制被打爛了，沒有一個完整的連。圍也逃不出南邊幾條河。因此，我們可以休整 10 天。
前委擴大會議散會以后，將軍們紛紛乘車回去。粟裕司令員把我和宣傳部的兩個部長留下，研究如何對敵人加強政治攻勢。粟把一份電報交給我看，這是 1948 年 12 月 16 日 24 時毛主席給粟裕并告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的電報。全文如下：“㈠黃維被殲，李延年全軍退守淮河南岸。㈡我包圍杜聿明各部，可以 10 天時間休息，調整并集中華野全力，然后發起攻擊。㈢對杜、邱、李連續不斷地進行政治攻勢，除部隊所做者外，請你們起草口語廣播詞，每三五天一次，依據戰場情況，變更其內容，電告我們修改播發。”我將電報交回。粟裕對我說：“對杜聿明的口語廣播詞起草任務，我就交給你了！”這是命令，我表示欣然接受。我說：“我又寫了一篇《勸杜聿明投降書》。”粟接過稿子連看兩遍，說：“好！合乎要求，就這樣發了吧！”這篇勸降書，當天夜里新華社總社就全文廣播了，題目改成《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后邊的署名也改了，內容有幾處也做了技術性的修改。這是毛主席為我修改審發的第一篇稿子，他改的好。也是我寫的最快、審發最快、總社廣播最快的一篇稿子，所以我很高興。
12月 17 日晚上 蔡凹
淮海戰役總前委第一次會議在蔡凹華野司令部舉行。
由于淮海戰役第三階段作戰已勝利在握，會議著重討論了未來渡江作戰和隊伍整編問題，并決定由粟裕、張震起草渡江作戰計劃。會議于 12 月 18 日結束。12月 19 日，劉伯承、陳毅去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鄧小平返回中野司令部。
淮海戰役第三階段：最后全殲杜聿明集團
12 月 18 日 徐樓
據前線司令部今日統計，自淮海戰役開始至前天作戰40 天中，敵人共損失34 個整師，即黃百韜兵團 10 個師，黃維兵團11 個師，孫元良兵團 4 個師，馮治安部 4 個師，孫良誠部兩個師，劉汝明兵團 1 個師，宿縣 1個師，靈璧 1 個師。其中，除何基灃、張克俠率 3個半師起義，廖運周率1個師起義，孫良誠率1個師投誠，趙璧光、黃子華各率半個師投誠以外，其余 27 個半師全部被殲滅。
昨日消息：敵在陳官莊附近修了一個臨時飛機場，昨天降下一架運輸機，運走一部分人員。杜聿明仍企圖突圍，據說在等待空投給養，給養充實了即行突圍。
實際上，莊重早在1987年就曾經提起過這個話題。《××春秋》為了抵毀毛澤東同志，再度連年炒作這個話題，意圖何在，不言而喻。
二、筆者的置疑
《××春秋》炒作并使這個話題發酵后，筆者曾通過網絡向該刊編輯部置疑，要求他們刊出筆者的置疑文章，但編輯部未予答復，網絡讀者留言也被屏蔽。
筆者置疑文章全文如下——
既非份，又非法！
——《××春秋》欲陷莊重老先生于何地？
雙石
閱罷莊重老先生的雄文《誰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作者》，筆者又找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等等法律文獻作了研究，同時也了解到了許多朋友提供的中外有關法律的通例。爾后，不能不為莊老先生捏了一把汗：莊老先生要想成為《敦》文著作權合法擁有者的愿望乃至宣言，并無法理依據的支撐！《××春秋》刊用和編輯《誰》文時極不莊重，很有可能要陷莊老先生于“既非份，又非法”的尷尬境地——而且該刊自身也有慫踴放縱他人“違法”之嫌。
如果莊老先生該文只有“澄清歷史事實”的意愿，那么不管人們同不同意莊老先生的一家之言，莊老先生的這個“一家之言”是不是站得住腳，人們對莊老先生所述“歷史的真實”是不是存有疑問，莊老先生“言論自由”的權利都應該得到尊重！這是莊老先生理應享受的合法權利！然而遺憾的是，莊老先生在“澄清歷史事實”的同時，也發表了許多毫無來由的議論，甚至還公然發出有“違法抗法”之嫌的“宣言”！比如，莊老先生在文中將至多是一樁“著作權”的民事糾紛，毫無道理地上綱上線到了“階級斗爭”的高度，而且還對有關當事人進行了“人身攻擊”：“毛主席是世界偉人，比封建皇帝還皇帝”！——這可是既違黨章也違憲法的言論喲！而在眾多事件經歷者當事人直到故去也未能為莊老先生的“合法權益”提供證言的情況下，莊老先生又憤然宣布：“今天，我親愛的祖國給予我新的力量，我又勇敢起來，敢于直言了。憲法和法律保障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我要出版一個文集，將我寫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一文收進去。我的自傳也要寫上這件事。這叫做順理成章，物歸其主。”
筆者不能不遺憾地指出：莊老先生前面那個“上綱上線”的“人身攻擊”，大有“文革遺風”之嫌，后面那個“順理成章，物歸其主”，更是無根無由毫無法理依據可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十一條之規定：“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意志創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承擔責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視為作者”，所以，既或是莊老先生所言全部屬實，也并不意味著他就擁有《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著作權。作為一篇廣播稿或“哀的美敦書”的《敦》文，代表的并不是莊老先生個人的意志，莊老先生個人無法承擔也承擔不了由該文產生的各種相關責任！這個公共文獻，完全是“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意志創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承擔責任的作品”，意志是“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者”所有的，責任也是由“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者”承擔的，所以這篇廣播稿或“哀的美敦書”的作者，只能是“主持”《敦》文創作的“法人或其他組織”，其“著作權”不可能屬于莊老先生——換言之，就是要就《敦》文要發起“著作權訴訟”，那也輪不到莊老先生！莊老先生要把《敦》文收入自己文集的訴求和行為，是“非份之想”，也是“非法之求”！
這個規則是個通例，古今中外概莫如此——用《××春秋》們熟悉的語境來說就是很“普世”。試問，既或在如美英等“民主天堂國”，為女王或總統起草演講稿者，能成為這個演講稿的著作權人或署名者么？在當今中國和他國，為總理起草《政府工作報告》者，能成為這個《政府工作報告》的著作權人或署名者么？怕是連在注釋中“加注說明”的“權利”都沒有吧？莫非他們都是被“比封建皇帝還皇帝”者欺負了，壓迫了，巧取豪奪了？
至于莊老先生在該文最后的那個“宣言”，更是弄巧成拙！什么“順理成章，物歸其主”，什么“憲法和法律保障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實在是可嘆又可笑，這整個就象一個“違法抗法”的“法盲”在無賴喧囂：如果莊老先生的《誰》文僅限于澄清史實，那無論怎么經不起置疑，其行為本身也還是說得過去的，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可一旦上升到法律高度提出法律訴求，甚至在沒有取得法律定論的情況下就公然宣稱要這樣要那樣，那不是畫蛇添足自找麻煩么？！然而很不幸，莊老先生恰恰就多走了這么一步，從“合法”走到了“既非份，又非法”的邊緣！——既或是在“民主天堂國”的國度，莊老先生的這種“公然違法”的訴求及至行為，也是絕無勝算可能吧？而這種公然叫囂要違法抗法的言論，竟然在聲名赫赫且儼然以“弘揚民主和與法制”為已任的《××春秋》上白紙黑字地刊出，還在社會上網絡上大行其道！敢問《炎》刊總編杜導正先生一句：這樣的事情，哪怕是在你們心目中那些“民主天堂國”的媒體上，恐怕也會被歸為“咄咄怪事”一檔吧？
這里提醒一下公然宣稱要將《敦》文編入自己文集的莊老先生一句：老人家一大把歲數了，可千萬不要上趕著去當這個“知法犯法”的標桿兒喲！否則，作為已擁有《敦》文著作權的“法人和其他組織”，是完全有理由也有權利對老先生你，提起訴論訟的喲！而老先生你，基本上是沒有勝訴可能的！——哪怕把這個官司拿到你心中的“民主法制天堂國”去打！
更為悲催的是，莊老先生離休前的職務竟然是“新聞出版局司法局局長”、“法制日報社社長”!——呵呵，還有比這更搞笑的事情么？司法局局長，法制日報社社長，竟然是個法盲。
更為諷刺的是，2017年，《法制日報》還以“百歲老報人莊重:我國法治新聞宣傳事業的開拓者”為題，給不懂法的莊老先生大唱頌詞啊！（http://www.fuyang.gov.cn/art/2017/6/19/art_1442089_14637672.html）
莊老先生一生坎坷，如今已風燭殘年，撰文時被憤懣情緒所左右，這在情理上或許是可以理解的。但《××春秋》的編輯們（楊繼繩等哈）在編輯此文時，難道就沒有一絲一毫“為作者著想”，為莊老先生“把把關”的職業意識？你們自己反共反毛反得饑不擇食慌不擇言鬧鬧笑話也就罷了，可為什么還要陷莊老先生于這般不仁不義無法無天的境地哩？是不是不與作者商量建議一下或直接使用編輯權力刪去文中那些純屬多余的反毛仇毛的話，你們就不舒服，就覺得作品的“政治覺悟”顯得不夠高？是不是最后那個“違法宣言”不變成白紙黑字印在你們的刊物上，你們就覺得不過癮，你們的刊物就顯得不夠新潮？你們還是一個為作者負責、為讀者負責、為法律負責、為社會負責的刊物么？且不論你們的政治取向如何，就以新聞從業人員最基本的職業素養和職業道德而言，你們不妨捫心自問：你們夠格么？
筆者在《人民日報》（1946～2003）全文數據庫和新華社（1946～2003）全文數據庫以《敦促杜聿明投降書》作了查詢，結果是：無。而改以“杜聿明”查詢后，找到了這篇廣播稿。結果如下：
⒈《人民日報》是在1948年12月22日刊出的，刊出時的標題為《不投降就要被消滅！我中原及華東司令部勸杜聿明等部速投降》——
【新華社淮海前線十七日電】人民解放軍中原和華東兩司令部本日發出對杜聿明邱清泉李彌諸國民黨將領的勸降書。原文如下（略）
⒉新華社播出時間是1948年12月20日（不是淮海前線的播出時間），標題為《人民解放軍中原、華東司令部對杜聿明等部勸降書》。如此，莊老先生所言“毛主席把題目改了。用‘敦促’一詞比用‘勸’好。還加了個‘等’字”，豈不成了子虛烏有且畫蛇添足的刻意附會——要弄巧，反成拙？
唉，莊重老先生，還有《××春秋》，這反毛非毛的活計，干得太糙了！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得名，實際上毛選四卷編委會的手筆，并非毛當年的更名！
關于莊重文中提到了葉永烈先生在《張春橋傳》中所言《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為陳其五所撰一事[]，經查證，葉先生在其后來的論著中，自己糾正了這個傳說——
杜聿明陷入鐵圍之中。毛澤東雖然在西柏坡，卻以“中原人民解放軍司令部、華東人民解放軍司令部”的名義，寫了一份廣播稿。這篇廣播稿，后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題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頗有“現場感”。這么寫道：（以下引文略）[]
葉先生自己糾正這個傳說的原因是他無法面對這樣一個既簡單又麻煩的問題：當時作為華野宣傳大員正在淮海前線的陳其五先生的手稿，是怎么傳到西柏坡讓毛先生修改的？飛馬飛鴻還是飛機傳書？退一步說，就算有這種手段，有什么理由一定要送手稿而不用電發？
三、筆者是如何確認《××春秋》和莊重是在制造和傳播謠言的？
對于莊重言之鑿鑿的說辭，筆者手中也沒有確鑿的證據，當然也就無法認定莊重老先生和《××春秋》就是在制造和傳播謊言。然而，正應了一句老話：人在做，天在看。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一次偶然的機緣，筆者得到了一份莊重老先生親筆所書的《淮海戰役日記》的原件影印件。筆者閱讀后認為，這本《淮海戰役日記》原件的真實性是無可懷疑的，也是莊重老先生多次捧出來的向人展示過的——這無疑有助于提升莊重老先生的話語地位：瞧，我有日記原件在此噢！而大多數觀覽者又很難有精力有時間去對這個日記原件的內容細作判讀。但碰巧的是，這一回，這個日記原件影印本輾轉傳到筆者手中，而筆者恰好又是個喜歡較真兒的人，當然也就挑燈細細研讀了這份珍貴的日記原件——莊重老先生的字兒比較小，影印件清晣度不夠，判斷很費功夫。
筆者閱讀后的基本判斷是：
㈠這份日記有可能是戰后謄寫過的，但其原汁原味兒成份很大，可靠性還是比較高的，很珍貴，也有一定史料參照價值——所以筆者仍稱其為“原件”。在此，筆者鄭重向莊重老先生作一建議：趕緊，送文獻研究部門或文物部門鑒定，且以更為妥善的方式保存，千萬不要遺失，不然就太可惜了。
㈡這份日記原件的相當內容，與《××春秋》刊出的那個《淮海戰役日記摘抄》（以下簡稱《日記摘抄》），嚴重不洽甚至截然相悖——《日記摘抄》甚至還有不少改寫或增寫的內容。這，已經大大逾越了歷史文獻出版修訂的范疇，是內容和史實的更改，而不是文字潤色，直接就可定義為“篡改”或“作偽”。如果當事人或其他人要以此作為證據使用的話，那至少是有“制造和提供偽證”之嫌的。
筆者當即通過微博和博客，向《××春秋》編輯部提出置疑，希望他們本著“秉筆直書，不增美，不溢惡，求實存真，以史為鑒，以史資治”的辦刊宗旨，以一周為限，他們能夠自己查錯糾錯改錯，并向讀者作出負責任的說明，但沒有回音。于是筆者只好公布了莊重老先生《淮海戰役日記》的原文并與《××春秋》所刊日記作了對比，并再次向《××春秋》編輯部提出了以下置疑：
㈠在莊重1948年12月17日日記的原件中，涉及其所擬對杜部勸降書的文字只有數十個字的短短一句話：“散會上（后），將軍們紛紛乘車回去，粟司令和譚政委召集我與陳徐兩部長，指示如何開展政治攻勢。分工我寫一篇供總社口播的對杜部的勸降書”，而在《××春秋》刊出的《淮海戰役日記摘抄》中，這個僅數十字的簡單陳述，卻被妙筆生花，演繹成了一個四百多字“倚馬可待，雄文立就”的傳奇故事。請問，這是何者所為？為什么？這是在寫小說哩？還是在敘史實？《××春秋》雜志是文藝、文學叢刊？小說選刊？還是如該刊所標榜的“秉筆直書，不增美，不溢惡，求實存真，以史為鑒，以史資治”的文史專刊？
㈡在莊重1948年12月17日日記的原件中，莊重老先生只是稱受領任務，要寫一篇“供總社口播的對杜部的勸降書”，并未“當日領命，當日交卷，當日傳總社，毛澤東當日修改，總社當日播出”的相類陳述。那么這些“當日……，當日……”的故事，又是從何而來的？又是如何核實的？《××春秋》編輯部和莊重老先生，是根據“文化創作”的想象在天馬行空哩？還是根據“秉筆直書，不增美，不溢惡，求實存真，以史為鑒，以史資治”的標準在史海淘金？
㈢在莊重1948年12月18日日記的原文中，莊重老先生談到了“交稿情況”，而且還談到了自己所撰口播稿的內容要點：“敵已孤立無援，固守待援是等死，蔣介石也自顧不暇，突圍也不可能，沒有糧草和水，天要下雪，不投降也要餓死凍死。只有無條件投降，才是唯一出路。如果頑抗，一定徹底殲滅”——也就是說，莊重老先生領命之后，其實是第二天才交稿的，并沒有什么“當日……，當日……”這類“倚馬可待，雄文立就”的傳奇。當然，更沒有什么“毛主席親自修改”這類振奮人心的好消息——這可是作者很值得記錄也理應記錄的重重一筆啊！
莊重日記原件中的這段關鍵性的陳述，在《××春秋》版的《淮海戰役日記摘抄》中，被明目張膽地予以了刻意刪除！請問，這又是何道理？《××春秋》編輯部和莊重老先生，想掩蓋的是什么，還需筆者贅言么？筆者在此提醒《××春秋》編輯部各位編輯及其讀者們一句：各位可否將莊重老先生自陳的這個“內容要點”，與毛澤東先生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作一對照、比較和判讀，看看究竟有多大的互洽程度。最后究竟是個啥判讀結果，麻煩公告公眾一哈，成么？
㈣可能是為了抬升日記作者莊重老先生的歷史地位和話語地位，莊重老先生1948年12月17日日記原件中記錄的“每縱來一人”的一次作戰部署會議，在《××春秋》版的《日記摘抄》中，變成了“前委擴大會議”。而為了支撐這個原本無根無據的說辭，《日記摘抄》又在莊重日記原件當日記錄之外，憑空增寫了“淮海戰役總前委第一次會議在蔡凹華野司令部舉行”一句。請問《××春秋》編輯部和莊重老先生，這叫什么行為？一部日記，倘如可以隨意根據當今的需要作肆意涂改，那還有“原始歷史文獻”的史料價值可言么么？再請問，除了“篡改”一詞，我們還能給予這種行為以怎么樣一個更恰當的定義哩？“文藝創作”？“文化創造”？
更有甚者，為了使這個沒有總前委三位常委在場的所謂“前委擴大會議”顯得更象真實發生的事情，《××春秋》版《日記摘抄》還對莊重老先生《淮海戰役日記》原件作出了更為大膽地篡改，硬生生地將日記原件中劉伯承、鄧小平、陳毅三人到達華野司令部的時間提前了一天，地點也從“徐樓”變作了“蔡凹”：莊重1948年12月18日日記原件明確記錄的“劉、陳、鄧今日已到。準備開晚會歡迎。忽又不開了，可能是為了保密”這一關鍵性信息，在《××春秋》版《日記摘抄》中卻被蠻不講理地刪去，而且還來了個“乾坤大挪移”，毫無顧忌地把這個時間挪到了12月17日——還讓劉、鄧、陳諸人在17日當晚就召開“前委擴大會議”！請問《××春秋》編輯部和莊重老先生，這又是你們兩者當中的何者所為哩？抑或你們共同所為？你們如此這般地對歷史史料進行“自由創作”，為的什么？是何道理？能否說給廣大讀者聽聽？你們也不妨用你們自己標榜的“辦刊宗旨”對照對照，臉是紅也不紅？心是跳也不跳？
㈤最后，筆者根據已知史料作出了一合理推測，也算是給《××春秋》編輯部和莊重老先生免費提供一個下臺的臺階。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粟裕傳》中有如下內容：
……
對敵政治攻勢更是大放異彩。除了反復廣播毛澤東起草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以外，粟裕還親自主持起草致杜、邱、李的勸降信。
這封勸降信寫道：
貴軍現已糧彈兩缺，內部混亂，四面受圍，身陷絕境。希望增援乎？則黃維兵團已被殲大半，即將全軍覆沒，李延年、劉汝明兵團已被我追阻于蚌埠以南，南京方面正忙于搬家，朝不保夕。希望突圍乎？則我軍已布下天羅地網，連日事實證明無望。繼續抵抗平？則不過徒作無益犧牲，必然與黃百韜遭受同一命運。語云：識時務者為俊杰。望三思之。時機緊迫，希早作抉擇。[]
請《××春秋》編輯部、莊重老先生以及有心讀者們將這個“勸降書”的內容與莊重1948年12月18日日記原件記錄的莊版勸降書“要點”內容相互參照、比較和判讀，看看兩者之間的互洽和相似程度，較之于莊重版“勸降書”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這兩者之間的互洽與相似程度，是更高哩，還是更低？
這段公案的是非曲直，就不需要筆者多說什么了吧？
筆者的最后一個問題是：《××春秋》2010年7月刊出的《淮海戰役日記摘抄》對莊重老先生《淮海戰役日記》原件原文所作出的篡改和隱瞞，是莊老先生本人所為哩，還是《××春秋》編輯部所為？抑或兩者共同所為？這筆偽造史料史實的責任賬，究竟該由你們中的誰，來付賬，來買單？
希望《××春秋》編輯部和莊重老先生，能夠給廣大讀者一個負責任的回答。
其實，所有作偽者說謊者都有著一個共同的誤區：為了圓一個謊，可以編出一百個謊來。殊不知這樣一來，被揭穿的概率也就大為增加，這就是生活的辯證法！所以，還是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為好，一驚一乍地扯浪頭，被浪頭拋得很高也很爽，但跌下來的時候，也是會很難看的。
筆者原本希望《××春秋》能夠刊出筆者的這些置疑和駁斥文字，以正視聽。但這個愿望還是落空了！《××春秋》根本沒有他們標榜的度量和胸懷，那個辦刊宗旨是用來哄別人也是哄自己的。《××春秋》編輯部只是在某期雜志登出了一個幾行字的說明，連筆者的名字都代之以“網友”，把責任完全推給莊重老先生，還是莊老先生的年齒為由，希望讀者不要為難他……，云云。可問題是，毛澤東同志難道沒有年齒？難道不是一百二十歲的老人？為什么《××春秋》總是要抵毀他老哩？是不是因為他老已經故去，而死人是不能替自己辯護的？
殺人可恕，情理難容！《××春秋》，你們還有點廉恥么？
這樣的“文史刊物”，與垃圾何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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