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對“舊史學”的批判正是從功能層面開始，主張將史學從皇朝教化工具轉變為愛國意識源泉。其背后的價值支撐，則是從傳統君主、王朝、天下向現代民族、國家、世界觀念轉變。
20世紀初，維新派先鋒梁啟超連續發表《中國史敘論》《新史學》等文章，向“舊史學”發起猛烈進攻。其中，最令人瞠目的口號莫過于“中國無史”。圍繞這一口號產生的爭論，及其暗含的中西文化碰撞、學術與政治的糾纏等，是中國史學史上值得關注的現象。梳理這一爭論的脈絡，總結其中的經驗和教訓，對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歷史學“三大體系”具有借鑒意義。
中國何以“無史”
中國的修史傳統極為深厚，相傳夏商時期已有史官，至春秋戰國時期初步形成官、私并行的修史格局。中國傳統史學高度發達，具體表現為歷史記載長期連續、歷史典籍數量龐大、史書內容十分豐富、史書體裁形式多樣。就發展過程而言，中國傳統史學先后經歷依附于經、史部獨立、經史平等、納經入史等階段。“舊學”出身的梁啟超對傳統史學自然十分熟悉，況且又是晚清學術從“通經致用”向“通史致用”轉變的見證者和引導者之一，為何會提出“中國無史”的觀點呢？
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進入思想上的激進時期，主張“古今萬國求進步者獨一無二不可逃避之公例”乃“破壞而已”，一切事物不論大小皆需經過“破壞”階段才能實現進步，而且必須進行“有意識之破壞”，方能“隨破壞隨建設”。具體到學術層面，亦需采取先破后立策略。正如其所言：“凡一新學派初立，對于舊學派，非持絕對嚴正的攻擊態度，不足以摧故鋒而張新軍。”梁啟超要“破壞”的不只是史學，而是整個中國傳統學術體系。他在20世紀初發表一系列文章，將中西學術加以對比后，認為“吾中國之哲學、政治學、生計學、群學、心理學、倫理學、史學、文學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無以遠遜于歐西”，但近代以后則不然。他分別列舉格致學、史學、生計學、論理學、倫理學等，直言中國唯一能與現代西學相對接的只有史學，但史學又存在“四弊”、“二病”、“三惡果”，難以進入現代學科行列。由此觀之，“中國無史”觀點的前提是“中國無學”。
梁啟超“破壞”傳統學術的武器并非不加限定的“西學”，而是現代意義上的科學。他在《中國史敘論》里說：“自世界學術日進，故近世史家之本分，與前者史家有異。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系，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系。以此論之，雖謂中國前者未嘗有史，殆非為過。”這是“中國無史”口號最早的出處，但它前面的限定詞“以此論之”常被忽略，持不同觀點者批評“無史”論時也往往避而不提。梁啟超要表達的意思非常明確，就是以科學為參照系實現中國史學的現代化，絕非要將傳統史學一筆抹殺。
總之，無論是“中國無史”，還是“中國無學”，都屬于破舊立新的策略性口號。梁啟超對中西學術的理解又處于不斷變化之中，所以其表述流于夸張甚至前后矛盾也在所難免。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梁啟超并未借鑒西學便丟掉中學。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明確說：“凡一國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質，欲自善其國者，不可不于此特質焉，淬厲之而增長之。今正過渡時代蒼黃不接之余，諸君如愛國也，欲喚起同胞之愛國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閑視矣。不然，脫崇拜古人之奴隸性，而復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他的終極目標是：“恢復乃祖乃宗所處最高尚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于全世界之學術思想界。”為達成此目標，先要讓中國學術實現現代化，方能與西方進行一場對等的“學戰”。由此便不難理解他為何采用“中國無史”、“中國無學”這類極具刺激性的話語，也可以解釋他為何將“破壞”的重心放到史學領域。由于“破經”的使命已在戊戌變法時期完成，“破史”的任務自然提上日程。
目標一致的“有”“無”之爭
“中國無史”不是梁啟超批判“舊史學”的起點，而是思想積淀后酣暢淋漓的表達。戊戌變法前后，“破史”觀念已在新型知識分子群體中達成某種共識，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徐仁鑄、唐才常等都有過相似表述。其中，仍以梁啟超的批判最為犀利。他提出，“中國之史，長于言事；西國之史，長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興亡之所由，謂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鄉教養之所起，謂之民史”；“若二十四史，則只能謂之廿四家譜耳！無數已往人與骨皆朽化矣，而斤斤記其雞蟲得失，而自夸曰史學史學，豈不謬哉！”可見，“中國無史”最初的矛頭指向的是“君史”，服務于批判君主專制。盡管各家對“民史”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君史—民史”一出，其以現代科學為參照擴大了“中國無史”的內涵——囊括無進化史觀、無系統、無專史、無國史和民史、無良史等，但對“君史”的批判仍是其立論核心。“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之說流傳廣泛，至民國時期仍有很大影響力。
“中國無史”口號帶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其影響也遠遠超出史學范疇。一時之間，由批判君主、王朝進而否定中國學術的言論此起彼伏。例如，“中國之學術，為一人矣，而中國無學術”。“無”字被引申至其他領域，遂出現諸如“無政治”、“無法律”等說法。這一泛化和虛無走向顯然有違梁啟超本意，在他的理論體系中，“中國無史”、“中國無學”都有明確的限定條件。然而，口號傳播的影響超出口號原意，卻難以避免。針對“無史”說的批評很快見諸報端。1902—1903年，馬敘倫發表《史學總論》《中國無史辨》《史界大同說》等文章，逐一反駁梁啟超等人，其觀點可概括為五方面：第一，歷史是國家的反映，中國也是國家；第二，歷史無所不包，過去的一切都是歷史；第三，傳統史書如《史記》《通志》等符合現代精神；第四，史書記載分門別類，可以等同于現代政治史等專史；第五，司馬遷、鄭樵、黃宗羲等的著作屬于真正的“良史”。此后幾年間，主張“無史”方和主張“有史”方各持己見，不時交鋒。
盡管如此，我們也不能由此建構“無史”與“有史”論戰的史學史敘事。因為雙方史學旨趣并不存在根本分歧，爭論只限于概念、策略等。尤其是關于何為“史”、何為“歷史”、何為“史學”等基本問題，當時學界都沒有形成共識，雙方的爭論也因此常常發生錯位，這是中國史學走向現代化必然經歷的階段?？疾爝@一時期的史學發展，不難發現，雙方在核心史學觀念上保持一致：對“舊史學”持批判態度；肯定史學的救國功能；堅持進化史觀；主張擴充史學的范圍，反對“君史”、“朝史”書寫，主張“民史”、“國史”書寫；認可司馬遷、鄭樵等史家以及《史記》《通典》《通志》等史書的地位；形成了“專史”觀念等。雙方的終極目標其實并無差異，皆旨在推動中國史學走向現代化。不同的是，“無史”方主張用批判的方式，欲先破而后立；“有史”方則主張在繼承的基礎上加以改造。
此外，雙方使用的分析工具，同為“文明史學”。各執一詞的雙方學人不少是在日本留學期間，通過福澤諭吉、田口卯吉等人的著作接觸到“文明史學”。梁啟超曾說，“文明史者，史體中最高尚者也，然著者頗不易，蓋必能將數千年之事實網羅于胸中，食而化之，而以特別之眼光，超象外以下論斷，然后為完全之文明史”。以“文明史學”倡導的“普遍歷史”等觀念審視中國史學，自然會得出“中國無史”的結論。在“文明史學”的發展過程中，西方出現過“只有編年史、沒有真正的歷史”之類表述，日本也出現過“日本無國史”之類的表述。由此來看，中國出現“中國無史”的說法似乎并不意外。
“新史學”范式初步確立
甲午戰爭以后，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希望通過改革實現國家崛起。戊戌時期知識界對“舊史學”的批判，正是這一思潮的具體表現。中國學人的努力終于在20世紀初結出碩果——以“文明史學”為藍本建構起新的知識譜系。在梁啟超的《中國史敘論》《新史學》中，“文明”一詞出現多達30余次，其他如“進化”、“因果”、“公理公例”、“國家”、“民族”、“國民”等“文明史學”常用概念亦俯拾即是。新式學人的目標，在于借助史學革命完成價值重塑。
服務于政治變革，是“新史學”的首要屬性。梁啟超對“舊史學”的批判正是從功能層面開始，主張將史學從皇朝教化工具轉變為愛國意識源泉。其背后的價值支撐，則是從傳統君主、王朝、天下向現代民族、國家、世界觀念轉變。他認為，“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新史學”家之所以將重心放在歷史書寫上，并借助歷史教科書這一載體予以呈現，是因為他們的首要目標并不是推進史學研究局部領域的深化，而是要通過重新解釋中國歷史實現大眾思想啟蒙。
在歷史書寫的對象和范圍方面，“新史學”高舉“普遍歷史”的旗幟，建構起“人類—世界—國家—社會”的層級結構，取代“天下—王朝—社會—家族”的傳統書寫模式。“新史學”的理論體系也是以新的世界觀念為空間基礎。梁啟超批判“舊史學”“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類以來全體之史”，一方面強調現代史家應具備世界意識，另一方面發出重新書寫世界史的宏愿，希望能夠改變中國史在世界史領域的缺席狀態。
要完成上述任務，必須有全新的歷史觀來統攝。“新史學”的理論根基在于進化史觀。“新史學”家拋棄以往的王朝史書寫模式以及背后的循環、復古史觀，借助今文經學的“三世說”引入進化史觀，并重新劃分中國歷史的演進階段。因此，他們更傾向于發揚“通史家風”，而不是斷代史書寫傳統。只有從整體上重新解釋中國歷史，才能充分展現中華文明曾經的輝煌和當下經歷的苦難，才能激勵國人改造社會，讓中國重回文明之巔。
經過改造的中國史學，已不再是“無史”狀態，而是具備了“科學”資格。梁啟超等人對史學的科學屬性加以論證和確認，并探討了與其他學科的關系問題。倡導“新史學”的一代學人，雖然很多不是專業史學家，后來也大都離開了史學領域，但他們確確實實初步建構起一套新的史學觀念，并在中國通史、外國史、學術史、民族史、倫理學史等領域取得了具體成果。盡管這些觀念和成果還帶有明顯的模仿痕跡，卻在中國生根發芽，不到十年時間就完成對“舊”知識的革命，成為史學領域的新常識。因此，“新史學”不僅是一股思潮，還是一個新的范式，是中國現代史學起點。當然，“中國無史”的口號也引發對傳統史學過度否定的問題，甚至一度出現不讀二十四史的現象，致使傳統史學在很長時間里成為政治史的代名詞而被打上“落后”標簽，其精華未能得到充分弘揚。這些負面影響，是隨著中國史學現代化的繼續推進才逐步得到改變和矯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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