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1895年3月出生于上海,后隨母親回到家鄉湖南雙峰。1913年進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讀書。1919年12月赴法勤工儉學,1921年10月回國。1921年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6月在香港被港英當局逮捕,同年8月在廣州英勇就義,終年36歲。他是黨的二屆至六屆的中央委員,五屆、六屆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他的建黨思想對國內早期共產主義者的建黨活動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是我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
“恰同學少年”
蔡和森出生的年代,正值帝國主義列強野蠻入侵中國,而腐敗無能的封建統治者喪權辱國,使中國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他少年時代因家道中落做過三年學徒,經常遭受店主的欺辱和剝削,對勞動人民的苦難感同身受,萌生了改造社會的最初愿望。
1913年,蔡和森進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與一年后入學的毛澤東相識,結為志同道合的摯友,開始了“恰同學少年”的新生活。在一師,蔡和森和毛澤東的作文在全校都很有名。兩人的共同點是深切關心社會問題和如何挽救危難的中國。由于毛澤東立志要打平天下不平階級,而蔡和森立志要讀遍天下奇書,于是一師的同學們稱,“和森是理論家,潤之是實踐家”。當時在一師教倫理學的楊昌濟(楊懷中)先生,對毛、蔡二人十分器重,他們兩人對楊昌濟先生也極其敬佩。楊昌濟親自指導毛澤東和蔡和森等人組織的哲學研究小組的活動。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創刊,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蔡和森等人成為《新青年》的熱心讀者,深受其影響。毛澤東閱讀《倫理學原理》一書后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作文,受到楊昌濟的贊揚,給了100分。蔡和森很欣賞該文并能背誦出來,還向母親介紹說:“潤之兄這篇文章給我的印象很深,我在閱覽室里只看過幾遍就能背下了。他真是一個很有抱負和卓識的人,不僅是我的益友,而且可為我的良師。”毛蔡兩人的先進思想和富有文采的文章不但聞名全校,而且成為湖南進步青年學習的榜樣和被社會上所稱贊的人物。
楊昌濟盡管在東西洋留學10年,但他的言行主要還是以中學為主體,國學根基十分深厚。通過他的言傳身教,蔡和森對古代的墨子、王船山,對近代的曾國藩、譚嗣同都極為推崇。值得一提的是,后來蔡和森在閱讀了譚嗣同的文章后,改變了對曾國藩的看法,認為他是一位封建衛道士和偽道士,在所謂的“仁義”面紗下隱藏著赤裸裸的“殺戮”之氣,從而使得蔡和森在感情上開始同情農民革命。這對蔡和森后來成為一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烈士影響極大。
1915年秋,蔡和森考入湖南高等師范學校并于1917年6月30日畢業。他本打算從事小學教育,但無人推薦,不得不閑居在家。1917年秋,蔡和森把全家(他母親葛健豪、姐姐蔡慶熙、妹妹蔡暢和外甥女劉千昂)遷到岳麓山榮灣鎮劉家臺子住下來,決計一面發奮自學,研究社會問題,一面鍛煉身體,為將來的奮斗打基礎。全家主要靠蔡暢在周南女校任教的每月八元的微薄薪金來維持。在發奮讀書的同時,蔡和森也致力于了解社會。1918年春天,毛澤東、蔡和森二人沿洞庭湖南岸和東岸,經湘陰、岳陽、平江、瀏陽幾縣,游歷半個多月,了解社會情況,讀“無字書”。路上還詳細商談組織新民學會問題。4月14日,新民學會成立大會在蔡和森家召開。大會通過由毛澤東、鄒鼎丞起草的新民學會會章,推選蕭子升為總干事,毛澤東、陳書農為干事。不久,蕭子升去法國,會務由毛澤東主持。新民學會是五四時期最早的新型社團之一。它的會章重點強調個人修養,政治性還比較含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們當時達到的思想水平,受楊昌濟的影響也是很明顯的。3個月后,毛澤東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會章宗旨。7月26日,毛澤東就新民學會的組織活動問題,寫了一封長信給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說:“楊師東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過是能讀其書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說:“兄對于會務,本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實極其同情,且尤不諱忌嫌疑于政黨社會黨及諸清流所不敢為者之間。以為清流既無望,心地不純潔者又不可,吾輩不努力為之,尚讓何人去做?此區區之意,相與共照也。”蔡和森還表示,“三年之內,必使我輩團體,成為中國之重心點”。由此可見,他們已經不滿足于楊昌濟老師那種潛心學術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許而去回避政治了。他們最想的是帶領會員們一道探求中國的出路。
這時,會員多數已經從學校里畢業或即將畢業。選擇一個合適的職業以便更好地施展抱負成了學會成立之初討論得最多的問題。許多人不愿“堆積”在湖南一地,想散到中國乃至世界各處去學習和考察。毛澤東也認為,這樣做每個人都可以去開辟一個方面,對將來大有好處。這樣,“向外發展”就成了會員的共識。恰在此時,蔡元培等在北京組織華法教育會,搞起赴法勤工儉學運動。楊昌濟此前已到北大哲學系任教,他把這個消息傳回家鄉。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都覺得這是一條出路,便發動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并派蔡和森先期到京打前站。毛澤東則在湖南進行號召和組織工作。蔡和森于6月23日從長沙乘船到武漢,然后轉火車去北京。在經過洞庭湖的時候,遇狂風驟雨,他心潮澎湃,寫了一首氣勢磅礴的五言詩《少年行》,頭四句是:“大陸龍蛇起,乾坤一少年。鄉國騷擾盡,風雨送征船。”
◆蔡和森
蔡和森在北京同楊昌濟商量后,拜訪了蔡元培,兩次寫信促毛澤東等邀集志愿留法的青年迅速北上。1918年8月15日,毛澤東和蕭子升、李維漢等20多名準備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離長沙去北京。8月19日,毛澤東到北京后,會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從事赴法勤工儉學的準備工作。盡管蔡和森已經初步打開了局面,但困難仍然不少。此前蔡和森曾在給友人信中強調指出,“駐京惟有潤兄(毛澤東,字潤之)最宜,弟則反恐不經濟”。在楊昌濟的協助下,毛澤東幾經聯絡,華法教育會負責人先后在北大、保定育德中學、河北蠡縣布里村、長辛店開辦了留法預備班,接受湖南青年入學。毛澤東起草了一個湖南青年留法勤工儉學計劃,交有關方面協調,還為他們籌措路費而四處奔走。蔡和森在河北蠡縣布里村,給到北京的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湖南學生舉辦初級預備班,一面教國文,一面學法文,同時負責管理學員的思想、學習和生活。他經常給大家讀報,講時事,宣傳十月革命,揭露帝國主義侵華罪惡。由于蔡和森在京期間與陳獨秀、李大釗等有所接觸,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甚大,因而被學員們稱為“馬克思主義啟蒙教師”。1918年底,蔡和森結識了來北京謀求赴法勤工儉學機會的向警予,她是蔡暢在周南女校的同學。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蔡和森帶領學生趕到北京,參加示威游行。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投入的反帝反封建的斗爭實踐,認識到了人民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的。1919年7月,他把北京和布里村的工作完成后,回到了長沙,繼續鼓勵和組織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
1919年12月初,蔡和森與母親、妹妹及向警予在上海候船赴法。毛澤東率領赴京的驅張代表團前往北京時,專門繞道前往上海為蔡和森等人送行。由于蔡和森等啟程時間推遲,不能久待,即離上海去北京。12月25日,蔡和森一行登上法國郵輪,啟程赴法。
“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1920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上海的半淞園主持召開了一天的會議,參加者為各地來滬的新民學會會員和蕭三等六位即將出發赴法勤工儉學的會員。此后,新民學會會員主要分在法國和長沙兩地活動。這年的11月25日,毛澤東在給在法國的向警予的信中說:“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12月底,毛澤東把新民學會會員之間的往來通信,編輯成兩冊,并在一些信件上寫了提要或按語。毛澤東在《通信集》中一封討論驅張運動和湖南自治運動的信件上加寫了一段重要的話:“這兩種運動都只是應付目前環境的一種權宜之計,決不是我們的根本主張,我們的主張遠在這些運動之外。”“如蔡和森所主張的共產黨。”
這時的蔡和森,已經抵達法國將近一年,和向警予結婚半年多。蔡和森和向警予在赴法的漫長的航行中,思想和學術問題的論辯,使向警予開始拋棄原來的教育救國的思想,傾向共產主義。蔡和森和向警予于1920年5月在巴黎附近的蒙達尼結婚。在結婚照中,兩人肩并肩地坐著,共同捧著一本打開的馬克思的《資本論》,表明他們的結合,不僅僅是男女之間愛情上的同盟和信誓,更是革命理想事業上的同盟,宣告他們已是馬克思主義的虔誠信徒。
◆1920年7月18日,蔡和森、向警予等留法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在蒙達爾尼公園合影。
蔡和森到法國后刻苦攻讀法語,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借助字典,“猛看猛譯”了幾十種革命書刊。他在“對各種主義綜合審締”之后,認定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改造中國與世界,只有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有希望。這使他在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方面比毛澤東稍早一點,也更深一些。上海半淞園會議要求法國會友定期會集,組織座談。蕭三把這個精神帶到了法國。1920年7月5日至10日,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15人,集中到蒙達尼開會,通過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方針。在如何進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現了以蔡和森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蕭子升為代表的溫和派的爭論。會議委托蔡和森、蕭子升二人將兩種意見寫信告訴國內的毛澤東。
蕭子升的信寫于8月初。他表示“頗不認俄式(馬克思式)革命為正當,而傾向于無政府(無強權)普魯東式之新式革命”,這種革命從教育入手,“以教育為工具”。蔡和森的信寫于8月13日。他明確提出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而“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社會主義之必要方法”;黨、工會、合作社和蘇維埃是“無產階級革命之四種利器”;其中,黨又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針對中國的情況,蔡和森說:“我認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他希望毛澤東“在國內不可不早有所準備”。
這兩封信在路途上時,毛澤東正在為實質上是改良主義的湖南自治運動忙得不可開交。他大約在11月份看到來信,這時正好已拋棄實行湖南自治的幻想。經過深思熟慮,毛澤東于12月1日給蔡和森、蕭子升以及在法會友寫了長達四千字的回信,對他們的不同意見作出明確的選擇:“我于子升、和笙(李維漢)二兄的主張,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蕭子升隨后于1920年12月底回國,帶來蔡和森于9月16日寫給毛澤東的長信。信中詳細闡述了成立共產黨及其國際組織之必要,主張“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
1921年新年到來之際,毛澤東和何叔衡等商定,于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長沙潮宗街文化書社舉行新民學會的新年大會。在發出的通知里,根據巴黎會友的提議,列了“新民學會應以什么作共同目的”等十二項討論內容,要求會員先研究準備。會議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毛澤東在討論改造中國問題時發言,指出,因為社會改良的方案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用發展教育、科學和實業等以改造社會的“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也“永世做不到”。只有“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會議的結果是,與會的大多數會員主張以“改造中國與世界”作為新民學會的共同目的,并贊成布爾什維克主義。毛澤東于1月21日給蔡和森復信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復信告知蔡和森,關于組黨一事陳獨秀等正在進行,并稱贊共產黨上海發起組出版的《共產黨》旗幟鮮明。這樣,中國先進分子終于選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社會的武器,選擇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根據列寧的建黨學說組建起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
李維漢1979年發表的《回憶新民學會》一文指出:“當時,在我們同輩中有這樣一句話:‘和森是理論家,潤之是實踐家。’這種評價,現在看來并不恰切,只看到毛澤東同志當時重視革命的實踐,沒有看到他同時重視革命的理論。現在回憶起來,毛澤東同志從五四運動起,就表現出他是一個注意認識和實踐相一致的先進戰士。在毛澤東同志和蔡和森同志影響下,新民學會把學會的宗旨統一到‘改造中國與世界’這個目標之下,并且在討論達到這一目標的方法時,使許多會員拋棄了原來的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共產主義傾向,拋棄了小資產階級工讀主義幻想,轉而信仰馬克思主義,認識到只有社會主義,只有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國。我自己在勤工儉學時期,就是從愛國主義經過大約十個月這樣的空想和幻想之后,在毛澤東同志和蔡和森的影響下經過學習進到信仰馬克思主義的。”
“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蔡和森在法國勤工儉學期間,同李維漢等商量過“準備成立一個共產黨”的問題,“后來因為忙于參加和領導求學運動的斗爭,未能實現”。1921年10月,蔡和森因領導勤工儉學的學生進行正義斗爭,被法國政府強行遣送回國。1921年12月,蔡和森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并留在中央,主要從事黨的理論宣傳工作。他在黨的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會后,他根據中央決定,籌備創辦黨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報。《向導》周報創刊后,由于它的廣泛宣傳,“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很快響遍中國。作為主編的蔡和森更是站在宣傳反帝愛國思想的第一線,在《向導》周報上發表了許多重要的文章。時任北大教授的胡適完全無視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列強屢屢侵略中國的鐵的事實,無視列強已完全操縱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命脈的鐵的事實,認為列強是“好人”。1922年10月,胡適在他本人創辦的《努力》周報上發表《國際的中國》一文,說什么“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很像鄉下人談海外奇聞,幾乎全無事實上的根據”。他說帝國主義都是希望中國“和平統一”的,對中國沒有“惡意”,“現在的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了”。為此,胡適“奉勸”《向導》周報的“同人”,實在沒有必要在這個時候牽涉到國際帝國主義的問題。蔡和森隨即撰寫了數篇針鋒相對的文章予以駁斥。文章以大量的事實揭示了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瓜分中國的圖謀,并且指出這種瓜分政策將加劇中國封建軍閥割據的局勢。讀者對此反應十分強烈,讀后感到氣憤填膺,熱血沸騰。與此同時,蔡和森在《向導》周報上,對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正義斗爭給予了熱情洋溢的歌頌。1924年9月,在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簽訂23周年之際,蔡和森發表了《義和團與國民革命》一文,熱情謳歌1900年爆發的義和團運動。文章通過總結義和團運動的經驗教訓,強調了中國人民堅持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并聯系當時的現實,敦促國民黨實踐“一大”改組的精神,很有現實意義。后來,周恩來對這篇文章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在1924年我們黨還處于幼年時期,蔡和森能對這個問題作出這樣的結論,是了不起的。自《向導》創刊至1925年10月蔡和森出國,他擔任《向導》主編長達2年8個月,個人發表約160篇文章。在此期間,蔡和森利用在上海大學當兼職教授的機會,編寫了《社會進化史》,此教材是我國最早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闡釋人類社會發展及歷史規律的著作之一,成為當時宣傳唯物史觀的暢銷書。1925年10月, 蔡和森離開《向導》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次擴大會議,其間應邀至東方大學中共旅俄支部,作了《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報告。這個報告長達五萬余言,后油印成冊,廣為流傳,被公認為國內第一部中共黨史專著。
蔡和森說過,只有書本上學習馬列主義不行,還要有實際行動,在革命斗爭中更能學到馬列主義真理。1925年發生的五卅運動,在全國民眾中激起了規模空前的反帝愛國熱情,標志著中國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來。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緊急召開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討論關于學生上街宣傳和發動各階層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的問題。蔡和森針對陳獨秀的錯誤意見提出的建議得到大多數同志的擁護,使陳獨秀的思想發生轉變,并且共同正確領導了這次反帝愛國運動。在五卅運動全過程中,蔡和森以《向導》為陣地,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策略主張,指導了運動的發展,充分展現了蔡和森領導群眾斗爭的卓越才能。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黨的五大在武漢召開。面對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的危機,全體黨員期望這次大會能正確判斷當前局勢,回答大家最為關注的如何從危機中挽救革命的問題。針對陳獨秀報告中關于統一戰線上的錯誤,蔡和森在發言中指出:中國小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過去之弱點及現在動搖,說明能領導革命到底并取得勝利的只有無產階級政黨。我們應以堅決的無產階級的領導去制勝小資產階級的動搖與猶疑。在五大一次會議上,蔡和森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后兼中央秘書長。
從黨的五大到八七會議前,是中國革命嚴重困難時期。5月21日,駐長沙的許克祥率所部第35軍獨立33團發動叛亂,湖南的工農運動頃刻間浸入血泊之中,這就是馬日事變。6月3日,毛澤東任常委的全國農協發出聲討通電,要求國民政府對許克祥“立予免職查辦”。毛澤東和蔡和森在武漢租界的一家旅社里接待逃亡出來的湖南工農干部,詳細了解情況。并要大家“回到原來的崗位,恢復工作,拿起武器,山區的上山,濱湖的上船,堅決與敵人作斗爭,武裝保衛革命”。在6月17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第24次會議上,蔡和森提議改組湖南省委,由毛澤東擔任書記。這個意見在會上沒有討論,還引來一些非議。因為馬日事變后,毛澤東、蔡和森都先后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說他們要在黨內組織“左派”。3個月后,蔡和森解釋說:“和森與毛澤東同志之關系,絕對不是什么企圖組織左派,只因澤東一向反對中央農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來,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傾向,為一切敵人之所痛恨,而為一切農民之所歡迎,所以,馬日事變后,和森主張他回湘工作。”7月上旬在武昌毛澤東家中,毛澤東同蔡和森談及湖南形勢和唐生智的問題,一致認為武漢形勢已十分危急,不能坐此靜待人家來處置。遂由蔡和森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我們提議中央機關移設武昌,同時中央及軍部應即檢查自己的勢力,做一軍事計劃,以備萬一。”從7月16日開始,蔡和森連寫七封信給中央政治局常委,提議中央召開全體會議決定新方針,發動土地革命,發展革命武裝,并申請去湖南工作。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舉行中央緊急會議,批判和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選出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總方針。蔡和森在討論時發言指出:過去一切錯誤都無五次大會后的錯誤厲害,對于這些錯誤應由政治局負責,建議在改組中央政治局時,毛澤東進中央政治局,參加中央領導工作。蔡和森主動要求自己不進政治局,因黨的許多有機會主義的錯誤的宣傳文件,是由他本人經辦的,他應當為政治局所犯的嚴重錯誤承擔部分責任。蔡和森素來嚴于律己,勇于承認錯誤和承擔責任。這樣,蔡和森被解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意見,蔡和森被派到北方局參與組建和領導北方局的工作。在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黨的六大上,他再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但在11月20日,因受順直問題(屬北方局工作范圍)牽連,離開了中央政治局。但他始終以馬克思主義態度堅持革命斗爭,一面養病(他從小患有哮喘),一面從事理論宣傳工作。年底,中央政治局安排他去莫斯科治病,并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1930年蕭三在莫斯科見到了蔡和森:“見面時,他沒有任何怨言。他認為我們黨才十來歲,犯錯誤是難免的,但共產主義必然勝利,馬列主義火種必將燎原世界。”
1931年1月中旬,蔡和森從莫斯科回國。盡管在黨的五大前他就提出:“根本問題在武裝農民起來”,但他沒有過像毛澤東那樣組織農民進行武裝斗爭的經歷,于是他向中央請求到瑞金蘇區工作,但中央沒有批準。3月被派往廣東,擔任中共兩廣省委書記。組織觀念極強的蔡和森,立即趕赴香港開展工作。他到香港不久,廣東便出現了有利于革命發展的形勢。6月10日,因叛徒出賣被港英當局逮捕,后秘密引渡給廣東軍閥陳濟棠。8月4日蔡和森在廣州英勇就義,時年36歲。13年前在赴京途中慷慨高歌《少年行》的乾坤一少年,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后,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了自己的一切。1934年,毛澤東在全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評價蔡和森說:“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到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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