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文革是在反右糾“左”中不斷被推向前進的。先前我們編發了郭建波同志關于毛澤東同志在全面奪權階段進行反右的幾篇研究文章，現在我們將陸續編發郭建波同志關于毛澤東同志在這個階段進行糾“左”的若干篇研究文章。
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出現了一系列“左”的乃至極“左”的錯誤，毛澤東同志在反右的同時也在進行著糾“左”工作。本來，毛澤東同志將改組后的中央文革小組隸屬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排除阻力，寄予希望，不僅維護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還竭力支持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但是，作為中央直接負責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機構——中央文革小組卻在這個時候沒有發現、批評、糾正業已發生的“左”的錯誤，而且陳伯達、江青未經中央批準，就向社會上發布了打倒陶鑄的信息，也是嚴重違犯組織紀律的。這種沒有及時采取糾“左”措施又擅自行動的作法，引起了毛澤東同志的強烈不滿。因此，毛澤東同志才對中央文革小組作出了嚴厲的批評，要求他們進行內部整風，以便能夠根據中央部署做好文化大革命的指導工作。
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寫的長篇著作《文革論》第三卷《殘陽血照》（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上冊《星火燎原》的第四階段《全面奪權——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糾“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第三部分中的一部分，讀后會使我們對于毛澤東為什么要批評中央文革小組及其相關情況有一個更為明晰的認識。
毛澤東嚴厲批評中央文革小組的原因分析
郭建波
目錄
1、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央的地位。
2、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提出嚴厲批評。
3、中央文革小組召開生活會進行內部整風。
4、批評引發出另一個事件。
5、對毛澤東嚴厲批評中央文革小組的評析。
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在現實斗爭中出現了“左”的行為。這種“左”的行為既表現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指導上，也表現在群眾團體的行為上。因而為了使文革能夠順利進行，就要糾正“左”的錯誤。這是文革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糾“左”斗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的。
從現已公開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毛澤東批評在奪權斗爭中的“左”的行為，糾正“左”的錯誤，是從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嚴厲批評開始的。為了對這個問題有一個全面、深入的認識，我們還是要先從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央的地位談起。
1、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央的地位。
毛澤東在修改“五一六通知”的時候，將重新設立的中央文革小組隸屬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1]這樣中央文革小組就直接對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成為在常委領導下直接負責指導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機構。在“五一六通知”下發特別是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后，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了中央書記處。[2]毛澤東當時還曾說過：“古之民，不歌堯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書記處而歌中央文革。”[3]以古喻今，對中央文革小組予以了支持和稱贊。
一九六七年初，上海爆發一月革命。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工總司等三十二個造反派團體的賀電是經毛澤東審閱、批準后發出，又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的。這是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小組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這三個黨政軍最高機構并列在一起發出文件，[4]進一步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和聲望。
由于進行文化大革命是當時工作的重點，因而直接負責文化大革命指導工作的中央文革小組就在中央機構中處于特殊地位。這既是由于文革發展的需要，也是毛澤東鼎力支持的結果。當然，毛澤東是從文革發展大局出發才這樣做的。他竭力支持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排除中央文革小組工作中的阻力，維護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增強中央文革小組的影響力。這不僅是因為中央文革小組負有指導文革發展的職責和使命，也是由于小組成員能夠積極、主動地執行黨中央關于文革發展的路線方針政策，所作所為又是與文革發展的方向相一致的緣故。我們還可以從毛澤東對周恩來一個提議的否決以及聽取張春橋等匯報大鬧懷仁堂事件后的要求上得到進一步的驗證。
二月二日，周恩來致信陳伯達、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組，提議：
“（一）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時起在釣魚臺召開碰頭會，以文革為主，我參加，討論形勢和政策及有關文件草案。明（三）日，我提議討論初中和小學開學文件、工業生產問題（文件在印發），下一次討論農業。”“（二）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時半在懷仁堂或國務院會議室召開碰頭會，以常委四同志（周、陳、康、李）為主，副總理（陳、李、譚、謝）和劍英參加，務請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參加，分別討論黨政一些業務問題。”四日，毛澤東在信上批示：“此件不用，退周。”
二月十六日，大鬧懷仁堂事件發生的當天夜里，毛澤東聽取張春橋、王力、姚文元匯報后，叫張春橋同周恩來談一次話，要把中央文革小組當成書記處看待，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要先提到文革小組討論。[5]
從周恩來的提議中可以看到，周恩來計劃將中央碰頭會分成兩個會議：釣魚臺會議和懷仁堂（國務院會議室）會議。釣魚臺會議主要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討論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懷仁堂（國務院會議室）會議由四位中央常委和四位副總理、葉劍英參加，中央文革小組江青或指定的人員出席，討論黨政業務問題。兩個會議的主題明顯不同，一個是討論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一個是黨政業務工作。
雖然這兩個會議都是在周恩來主持下召開的，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也能夠參加這兩個會議，但是一旦分別召開以后，實際上就把原來的合署辦公變為各負其責，將文革工作與黨政業務分開進行處理了。這樣無形中就會出現這樣的局面，釣魚臺會議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懷仁堂會議（國務院會議室）處理黨政業務工作。經過這樣分工以后，雖然各有側重點，討論起來更為專注，但是卻將文革與中央日常工作割裂開來，不能在同一個會議上有效協調文革與中央日常工作的關系，容易造成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導致整體部署分散，不利于文革的發展。同時，我們還注意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除去陳伯達、康生是常委外，其他成員在黨內地位較低，影響力較小，而懷仁堂會議（國務院會議室）的與會人員在黨內資格老，份量重，影響大。這樣分別召開會議以后，無疑會使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與中央日常事務決策變得更為困難，也難以將文革與中央日常事務協調起來部署工作，不能不影響到文革的進一步發展。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才否決了周恩來的這個提議。
毛澤東否決周恩來的這個提議，就是要求中央碰頭會集中而不是分別開會議事。因為分別開會議事會削弱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央的地位和影響力。這還可以從二月十六日毛澤東要張春橋同周恩來的談話中得到進一步的驗證。他讓張春橋告訴周恩來，要把中央文革小組當成中央書記處看待，黨和國家重大問題，要先提到中央文革小組討論，而后再作出決定。這無疑又一次肯定了文革小組在中央的地位。雖然這是毛澤東在聽取大鬧懷仁堂匯報以后才說出來的，但是從前文毛澤東否定周恩來的提議以及在此前后關于文革小組地位的表態來看，這是一以貫之的，并非是情急之下才作出的決定。從中不難看出，毛澤東是從文革發展大局出發才作出這個決定的。
從前文研究中我們知道，中央文革小組是直接隸屬于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指導各地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機構。它的職責就是將各地文革發展的動態收集起來，及時報告毛澤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央碰頭會，同時把中央關于文革的方針政策和處理意見及時傳達到群眾中，指導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中央文革小組就是這樣擔負著上傳下達的工作。
同時，我們還注意到，盡管毛澤東竭力支持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維護他們的聲譽，提高他們的影響力，中央文革小組也在中央機構中有著特殊的地位，但是中央文革小組在文革決策權方面卻是受到嚴格限制的。只有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才具有文革發展的決策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是在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確定了大政方針以后，在這個方針指導下行使執行權的。他們的言行必須在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確定大政方針的范圍內才有效力，才能對文革的發展予以指導。他們可以向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建議，這些建議只有在被采納以后才能付諸于實施。這就是當時的程序。
一旦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逾越了這個程序，即沒有經過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就作出決定并付之于行動，發生了越權行為，就會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毛澤東對于中央文革小組的嚴厲批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發生的。
2、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提出嚴厲批評。
毛澤東對于中央文革小組的嚴厲批評是由陶鑄問題引發的。陶鑄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后，從中南局第一書記任上調入中央，又于同年八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陶鑄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和中央宣傳部部長，但是在兩條路線的斗爭中，他與中央文革小組之間卻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和矛盾，并且還多次在會議上與其他成員發生了激烈沖突。在這種情況下，雙方的矛盾日益激化，并最終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上表現了出來。在這次會議上，江青等人說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
當時陶鑄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四位的常委，鑒于陶鑄在黨內高層的地位，解決陶鑄問題必須在報經毛澤東等中央常委批準以后才能實行。但是，江青等人卻在未經中央批準的情況下就對陶鑄的問題定了性。這顯然是違背組織程序的。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召開會議，批評江青未經中央批準就擅自指責陶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6]
這里的問題是，毛澤東對江青等人的批評，究竟是因為他們違背組織程序給陶鑄的問題定了性，還是因為他們對陶鑄問題的定性（即陶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本來就是錯誤的？據王力后來回憶說，毛澤東對于江青等人說陶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沒有意見，批評中央文革小組是因為他們沒有經過中央批準就對陶鑄的問題定了性。后來在打倒陶鑄的問題上也是這樣。[7]從這里可以看到，毛澤東對于他們的批評主要是組織程序上的，而不是對陶鑄問題的定性上的。
毛澤東雖然對于他們作出了這樣的批評，但是陳伯達、江青還是在未經中央批準的情況下，就將陶鑄的問題捅到了社會上。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陳伯達、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代表團。陳伯達說：“陶鑄到中央來，并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是劉、鄧路線的堅決執行者，劉、鄧路線的推行同他是有關系的。他是文革小組的顧問，但對文化革命問題從未跟我們商量過。（江青插話：他獨斷專行。）他獨斷專行，他不但背著中央文革，而且背著中央。你們到中南局去，你們了解了很多情況，的確是有后臺的，這個后臺老板就是陶鑄，他在中南海小禮堂接見你們那個態度是完全錯誤的。”陳伯達等人還說：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
這次接見是下午五時，到晚上九時造反派就見諸于行動了：中南海西門外的高音喇叭，大叫“打倒陶鑄！”同時，四處散發《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的傳單。[8]
一月七日，陳伯達、江青等人在新華社發表講話。陳伯達說：“從陶鑄接管中央宣傳部以后，就接管了新華社。搞了同黨的十一中全會相對立的一些照片。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劉、鄧為代表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些人物，跟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湊在一起，硬湊在一起，有好幾次。……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半年了，看我們全國的群眾，覺悟的很快，進步很快，你們也一樣，你們不肯受蒙蔽，揭露了這么一種陰謀，能夠識別他，識別這種（江青插話：“惡劣的”）極端惡劣的手法，揭發這種陰謀，揭發這種極端惡劣的手法，這是一種很好的現象。……”
一月十日，陳伯達和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首都造反派。陳伯達說：“現在有一小撮搞陰謀詭計的人想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想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有的人已經被揭露了，例如大街上貼的‘打倒陶鑄！’陶鑄在劉、鄧路線推行時是堅決執行劉、鄧路線的。中央和毛主席想挽救他。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有人揭發過這件事，中央和毛主席是知道的，想讓他過來，挽救他。但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后他沒有過來，沒有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繼續執行劉、鄧路線，并且繼續推廣了。他和王任重所領導的中南局出現了很多典型的反革命事件，鎮壓群眾的事件。在武漢逮捕了相當大量的革命群眾，這是其他地方還未出現過的。我們想幫助他，但幫不過來。他的世界觀、思想不能接受毛澤東思想，因為他是資產階級的，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就不能接受無產階級世界觀。……”[9]
陳伯達、江青發表的這幾次講話，將陶鑄調到中央以后在兩條路線斗爭中的言行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他們在講話中不僅發出了打倒陶鑄的信號，還進一步說明了打倒陶鑄的原因。這些原因并非信口開河，而是有著事實依據的。這里的問題是，像陶鑄這樣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不管犯了什么錯誤，都是要報經毛澤東和中央同意以后才能采取行動的，而不能由他們自己擅自決定。可是，他們卻在造成既成事實以后才向毛澤東和中央報告的。這就是他們的錯誤所在。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陶鑄在上調中央后，雖然在工作組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但是毛澤東和中央對于陶鑄仍然是寄于希望的。這在陶鑄能夠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并名列第四位常委上反映了出來。遺憾的是，陶鑄卻在兩條路線的斗爭中，仍然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正是因為這樣才最后被淘汰出局的。如果說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上江青等人是在沒有得到毛澤東和中央批準的情況下，就在黨內高層會議上說陶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那么這次也是在沒有得到毛澤東和中央批準的情況下，就向社會上發出了打倒陶鑄的信號。不僅如此，中央文革小組在對文革的指導上，對文革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上，也存在一些問題。于是，二月六日、十日、十二日毛澤東對于中央文革小組特別是陳伯達、江青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二月六日下午，毛澤東召集周恩來、陳伯達、葉劍英、江青等開會。毛澤東說：你們這一攤子（指以陳伯達為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毛年譜編者注）要接受批評，你們毫無政治斗爭經驗，也沒有工人、農民斗爭經驗，更沒有軍隊斗爭經驗，只是在文藝方面作了一些調查研究。對陶鑄的問題，沒有經過我、林彪和總理同意，你們只用兩三個小時就把他解決了，是事后報告的。伯達對我有事也不商量，驕傲起來了。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就是要打倒一切。你們早晚會被打倒。我從來都說要團結更多的人嘛，你眼高于項，把見面笑不笑、拉不拉手，都當成政治問題來判斷。你們這攤子有錯誤。所有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國都叫中華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國務院了。今天上海要登報成立人民公社，要壓下來，不要搞。上海人民公社是你們通知搞的。以后登報的各省的重要消息，要給我看看。你們代替了書記處。常務工作，由總理主持。我也是常委嘛，每周開一次會，我來主持。[10]
從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在談話中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批評是嚴厲的。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存在的局限性，又說明了他們所犯的具體錯誤。他們存在的局限性就是沒有工人、農民、軍隊以及政治斗爭經驗。所犯的具體錯誤則是表現在三個方面：采取了先斬后奏的方式，沒有報經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等中央常委同意就向外宣布了打倒陶鑄的問題。這是違犯紀律的行為；運動中打倒的干部太多，一切干部都打倒，打倒一切，這樣發展下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早晚也會被打倒；沒有報經中央批準，中央文革小組就對上海成立人民公社的問題表了態。
從中可以看到，陶鑄的問題和上海成立人民公社的問題，是中央文革小組沒有報告毛澤東和其他中央常委批準就擅自決定的。這是違犯程序的越權行為。因而毛澤東在對此進行嚴厲批評的同時，提出以后各省登報的重要消息都要送給他看看，還要由他來主持召開會議。這是為了防止此類問題再次發生所采取的補救措施。而對干部沖擊過大、過多，出現打倒一切的風氣，甚至把見面笑不笑、拉不拉手都作為政治問題來看待，則是明顯的“左”的行為。雖然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復雜的，但是中央文革小組既沒有對此作出防范，也沒有采取有力措施將這些問題予以解決，則是難辭其咎的。正是由于這樣，毛澤東才對他們發出了如果這種狀況發展下去，他們早晚也要被打倒的警告。毛澤東作出的這些批評雖然是對陳伯達講出來的，實際上也是批評中央文革小組及其成員的。不過由于陳伯達是小組組長以及他自身存在問題的緣故，毛澤東才對他進行點名批評的。
二月六日對中央文革小組進行了嚴厲批評以后，毛澤東又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較大層面上對陳伯達、江青提出了更為嚴厲的批評。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二月十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江青、王力出席。毛澤東講話，要求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在群眾中公開點名打倒陶鑄一事，并說：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一個常委！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干的。我看現在還同過去一樣，不向我報告，對我實行封鎖。總理除外，總理凡是重大問題都是向我報告的。毛澤東提出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范圍要擴大，提名增加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謝富治、關鋒、戚本禹等。[11]
毛澤東在批評陳伯達的時候還說：“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我和你相處這么多年，不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在批評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同時，毛澤東還說：“你眼里只有一個人。”毛澤東還說：“我查了記錄，別人要不就是沒有到，要不就是沒說話。陳伯達講了話，江青插了話。”[12]毛澤東在談到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時，還說：“要是你們中央文革沒有人敢批評他們，那我就自己找人來批評。”[13]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嚴厲批評中央文革小組，這是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以來第一次。從中不難看出，毛澤東對于陳伯達、江青的批評是嚴厲的，因為陳伯達、江青未經中央批準就在群眾中公開點名打倒陶鑄。這是嚴重違犯組織程序和紀律的。從毛澤東說陳伯達過去在他和劉少奇之間進行投機以及江青眼中只有一個人來看，這是把新、舊錯誤聯系在一起進行批評了，反映出毛澤東對陳伯達、江青所犯錯誤批評的嚴厲程度。
我們也注意到，毛澤東還嚴厲批評了中央文革小組像以前中央書記處那樣對他進行封鎖的問題。不管陶鑄犯了什么錯誤，對于他這樣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必須要首先報經毛澤東和中央批準以后才能采取行動，而不能由中央文革小組隨意行事。這不僅是組織程序問題，也是紀律問題。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是這樣。鑒于此，毛澤東才要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的。
由于進入全面奪權階段以后形勢更為復雜、混亂，為了進一步加強中央對于文革形勢發展的整體管控，毛澤東在談話中對中央文革小組進行嚴厲批評的同時，還提出要擴大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范圍，并提名增加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謝富治、關鋒、戚本禹等參加會議。從參加人員上來看，既有老資格的中央領導干部，也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毛澤東是在同時吸收雙方人員參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當然，由于中央文革小組剛剛挨了批評，處于全面奪權階段形勢穩定的需要，在參加的人員上還是老資格的中央領導干部多了一些。可是，沒有想到的是，他們（謝富治除外）后來在懷仁堂會議上向中央文革小組發起了攻擊，又被取消了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資格。
毛澤東雖然對中央文革小組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但是畢竟中央文革小組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還是做了許多工作，其成員所犯的錯誤又是局部性的，全面奪權階段文革的發展也需要這樣一個機構來負責，因而毛澤東還是希望小組成員能夠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汲取教訓，改正錯誤，繼續做好文革的指導工作，而不是處分他們，更不是要打倒他們。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在對他們進行嚴厲批評的同時，還要維護中央文革小組的威信，將對他們的批評限制在特定的范圍內，不準擴大。對此，王力有一個回憶，我們引述如下：
王力說：“主席還講：陳伯達、江青的問題，只準在這個地方說，在文革小組批評，在別的地方一概不準談。說是不準講，當然辦不到。葉劍英就同老帥們講了。李富春就同副總理們講了。這樣就點起火來了。”[14]
由于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得知毛澤東嚴厲批評了中央文革小組，他們又獲得了參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資格，就借機在會議上向中央文革小組發起了猛烈進攻，大鬧懷仁堂，于是才又不得不發起反對二月逆流的斗爭。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嚴厲批評了中央文革小組以后，要王力通知上海的張春橋、姚文元來京參加中央文革小組會議，批評陳伯達、江青。[15]張春橋、姚文元到京后，毛澤東又與他們以及王力、戚本禹談話，進一步指出了中央文革小組所犯的錯誤，繼續對中央文革小組提出嚴厲批評。我們看下面的文獻資料。
二月十二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談話。
毛澤東說：小組成立以來，沒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開會。去年六月以來，小組代替了書記處，也是獨立王國。罵別人獨立王國，自己獨斷獨行，否認政治局常委存在。目無政治局，目無常委。文化大革命，鬧一二年，總要停頓。現在有打倒一切的風氣。干部統統打倒，怎么行？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無政府主義。有人提出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這是錯誤的。
談到上海一月奪權后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事，毛澤東說：人民公社這樣大事，你們不拿出來，不討論，別的大事，也不討論。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壓著沒有發表（指沒有讓《人民日報》轉載1967年2月7日《解放日報》、《文匯報》登載的《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毛年譜編者注），如果一發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黨、政、軍還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號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勢必沖擊中央，那就要改國號了，改政體，叫中華人民公社。問題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內容。巴黎公社如果勝利，還可以變成資產階級公社。蘇聯名為蘇維埃，后來內容也變了。實質是哪一個階級掌握政權。把工人、學生提上來，掌握了權，沒有經驗，幾個月就變了，很不穩定。黨委，暫時抓不起來，過些時候，群眾會需要。不管怎么樣，總要有一個核心組織，光是紅衛兵、工會、造反司令部不行。學校還是叫文化革命委員會，工廠叫革命委員會。上海公社還是改過來，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16]
從中看到，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從三個方面批評了中央文革小組：一是中央文革小組在代替了中央書記處以后，仍然搞獨立王國，獨斷專行，目無紀律，沒有把重大問題及時向中央常委匯報；二是運動中發生了嚴重的“左”的錯誤，出現了要將干部統統打倒的風氣，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以及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錯誤口號。如果將干部統統打倒，將工人、學生提上來掌權，由于沒有經驗，是難以穩定形勢的；三是以上海成立人民公社為例，再一次批評了中央文革小組沒有對重大事件進行討論，也沒有報經中央批準就擅自作出了決定。奪權后成立新的權力機構當然是必要的，但是新成立的權力機構不必叫人民公社，因為這涉及到改國號、外國承認以及沖擊中央等一系列問題，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
從毛澤東的這次談話中可以看到，他對中央文革小組仍然提出了嚴厲批評。這既是由于中央文革小組沒有就重大問題進行認真、慎重地討論，也沒有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就擅自作出決定并付諸于實行，也是因為面對運動期間出現的嚴重的“左”的錯誤，不僅沒有采取有效措施來予以解決，也沒有及時發現上報中央。當然，客觀地說，運動期間出現的這些嚴重的“左”的錯誤，有不少是群眾在奪權斗爭中自發產生的，并不是中央文革小組所能夠控制的。但是作為負責文革的中央機構，應該及時發現問題并向中央報告，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遺憾的是，他們卻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他們不僅沒有對群眾在奪權斗爭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批評、糾正，甚至還在某種程度上對此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不論從對文革的正確指導還是對這些錯誤的抵制與反對上，中央文革小組都是難辭其咎的。從這里來說，他們是對此負有重要責任的。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就是對他們敲響了警鐘，提醒他們要高度重視業已出現的問題，及時采取措施予以解決。
從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二月六日、十日、十二日的三次批評中我們看到，他對于中央文革小組的批評是嚴厲的，還說了一些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話。這是因為中央文革小組在實際行動中不僅沒有做好上達下傳的工作，而且還在沒有報經中央批準的情況下，就擅自做出了決定，出現了嚴重的越權行為。這在打倒陶鑄和上海人民公社的問題上鮮明地表現了出來。我們還注意到，面對運動中出現的“左”的錯誤行為，中央文革小組既沒有及時發現、上報毛澤東和中央常委，也沒有提出一些有針對性的建議，更沒有采取有效措施來予以解決。同時，運動中出現的這些錯誤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又與他們的指導存在著一定的聯系。這是嚴重的失職行為，成為毛澤東對他們進行嚴厲批評的又一背景。
3、中央文革小組召開生活會進行內部整風。
陳伯達、江青分別在中央文革小組擔任組長和副組長，這次犯了嚴重錯誤，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在毛澤東責令下，中央文革小組召開批評陳伯達、江青的生活會，進行內部整風。張春橋、姚文元也從上海趕到北京參加這次生活會。由于這次生活會的資料尚未公布，我們只能從當事人的若干回憶中來窺探生活會的基本情況。
我們先看當時參加中央文革小組生活會的王力的回憶。
王力說：“十四日下午，開會批評陳伯達。在這之前，陳伯達很緊張，想自殺。他先是單獨對我說的。我說你怎么要自殺呢？主席批評你是好事，他說過，我批評一個人，就是說這個人還有希望，沒希望的人就不批評了。陳伯達說，我查了書，馬克思的女婿，法國的拉法格是自殺的，列寧還紀念他，證明共產主義者可以自殺。他說：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我勸他不要自殺，要請求總理幫助。陳伯達說他再找總理、康生、關鋒三個人談談。我說，你這樣的心情，檢討寫不下來，不如給主席先掛個號，寫幾句，備個案。他說幾句也沒法寫，要我替他寫，他抄。陳伯達說：打倒陶鑄會上發言的事，事先我一點也不知道。我說，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那是江青搞的。陳伯達又說：我服了安眠藥沒醒，亂講一通。我說，這不對，你講得很有條理。他說，我自己沒有法了，不講不行了。我說：你要向總理談清楚。陳伯達打電話，要到總理那里去談，總理說我馬上就到你那里去。總理同他談話后，他才不自殺了。這是十四日文革小組開會前談的。陳伯達也同康生和關鋒分別談了。開會前，我和關鋒去請康生到會，康生拍著桌子說：‘這都是江青搞的，要開會就批江青，伯達讓她逼得都要自殺了。’當時我沒說話，認為他們要吵就吵吧！關鋒勸告說：康老無論如何不能這樣發脾氣，要忍住，這樣你到會上罵江青同志，怎么得了？康生才憋住氣了。
十四日下午這個會，是在釣魚臺十六樓召開的，從三時開到七時，江青不到會，說病了。會上光批評陳伯達一個人，一句沒批評江青。這次是文革小組內部會，也沒有請總理。到會的有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會開得馬馬虎虎的，因為康生、關鋒和我都知道陳伯達被逼得要自殺了，誰還去批評？這是第一次，說以后還要再開。在會上張春橋、姚文元為江青開脫，說主席二月十日講的話，是說陳伯達問題的性質同江青的性質不一樣，陳伯達是路線問題，江青眼高手低，是作風上的問題。后來有人把陳伯達要自殺的事告訴江青了，江青指著陳伯達的鼻子罵：‘你給我自殺，你給我自殺，自殺就開除你的黨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氣自殺嗎？’怪事多呢！文革小組也不是鐵板一塊。”[17]
從王力的回憶中可以看到，當時陳伯達在毛澤東批評以后壓力是很大的，甚至想到了自殺。為了給個人的自殺正名，陳伯達還查閱資料引經據典地說，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是自殺的，列寧還紀念他，以此來證明共產主義者是可以自殺的。其實，拉法格自殺后，列寧雖然參加了他的葬禮，但是并不認可拉法格自殺的作法。列寧認為共產黨員應該把身體當作公家的財產，這種以自殺結束生命的作法就是毀壞公家的財產，是與列寧的信念相抵觸的。列寧不過是從大局考慮才參加了拉法格的葬禮并對他進行紀念的。這怎么能說共產主義者是可以自殺的呢？
王力不僅用毛澤東批評陳伯達是對他寄于希望來安慰他，勸他不要自殺，還為他出主意要他尋求周恩來的幫助，向毛澤東寫檢討承認錯誤，爭取改過自新的機會。陳伯達說他事先對打倒陶鑄發言的事不知道，把責任推給了江青，這倒引起了王力的共鳴。當陳伯達以吃了安眠藥為由來推卸責任時，當場遭到了王力的否定。無奈之下，陳伯達只好說他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講話的。后來，在周恩來做了陳伯達的思想工作后，他才不自殺了。生活會前，陳伯達還與康生、關鋒交流過看法，尋求他們的批評與幫助。
從王力的回憶看，他和陳伯達將打倒陶鑄的責任推到了江青身上，康生也認為是江青搞的，要為陳伯達鳴不平。在開會的時候，江青竟然以生病為由沒有到會，周恩來也沒有參加會議。會上，張春橋、姚文元對陳伯達與江青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會后，江青又對陳伯達的自殺冷嘲熱諷。中央文革小組召開的生活會也是在敷衍塞責，應付差事。那么，這是不是歷史的真相呢？
無獨有偶，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后來對于生活會也有一個回憶，我們引述如下：
戚本禹說：“江青對陳伯達在挨了主席批評后哭著要自殺很反感，她批評陳伯達‘沒出息’。但她也怕陳伯達真的自殺。因為那時陳伯達翻出了馬克思女婿拉法格的一句話，說‘共產主義者在某些情況下的自殺也是英雄行為’（我未查對，大意是如此）。所以江青就專門跑去安慰了他。”
“按照主席的指示，文革小組專門開了一個會，陳伯達、江青都在會上做了檢討。會上大家對陳伯達、江青也進行了批評。我出獄后，從歸還我的部分書籍里，意外發現了一張康生寫給我的便條，使我回想起來當年開會時的一些情景。康生在會上運用了一句典故來批評陳伯達，說你到處自稱是‘小小老百姓’，其實是嘩眾取寵。由于我在會上沒有聽清楚康生用的典故，散會后，我問了康生。康生就在一張紙上寫下了這樣兩句話：‘謙，美德也，過謙則近于詐；默，懿行也，過默則進于奸。’并注明了（見‘一夕話’）。從這張紙條上所留下的內容來看，也可以看到當時開會對陳伯達他們的批評是很嚴肅的。”[18]
從戚本禹的回憶看，雖然江青對于陳伯達的自殺很反感，甚至為此看不起陳伯達，說他沒出息，但是從大局出發，為了防止陳伯達尋短見，還是去看了陳伯達，勸慰他要正確對待批評，認識錯誤。從中可以看到，中央文革小組執行毛澤東的指示，召開生活會對陳伯達、江青進行的批評是很嚴肅的。陳伯達、江青不僅在會上作了檢討，與會人員也對他們進行了批評。康生還引經據典地批評了陳伯達的工作作風。江青不僅參加了生活會，還在會上作了檢討。至于周恩來是不是參加了這次生活會，戚本禹倒沒有提到。
從他們兩人的回憶來看，中央文革小組召開了生活會，這是沒有疑義的。王力說，會前康生遷怒于江青，生活會開得馬馬虎虎，江青沒有參加會議，生活會上張春橋、姚文元將矛頭對準了陳伯達，會后江青得知陳伯達要自殺的消息后對陳伯達威脅恫嚇，冷嘲熱諷。戚本禹則說生活會開得很嚴肅，江青不僅參加了生活會，還和陳伯達一起作了檢討，與會人員也對他們進行了批評。他保存的康生書寫的引經據典的字條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生活會的情況。盡管江青對于陳伯達要自殺很反感，甚至還說了一些尖刻的話，但是江青還是去勸慰了陳伯達，防止他走極端。
我們認為中央文革小組的生活會是在毛澤東責令下召開的，這次生活會應該是有記錄的。這既是中央文革小組會務工作的要求，也是向毛澤東報告生活會召開情況的需要。由于這次生活會的檔案尚未公布，因而我們還搞不清楚生活會的實際情況，只能從王力、戚本禹這些與會者回憶的片斷中來透析生活會的場景。
從當時黨內高層的工作程序以及王、戚二人在文革后的不同表現來分析，在毛澤東對陳伯達、江青進行嚴厲批評并要求中央文革小組召開會議批評他們二人的情況下，江青是不大可能缺席生活會的。在生活會上，陳伯達、江青是要作檢討和自我批評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是不能不對他們進行批評的。否則的話，他們是無法向毛澤東和中央進行匯報、交待的。因為從程序上來說，中央文革小組不僅要執行毛澤東要他們批評陳伯達、江青的指示，還要將召開生活會的情況及時報告給毛澤東。從這里來說，戚本禹的回憶似乎更切近生活會的真實場景，王力的回憶則表現出強烈的感情色彩，且與黨內高層的運行程序又出現了不合。當然，真實的情況還是有待于生活會檔案文獻的進一步公布。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責令下，陳伯達一度精神緊張，甚至產生了自殺的念頭。在眾人的批評、幫助和開導下，陳伯達的情緒才恢復了正常。這反映出陳伯達瞻前顧后、患得患失的一面。這種性格和心態對陳伯達以后的政治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央文革小組召開了生活會，不僅陳伯達、江青檢討了錯誤，與會人員也對他們進行了批評。小組生活會是按照黨內程序進行的，洋溢著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濃厚氛圍，氣氛是嚴肅的、民主的。
4、批評引發出另一個事件。
毛澤東對于中央文革小組提出嚴厲批評，提名增加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參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又成為懷仁堂事件發生的引線。毛澤東后來也說，他們大鬧懷仁堂是“借我批評文革小組的東風”。[19]這是為什么呢？
從前文研究中我們看到，毛澤東雖然對于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江青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要中央文革小組召開會議進行內部整風，但是從維護中央文革小組的威信出發，還特別指出他們的問題只能在這里說，不要擴大。但是與會的李富春、葉劍英還是把這件事傳了出去。[20]譚震林、陳毅、徐向前、李先念、聶榮臻、余秋里等人聽說后，對毛澤東嚴厲批評中央文革小組感到極大興奮。[21]于是，他們就趁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抓革命，促生產”會議的機會，向中央文革小組發起了猛烈進攻。這就是大鬧懷仁堂。
與會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張春橋、王力、姚文元于二月十六日晚十時向毛澤東作了口頭匯報。聽取匯報后，毛澤東又看了他們整理的會議記錄。二月十九日凌晨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對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人在懷仁堂碰頭會上的發言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最后會議決定譚震林、陳毅、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中央政治局先后召開七次生活會對譚震林、陳毅、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聶榮臻進行批評、幫助。[22]
這里有一個疑問，既然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江青進行了嚴厲批評，那么，為什么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人在會議上對中央文革小組發表措詞激烈的言論后，又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呢？
從形式上看，毛澤東對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人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似乎是因為他們攻擊了中央文革小組，但是進一步分析以后可以發現并非是這樣。雖然毛澤東說過對于中央文革小組的錯誤只能在這里講，不要擴大，但是既然小組成員犯了錯誤，在黨內高層會議上對他們提出質問和批評，即便言詞激烈，態度、方式欠妥，也是不至于招致毛澤東那樣嚴厲批評的。之所以如此，主要的還不是因為他們對于中央文革小組進行了批評，而是因為這種批評涉及到對于文革的整體性評價，呈現出否定文革的趨向。這才是問題的要害所在。
他們在懷仁堂會議上的發言集中在三個問題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黨的領導，老干部是不是統統都要打倒，軍隊還要不要保持穩定。[23]這三個問題，觸及到文革的本質問題，關系到文革要不要進行下去以及如何才能取得成效的問題。
在文革要不要黨的領導上，實際就是文革是依靠各級黨委還是依靠群眾，采取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的問題。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而黨內走資派就潛伏在黨的各級領導崗位上。如果文革在各級黨委領導下進行，就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那么就會出現由黨內走資派來領導文革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又怎么會將打擊的矛頭對準自己呢？為了保護自己，勢必會轉移運動的方向。這樣文革也就難以取得成效了。正如毛澤東所說“如果照原來那樣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來的。”[24]
文革是不是要把老干部全部打倒？當然不是！毛澤東早在二月六日召集周恩來、陳伯達、葉劍英、江青等開會時，就嚴厲批評了這種打倒一切的現象。[25]因為這種行為已經背離了文革的目的，嚴重破壞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如果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人只是反對奪權過程中對干部沖擊過大，對打倒一切老干部的錯誤行為表現出強烈的不滿情緒，倒也沒有什么。因為這不僅是必要的，也是與文革的發展要求相一致的。在這方面毛澤東與他們是存在共識的。遺憾的是，他們并非這樣，而是以此為由對文化大革命表現出強烈的質疑和反對。
試想，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而黨內走資派就隱藏在干部隊伍中。在干部隊伍中尋找走資派，勢必會造成對干部隊伍的較大沖擊。沖擊面過大，出現錯誤了，糾正過來就是了，又何必如此猛烈地抨擊中央文革小組呢？不然的話，又如何清除潛伏在干部隊伍中的走資派呢？如果不把混跡在干部隊伍中的走資派清理出來，又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即便進行這樣的文化大革命，又能取得什么成效、有什么樣的意義呢？因而從他們發言的激烈程度以及質問是不是要把老干部全部打倒來看，業已透射出否定文革的趨向。
文革要不要保持軍隊的穩定？當然是要保持軍隊的穩定！但是不能以此為由，反對軍隊進行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認為黨、軍出現修正主義危害就大了。[26]要知道，軍內走資派是黨內走資派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整軍內走資派就是整黨內走資派的重要一環。至于軍隊文革出現了錯誤，就要及時予以糾正，而不能以此為由否定軍隊進行文革。當然，軍隊文革是在承擔戰備和為文革保駕護航任務的前提下進行的，因而要審慎、有序的進行，但是不能以此為由否定軍隊進行文革的必要性。
由此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到，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人在懷仁堂會議上的發言，對于中央文革小組進行的攻擊，形式上是在批評軍隊文革中出現的錯誤，實際上則是要不要進行軍隊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這才是問題的要害之處。從這里來說，他們對中央文革小組進行的攻擊，不過是他們抗衡、反對軍隊文革的具體表現而已。
從文獻資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毛澤東不論是對于中央文革小組還是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人，都是既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又予以了幫助與寬容的。這表現在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進行嚴厲批評的同時，還嚴格限制了對中央文革小組批評的范圍，當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人在懷仁堂會議上對中央文革小組進行猛烈攻擊的時候，毛澤東又果斷出手，打退了他們對于中央文革小組的進攻，保護了中央文革小組；毛澤東雖然提議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人參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但是當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人在懷仁堂會議上對于中央文革小組發起攻擊的時候，毛澤東卻又對于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可是當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起草了《紅旗》雜志社論——《粉碎反革命復辟逆流》一文送交毛澤東批準時，毛澤東不僅壓下了這篇文章，還要江青向中央文革小組傳達，批評了他們，也不同意中央文革小組正副組長提議印發政治局生活會的材料。[27]四月三十日夜，毛澤東還在住地邀他們開了一個團結會，同意他們在“五一節”上了天安門。[28]
這表明毛澤東對于當時黨內高層出現的“左”、右兩種錯誤行為，是以黨內斗爭的方式來進行處理的。不論“左”還是右，只要脫離了文革發展的道路，影響了文革發展的大局，毛澤東都要進行嚴厲批評并采取相應措施的。在批評中開導、幫助他們，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回到文革發展的正確軌道上來。
5、對毛澤東嚴厲批評中央文革小組的評析。
從以上研究可以看到，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進行嚴厲批評的同時，也在維護中央文革小組的威信。隨后，在中央文革小組受到攻擊的時候，又對中央文革小組提供了保護。這種對中央文革小組既進行嚴厲批評又維護其威信，并提供保護的作法，成為毛澤東對待中央文革小組的鮮明特點。
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進行嚴厲批評，是因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副組長江青未經中央批準就向社會上發出了打倒陶鑄的信號，以及在其他若干重大問題上未向中央請示就擅自作出了決定。同時，面對社會上出現的對干部沖及過大、打倒一切的風氣，也沒有及時向中央匯報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這表明中央文革小組在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重大問題上獨斷專行，存在著嚴重的越權行為；同時，對于文革過程中出現的這些問題，不僅沒有引起他們的重視，及時向中央反映情況并提出適宜的建議，采取措施予以制止，以防止事態的惡性發展，反而對這些業已出現的問題熟視無睹，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樣就嚴重影響到文革的進一步發展，是嚴重的失職行為。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才對中央文革小組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盡管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提出了嚴厲批評，但是為了維護中央文革小組及其成員的威信，毛澤東將批評嚴格限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范圍內。但是毛澤東批評中央文革小組及其成員的消息還是傳播了出去，成為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人大鬧懷仁堂的引線。[29]大鬧懷仁堂的事件發生后，毛澤東又對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反過來又維護中央文革小組的聲譽。這樣我們看到，毛澤東對于中央文革小組表現出批評和維護的雙重態度。
毛澤東對于中央文革小組進行的嚴厲批評，是因為中央文革小組犯了嚴重錯誤。這種錯誤從性質上來說屬于“左”的錯誤，已經嚴重影響到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對于中央文革小組采取保護的態度，不僅是因為中央文革小組曾經為文革做過許多有益的工作，也是因為中央文革小組還要在此后的文革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央文革小組是執行中央文革路線的，他們所犯的錯誤不過是局部錯誤。這些錯誤本來是可以糾正的。但是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人卻緊緊抓住這些錯誤不放，還將文革中出現的一系列錯誤，統統扣到中央文革小組頭上，大鬧懷仁堂。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他們是以攻擊中央文革小組為名，實則發泄對于文化大革命的強烈不滿。從這里也就不難理解毛澤東為什么對中央文革小組采取批評和保護的雙重態度了。
從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既進行嚴厲批評，又進行必要保護中可以看到，不論是進行嚴厲批評還是提供保護，都是從文革發展的大局出發作出的決定。對中央文革小組進行嚴厲批評，是因為中央文革小組的作為違犯了黨內組織程序，影響到文革的正常發展；對中央文革小組進行保護，是因為中央文革小組作為中央具體負責文化大革命的機構，擔負著指導文化大革命發展的重任，即便犯有錯誤，提出批評意見要他們改正就是了，是不宜用這種激烈的方式來攻擊中央文革小組的。這種攻擊從形式上看是將矛頭指向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則表現出否定文革的意向。在這種情況下，對中央文革小組提供保護就具有保障文革發展的重要意義。
陳伯達、江青等人所犯的錯誤從性質上來說屬于“左”的錯誤。正是因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江青等人犯了嚴重錯誤，因而毛澤東才對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批評的目的還是希望他們能夠改正錯誤，回到文革發展的正確軌道上來。不能因為他們犯了錯誤，就抹煞他們的成績，對他們發起猛烈攻擊，進而對文革產生質疑和反對。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江青等人提出嚴厲的批評，就是要糾正他們所犯的“左”的錯誤，同時還要排除來自右的方面的攻擊，維護中央文革小組的聲譽。從這里來說，不論批評還是保護中央文革小組，其目的都是為了文革順利發展所采取的具體行動。
二○二四年十一月六日
文獻索引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八冊，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247頁。
2、《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第1466頁至1467頁；[21]，第1481頁；[23]，第1480頁；[24]，第1423頁；[26]，第1408頁；[27]，第1483頁。
3、《毛澤東年譜》第九卷，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51頁；[6]，第27頁；[10]，第47頁至48頁；[11]，第50頁；[16]，第51頁至52頁；[22]，第54頁，56頁；[25]，第47頁至48頁。
4、《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5]，第122頁，127頁。
5、《動亂中的陳伯達》周國全、郭德宏著，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三月第一版。
[8]，第84頁至85頁；[9]，第86頁至87頁；[12]，第87頁。
6、《王力反思錄（王力遺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7]，第656頁至657頁；[14]，[15]，第657頁；[17]，第658頁至659頁；[20]，[29]，第657頁。
7、《戚本禹回憶錄》（下），戚本禹著，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13]，第562頁；[18]，第563頁，562頁。
8、《“文化大革命”簡史》（增訂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19]，第136頁。
9、《大動亂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28]，第157頁。
10、《<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卜偉華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3]，第4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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