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有著共同命運的國家之間，爆發了一場本不該發生但卻讓世界為之矚目的戰爭——邊界之戰。戰爭的結局是：中國軍隊全殲印軍兩個旅和三個旅的大部，斃傷、俘虜印軍準將旅長豪爾·辛格和達爾維及以下官兵8700余人，并且把印軍趕回到兩國傳統邊界線印方一側，之后，脫離與印軍的接觸，主動后撤到1959年11月7日前雙方實際控制線中國一側20公里以內地區，以大獲全勝，結束了這場戰爭。
這場兩國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戰爭，為什么會發生，其背后折射著較為復雜的歷史原因，這些因素促成和導致了這場戰爭，它的陰影至今仍在影響著兩國的關系。今天，當我們穿越時空隧道，進入到當時的歷史大背景之中來看這場戰爭，一幅較為清晰的脈絡圖便會顯現出來。主觀上毫無疑問是印度尼赫魯政府的侵略擴張政策所為，但客觀上我們不難發現除了美、英兩個殖民主義者赤裸裸地以大量的武器和作戰物質援助印度以外，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老大”，而且是與中國有著《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的蘇聯，積極參與其中，且不顧條約地約束，極力支持印度，為印度與中國開戰推波助瀾，是導致這場戰爭發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蘇聯對印度的支持和援助，讓中國始料未及。這主要是在這一時期，蘇聯除了要和美國搞和平競賽討好美國以外，還由于蘇共和中共之間發生了分歧，導致了兩黨兩國關系的破裂，致使蘇聯倒向了支持印度的一邊。赫魯曉夫上臺后，蘇共便在社會主義陣營內以老子黨自居，在國與國之間實行大國沙文主義。他不能容忍中國的不順從，他要給中共以難堪和教訓。因此，他便通過向印度提供大量的軍援和貸款，來拉攏和討好印度，企圖通過印度與中國交戰，使中國在戰場上失利，轉而有求于蘇聯，達到他所說的要重新把中國拉回到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來的目的。其次，對社會主義陣營內其他“不聽話”的國家，還可以起到一個敲山震虎的作用。赫魯曉夫可謂頗費了心機。
印度不斷在中印邊界尋隙制造事端，無疑給赫魯曉夫提供了打壓和“教訓”中共的一個契機。
（一）
中國和印度都是世界文明古國，兩國有著傳統的友誼，和近1800公里長的邊界線。印度被英國殖民者統治長達二百年，中國人民也有著百年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屈辱歷史，從共同遭遇都相同這一點來說，中印兩國人民痛恨侵略渴望獨立和平的感受應該是相同的。再就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關系來說也是很友好的，早在1940年11月2日，作為印度國民大會主席的尼赫魯，被印度政府逮捕入獄，在延安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聞訊專此致電表示慰問，尼赫魯對此非常的感激，之后，兩黨領導人之間也一直都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基于這兩點，兩國不但應該和睦相處，還應該共同合作，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擺脫了殖民統治以后的印度，為獨立自主發展國家，奉行了不結盟的國策，不參加國際軍事集團組織，應該說是選擇了一條符合自己國家實際的道路，尤其是后來與中國共同倡導和制定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更是贏得了世界的贊譽，也提升了印度的國際地位。然而，正是在這個光環的掩映下，尼赫魯這個貌似斯文的梁上君子，他的個人野心也隨之逐漸地顯現了出來，他正在把這個剛走上獨立發展道路的印度帶入一條死胡同。為了實現“大印度聯邦”的夢想，他竟撕下了“中立”、“不結盟”的華麗外衣，干起了“明掠暗竊”的勾當。先后與鄰國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地區大打出手；之后又派軍隊進駐錫金，把錫金變為了自己的保護國，直至后尼赫魯時代終將其變為了印度的一個邦。對中國則是采取了偷竊加蠶食的手法。這讓人們一下子看穿了他的本質，看穿了他原本所標榜的一切只不過是在作秀而已，他的背后隱藏有更大不可告人的目的和企圖：他就是要明目張膽地侵吞鄰國的領土。
尼赫魯政府在面對和處理殖民主義者遺留給印度與鄰國的邊界問題時，不僅不尊重歷史事實，也不遵守自己親自倡導和制定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尋求通過談判方式來和平解決，而是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赤裸裸地對鄰國提出無理的領土要求。它不但完全忘記了自己曾是一個長期遭受殖民主義者奴役的國家，反而卻繼承了殖民主義者的衣缽，由一個受人欺負的人變成了一個欺負別人的人，其霸道和擴張的本性在世界面前暴露無遺。這樣的一個嬗變令全世界為之愕然。印度的行為，不僅一下子吸引并聚焦了東、西方兩大陣營的目光，讓它們看清了印度政府標榜自己所謂“中立”的真實本質，也使中國更進一步清楚地認識了印度。即便如此，中國政府在處理與印度的關系時，仍然對其持以友好的態度。
印度蛻變的過程，人們不難從尼赫魯早年寫的書中尋找到答案。
早在1934年尼赫魯就在他的自傳中寫道：我對未來遠景的看法是這樣的，我認為將來會建立一個聯邦，其中包括中國、印度、緬甸、錫金、阿富汗和其他國家。后來他又在《印度的發現》一書中做了修正，把他的大印度聯邦定格在印度洋地區，東南亞和中亞西亞，而印度必將成為該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尼赫魯甚至狂言，印度將來獨立后，要成為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從非洲阿拉伯海地區一直到東南亞，這個地區將來是要以印度為政治經濟中心的。從尼赫魯狂妄的言行中，讓人們視乎看到了一個亞洲希特勒的影子。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印度擺脫了英國殖民主義者的統治，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后，尼赫魯便開始了他不動聲色的對外擴張。這個有著強烈狂妄民族擴張主義思想色彩的尼赫魯，雖然明知將整個中國納入他的聯邦版圖那是癡人說夢，但對中國的藏區（含西藏、青海、云南、四川等地區）卻早已是垂涎三尺，他妄想使這一地區成為他“大印度聯邦”的一部分。即使這個大藏區的美夢不能實現，他也要想方設法把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使西藏成為由印度掌控的，橫亙在中國和印度之間的一個緩沖國（附屬國）。在這個圖謀仍不能得逞時，他就極力地阻撓中國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權，妄圖讓中國政府接受一個由他培植的名義上仍屬中國，而實際上管轄權卻是由印度來支配的西藏傀儡政府，這樣就可以繼續維持印度在這一地區所擁有的特權。至于邊界線的劃分，尼赫魯則完全漠視中印傳統邊界線的事實，斷然以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來劃定兩國東段的邊界，這就是尼赫魯的如意算盤。據此，尼赫魯正一步步朝著自己的“既定目標”向前推進。
1949年元旦，毛澤東發表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號召人民解放軍把解放戰爭進行到底。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指日可待，人民解放戰爭已是勢如破竹，勢不可擋。此時雖然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的問題還沒有納入中共領導人的議程，但當年紅軍長征途徑藏區，尊重僧俗和廣大藏族群眾，贏得了他們擁護和支持的作法，不僅讓毛澤東對解決西藏問題有了一個大致明晰的輪廓，也有了解決好這個問題的信心。2月，他在和蘇聯特使米高揚在西柏坡的談話中曾談到過西藏問題，他認為雖然西藏問題比較麻煩，但也并不難解決。其原因主要是交通困難，大軍行動不便，尤其是一個長期受宗教控制又政教合一的民族地區，因而任何事情都要循序漸進，不能太快，不能過于魯莽，不能操之過急，否則會適得其反。應該說基于當時解放戰爭的進展情況，及藏區人民對共產黨和解放軍都還比較陌生的情況
下，毛澤東對解決西藏問題的戰略分析和定位是十分準確的。
然而，后來的一件事卻促使毛澤東改變了原來的想法，這就是發生在拉薩的“驅漢事件”。1949年7月8日，在印度的支持下，西藏噶廈地方政府派出了一支全副武裝的藏軍將國民黨政府駐拉薩辦事處團團圍住，并限令辦事處人員兩周內離開西藏，當時噶廈地方政府的首席噶倫然巴對辦事處主任陳錫章說：國民黨在哪兒，共產黨就打到哪兒，為了阻止解放軍進藏，因此噶廈決定，國民黨政府駐藏辦事處人員一律限期離開西藏。一時間，不僅拉薩，而且拉薩以外的西藏各地，立即刮起了一股驅除漢人的風潮。對于在大陸行將壽終正寢，已處于風雨飄搖中的國民黨政權，此時根本無力顧及在藏辦事處的機構和人員，在壓力和無奈之下，國民黨政府駐藏機關的官員、家屬及其他人員總共二百多人，不得不于11、17、20日，分三批經往印度，再由海路返回到內地。印度當局和西藏地方政府滿以為趕走了國民黨（漢）人，撤走了國民黨駐藏機構，共產黨軍隊就不會進軍西藏了。它們把人民解放軍肩負著解放全中國的使命矮化為僅僅是為了趕走國民黨政權，以為西藏已沒有了國民黨的機構和人員，照此邏輯推理，視乎解放軍也就沒有理由非要進軍西藏了，至少可遲滯解放軍進藏的步伐。它們以為只要能阻止住解放軍進藏，接下來，就可順利且穩步地實施著把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的陰謀。
在驅走國民黨（漢）人以后，接著，在印度支持下的西藏噶廈地方當局便草擬了《西藏獨立宣言》，并組成了所謂的“親善代表團”分別到美、英、印度、尼泊爾等國游說，尋求他們支持西藏獨立。針對印度和西藏噶廈地方政府的所作所為，遠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已敏銳地覺察到了事態發展的嚴重性，為避免夜長夢多，盡快填充中央政府在西藏沒有機構及人員而出現的政權真空，于是立刻著手考慮如何早日進軍西藏的問題了。在經過全面評判分析之后迅速作出了“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的決定，并讓西北、西南兩個軍區立即著手做著進藏的一切準備。至于什么時間進藏，以什么方式進藏等，要根據形勢的變化，另做部署和安排。
1950年年初，毛澤東根據彭德懷的建議，評估和權衡了從西北、西南兩個方向進軍西藏的利弊等因素，最終決定將進軍西藏的重任交給了西南軍區。劉伯承鄧小平親自點將，讓能征善戰的愛將張國華、譚冠三率領第18軍部隊入藏，完成進軍西藏的任務。為保證進藏部隊人員裝備齊全，且編制滿員，劉、鄧首長還特意讓其在二野的六十萬部隊中挑選出精銳的三個師，組成一個三萬人的進藏大軍，開赴西藏。然而，張國華沒有動心，他舍不下自己的部隊，仍決定帶領他鐘愛的52、53、54三個師，踏上進軍西藏的艱辛征程。盡管如此，二野領導仍從各部隊抽調了九千名干部戰士補充到了第十八軍。賀龍還提出進軍西藏要什么我們就給什么，要挑選最好的人馬、物資、武器給十八軍。
在戰略上，毛澤東采納了劉伯承、鄧小平的建議，在第18軍由川康方向進軍西藏的同時，再由青海、新疆、云南各派一支部隊配合向西藏進發。3月4日，就在毛澤東回到北京的同一天，第18軍在四川樂山舉行了進軍西藏誓師大會，隨之全軍開始了向西藏的進發。7月初，第14軍126團先遣營抵達迪慶，7月末，第1軍騎兵支隊進抵玉樹，8月底，新疆軍區獨立騎兵師先遣連也已到達阿里地區，進軍西藏之合圍態勢已初步形成。毛澤東還特別指示進藏部隊，“一邊進藏，一邊修路”，并規定了“進軍西藏，不吃地方”，不擾百姓，一切人員必須尊重藏族群眾，及他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等紀律。以此來贏得廣大藏族群眾和僧侶的支持，有利于擴大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孤立西藏上層少數反動分子。在各路大軍進軍西藏之時，中央也明確提醒并告知西藏地方政府，解放軍進藏是不可阻擋的，它將解放全國領土，完成統一祖國的偉大事業。同時中央真誠邀請西藏地方政府派人來北京進行談判。
當時，西藏地方政府的態度尚處于觀望之中，雖然印度和西藏上層少數反動分子一再阻擾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對話，但迫于形勢發展的壓力，西藏地方政府還是勉強派出了和談代表，只不過磨磨蹭蹭，有意拖延，不那么痛快和情愿。就在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代表團取道印度赴京途中，朝鮮內戰爆發。這個與中國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談判毫不相干的突發事件，讓尼赫魯誤認為這是上天給了他一個阻饒西藏地方代表團與中國中央政府談判的天賜良機，他認為中國必然要全力應對朝鮮內戰和臺灣海峽，暫時會無暇顧及與西藏代表團的談判，因而，他便要以此來試探和挑戰一下中國政府的態度，然后作出相應對策。印度政府隨之以種種理由阻擾西藏代表團赴京，印度駐華大使利用代表團在印度之際，竟毫不掩飾地向中國政府提出，要求談判在印度舉行。尼赫魯的險惡用心分明是要把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談判升格為“國與國”之間的談判，這是中國政府絕對不能容忍的。印度的行為立刻遭到了中國的斷然拒絕。中國政府的態度十分明確，談判的地方不能在中國以外的任何地方，只能是北京。并限期代表團9月20日前到達北京，同時宣布解放軍已經開始進軍西藏。
由于印度的慫恿和阻擾，西藏地方談判代表團遲遲不來北京，對此，中國政府照會印度政府：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西藏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任何人不得干涉，無論西藏地方政府是否愿意談判，以及談判的結果如何，解放軍進軍西藏保衛邊疆是堅定不移的方針。10月11日，毛澤東又在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關于印度對西藏問題態度》的報告上批語外交部：應告袁大使，西藏是中國領土，西藏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人民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經戰爭進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團九月來北京談判，該團故意拖延，至今尚未動身。現人民解放軍已向昌都前進，數日內可能占領昌都。如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談判，代表團應速來京。毛澤東態度是非常之明確，原則問題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
1950年4月1日，中國和印度建立了外交關系，印度當時雖也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實際上卻是說一套做一套，先暗后明，最后完全公開地支持藏獨，干著分裂中國的圖謀。對于印度玩弄的兩面派手法，中國在綜合考慮新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及當時國力等因素，尤其考慮到西藏交通不便以及民族問題，又考慮到西藏長久以來與英印政府的歷史、地理等“特殊關系”，因而對印度還是采取了友善和友好的態度。然而，當解放軍進軍進藏時，尼赫魯卻表現出了非常的不滿，公開表示反對，除極力阻撓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代表團來北京談判以外，還支持鼓勵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對抗。為阻止解放軍進藏，印度派出了軍事顧問和指揮人員，幫助藏軍設立電臺，搜集情報，調援軍火等，并參與實施軍事上的組織指揮。當看到解放軍第18軍主力部隊準備進軍昌都時，他們緊急調兵遣將，糾集了8個團的藏軍，部署在了金沙江西岸，妄圖憑借金沙江天險，封堵和關閉入藏的大門，以達到阻止解放軍西進之目的。為了打破這一企圖，解放軍背水一戰，隨即進行了昌都戰役，最后以殲滅藏軍主力5700余人的勝利，解放了昌都。不僅打開了進軍西藏的大門，也讓西藏地方政府和藏軍見識了一下正義威武之師的厲害，不得不重啟與中央政府的談判，也給了印度一個有力的回擊。
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以維護祖國統一的愛國人士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全權代表的代表團，前來北京與中央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經過一個月七輪的談判，雙方達成了共識，終于實現了1951年5月23日以李維漢為代表的中央政府，與以阿沛·阿旺晉美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簽訂。簽字儀式于當日下午4時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朱德、李濟深、陳云、李維漢四位中央代表分別在協議上簽了字；阿沛·阿旺晉美、登增頓珠等五位西藏代表，使用著書寫藏文所特用的竹筆分別在協議上簽了字。至此，自清末以來西藏同中央政府關系危若垂絲的歷史，以《協議》的誕生和而后的落實，而宣告結束。根據協議之要求，解放軍加快了進藏的步伐，1951年10月26日，第十八軍官兵扛著紅旗，舉著毛澤東朱德的畫像，威武雄壯地開進了高原拉薩古城。
1951年年初，中國軍隊由于在朝鮮投入了較多兵力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作戰，無暇顧及西南邊陲，為穩定西南局勢，毛澤東以爭取贏得政治外交上的優勢和主動，來彌補軍事上暫時的劣勢和被動，同時也給西藏地方政府傳遞出中國與印度還是友好的信息，意在打消他們妄圖依靠印度來實現獨立的夢想。毛澤東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出席了印度駐華大使國慶招待會，與印度各方人士進行了友好的交談。為緩解印度當時國內的糧荒，中國政府還在自身糧食已經很緊缺的情況下，向印度政府提供了66萬噸的大米。中國政府的姿態，贏得了印度人民普遍對中國人民的好感。然而，令中國政府怎么也沒有想到的是，尼赫魯在用中國援助的糧食填飽了肚子的同時，已經把雙腳踏進了中國的后院。他竟乘中國的注意力集中在朝鮮之際，派兵占領了一直由中國西藏地方政府管轄的達旺地區，兩年后藏南的大部分地區近乎被印軍占領。之后，印軍相繼在兩國邊界的東段占領了中方9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中段侵占了阿里地區中方2千平方公里土地，對西段一直由中國有效管轄下的阿克塞欽3萬多平方公里的地方，也提出了領土要求。這個“農夫與蛇”的古老中國典故，竟然在中印兩國之間被演繹了一回，而且被演繹得淋漓盡致。
在占到了“大便宜”以后，尼赫魯更是膽大妄為，進寸得尺。1954年印度竟然不顧事實，公然修改官方地圖，單方面把兩國邊界東段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作為已定國界，并依此與中國攤牌，逼迫中國就范。之后，尼赫魯甚至更驕狂地提出了所謂的“前進政策”，其目標就是要侵占更多的中國領土。印軍不但把自己的哨所盡可能多的建在了中國控制的地區，而且還有意在中國哨所之間建立起印軍的哨所和巡邏隊，與中國哨所形成犬牙交錯之對峙態勢，拖拽遏阻中國軍隊的行動，在其具備了足夠的實力后就可一舉趕走中國軍隊。尼赫魯認為“前進政策”是非常穩妥和有效的，它既可避免冒直接發動戰爭的危險，又可為“發展邊遠地區”提供最佳途徑。在“前進政策”指導下，印軍開始了在中國邊境的不間斷的蠶食和挑釁行為，以致發展升級到后來兩國在邊界的全面戰爭。對于印度不斷侵略擴張行為，中國政府曾多次提出談判解決邊界問題，但都遭到了印度的回絕。
長期以來，印度一直在大力支持西藏上層反動分子，給成立不久的中國政府制造了許多麻煩。印度的所作所為，為被他煽動唆使，總想著獨立的西藏當局上層中的反動集團，增加了與中央對抗的籌碼。由于印度的支持，西藏地方當局的上層勢力，始終不情愿真正接受十七條協議，他們不僅明里暗里制造各種矛盾，還對進藏部隊采取了困餓政策，妄圖餓跨餓跑解放軍。由于解放軍嚴格執行毛澤東“進軍西藏，不吃地方”的進藏政策，在一天僅有四兩口糧的情況下堅持了兩年，發展到后來一天也只能吃到二兩，且主要以青稞、豌豆為主的境地。面對生存困難的考驗，廣大官兵發揚南泥灣精神，開荒種地生產自救，站穩了腳跟，僅1952年就開荒一萬畝，到了六十年代，部隊的副食就能基本上自給，使得那些妄圖通過餓困進而趕走解放軍的圖謀沒有得逞，穩定了西藏的局勢。
為適應并穩定西藏的形勢，1952年2月10日，中央政府代表張經武宣布了中央軍委的命令，決定成立西藏軍區，并任命張國華為司令員、譚冠三為政委、阿沛·阿旺晉美為第一副司令員，同時撤銷了第十八軍的番號。3月間，由藏獨分裂分子成立的所謂“人民會議”組織，在藏傳佛教“傳召大法會”期間，借此在拉薩游行示威，高喊“漢人軍隊滾出去”的口號，一批武裝分子甚至占領了市區周圍制高點，駐日喀則的藏軍第六團也奉調急赴拉薩，大有以武力趕走解放軍的態勢。由于解放軍早有準備，加之中央政府代表張經武孤身前往布達拉宮與達賴喇嘛嚴正交涉，使得藏獨分裂分子沒敢動手，平息了這次事件。
對于印度的行為，中國政府是清楚的，只是由于當時的形勢，還沒有發展到與之要公開論戰的地步。1954年6月，周恩來先后訪問了印度和緬甸，發表了中印、中緬兩國總理的聯合聲明，確立了以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兩國關系的基本準則。實際上也是暗語印度政府，西藏是中國的地方，不要插手西藏問題。同時，也在打消達賴喇嘛對印度依靠的心里。
1956年4月，中央決定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為的是應對變化著的形勢，同時逐步推進西藏民主改革的進程。9月4日，毛澤東根據達賴喇嘛給自己寫信，反映民主改革中的有關情況，中央隨即發出了《關于西藏民主改革問題的指示》。強調西藏的民主改革，要采取和平方法進行，要由西藏人民和公眾領袖，按照他們的意愿去做決定。毛澤東在國務會議上公開向全世界宣布：對西藏實行六年不改的方針。如果到了六年條件不成熟，還可以延長。這就為西藏當局上層那些對民主改革感到不安甚至抵制的人吃了個定心丸。為應對藏獨活動，穩定西藏上層人士的情緒，讓更多的藏族干部參與各項工作，做好民主改革的宣傳和準備工作，中央決定在西藏的人員、機構、財政大下馬，人員要堅決撤回內地，并在1957年3月19日作出了《關于今后西藏工作的決定》。隨之開始了大范圍的裁減工作，總計減員四萬五千人，地方工作僅保留了三千七百多人，部隊也只保留了一萬八千人。
然而，中央對西藏的方針卻被西藏地方政府所誤判，它們認為中央減少了工作人員和部隊，這正是圖謀武裝叛亂的大好時機。在印度的支持下，1958年春，青海、甘肅、四川等藏區相繼發生武裝叛亂。1959年3月，又發動了以拉薩為中心的武裝叛亂，叛亂分子向拉薩的人民解放軍發起了全面進攻，解放軍反擊后，達賴喇嘛等人也逃往了印度。當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剛剛在一個山區避暑勝地住下時，尼赫魯馬上就去拜訪他，表示了對他的同情，并向其允諾，印度將不再遵守它不讓達賴喇嘛從事政治活動的保證。達賴喇嘛隨即在六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了成立西藏流亡政府。當達賴喇嘛抵達新德里后，印度政府不但按照國家元首的禮遇迎接了他，允許達賴喇嘛在印度進行一系列的反華宗教活動，而且還與其一起在印度國內掀起了一場聲援“西藏獨立”的反華浪潮，印度各城市也舉行了聲援西藏叛亂集團的反華示威游行，在孟買，印度社會黨在該市組織了一群人，將毛澤東主席的肖像貼在中國總領事館的墻上，向肖像上亂擲雞蛋和西紅柿，中國對之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為顯示對達賴喇嘛的支持，與此同時，印度便又在中印邊界地區開始了有目地的挑釁活動。1959年4月25日，印度派兵越過麥克馬洪線，侵占了該線以北的朗久地區，4月28日，又侵占了塔馬墩，8月13日，侵占了兼則馬尼，隨之在這些地方相繼都建立了哨所。1959年8月25日，印軍向中方駐朗久附近的工作隊人員開槍射擊，遭中方還擊后2人斃命，于27日印軍撤逃，這就是在中印邊界東段朗久地區發生的新中國成立以來兩國的第一次武裝沖突。為了掩人耳目欺騙世界輿論，印度采取了惡人先告狀的做法。第二天，印度政府就立即照會中國政府，不但不承認是印軍進入到了中國境內，向中方人員開槍的事實，反而指責中國侵略印度。為回應印方的誣蔑，將事實真相告知于天下，中國政府也鄭重發表聲明，說明了事件的原委。10月20日，印度又在兩國邊界的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口事端。印度政府的這些挑釁行為就是要在世界面前制造中國政府不僅“驅趕”藏人，還在中印邊界制造事端的假象，干擾和混淆輿論視聽，達到他通過搞藏獨進而侵占中國領土之目的。面對印度方面的不斷尋釁滋事，中央高層保持了超常克制的態度，中央在杭州召開的高層會議上，毛澤東還是主張“先禮后兵”，“退避三舍”，認為還是要跟印度搞好關系，因為當時我們的敵人是東面的美國、日本及蔣介石，印度是我們的朋友，但同時又提出了做好邊境斗爭的策略和準備。周恩來也一再寫信給尼赫魯，希望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但尼赫魯態度強硬，要中國在承認了非法的邊界線以后才愿坐下來談判，拒絕了中國的好意。尼赫魯不但排除了通過談判協商解決問題的可能性，而且對中國提出了新的領土要求。對于中國政府的忍讓態度尼赫魯卻認為是軟弱可欺，從而更加肆無忌憚，一步步向中國施壓。他完全不顧基本事實，硬把一條本來就是殖民主義者強加給中國政府非法所謂的“麥克馬洪線”，作為中印兩國的邊界線，挑戰中國的底線。
眾所周知，1914年，當時的大英帝國就曾逼迫北京袁世凱政府，接受麥克馬洪線，袁世凱都沒敢接受，那么，現在已經站立起來了的中國政府就更是不能接受。為達到此目的，尼赫魯甚至在其國會發表演說時措辭激烈地說：麥克馬洪線是我們的邊界，我們決不讓任何人越過這條邊界。這無疑是向中國下戰書，已經把中國逼到了懸崖邊上，沒有了退路。針對印度不斷升級的軍事挑釁，1961年12月6日，中國外交部發表《關于中印邊界問題的聲明》，揭露了印度不斷侵犯中國領土領空，加強邊界軍事部署，從拒絕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轉向以武力實現對中國的領土要求，希望印度政府改弦更張，放棄無理要求。尼赫魯對中國政府的聲明置若罔聞，繼續在邊界制造事端，并使摩擦不斷地升級。1962年10月，尼赫魯悍然向印度軍隊下達了“將中國軍隊趕出去”的命令。毛澤東說，尼赫魯已經把刀子架到我們的脖子上來了，就是要殺我們的頭了。要我們死，不行，我們寧可站著死，也不跪著死。中國的領土面積，就連小學課本上都寫著是960萬平方公里，不能在我們的手中變成950萬、940萬，我們絕不做李鴻章。針對尼赫魯咄咄逼人的態勢，中國政府決心予以堅決反擊，10月20日，中央軍委給中國邊防部隊下達了作戰命令，中印邊界戰爭拉開了序幕。開戰后，中國政府莊重聲明，中國軍隊由于被迫進行自衛還擊，因此將不再受麥克馬洪線的約束，由于中國軍隊奮起直追，給了印軍以毀滅性的打擊，一舉將其追趕到了兩國傳統邊界線印方一側，以小的代價贏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狠狠地教訓了一下尼赫魯。
中國被迫接受這場戰爭，實屬無奈和迫不得已。毛澤東曾希望通過這場戰爭能夠達到兩個目的：一是讓邊界穩定三十年，二是把尼赫魯拉到談判桌上來。顯然第一個目的達到了，但是第二個目的沒有達到，直到1981年黃華外長才實現了與印度的雙邊談判。然而邊界確實是穩定了幾十年。
（二）
當中、印關系由于尼赫魯的擴張政策完全破裂之后，中、蘇關系也出現了裂痕，且愈演愈烈。在中、蘇關系尚且和好之時，中國政府就把印度軍隊在兩國邊界不斷蠶食中國領土、制造邊界事端的相關情況通報給了蘇聯，讓他們了解事實的真相，爭取得到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諒解和支持。同時，也善意地提醒蘇聯在和印度發展關系時應持警惕和慎重的態度。應該說蘇聯對印度的行為和做法也是了解和清楚的，只是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及蘇聯在國際、黨際關系中奉行大國沙文主義政策，尤其在中、蘇兩黨的關系出現了分歧，蘇聯便利用印度來制衡中國，因而使得天平的砝碼偏離了中國一側。
中、蘇關系的發展歷程，嚴格來說在新中國誕生之前還僅是黨際關系，后來才是國際關系。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曾二次想去蘇聯，但由于斯大林考慮到與國民黨政府的關系，拒絕了毛澤東。新中國成立后，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中國采取了一邊倒的政策，完全站在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我們在國際上是屬于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和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為發展和加強與蘇聯的黨際、國際關系，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從北京西直門火車站乘坐9002次專列，出訪蘇聯。剛成立的新中國，百廢待興，國民黨殘余勢力也還未被徹底消滅，解放軍還沒有進軍進藏，許多大量的事務需要新中國的領導者們來處理，而毛澤東卻用了近三個月的時間到蘇聯訪問，足見他對中蘇關系的高度重視。在蘇聯期間，毛澤東除了與蘇聯領導人深入交談、交換意見之外，還廢除了蘇聯以前與國民黨政府簽署的條約，把昔日沙俄及二戰后期按照雅爾塔協定被蘇聯侵占的中國主權也收回中國，并與蘇聯新簽署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可以說此訪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鞏固和加強了中蘇全面關系。同時，也求得了北部邊界的穩定和安寧，便于中國在全力應對美國日本及臺灣的軍事冒險時沒有了后顧之憂。
五十年代的冷戰時期，世界上出現了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集團。印度是一個不結盟的國家，是游離于兩大陣營之間的一顆棋子，美國和蘇聯都清楚地看到了一個“中立”的印度在東、西方對峙中的作用，因此，便都在做著如何才能將其拉入自己陣營的盤算。朝鮮戰爭期間，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通過與中國軍隊的正面交鋒，切身感受并真正領教了一回中國軍隊的頑強意志和戰斗力。由于在戰場上沒有撈到便宜，它便改變了由直接對抗轉為遞刀殺人加封鎖圍堵的策略。美國在看到了印度對于牽制和制衡中國的作用，尤其看到了印度對中國有侵略擴張野心之后，便將拉攏的目標鎖定上了尼赫魯。肯尼迪政府認為，通過大規模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促使印度改變放棄中立的立場，從而可將其拉入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之中。為此，在印度獨立后的十年間，美國就給了印度二十一億美元的援助，尤其自1959年到1962年兩年多時間，援助額更是高達四十一億美元。在與中國開戰前的1962年3月間，印度有意在中、印邊界一鬧，一次就從美國政府以出售剩余農產品支援印度的名義，輕而易舉的又得到了二十五億盧比的貸款。印度的財政部長毫不掩飾地說，由于要對付中國，印度就要有錢花。美國的態度使得尼赫魯飄飄欲然，忘乎所以，視乎覺得自己已成了西方世界的一個“香餑餑”，更激活和燃起了他要建“大印度聯邦”的夢想。
對于美國的作法，蘇聯很清楚地看到了它的意圖，也不甘示弱，蘇聯領導人公開強調印度對加強世界和平的重要性，隨之便開始了對印度的拉攏和援助。1955年底，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前往新德里，展開了對印度的訪問，希望通過相互了解和援助，能夠把印度建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橋頭堡。尼赫魯在摸清了赫魯曉夫的底牌后，便依此為誘餌來吊赫魯曉夫的胃口，進而使印度能夠從蘇聯人那里得到更多的盧布。此時，中、蘇關系尚處于友好時期，但蘇聯在已知尼赫魯在西藏問題上的態度，尤其是在中、印邊界問題上表現出擴張行為，對中國已有領土要求的情況下，完全不顧中國人的感受，仍然積極與印度發展關系的這一舉動，也讓中國多少感到了有一些不怎么舒服。
美國、蘇聯為爭取和拉攏印度，展開了一場“競賽”。但美國援助的力度超過蘇聯。使得印度既得到了美元，又得到了盧布，這讓尼赫魯慶幸不已。由于中、蘇兩黨之間意識形態之爭，以致后來逐步延伸和擴大到向兩國關系之間蔓延，印、蘇兩國關系隨之密切起來，蘇聯便也加大了對印度的援助。
中、蘇意識形態的公開之爭，開始于1956年初。
1956年2月，蘇共第二十大在莫斯科召開，赫魯曉夫搞突然襲擊，在事前未告知各共產黨國家的情況下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他在報告中談到了斯大林和蘇共許多“可怕”的事情，一下子在東、西方之間引發了巨大的震動。許多國家共產黨都認為赫魯曉夫的報告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亂，不利于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共和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的行為“揭了蓋子，捅了漏子”，認為他迎合了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對社會主義國家提出的“和平演變”的戰略，達到了美國想要實現的使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分裂之目的，是在討好和幫助美國。對于中共及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態度和意見，赫魯曉夫全然不顧，仍然以“老大”自居，采取了挖苦甚至壓制的作法，態度之惡劣使得各國共產黨、工人黨都難以接受，中、蘇兩黨之間的分歧也便從此開始。
對于中、蘇兩黨之間的分歧，中共希望本著團結、友好、協商的態度解決問題，而蘇共卻相反，不僅拉攏一些國家共產黨來圍攻中國，還把當時正在蘇聯“治病”的王明抬了出來，攻擊中共。為了迎合赫魯曉夫，王明公開在蘇聯報刊上發表文章，對中共和毛澤東進行了誹謗和攻擊，這在各國共產黨中造成了一定消極的負面影響。
1957年1月，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周恩來在與赫魯曉夫的會談中說：社會主義各國是獨立的國家，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必須符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符合馬列主義關于民族平等的原則。但赫魯曉夫則不以為然，仍然堅持自己的霸道立場。之后，代表團又訪問了波蘭、匈牙利等國，與這些國家領導人就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之間的團結和當時的國際形勢交換了意見，并達成了諒解和共識。針對蘇聯以“老大”自居的霸道行為，1月27日，毛澤東在有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會議上說：“在形勢的壓迫下，蘇聯那些頑固分子還要搞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行不通了。”道出了他對蘇聯長期以來這種作法的反感和不滿。11月，為參加蘇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慶祝活動，毛澤東決定親自率領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闡明中國的立場和態度。代表團成員有宋慶齡、彭德懷、鄧小平、楊尚昆、郭沫若等。毛澤東與各國共產黨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和交談。他在有64個共產黨和工人黨出席的代表會議上重點談了形勢和團結問題，他說：社會主義陣營必須有一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也必須有一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共產黨。同時他也強調各黨之間是同志和兄弟關系，不是老子和兒子的關系。針對由于赫魯曉夫不負責任的言行造成個別國家共產黨領導人對中共產生的誤會，毛澤東直接明確地給他們傳遞出中國共產黨是為了尋求團結，并不是要與蘇聯來爭社會主義陣營領導權的信息，將中共的態度告知天下。
赫魯曉夫視乎坐在了一列“霸道號”高速運行的列車上，由于慣性使得他無法停下來。當他和中共的意識形態之爭還在進行之時，不久又向中國提出了更滑稽無理的赤裸裸要求。1958年，赫魯曉夫向中國領導人提出要在中國建立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企圖從軍事上控制中國。此舉，顯然觸碰到了中國的底線，遭到毛澤東的斷然拒絕。對此赫魯曉夫非常不滿，大為惱火，立即對中國進行了責備。這也是以后兩黨兩國關系更進一步惡化的一個重要誘因。
1959年8月25日，由于印度在邊界問題上奉行侵略擴張政策，且長期蠶食中國領土，中、印兩國終于爆發了第一次武裝沖突（即朗久事件），世界輿論對此一片嘩然。美國、英國會說什么，它們會支持誰？中國是完全可以預料到的。然而，唯有蘇聯的聲音讓中國和世界感到震驚。
事件發生后，中國政府就及時將這一情況告知了蘇聯，蘇聯方面卻做出了令人詫異的反應。9月8日，蘇共中央就致函中共中央，對中國的正義作法提出了異議，認為中、印邊界是山區，難以劃出準確的邊界線，竟然還不顧基本事實，指責中國在邊界沖突中造成了印方人員的傷亡。9月9日，塔斯社公開發表聲明，對中、印兩國發生武裝沖突表示遺憾，希望雙方和平解決。并說蘇聯領導人深信，中國和印度不會允許哪些不希望國際形勢緩和而希望它尖銳化的勢力在這個事件中坐收漁利。對此，中國政府當即請蘇聯駐華大使轉告蘇聯政府，塔斯社的聲明違背了中、蘇兩國一向在國際事務中進行溝通協調的慣例，把中、蘇兩黨之間的內部分歧暴露于世，不利于各國共產黨之間的團結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按照中、蘇兩國是同盟國協約中的條款來講，蘇聯應該支持中國，起碼應該保持中立，但是蘇聯的態度卻截然相反，已經公開站在了支持印度的一邊。當年中國駐印度的外交家符浩曾說，蘇聯的聲明發表后，印度的外交官非常得意和高興，專門拿著這篇聲明給他看，言外之意就是蘇聯也并非和你們是一起的。不僅如此，就在中、印邊界武裝沖突發生后半個月內，蘇聯還馬上與印度政府簽訂了十五億盧布的援助貸款。這一招，更深深地震撼和刺痛了中國。
針對蘇聯的態度，9月13日，中共中央致函蘇共中央，批評了蘇聯在原則問題上采取遷就和妥協的立場，認為蘇聯是慫恿和偏袒印度，是為了討好美帝國主義而送給艾森豪威爾的見面禮（蘇、美戴維營會談）。此時正在訪美的赫魯曉夫，在結束訪問回國途經北京之際，參加了中國國慶十周年慶典，他在同中方舉行會談，給中國領導人通報了相關情況后，在談到中、印邊界武裝沖突時，第一次與中國領導毛澤東等人發生了爭吵。外交部長陳毅質問赫魯曉夫：“在中印邊界問題上，正義究竟是在那一邊，你也曾經說我們是兄弟黨，兄弟黨為何不站在正義一方。”赫魯曉夫說：“你們為之戰斗的土地，是在西藏人口稀少的高山上，為這么一小塊荒涼高地真的值得流血嗎？這邊界是幾十年前確定的，為什么等到現在才拿它來小題大做。”。陳毅說：“那塊土地于法于理它都是屬于我們的。”赫魯曉夫望著身著元帥服的陳毅說：“我知道你是元帥，我是個中將，軍事上我得聽你元帥的。但在黨內，我是第一書記，你只是個政治局委員，你應當聽我的。”。這一爭吵把僅僅只是有裂痕的兩黨兩國關系，更是變成了一條鴻溝。
1960年4月，中、印兩國總理就邊界問題舉行了會談，會談破裂后，蘇聯便根據印度的要求開始向其提供大量軍火，尤其給印度提供了能夠針對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印軍在喜馬拉雅山使用的能夠適應一萬六千英尺以上高度飛行的直升機和運輸機，就是蘇聯當年生產的最新式的裝備，駕駛員也全由蘇聯培訓，印度還向蘇聯洽購了當時最新式的米格21戰斗機。這種戰機蘇聯曾拒絕給中國提供，但蘇聯卻在1962年中印交戰前幾個月，連設計圖紙一起交給了印度，還向印度保證其在今后生產制造這種機型時將向它提供全套設備。從1959年9月到1961年2月，蘇聯多次向印度提供的貸款額就達7.86億美元。蘇聯的援助，已經把利令智昏的尼赫魯推到了不決心與中國決一雌雄誓不罷休的危險邊緣，實際上等于是蘇聯已經間接參與了對中國的作戰。
1960年6月，彭真率中共代表團參加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會前，蘇共代表團突然散發通知，對中共進行全面攻擊。會上赫魯曉夫又帶頭對中共進行了圍攻，誣蔑中共要發動戰爭，是“瘋子”，自責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是“純粹的民族主義”。布加勒斯特會議后，蘇共又進一步對中共施壓，把兩黨之間的分歧完全擴大到了國家關系上。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召回蘇聯在華專家，沒有等中方回復，7月25日又通知中國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蘇聯將撤回全部在華專家1390人，終止派遣專家900多人并撕毀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止257個科技合作項目。蘇聯的翻臉，打亂了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計劃，加重了中國經濟的困難，造成了中國在經濟建設尤其是國防建設上難以挽回的重大損失。毛澤東認為蘇聯完全反華，赫魯曉夫已經偏離了馬列主義，滑向了修正主義。蘇聯這種不顧中蘇兩黨關系、兩國人民友誼大局，赤裸裸的支持幫助印度與中國對抗，給中國制造麻煩的作法，暴露了它在和其他國家發展黨際、國際關系中的大國沙文主義本質。其次，赫魯曉夫個人的易怒、粗暴甚至往往帶有侮辱性舉動的品性，也助長了蘇聯對外政策上的這種“老大”霸道作法。
1960年11月，劉少奇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蘇聯十月革命43周年慶典，并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81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各國黨代表會議前夕，蘇共又向各國黨代表散發了一封長達六萬余字攻擊中共的信，會上又對中共進行圍攻。由于多數黨希望團結，中蘇雙方各自作了一些讓步，會議最終通過了《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這個聲明是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共同的行動綱領，但是，蘇共卻不遵守和執行聲明條款的內容。
1961年10月，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應邀參加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周恩來在會上宣讀了毛澤東的賀詞并講話。周恩來特別指出，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如果發生了爭執和分歧，應該本著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平等和協商一致的原則，耐心地加以解決。對任何一個兄弟黨進行不公平的片面的指責，是無助于團結，無助于問題的解決的。把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的爭執公開暴露在敵人面前，不能認為是馬列主義的鄭重態度。這種態度，只能是親者痛仇者快。中國共產黨真誠地希望，有分歧和爭執的兄弟黨，將會在馬列主義的基礎上，在互相尊重獨立和平等的基礎上，重新團結起來。應該說中共的態度是善意和誠懇的。
隨著中蘇爭執的升級，蘇聯便開始在兩國邊界地區不斷地制造事端。就在印度不斷在中、印邊界對中國進行武裝挑釁，兩國全面開戰前幾個月的1962年4月，蘇聯通過其領事的長期策動，誘騙裹挾，使新疆的塔城、裕民、霍城三縣邊民六萬余人逃往蘇聯，5月，又制造了伊犁等地暴亂事件，不斷地給中國制造麻煩。赫魯曉夫與尼赫魯一唱一和，演出的雙簧戲，就是要造成中國兩面受敵的態勢，幫尼赫魯一把，雖不能達到使尼赫魯侵占中國領土的企圖，但起碼起到了牽制和削弱中國實力之目的。
1962年，另一個潛在的危機也逼向了中國，這就是中、美在臺灣海峽的對峙已處于了緊張狀態，美國不斷派出高空無人偵察機在中國東南沿海偵察，搜集大陸軍事情報，臺灣的國民黨也在叫囂要反攻大陸。當中、印兩國邊界沖突升級以后，美、英兩國曾致電蔣介石，希望臺灣發表聲明譴責中共，但臺灣從當局到輿論均保持了沉默。印度也趁機拉攏并希望臺灣從東南沿海進攻大陸，加之蘇聯在中、蘇邊界制造麻煩，造成大陸東、西、北三面受敵，在中國無暇顧及的情況下，妄圖一舉通過戰爭把兩國的邊界定格在麥克馬洪線上，蔣介石看穿了尼赫魯的企圖，拒絕了印度的拉攏和利誘，維護了中國領土完整和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
與中國叫板著實讓尼赫魯大撈了一把，尼赫魯的手里既有美元，又有盧布。有了美國和蘇聯的支持，尤其是社會主義陣營“老大”蘇聯的支持，使得他一時變得肆無忌憚，忘乎所以，覺得自己已經有了戰勝中國的絕對把握，使得他鐵了心決心要與中國開戰。尼赫魯將美國和蘇聯援助給他的錢用于對中國的戰爭，這樣就可以不動用自己國庫里的銀子，空手套白狼，就能把麥克馬洪線以南的中國領土收入自己的囊中，這是他日思夢想的如意算盤。可惜尼赫魯的“聰明”只是自己的一廂情愿，恰恰事與愿違，他低估了中國軍隊的戰斗力，當與中國軍隊一交手，就被打得丟盔棄甲，狼狽逃竄，因此也把尼赫魯送上了一條不歸之路。
就在中印兩國軍隊在邊界全面開戰后的第五天，印度就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尼赫魯親自接管了國防部。在新德里幾乎所有華僑商店都被砸毀，而且華裔印度公民還被視為敵國僑民被抓進了集中營，印度內政部還逮捕了在法律上有合法地位的印度共產黨，這不僅引起了其他共產黨國家的抗議和反對，由此也對赫魯曉夫的作法提出了質疑和指責。由于赫魯曉夫一直是支持尼赫魯侵略擴張政策的，因而讓赫魯曉夫在世界共產黨國家中也丟了面子。同時，這一時期，由于蘇聯還陷入了一場震驚世界的古巴導彈危機之中，迫于無奈，赫魯曉夫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由一改支持印度的態度轉而支持中國進行反擊。赫魯曉夫態度的轉變，使得尼赫魯非常尷尬和難堪。最后，迫使尼赫魯不得不釋放印度共產黨中的親莫斯科派，才使得蘇聯的態度有所改變。在美國的壓力下，蘇聯被迫從古巴撤出導彈后，導彈危機得以解除，蘇聯又恢復了完全支持印度的態度。
從1960年至1969年，蘇聯在中蘇邊境挑起的各種事件就高達五千多起。1963年，蘇聯與蒙古簽署了《關于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的防務協定》條約，1966年1月，又與其簽署了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蘇蒙友好互助合作條約》，蘇聯在中蘇、中蒙邊界大量駐軍，對中國已經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當時，國內國際形勢對中國來說都極為嚴峻和不利。中國國內也剛經歷了一場三年自然災害，國民經濟尚處在恢復階段，這些內外因素，造成了尼赫魯的誤判，促成了他與中國開戰。但縱觀這場戰爭，不能不說蘇聯慫恿支持的態度是起了決定性作用的。
（三）
只要尼赫魯不放棄侵略野心，中印邊界問題就永遠無法解決。中印邊界之戰，尼赫魯看到了解決邊界問題的難度及軍事解決的重要性，因而在對外關系方面他放棄了“不結盟”的政策，企圖通過尋求支援，增強軍事力量來解決邊界問題，因此他便迅速向西方靠攏，也因此得到了美、英等國的大量援助和貸款。盡管手里有了錢，但尼赫魯始終沒敢輕舉妄動。這一時期，蘇聯也繼續擔當著印度最大軍火商的角色。戰后歷史學家們對這場戰爭進行了深入判斷和分析，認為如果當年莫斯科規勸印度，使其放棄“前進政策”，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尤其是放棄對印度的軍事援助，就可以抑制尼赫魯的冒險心里，恰恰相反，蘇聯鼓勵印度，助長了尼赫魯的擴張，使得尼赫魯把印度帶上了一條通向災難的不歸之路。
蘇聯之所以支持印度還與另外一個間接原因有關系，這就是蘇聯與中國的邊界問題。由于印度和蘇聯都與中國存在著邊界劃定的問題，共同的利益使得它們在對付中國的態度上形成了一致的看法。蘇、中兩國有著漫長的邊界線，由于沙俄通過不平等條約割去了大片的中國領土，兩國的邊界也始終沒有完全劃（勘）定。中、印兩國之間的邊界，也是遵循著傳統的習慣邊界線。中印邊界之戰結束后，中國政府多次提議印度政府舉行兩國邊界問題的談判，但都遭到印度的拒絕。中國政府認為，所有邊界問題必須通過談判才能最后解決。為此，中國政府設想先通過與蘇聯談判，進而促成與印度的談判。中國政府希望不僅愿通過與蘇聯的談判，使兩國的劃界進入到實質性的階段，也可就此給印度政府一個仿效解決邊界問題的先例。在中國政府的提議下，一九六四年蘇聯和中國就兩國邊界問題進行了談判。然而由于分歧過大，談判剛一開始就宣告破裂。蘇聯對邊界問題采取了同印度完全相同的立場，正如蘇聯人自己事后所說的：他們堅持“邊界全線都已由條約議定書和地圖作出了清楚、精確的規定”，他們拒絕進行全面談判，因而使中、蘇談判不得而止。蘇聯的態度，又一次助長了印度政府在邊界問題上不愿意回到談判桌上的心里。
1963年——1964年間，中、蘇論戰全面展開。對蘇共及蘇聯的霸道和大國沙文主義作法，中共連續發表了“九評”，給予了反擊。1966年中國又開始了以反修防修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蘇爭吵愈演愈烈，兩國關系也因此跌至冰點，蘇聯便在中蘇、中蒙邊界陳兵百萬，威嚇中國。1969年3月，蘇聯出動坦克、裝甲車等，入侵中國領土珍寶島，打死打傷中國邊防軍人多人，中國軍隊被迫還擊，中蘇邊界武裝沖突隨之爆發。之后，蘇聯又在與中國新疆接壤的地區制造了多起邊界武裝挑釁事端，雖然解放軍的武器裝備遠不如蘇聯，且面對的是比印軍更為強大的敵人，但由于中國軍隊不怕犧牲英勇作戰，仍然贏得了戰爭勝利。印度雖然公開支持蘇聯，然而在有被中國軍隊打痛了的深刻教訓之后，使得它始終沒有也不敢輕舉妄動，挑起新的邊界事端。此時蘇聯印度兩國也都已更換了領導人，但中、印邊界戰爭后留下的心結，使蘇聯和印度這兩個國家，視乎一下子又找到了它們的共同點，它們又走到了一起，要聯手來對付中國。1970年英迪拉甘地政府與蘇聯勃列日涅夫政府簽定了為期20年的帶有軍事同盟性質的雙邊條約。條約明確規定，雙方“保證不向與另一方發生武裝沖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在一方遭到進攻或進攻威脅時，應立即共同協商。”當時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說，如印度發生戰爭，蘇聯將在軍事、外交上全面支持印度，并牽制中國對巴基斯坦的援助。很顯然，這是針對中國和反制中國的軍事同盟條約。
在中印邊界作戰中，由于印軍作戰失敗，使得尼赫魯無顏面對印度人民，在自責、郁悶和謾罵聲中，于戰爭結束兩年后的1964年5月駕鶴西去，這個昔日的戰爭狂人，其擴張侵略的歷史就此畫上了句號。有趣的是，5個月之后，在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當天，赫魯曉夫也被蘇共中央解除了職務。11月21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志社論《赫魯曉夫是怎樣下臺的》一文，社論說：赫魯曉夫垮臺的最根本原因，是他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出的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違背了蘇聯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圖阻礙歷史的前進……，是他對內對外的一系列錯誤政策的結果。
隨著蘇聯的解體，昔日的蘇聯帝國已不復存在，中蘇邊界也變成了中俄（俄國）、中哈（哈薩克斯坦）、中吉（吉爾吉斯斯坦）、中塔（塔吉克斯坦）的邊界。2008年10月，隨著中俄兩國政府在黑瞎子島上舉行的“中俄界碑揭牌儀式”帷幕的落下，標志著中蘇（俄）長達四千多公里長的邊界線已全部劃定，中蘇（俄）長達幾十年的邊界談判也畫上了一個句號。中印邊界雖仍然維持原狀，然而印度侵占的中國麥克馬洪線以南的藏南地區，卻被印度政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由特區升格為了阿魯納恰爾邦，并大量移民，企圖造成既成事實永久霸占，也給兩國的邊界談判增加了困難和難度，雖兩國先后進行過15輪的雙邊談判，但卻沒有任何進展。然而有著被中國打痛且無法忘卻的深刻教訓，使得印度始終沒有放棄報復中國的念頭，每遇國際大氣候有合適的時機它就會出來表演一番，展示一下，有意在邊界制造摩擦，加劇局勢的緊張，嫁禍于中國。1987年印軍在桑多洛河谷有意挑釁，2017年制造洞朗對峙，2020年在加勒萬河谷越境尋釁，造成我解放軍多人傷亡，我邊防部隊對其挑釁行為進行了有力的回擊。除此之外，印度為了達到永久霸占我國領土，造成既成事實，不僅對我藏南地區進行了所謂的開發，還修改了一些地方的名稱，但中國政府堅決反對并一概不予承認，不得不重新發布藏南地區的相關地理坐標名稱等信息。從2019開始，印度又在我藏南地區修建色拉隧道，2024年3月9日，總理莫迪還出席了色拉隧道落成儀式，顯示出要永久霸占的態勢。印度軍方也去該地“視察”，印度國防部稱，色拉隧道的開通強化了印軍備戰的水平，提升了印軍的投送能力，印軍已在中印邊境重新部署了1萬名士兵。3月15日，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做出回應說：藏南地區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方從不承認并堅決反對印方非法設立的所謂“阿魯納恰爾邦”。印方在我藏南的一切行為都是非法和無效的。
其次，戰后的幾十年，由于達賴喇嘛仍在國外搞分裂祖國的活動，美國也在我南海有意制造事端，不僅支持臺獨，還慫恿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國，非法侵占開發中國的島嶼和海洋資源。這些情況的出現，讓印度視乎又找到了能聯手對付中國的伙伴，使得它也時不時出來叫囂一番，妄圖插手我南海爭端，故意把水攪渾，給中國制造麻煩。
雖然中、印兩國存在著懸而未決的邊界問題，但并沒有對兩國經濟的發展產生太大的影響，戰后，尤其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中、印兩國在經濟、文化等領域，都有交流與合作，到了2011年兩國的貿易額就達到了創紀錄的739億美元，2022年更是超過了1360億美元，近幾年更高。
當今的俄、印關系，雖不能與當年蘇、印關系相提并論，但仍然是比較微妙，存在著很大的變數。印度仍是俄羅斯武器的最大進口國。由赫魯曉夫和尼赫魯這兩個人造成的這種三國關系的這種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仍在延續和維持著，并且一直還影響著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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