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雖然社會風氣開始敗壞，但是并沒有沖擊到工人的飯碗，人們的生活還是不斷得到了改善。
記得我結婚的時候，父母給置辦了一套家具，買了一輛自行車，還有鍋碗瓢盆等生活用品。
那個時候，青年人結婚基本都是這個“配制”，因為每家的收入大體相同。所以，年輕人除了比較家具的款式，并沒有更多的奢求。
在現在的年輕人眼里，這種“配置”簡直是最低的版本，但在那個時候已經是相當滿足了。父輩們都說：你們趕上好時候了，比我們那個時候可強多了！
社會是發展的，我們的生活比父輩強，而父輩的生活肯定會比舊社會好。有些人總拿現在的生活水平跟“前三十年”作比較，這是典型的混蛋邏輯，如果拿“前三十年”的水平跟舊社會比，不照樣強得多嗎？
那個年代留給我最深的記憶，不只是物質上的滿足，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無憂無慮，沒有現在年輕人頭上的“三座大山”，醫療、養老、子女教育都有保障，更沒有失業的后顧之憂。
所以，工廠里的各種活動我們都積極參加，盡管工作很緊張，但下了班，騎著自行車帶上女朋友，去看電影、滑旱冰、跳交誼舞，甭提多開心了！
轉眼幾十年過去了，但當時的情景卻歷歷在目。
記得每到節假日，公園門口都熙熙攘攘，賣冰棍的、賣冷飲的、賣玩具的小販站在路邊，叫賣聲此起彼伏。小孩子們總會被吸引，纏著爸媽索要。公園里沒有現在這么多的娛樂項目，只有套圈、劃船、碰碰車等，大人孩子會在里面玩得不亦樂乎，不時發出陣陣的歡笑。
過年過節的時候，馬路上會出現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年輕人一大早便會騎上自行車，前梁上坐著孩子，后架上坐著媳婦，車把上掛著兩包點心，一路哼著流行歌曲去拜見丈母娘。
那個時候跟現在一樣，發了工資如數交到老婆手里，而且還沒法“貪污”，因為每人的工資是死數，人盡皆知。但是，獎金是活的，每個月發多少沒有定數。所以，每當發了獎金，也會約上幾個要好的工友，找個小館子喝上幾杯。
工人陶醉在越來越好的生活中，并不知道某層面卻風起潮涌，給企業“松綁”的呼聲不斷。所謂的“松綁”，說白了就是實現政企分開、黨政分開。所謂政企分開就是政府機關不再干預工廠的生產經營，企業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黨政分開則是黨委不再參與生產經營，廠長一個人說了算。
當時，各種媒體也推波助瀾，記得有位廠長在接受采訪時振振有詞，說：市場形勢瞬息萬變，每一個經營決策都要經過黨政研究，等研究出了結果，黃瓜菜都涼了。
當時，許多人都覺得這個說法很有道理，市場經濟就是靈活多變的，如果延用僵硬的決策機制，很可能會貽誤商機。
那個時候，許多工廠的書記和廠長都明爭暗斗，互不相讓。大概是1984年，國家正式發話：由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改為廠長負責制。從此，廠長便成了工廠的大家長，所有生產經營決策都是一個人拍板。
漸漸的，人們看出了名堂，所謂的“松綁”其實就是取消監督。結果也正是如此，國家給企業“松綁”以后，企業腐敗便正式“登場亮相”，而且大有后浪推前浪的氣勢。
當時，有工人大發感慨，戲謔說：“兒媳婦想偷漢子，如果有婆婆盯著，也是有賊心沒賊膽！”
那個時候，真是亂糟糟的，想不起是什么時候，社會上又刮起了“國退民進”的大風，好像說的是國有產權交易出讓，鼓勵民營企業大力發展。
記得當時周邊的農村，作坊式的紡織廠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當時，他們沒有技術，便到國有大廠出高價挖人才，雇傭技術工人給他們安裝、維護設備。
當時，人們都很羨慕這些人，都說他們掙了大錢。
可別小看這些作坊式的小廠子，他們靠著各種優惠政策和低成本的優勢，與國有企業搶原料，爭市場，形成了強大的競爭力，把國有企業搞得非常狼狽。有些底子薄的企業，被擠兌得難以為繼，只好關門停業。大概從那個時候，有了工人“下崗”這個詞。記得當時有工人看著緊閉的企業大門自嘲：“當年的搖錢樹，今天的苦菜花！”
其實，那個時候人們看到的只是表面現象，實質上是某些人在布局，等把國有企業擠得七零八落以后，便有了攻擊公有制的借口，而且可以趁機侵吞國有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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