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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推動要見結果了，歷史的車輪要轉向了。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這一專題的時間跨度，大概從1935年底中央到陜北召開瓦窯堡會議開始，到1945年9月抗戰勝利。包括如何突破困境，通過主動作為轉變時局，促成國共合作，結成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如何進行預見性的思想理論準備，如何在敵后打勝仗，如何發展壯大最后戰勝日本侵略者；還有在抗戰中如何建黨建軍，如何建設根據地，如何處理統一戰線中各種矛盾和摩擦等問題。

　　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是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洗禮之后，系統總結了勝利和失敗的經驗教訓，又在指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實踐中，解決了種種前所未有的難題形成的。這是一個極其曲折豐富、最后走向勝利的理論和實踐過程，讓我們一起踏上征程吧！

　　第一部分：扭轉歷史車輪

　　十五、西安事變前的“三位一體”

　　這一節的主題是：西安事變前，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的“三位一體”。

　　山城堡戰役后，胡宗南部被迫全線后撤，進攻暫時停止了。但蔣介石仍在大力調兵遣將，企圖把紅軍徹底消滅掉。面對這樣的形勢，毛主席是如何認識的呢？

　　此時，毛主席正在研究哲學，讀蘇聯哲學家西洛可夫、愛森堡等人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中譯本，幾個月里連續讀了三四遍，寫了大量批注。這也反映在他對形勢的思考認識中。山城堡戰役勝利第二天，他在給朱德、張國燾和方面軍領導的電報中指出：

　　“現時敵軍中發展著四種矛盾：第一種是抗日與“剿共”之間的矛盾；第二種是蔣軍與東北軍之間的矛盾；第三種是上級的嚴令進攻與下級的對紅軍恐懼的矛盾，此種矛盾現在極大發展著；第四種是官長與士兵間的矛盾，此種矛盾以近日的物質困難與疲勞而加深。”[1]

　　哲學方法論要求認識和分析客觀存在的矛盾，在錯綜復雜的矛盾關系中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推動矛盾轉化到有利于己的狀態。毛主席在分析矛盾后提出下述要求：

　　第一，要準備徹底擊破胡宗南。紅軍要更加團結一致，統一指揮，忍受與克服一切困難，不失每一個有利時機，靈活調動部隊，準備連續戰斗，堅決地各個擊破進攻之敵，首先是徹底地擊破胡宗南。[2]這里講的是一個前提，首先是要打贏，胡宗南的進攻不擊破，其他一切都談不上。

　　第二，用兩手對兩手。雖然蔣介石比過去強硬了許多，但還是站在中間地位，對日仍力求妥協，對我力求縮小蘇區打擊紅軍，但已經覺得困難，許其部下與我談判。在山城堡戰役之前，潘漢年與陳立夫談過3次，對方態度十分強硬，只能擱淺。山城堡受挫后，陳立夫又派人到上海找到潘漢年，表示國共談判不能中止，那就繼續談。我們的政策：“一方面從人民、從反蔣軍閥、從國民黨內部造成運動；一方面紅軍消滅蔣軍，雙管齊下，迫蔣妥協。蘇區與紅軍任務堅持打蔣，不稍放松。”[3]不能因為正在談判，就這也不敢那也不能，總怕得罪了對方，負責打的只管打，打得越狠越有利于談。

　　第三，對胡宗南部隊釋放善意。胡宗南軍山城堡失敗后，內部充滿著聯俄聯共、一致抗日的空氣。張學良建議我們，對胡軍勿作仇敵，應盡力爭取，我們對此建議完全同意。毛主席致電彭德懷立即采取如下辦法：（一）首先釋放一部分俘虜，勿罵其長官。（二）用誠懇與尊重彼方態度，分別寫信致胡宗南、孔令恂、周祥初（孔、周都是胡宗南的師長）。（三）派人到豫旺見胡。（四）用毛、朱、張、周及各方面軍各軍團各軍首長名義，發表告胡軍官佐士兵書，簡單明了說明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志愿。[4]即便是蔣介石嫡系部隊也要盡力爭取，促其轉化。

　　第四，對潘漢年明確談判方針。迫蔣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環節；我們愿意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讓步；我們并不堅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須用兩個政府出面談判，但是必須兩黨（不是兩個政府）平等地簽訂抗日救亡之政治軍事；離開實行抗日救亡任務，無任何商量余地。[5]講得很明白，愿意談判，不是投降，不是私家之計，而是為了抗日救亡，只要抗日，可以不堅持形式上平等，離開抗日不可能談。

　　第五，爭取社會各界支持。毛主席以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給南京政府、全國各報館、各團體、各黨派、各界、各武裝隊伍及全國人民寫公開信說，[6]在日偽匪軍進攻晉綏的前哨戰已經開始，大規模侵略戰爭即將爆發，中華民族處在生死關頭之時，我們向全中國人民宣言：全中國主力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現已集中完畢，只要給我們以抗日去路，我們準備立即開赴晉綏前線，并愿意接受全體抗日軍最高統率機關的指揮，為保衛晉綏、保衛華北、保衛中國而血戰到底。

　　第六，直接給蔣介石寫信做思想工作。毛主席以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等紅軍高級將領和中國人民紅軍的名義寫信，對蔣介石說：全國人民對綏遠抗日將士的援助是何等熱烈啊，而先生你卻集全力于自相殘殺的內戰，西北各部隊的官佐士兵心理如何，我們身在戰陣都知道，他們與我們的心并無二致，都想停止自殺之內戰，早上抗日之戰場。就連先生你的嫡系勁旅胡宗南軍，亦難逃山城堡之慘敗，并不是該軍真的不能打仗，而是不愿意中國人打中國人，寧愿繳槍給紅軍??！人心與軍心向背如此，先生你為何不清夜捫心一思其故??？

　　信中最后說：

　　“天下洶洶，為公一人。當前大計只須先生一言而決，今日停止內戰，明日紅軍及先生之西北‘剿共’大軍，皆可立即從自相殘殺之內戰戰場，開赴抗日陣線，綏遠之國防力量，驟增數十倍。是則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復，先生也得為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凌煙（掛功臣像的凌煙閣，就是載入中華民族英雄史冊），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

　　“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地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實全國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吾人誠不愿見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稱曰，亡中國者非他人，蔣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視先生為能及時改過救國救民之豪杰。語曰，過則勿憚改（憚，害怕的意思，孔子的話，意思是有錯誤不要怕改正），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是要悔過自新的意思，只要不再作惡，也可以成佛?。：稳ズ螐?，愿先生熟察之。”[7]

　　道理講清楚了，話說得很重也很實，因為亡國滅種危機已經迫近，不能太客氣了?，F在回頭來看，蔣介石如果接受這些真理和建議，幾天后的西安事變就不會爆發，但他執迷不悟，根本聽不進去。當然，他能不能聽進去都不要緊，抓住一切機會鍥而不舍地闡發我們的主張，一點一滴地滲透，功夫下到了總會有結果。

　　山城堡之后，蔣介石沒汲取應有的教訓，他錯誤地認為紅軍已難以為繼，執意要消滅紅軍。但歷史證明，不是紅軍難以為繼，而是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難以為繼。他沒有看到，西北地區抗日救國的“三位一體”已經初步形成，全國的抗日風暴已經掀起，任何倒行逆施都會付出巨大代價。

　　張學良和楊虎城下決心聯共抗日，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三位一體，是經過一個量變到質變過程逐步形成的。[8]

　　1935年下半年，蔣介石派東北軍進駐西安，實際上也是借機占地盤。東北軍進入甘肅后，于學忠當了甘肅省主席；王以哲向陜北進軍，如果不是勞山戰役吃了大敗仗，有當上陜西省主席的希望。

　　長期統治陜西的楊虎城，自然是有戒心的。蔣介石也有意挑撥他們，他對張學良說，只要東北軍“剿共”能立功，可以考慮把楊虎城調出陜西；同時，又讓人向楊虎城暗示，張學良有大西北主義思想，要楊注意。從而使他們互相牽制。兩支部隊之間也互相輕視，東北軍看不起十七路軍的土造槍；十七路軍看不起裝備雖然精良，但卻不抵抗日本侵略，而丟掉東三省的東北軍。兩軍官兵常常因為一些小事情發生沖突。

　　但到1936年上半年，這種情形卻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由于中共積極主動地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張學良、楊虎城也都各自秘密地溝通了同紅軍的關系，不約而同地走上了聯共抗日的道路。

　　從中央紅軍落腳陜北開始，毛主席就在精心策劃這方面的工作。1935年11月下旬，剛剛打完直羅鎮戰役，曾長期在十七路軍做地下黨工作、擔任過陜北紅軍第二十六軍政委的汪鋒，正在處理繳獲的物資和俘虜，賈拓夫通知他星夜趕到前總駐地談工作，趕到后前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告訴他，是毛主席調他來的，工作將由毛主席當面指示。

　　據汪鋒回憶：見面后毛主席先問了陜北許多同志的情況，他向毛主席匯報了楊虎城和十七路軍的情況。[9]

　　毛主席對他說，東北軍和西北軍都是地方勢力，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是受蔣介石排斥打擊的，蔣介石要他們打紅軍，達到兩敗俱傷的目的，他們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東北軍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強烈。十七路軍是典型的地方勢力，要擴大實力控制地盤，我們的方針是保存東北軍、十七路軍，在抗日的旗幟下爭取張學良、楊虎城，壯大抗日力量。

　　最后，毛主席談到派他去西安的任務，代表紅軍同十七路軍談判，爭取他們同紅軍互不進攻，聯合抗日。毛主席還讓帶上他給楊虎城、杜斌丞、鄧寶珊的親筆信。

　　當時楊虎城不知汪鋒底細，便派人到天津，找曾在他手下任省政府秘書長的共產黨員南漢宸詢問情況。正巧時任中共北方局情報部副局長王世英要去陜北匯報工作，到西安向楊虎城證明汪鋒是自己同志，并與楊虎城初步商定四項合作原則。主要是我們不打他，他也不打我們。楊虎城還送給王世英500塊錢，王世英問汪鋒蘇區缺什么，汪鋒說缺文具，就買了一大批派克和金星筆、墨水等帶到陜北。從此，紅軍和西北軍的合作序幕開啟。

　　紅軍與東北軍的聯絡，也是從直羅鎮戰役后開始的。紅軍殲滅東北軍一零九師后，正要準備繼續圍殲一零六師，該師地下黨員董彥文前來接通了關系。毛主席得知后立即下令釋放部分俘虜，主動撤去對一零六師的包圍，與一零六師建立聯系。緊接著又派被俘團長高福源溝通與張學良的聯系，先是李克農與張學良談判，后來周恩來副主席與張學良談判，達成了合作共識。

　　紅軍東征回師后，毛主席沒到西征前線，而是傾注了更大精力開展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工作。他起草了《關于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進行系統全面的部署指導。[10]

　　文件指出：由于東北軍現在所處的特殊的政治絕路的地位（亡國奴的地位），由于紅軍對于東北軍的革命的影響，東北軍有極大可能轉變為抗日的革命的軍隊。爭取東北軍到抗日戰線上來是我們的基本方針。我們在東北軍中的工作目標，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東北軍變為紅軍，而是要使東北軍變為紅軍的友軍，使東北軍實行徹底抗日的綱領。超出這個范圍的一切言論與行動，均在排除之列。

　　爭取東北軍的方法是什么呢？毛主席說，主要依靠我們耐心地說服與解釋的政治工作，從政治上去爭取他到抗日戰線上來。不從政治上爭取，而依靠陰謀詭計，無法使東北軍成為堅強的抗日的愛國力量（現在有些人總是從這樣的小算計研究問題，真的不靠譜）。不排除對部分東北軍采取軍事行動的必要，但這種軍事行動的目的，同樣也是為了政治上的爭取，而不是為了消滅東北軍（這是堂堂正正的目的）。毛主席還明確，爭取東北軍的關鍵，是使東北軍脫離蔣介石的控制和影響，公開起來反對蔣介石喪權辱國的一切無恥行為，拒絕執行蔣介石進攻蘇區和紅軍的命令。

　　為了統一黨內思想，毛主席還講到，關于東北軍問題要同黨內兩種錯誤傾向做斗爭。這兩種傾向是什么呢？

　　一種傾向認為，既然東北軍同我們聯合，是我們的友軍，那東北軍與紅軍是沒有區別的，這種傾向的結果，必然使我們放棄提高現在的東北軍到抗日戰線上來的任務，在東北軍表現不好時就表示悲觀失望，對于黨爭取東北軍的策略表示懷疑以致反對。

　　另一種傾向，以為一切東北軍同我們的聯合行動都是假的，都是為了達到他們消滅蘇區的目的，這種傾向因為東北軍內部某些壞人的這種宣傳而更加言之有據，這種傾向根本否認東北軍轉變為抗日軍的極大可能，結果也會放棄爭取東北軍的工作。

　　毛主席分析這兩種錯誤傾向的主要來源，是這些同志不看到事情的本質，而迷惑于一時一刻的現象。今天看到這部分東北軍好，就說東北軍和紅軍一樣，明天看到那部分東北軍不好，就說東北軍根本要不得。這種朝三暮四的估計，使我們無法決定一個確定的方針，而始終搖擺不定。必須反對這兩種傾向，才能執行黨對東北軍一貫的堅定方針。

　　看似相反的兩種錯誤傾向，結果卻是相反相成，兩極相通。實踐中既不能右，也不能“左”，防止兩種相反的傾向才能保持正確。學習毛主席的思想方法，既有歷史意義也有現實意義，對比一下我們許多人差距很大。

　　當時，張學良身邊有一個宋慶齡引薦的地下黨員劉鼎，周恩來與張學良的膚施會談時他也參加了，隨后被任命為中共駐東北軍代表（名義上是張學良的隨從副官）。1936年7月初，毛主席電召劉鼎到陜北，與周恩來、張聞天一起聽取他關于東北軍情況的匯報。劉鼎帶回張學良的一個問題：萬一東北軍與蔣介石決裂時，東北軍是否可以與紅軍合在一起去打游擊，去抗日？張學良還對劉鼎說：勸蔣介石抗日的事情，我原來想著有可能，現在看不容易。不如明著跟你們干，旗幟鮮明，然后再逼他抗日更有力。[11]

　　毛主席要劉鼎把中共中央逼蔣抗日的方針轉告張學良，還說，現在大家都要團結抗日，東北軍與蔣介石的關系，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原則下也要團結，不要破裂。勸他不要性急，準備更大的斗爭。劉鼎轉告后張學良非常高興，表示愿以最大勇氣和最有力的辦法來勸蔣，以勸蔣聯共抗日為己任。關于東北軍萬一與蔣決裂的問題，也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12]

　　8月初，根據二四方面軍北上、西南事變發展、日本對綏蒙進攻等形勢變化情況，毛主席、張聞天、周恩來、博古致信張學良說：“我們認為兄部立即準備配合紅軍選定九、十月間有利時機，決心發動抗日局面，而以占領蘭州、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為基本戰略方針。”[13]幾天后，紅軍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達成協議，三大主力紅軍奪取寧夏，配合東北軍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并進而推動全國各派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中共中央貫徹“逼蔣抗日”方針的重大戰略步驟。[14]

　　張學良希望再派一些黨和紅軍的高級代表到西安，進一步商討聯合抗日的問題。毛主席致函張學良表示：先生之一切顧慮，敝方均愿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于無損有益之地位。八九月間，派出多謀善斷的時任紅一方面軍參謀長葉劍英元帥，作為紅軍駐東北軍正式代表。主要任務：一是籌劃組織西北國防政府；二是組織建立抗日聯軍；三是培養訓練東北軍內部的進步力量，組織有抗日思想的青年學生充當東北軍的下級干部；四是及時處理一些重要問題。

　　葉劍英到西安后，住在張學良衛士營營長孫銘九家里，一共住了兩三個月，凡是國際國內重大問題，張都要與葉詳談。孫的妻子開始只知道這個風度翩翩、和藹可親、深居簡出、生活樸素，儼然一幅學者氣度的先生是“親戚”，后來知道葉劍英的真實身份后，對孫銘九說：“這樣的人，在東北軍中是找不到的！”[15]

　　同一時間，毛主席還把自己的秘書，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曾當過紅五軍黨代表、紅七軍政委的張文彬派到西安，作為紅軍駐十七路軍正式代表。可見，毛主席對這項工作的重視程度。

　　兩廣事變期間，張、楊與紅軍聯合抗日的意圖更加具體化了。他們擬出一個組織西北抗日聯軍或援綏聯軍的計劃，張學良任總司令，楊虎城任副總司令，與紅軍的抗日行動密切配合，還搞了一個綱領性的通電宣言稿。但因兩廣事變失敗，這個計劃才暫時擱起來了。

　　當時，有人把這種局面稱作“三位一體”。其實質，就是以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為政治領導，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共同組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我們黨的策略方針，已經從局部從西北地區實現突破。

　　據葉劍英發給毛主席的電報說，閻錫山也要請蔣領導聯紅抗日，為綏遠撥款出兵。倘若蔣不干，他決心不顧一切犧牲，撤綏遠的固陽、包頭、五原、安北、陽河5縣給紅軍，聯晉軍、紅軍、東北軍全力抗戰。[16] 這說明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已逐漸成為誰也不能違背的大勢。

　　張學良、楊虎城有了聯共抗日的共同政治目標后，相互間的矛盾化為合作，甚至成為知心朋友。他們還一起商定改造部隊、整頓內部、共同對付蔣介石準備抗日。從1936年六七月份開始，進行一系列具體準備工作：[17]

　　一是在西安市南郊王曲鎮成立軍官訓練團。團長和副團長分別由張學良、楊虎城擔任，訓練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連以上和團以下的現任軍官，請共產黨員劉瀾波等講課，灌輸聯共抗日思想。課堂上可以公開談抗日，小組會公開討論聯合共產黨的問題，還教唱《義勇軍進行曲》，這個歌張學良最愛聽，還與大家一齊唱。每期訓練時間只有兩個月，但收效很大。

　　二是成立抗日同志會。以東北方面具有抗日聯共思想的積極分子組成秘密核心組織，張學良自任主席。這個組織的主要成員是東北軍少壯派，掌管著各項機密工作，包括秘密抗日活動、與共產黨聯系和人事工作等。

　　三是成立學兵隊。主要為張學良培養新的抗日干部，隊長是張學良衛士營二營營長孫銘九，隊員大部分是北平地下黨介紹去的抗日積極分子，很多人參加過“一二·九運動”，還有一部分是中共地下黨員。

　　四是聯絡各地實力派。綏遠抗戰爆發后，張、楊秘密派出代表，到廣西聯絡李宗仁、白崇禧，到新疆聯系盛世才，到太原、北平、濟南聯絡閻錫山、宋哲元、韓復榘，到四川聯系劉湘，試探各方面態度。

　　五是支持群眾抗日運動。中共組織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東北救亡會，簡稱“西救”“東救”，西安各學校均成立教職員救國聯合會、學生救國聯合會。組織抗日游行和群眾大會，雖受到警察干涉，但十七路軍憲兵營暗中保護，還有東北軍武裝部隊支持。為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12月9日1萬多名學生在西安舉行愛國請愿游行，成為西安事變爆發的導火索。

　　從1935年底到1936年底，僅僅過了一年的時間，西北地區相互敵對的三方力量，竟然能從劍拔弩張發展到“三位一體”，難以想象的事情成為現實。這說明，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推動要見結果了，歷史的車輪要轉向了。

　　注釋：

　　[1]《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77頁。

　　[2]《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77頁。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13-614頁。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14頁。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12，619-620頁。

　　[6] 張迪杰主編：《毛澤東全集》第9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406-407頁。

　　[7]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書信、報告、日記》第三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111頁。

　　[8]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回憶錄（上）》第五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62-183頁。源自楊虎城綏靖公署主要做東北軍中上層聯絡工作的交際處處長申伯純回憶《西安事變紀實》。

　　[9]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回憶錄（上）》第五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19-127頁。

　　[10]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文告、決議、講話》第四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69-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