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956年1月,王明以治病為由赴莫斯科,從此就滯留蘇聯再未回國。據《王明傳(增訂本)》(周國全、郭德宏著,人民出版社西元2014.7出版)中披露的一個史料稱:《莫斯科秘檔中的中共秘史——潘佐夫(A.Pantsov)2004年6月25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的演講(摘要)》說:“約1967或1968年,有一份王明與安德羅波夫(當時的蘇共中央主席)的談話記錄。是王明要求安接見他的。王說現在中國的情況相當嚴重,請求蘇聯派軍隊到內蒙古去,內蒙古的……是他的朋友,會配合蘇軍的,然后再攻打北京。”(參看: 1967年至1968年王明曾與蘇聯領導人安德羅波夫談話,要求蘇聯出兵內蒙古 )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傳記,其作者不可能虛構外國人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的演講記錄;潘佐夫是“俄裔美籍學者”(“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網站西元2018-9-30有《俄裔美籍學者亞歷山大·潘佐夫來訪天津大學張太雷研究中心》的報道),有條件看到俄羅斯保存的蘇聯時期歷史檔案,也不存在捏造王明與安德羅波夫談話記錄內容的必要。所以,上述有關王明的史料應該是真實的。
王明身為中國人,竟然主動“請求”外國派軍隊攻打自己的祖國,這當然是不折不扣的漢奸言行。他之所以墮落至此,除了利欲熏心,主要是因為具有嚴重的崇洋媚外思維。
近代以來的著名漢奸大多崇洋媚外,比如汪精衛、胡適等類,因為其“反共”,可稱之為“右”的崇洋媚外之徒。王明的不同之處在于,他有“共產黨員”、“馬克思主義者”的頭銜,當名之曰“左”的崇洋媚外之徒,其崇媚的對象是當時的蘇聯。
西元1941年,毛澤東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不點名批評黨內“言必稱希臘”的一幫人,指出他們脫離中國實際,盲目推崇外國理論(“希臘”代指蘇聯經驗),忽視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研究,“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這些“言必稱希臘”的人之中就包括王明。西元1945年,毛主席曾說:“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之所在,就是他對自己(指中國革命)的事考慮得太少了,對別人(指蘇聯)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參看《 師哲回憶錄:1945年七大時的毛主席 》)“言必稱希臘”、“對自己的事考慮太少,對別人的事操心太多”,這正是崇洋媚外的表現。
從王明的人生來看,他之所以崇媚蘇聯,主要應該是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思想觀念,他熟讀了不少馬、恩、列、斯的“經典著作”,思維沉陷于蘇聯的革命實踐經驗和理論之中;另一方面是自身名利,他在中共黨內領導人地位的確立和穩固,完全依靠蘇聯人的提拔和支持。這兩方面因素交織混雜在一起,使他自西元1925年第一次去蘇聯開始,終生保持了對蘇聯的崇媚依附。這種崇媚,在他竊奪黨內領導權失敗并持續受到批評、內心憤懣的情況下,又遇到中蘇兩黨兩國尖銳對立的時機,就化為他干出漢奸行為的動力。
當下有不少崇媚西方的大小“右”類公知,但也存在著一些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掛在嘴上的“左”類公知,二者本質上都是崇洋媚外,其思想意識,用西元1955年毛澤東主席在處理衛生部的賀誠、王斌兩人企圖“取消中醫”問題時所說的話來講,就是“鄙視祖國文化遺產”(參看 建國初期兩個“老革命”欲消滅中醫表明了什么)。崇洋媚外不一定就會成為漢奸,但王明的事例表明,它是許多漢奸的重要思想基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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